辛亥革命時期的十八省建國思想及其後果_風聞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於狹隘的“民族建國主義”的以在十八行省恢復建立漢族國家為目標的革命建國思想，而視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為可有可無之地，這客觀上為日本黑龍會等國外侵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也導致國內滿、蒙、回、藏各族對革命充滿疑懼因而產生離心傾向，這使得國家在辛亥革命過程中面臨領土分裂和由此引發大規模民族仇殺的巨大危機。但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大多能夠以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為重，終於使江浙一帶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漢軍政府象徵十八省漢族鐵血團結的“十八星旗”成為中華民國國旗，標誌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狹隘的漢族立場被確立為國策，這是使國家轉危為安的重大決策。南北議和以清帝退位，將其主權及相應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國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的連續性，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實現，避免了國家分裂和大規模民族仇殺的災難，因此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要在十八行省範圍恢復建立漢族國家，而視滿、蒙、回、藏等族聚居區域為可有可無之地。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盡人皆知的中國同盟會誓詞，但對這八個字的解釋卻歷來並不清晰。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1906年在日本製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有這樣的解釋：“一、驅除韃虜：今之滿州，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1）

這個闡釋的含糊之處在於沒有説清其中的地域概念，歷來人們往往把誓詞理解為推翻滿清政府，在舊政府原有的全部領土範圍內建立新國家，但實際上這種理解並不準確。“驅除”並不等於“推翻”，當然也不是“滅絕”，“驅除韃虜”自然是要把“韃虜”驅趕到某個地方去，按照明朝開國的舊例，是把異族趕回其祖居之地，就是要把滿族趕回滿洲，如當年朱元璋把蒙族趕回蒙古草原，這裏就含有分裂的意味；“恢復”自然是回到原來的情形，漢族被滿清滅國前的情況，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漢族居住地區，大致相當於十八行省的範圍，因此“恢復中華”主要是在這漢族聚居的十八行省範圍恢復建立漢族國家（這個範圍沒有包括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只相當於當時中國領土的不到一半），而視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為可有可無之地。

“在十八行省恢復建立漢族國家”思想的第一個來源是中國的歷史傳統。孫中山一向以繼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業自勉，在1906年《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上孫中山説到：“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2）1912年2月12日南北議和成功，清帝剛剛退位，孫中山就決定於15日在南京舉行民國統一大典，親率民國政府各部部長及右都尉以上將校參謁明孝陵，異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有：“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帝”。（3）以共和國總統的身份，率領整個共和國政府，以如此規格祭祀一位封建王朝皇帝，其追懷崇敬之情可以想見，實際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是來源於朱元璋討元檄文中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

關於恢復建立漢族國家的土地範圍，雖然也有不同的説法，但還是以“十八行省”最為普遍接受。孫中山認為這就是漢族的傳統疆域：“且支那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複合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幾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4）1905年秋與汪精衞談到軍政府時孫中山説：“洎乎成功，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5）當時流佈最廣、影響最大的鄒容《革命軍》也稱：“昔之禹貢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6）武昌起義後，軍政府以象徵十八省鐵血團結的“十八星旗”為國旗，對全國發出的文告也都以“十八省”為號召，詳見後文。

偶而也有“十九省”的提法，不過影響不大，比如章太炎也是主張要收復漢族故土，不過可能是追溯到了漢代班超、班勇在西域的事蹟，把新疆也算進來成為十九省，似乎忘記了新疆到晚清才成為行省：“自渝關而外，東三省者，為滿洲之分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為漢人之分地。滿洲嘗盜吾漢土以為己有，而吾漢人於滿洲之土未嘗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為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碑，以收復吾所故有而已。”（7）實際上“滿洲之土”已經有大量的漢族遷入“侵攘”，但章太炎作為一個南方人似乎並不太清楚。

要之，革命派中流行的思想，是並不把滿蒙等少數民族區域當作中國固有的領土，所以在革命後建立新國家時可有可無。1908年《民報》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論”中批判滿清政府時稱：“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贖其長白山之故巢，亦既無賴極矣。”（8）這等於否認遼東半島是需要保全的中國領土。1908年《民報》章太炎“排滿平議”中有：“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9）認為從中國版圖把少數民族區域分割出去，更加利於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上，對雙方都有好處。

“在十八行省恢復建立漢族國家”思想的另一個來源是歐洲從十九世紀開始日益發達的所謂“民族建國主義”理論，即認為民族獨立建國至為正大，在民族國家競爭的世界裏，惟有單一民族的國家才能強固有力，否則必然分崩離析，這種思想在《江蘇》、《浙江潮》、《民報》等當時著名的革命派刊物上廣為宣揚，影響很大。1903年《江蘇》“新政府之建設”一文中有：“試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來此等驚天動地之大風潮，龍拏虎擲之大活劇，連篇累牘紛陳眼簾，何一非民族主義所激盪所演出者耶！蓋自‘兩民族必不能並立於一政府統治下’之精理既發明，歐洲之政局乃大變動，而所謂民族建國主義者磅礴膨脹不可消磨。”（10）

當時革命派中甚至有非民族的國家不算國家的論斷，1903年《浙江潮》“民族主義論”一文闡發頗為透闢，嚴厲批判合眾多民族為一大帝國的思想：“非民族的國家，不得謂之國。……集多數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發公同之行為者，則曰國。而置一國於此，其內容則鍵結無數之異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語言不同，其風俗習慣不同。因此四者，而利害乃相馳焉，而感情乃相背焉，而欲鍵而結之，而出於公同，無已則以政府之威壓力。雖然，自古及今，有不亡之國者矣，未有不亡之政府者也。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撥性起。吾證之於遠，則羅馬是也。彼雖能鍵無數民族於一國下，然一時而已，不轉瞬而亡也。吾證之於近，則蒙古是也。彼能並歐亞二大族而統一之，然泡影焉。”（11）清王朝的廣闊疆域是在康熙、乾隆之世，由“十全武功”的征伐奠定，由上面的思想推論，大清國當然也不得謂之國，自然也難免解體的命運，革命創建的新國家當然也不可能完整繼承清帝國的版圖。

明確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國家”的，是1903年《江蘇》“政體進化論”一文：“如吾前所舉民主政體成立之四因，吾國實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勢，遠勝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論可獨立而民主也；……（三）同胞四億萬，同文同風同利害，羣策羣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論尤可獨立而為民主也。……二十世紀中，必現出一完全無缺之民族的共和國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國，全權在我……嗚呼！建民族之國家，立共和之憲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12）

綜上，可以看出革命派中存在着以在漢族聚居的十八行省恢復建立漢族國家的革命建國思想，對於滿、蒙、回、藏等族聚居區，則認為在新國家中可有可無，偏激一點的甚至認為沒有更好。當然，受狹隘的“民族建國主義”影響較深的只是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即使是這部分人後來在立憲派的輿論攻勢之下，也不得不把這種對於國人來説過於激烈的主張隱藏起來。立憲派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一貫反對革命派的種族革命學説，以為滿漢早已融合，革命必遭瓜分，特別是楊度1907年在《中國新報》上發表的“中國新報敍”一文，論述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國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為漢、蒙、回、藏四國，分裂則必然遭列強瓜分以至於亡國，（13）頗能言之成理，迫使革命派不得不正面回答。

《民報》相繼發表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汪東“革命今勢論”等文章，加上前一年發表的汪精衞“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説”，算是對立憲派的回答。然而，汪精衞完全以美英“門户開放”政策立論，迴避了民族分裂問題；章太炎、汪東則一相情願地認為蒙、回、藏各族發展程度不足以自立，畏懼列強則必然依附中國，迴避了由激烈民族主義對各族的衝擊而產生的離心傾向；總之，革命派的回答説服力不強，似乎只是表面上的應付，內心深處仍是以為少數民族區域的去留是次要問題，不必在革命勝利之前重點加以考慮。

二、狹隘的“民族建國主義”為日本黑龍會等侵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

日本黑龍會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顧東亞的大局和帝國的天職，為實行興隆東亞的經綸，挫折西力東漸之勢，目前的急務是先與俄國開戰，在東亞將其擊退，把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14）黑龍會的創建者和領袖是內田良平。

從黑龍會的宗旨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兇惡的侵華組織，其目標是先擊退1900年庚子之變中出兵侵佔我國東北三省的俄國勢力，進而吞併東北三省、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這一地區有著名的大河黑龍江，所以定會名為“黑龍會”。黑龍會通過公開的輿論鼓吹和私下游説高級軍政官員，對推動日俄戰爭的爆發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戰爭的結果終於使日本侵華勢力侵入我國東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龍會的領袖內田良平1894年就曾經建立“天佑俠”組織，深入到朝鮮東學黨起義軍中，對推動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起過一定的作用，可以説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急先鋒。

然而就是這個兇惡的侵華組織黑龍會以及它的領袖內田良平，卻與中國同盟會以及孫中山建立了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內田良平1898年就通過宮崎寅藏與孫中山相識，1900年到新加坡幫助孫中山組織廣東惠州起義。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中國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就是於7月30日在東京內田良平家中召開的，會上內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不久當時的黑龍會會員後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靈魂北一輝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內田良平在《日本之亞細亞》一書中提到孫中山1906年以來曾對日本朝野人士遊説，以中國革命後在長城以南建國，滿蒙讓給日本，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報酬。（15）1912年2月初南北議和成功的前夕，孫中山、黃興通過森恪與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商談由日本提供給革命黨一千萬到二千萬日元的援助，換取中國以某種形式把東三省讓與日本，由於2月12日南北議和成功，這一意向無形打消。實際上，由於當時國際、國內巨大的反對力量，這一意向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孫中山、黃興曾有這樣的意圖，經由日本學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國學者俞辛焞的考證，應該是確實的。（16）

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者，中國同盟會是偉大的愛國團體，這是沒有疑問的，那麼何以孫中山和同盟會與日本一部分侵華勢力能夠形成如此密切的關係呢？有些學者難以理解這一點，曾經竭力加以辯駁，但黑龍會是公開的政治團體，以黑龍江命名，有各種公開出版物宣揚其侵略主張，內田良平更是通過著述不遺餘力地宣傳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説孫中山和同盟會不瞭解內田良平與黑龍會的侵略立場，那就過分牽強了。既然瞭解其立場，而又過從甚密，必然要對合作的基礎和條件達成某種共識，這與同一時期康有為堅決拒絕與孫中山見面形成鮮明對比。那麼，要和以併吞滿蒙為根本目標的黑龍會達成合作的共識，除了出讓滿蒙還可能有什麼合作條件呢？

實際上，孫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雖然是堅定的愛國者，但仍然不免有其思想和認識上的侷限，正是這種侷限給日本侵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第一，革命派中流行着狹隘“民族建國主義”及由此產生的在十八行省建立漢族國家的革命建國思想，把滿蒙置於可有可無之地。其極端的表現是認為“兩民族必不能並立於一政府統治下”，這一方面是受歐洲民族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認為滿蒙歷史上不是傳統的漢族聚居區，或許也因為看到日本作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迅速崛起；第二，不瞭解我國北方漢族在清代大規模擴散，因而形成廣闊的民族雜居區域的國情，因此對國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給各族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缺乏認識。由於巨大的人口增長，清代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漢族人口向東三省、內蒙、新疆等地大規模移民，形成了廣闊的民族雜居區，革命派中大多是南方人，孫中山長期漂泊海外，對南方沿海人口移居海外的情形非常熟悉，而對北方人口分佈的重大變化認識不清，因此對國家和民族分裂可能造成的後果估計不足。第三，可能還有為整體利益犧牲局部的想法，這與列寧和德國簽訂代價很大的佈列斯特條約有些類似。

三、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到革命大規模爆發時，上述思想侷限產生的危害就會集中表現出來，造成很大的危機。1907年孫中山在南洋忙於組織兩廣的起義，東京同盟會本部呈現渙散狀態，一部分來自長江流域的革命派為聯絡會黨，推動長江流域的革命發展，在東京成立了“共進會”，其中重要人物有張百祥、焦達峯、劉公、居正、孫武等，共進會的革命旗幟定為“十八星旗”：“用大紅色為底布，由中間輻射出來九個黑色鋭角，每個鋭角內外兩端，各有一黃色圓星，內外各九個共十八個，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團結和鐵血的革命精神。”（17）“十八星旗”可以説是狹隘的“民族建國主義”思想的一個具體結果。

1908年冬，共進會孫武、焦達峯、彭漢遺等先後回國，但聯絡會黨很不順利，而工作重點轉向新軍後，進展神速。1911年9月14日湖北的共進會組織與新軍中的革命團體文學社決定實行合併，發動起義的條件接近成熟了。9月24日，新軍中的革命情緒已經難以抑制，意外發生了南湖炮隊暴動事件，總督瑞澂開始嚴密戒備。革命黨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0月6日（陰曆八月十五中秋節）發動起義，同時議決“東京共進會預擬的國旗圖樣和大都督印鈐，更應早日製就，以備應用。會上決議以李白貞既長美術，又懂化學，一併交他辦理。 李白貞接受了這兩項任務，就在黨人所設的機關文藝俱樂部密室把國旗圖樣放大畫好，購買了紅黃黑三種色布，照圖裁剪粘貼，交他的夫人陳氏縫就。” （18）

可以看出，雖然後來“十八星旗” 被定為陸軍軍旗，但當時是把它作為新國家的國旗的，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時也是把它當作與“五色旗”、“青天白日旗”並列的確定國旗的三種選擇之一。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十八星旗” 高高飄揚在蛇山黃鶴樓頭，成為革命的象徵，激勵着革命軍民的鬥爭意志。但它同時也是狹隘的“民族建國主義”的集中體現，“十八星旗”僅僅代表十八個行省，黑龍江、吉林、奉天、新疆四個行省以及內外蒙古和西藏等廣大範圍的區域被排除在外，這使國家的領土完整受到重大威脅。

軍政府成立不久即發出《佈告全國電》，轉載刊佈於全國各報，影響很大，其中動輒以“十八省”、“漢族”、“漢人”為號召，痛斥滿人則雲“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殺”，號召革命則雲“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期於直抵黃龍，敍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19）大約同一時期發出的《佈告海內人士電》則稱：“為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漢人四萬萬之生命，死活在此一舉，成則與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再享萬萬世世之福，否則墮於地獄中永無超生之日矣……今日之舉，是合十八省諸英雄倡此義舉”。（20）可見在武昌起義初期，軍政府完全被“民族建國主義”的狹隘思想所控制，以在十八省建立漢族國家為號召，還沒有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的考慮。

共進會的排滿立場在革命派中本來就較為偏激，加之兩湖素以民氣剛猛著稱，故而當時武漢革命軍中民族主義情緒甚為狹隘激烈，革命軍中的兩個流行口號是“不準侵犯漢民”和“不準危害外人”，（21）也就是説中國漢族之外的各民族是不在保護之列的，因此武漢滿人被殺者有數百人之多，雖婦孺亦有所不免，當然後來在西安被殺的滿人還要更多。

《辛亥革命稀見史料彙編》收有以中華民國軍統領黎元洪名義發佈的《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這篇檄文產生於武昌起義之初，雖然流佈不廣，但可以生動地反映當時民族情緒偏激的程度。檄文的後半部分是以發表於1907年《民報》增刊《天討》上章太炎撰寫的“討滿洲檄”為底本，略加改動而成的，結尾一段的改動令人震驚，竟然是把原文只是針對滿人，擴大到以滿蒙回藏四族為敵：“又爾蒙回藏人，受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尺布粒粟，何非資於我大國。爾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懷報德，反為寇仇，而與我大兵抗……爾若忘我漢德，爾惡不悛，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乃蹀足謦欬，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京觀。如律令佈告天下，訖於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22）這一段對1907年章太炎原文的主要改動在於：（一）原文“又爾滿洲胡人”改為“又爾蒙回藏人”；（二）原文“爾胡人之歸化於漢土者”改為“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三）原文“與外胡響應”改為“與外蒙響應”。（23）可以看出，武昌檄文的民族主義立場比章氏檄文更加狹隘激烈，簡直帶有與滿蒙回藏四大族決裂的氣味，而且滿人之外特別針對蒙古族。

四川省也是共進會影響較大的省份，共進會在日本成立時四川會黨首領張百祥曾被推選為總理，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佈四川獨立，大漢四川軍政府的旗幟也是“十八星旗”，不過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英國駐成都總領事是這樣描述的：“那面旗幟（我想目前中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紅字（漢），周圍有十八顆星繞成的一個黑圈，形狀象是太陽，但顏色是黑的。……旗幟上‘星’的數目是十八顆，而不是二十一顆或二十三顆，這個情況表明把東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爾）排斥在聯邦之外。”（24）可以看出，四川“十八星旗”顏色不同，還多了一個代表漢族的“漢”字，但無論如何它們向外界傳達的信息是明確一致的，就是要在十八行省恢復建立漢族國家。

然而隨着革命形勢的擴展，越來越多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進來，加上革命黨中原有的温和派力量，革命開始變得温和起來，湖北黎元洪、湯化龍、湖南譚延闓、江蘇程德全、浙江湯壽潛等相繼進入革命領導層，特別是11月底漢陽失守和12月初蘇浙聯軍攻佔南京以後，革命的重心轉移到南京。江浙一帶是立憲派實力雄厚的地區，温和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漸漸取得了能夠左右整個革命形勢的地位。此種轉變使辛亥革命難以真正進行徹底，使得保守勢力大量地保存下來，以至於後來危害民國，這是勿庸諱言的，但同時也使革命派中一部分偏激的民族主義傾向得到矯正，減少了革命的破壞性，為保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1月初江浙一帶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由於當時江浙立憲派和舊官僚在社會上地位聲望很高，因而轉向革命後大量進入了領導層。5日，江蘇巡撫程德全順應革命形勢，在蘇州宣佈江蘇省獨立，一變而成為江蘇都督。同日，浙江獨立，湯壽潛被推舉為都督。6日，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為都督。12日江蘇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爾登通電全國，請各省派代表來上海，會商組織臨時政府。20日，各省到滬代表議決，承認武昌軍政府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也就是説此時“十八星旗”是民國中央政府的旗幟。

12月2日蘇浙聯軍攻佔南京，12月4 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滬軍都督陳其美，以及各省留滬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長民、馬良、王照、歐陽振聲、居正、陶鳳集、吳景濂、劉興甲、趙學臣、朱福詵在上海江蘇省教育總會開各省代表會，列席會議的還有章炳麟、趙鳳昌、章駕時、蔡元培、王一亭、黃中央、顧忠琛、彭錫範，（25）從與會名單可以看出，著名的立憲派人物和與立憲派接近的革命派人物佔有明顯優勢，大會議決“公電孫中山回國主持大政，公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國名定為中華民國。黃興等建議規定國旗式樣。經過反覆研討，取五族共和的意義，決定以五色為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徵漢、滿、蒙、回、藏。”（26）雖然這一決議由於當時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漢而並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但“五色旗”的出現標誌着在革命陣營已經開始把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問題放到極為重要的位置加以考慮。

而後“五色旗”被江浙一帶的革命軍採用，任鴻雋12月31日搭孫中山專車去南京時，在上海車站“看見車站中人行道兩面排列了滬軍士兵，軍隊的每一枝槍上均插上一張五色小國旗（五色國旗是當時江、浙一帶所採用的旗幟），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孫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沒有看見。”（27）當時 ，“青天白日旗”被兩廣革命軍採用，“十八星旗”被兩湖革命軍所採用，是為辛亥革命中影響最大的三種旗幟。1911年12月12日，在武漢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齊集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代行參議院）在南京正式議決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

但是，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對毫無革命歷史的“五色旗”並不滿意，他個人在感情上當然傾向於“青天白日旗”，1907年還曾經為“青天白日旗”幾乎和黃興鬧翻，（28）同時認為“十八星旗” 的主張也很正大。孫中山1912年1月12日覆函代行參議院：“貴會諮來議決用五色旗為國旗等因。本總統對於此問題，以為未可遽付頒行。蓋現時民國各省已用之旗，大別有三：武漢首義則用內外十八省之徽志，蘇浙則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廢其二。……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適得武昌來電，則主張用首義之旗，亦有理由，非經將來大會討論，總難決定也。”（29）

然而“五色旗”1911年12月初產生於江浙一帶並不是偶然的，當時南方革命陣營裏，立憲派、舊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張已經佔壓倒優勢。立憲派雖然和革命派一樣都是政治上的革新派，但其與革命派分歧的一個根本點就是立憲派主張滿漢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將導致國家分裂以至滅亡，這在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論戰中表達的十分清楚，在立憲派對清政府絕望以至於參加革命以後，它的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的主張並未改變，而且一時極能博得輿論界的同情；温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對極端的民族主義，比較注意民族團結和領土問題，宋教仁還著有《間島問題》，專門論述東北中朝邊境的延吉主權問題，甚至為清政府在對外談判中所借重；（30）舊官僚更是反對一切激烈的思想，認為變動越少越好。

即使激進革命派如孫中山等，也認識到共和力量已佔優勢，清王朝的滅亡已經不成為主要問題，開始把民族團結和避免國家分裂問題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順應形勢發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領土完整的主張，並在1912年元旦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特別加以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脱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31）

既然承認五族共和為立國之本，且認為維護民族團結和領土統一為當務之急，就很難否認以“五色旗”為國旗的主張，南京各省代表會議（代行參議院）決定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標誌着五族共和的建國思想已經在南方革命陣營裏取得決定性勝利。

四、論南北議和對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重大作用

然而，南京各省代表會議（代行參議院）定“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南方革命陣營達成以五族共和為建國之本的共識，並不能保證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的理想真正實現。

北方以袁世凱集團為主要支撐的清王朝還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如果堅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很難在短期內統一中國，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義運動的衝擊，滿、蒙、回、藏等各族對於革命都心懷疑懼，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漢人對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國、英國等帝國主義勢力的陰謀，假如南北戰事延綿，長年不決，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的巨大災難將難以避免。

當時國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險是十分緊迫的。日本和俄國本來是為侵略我國東北發生過大規模戰爭的死敵，然而一旦經1907年和1910年密約劃分勢力範圍，雙方竟然一變而成為以瓜分中國領土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夥伴，武昌起義爆發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就與俄國總理大臣商議瓜分中國滿蒙，談話紀要中有：“根據一九O七年及一九一O年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只要時機一到，兩國即可根據一九O七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32）10月24日日本內閣會議決議：“確立帝國在滿洲的地位，以求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為此，帝國政府必須經常策劃，不遺餘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機，自應加以利用，採取果斷手段，實現上述目的。”（33）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緻密電給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帝國政府亟須當機立斷，下定決心……趁此絕好時機，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滿清朝廷偏安華北……維持滿清朝廷於華北一隅，而使其與南方漢人長期對峙，乃屬對帝國有利之上策。”（34）1912年1月13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致電內田康哉外務大臣：“關於清國時局問題，俄國總理大臣態度相當激越，鋒芒所示，頗有一欲時機既由日、俄兩國協商，一舉分割滿洲、蒙古之勢。”（35）可見日、俄兩國趁火打劫的決心是很大的，中國國內動盪時間越長，它們實現陰謀的機會越大。

韃靼長期以來是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的通稱，因此“驅除韃虜”的口號給蒙古族的心理衝擊不亞於滿族，蒙古王公對武廷芳的質問最足以反映這種疑懼心理：“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如諸君子欲合全國共謀組織，則滿蒙藏回土宇遼闊，幾佔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制之共和。……即使諸君子所見不遠，懷挾部落思想，謂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則我蒙古最後之主張，未便為諸君子宣佈。”（36）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國的策動下，以庫侖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義宣佈獨立，而後哲布尊丹巴在親俄派杭達多爾濟等的慫恿下登極稱帝，中國官員被驅逐，漢族商民倍受虐待。（37）1912年1月3日，烏里雅蘇台的札薩克圖漢宣佈獨立。在外蒙幾次派兵侵襲和日、俄兩國的策動下，內蒙古也漸漸呈現不穩跡象，1912年1月中旬乎倫貝爾盟在俄國策動下宣佈獨立，哲里木盟郡王烏泰也積極準備叛亂。（38）1912年1月底，變亂已經蔓延到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的策動下，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貸款，謀劃發動叛亂：“關於蒙古舉兵事，刻已步步準備就緒。喀喇沁王已決心於數日脱出北京（三萬發子彈已於昨日領取運出）。喀喇沁王與川島之間所訂密約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項借款，約定以卓索圖盟五旗內（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峯市附近）所有礦山為抵押，貸與日金二十萬元整。因該區將成為舉兵之根據地，故貸與款額較他項借款為多。……此次所貸款項，大部分將使其用於舉兵。”（39）在川島浪速與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訂立的十條契約中， 規定獨立後任川島為總顧問，一切文武事宜都與川島商量決定，未經日本允准，不得與俄國往來，這實際上是日本陰謀建立“偽滿洲國” 的第一次嘗試。（40）

國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發大規模的民族衝突和種族仇殺，這對各族人民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分裂意味着要在兩個民族聚居區之間的民族雜居區域中，人為劃出一條原來並不存在的國境線，這時雜居區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驅逐乙族以使本地劃歸甲國，相應的乙族也想驅逐甲族以使本地劃歸乙國，民族仇殺就這樣難以避免地爆發，幾乎每一條新劃出的邊境線，都是由大量的鮮血凝成。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分治，舉國狂歡，但是從這一天開始，沿着一條在36天裏匆匆劃定的邊境線，兩側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對面地奔逃，1400萬人淪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即使在英印國軍隊的監視下，仍有大約50萬人在相互的沿途劫殺中喪生，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無道理最悲慘的災難之一，而且在雙方有爭議的克什米爾，戰火綿延半個世紀至今未熄，且不用説由敵意而產生的軍備競賽給兩個國家帶來的沉重負擔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引發了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等一系列大的衝突，已經使數萬人喪生，這一地區幾乎變成了一片廢墟。

辛亥革命時期在內蒙古的變亂地區，大量漢人遭到驅逐和燒殺。（41）當動亂波及西藏時，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42）不久衝突爆發，藏軍“不分玉石，見漢即殺”，（43）西藏各地漢人處境極慘，“參贊陸興祺及師周自印度迭電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而漢商民居藏者被屠殺幾盡，藏番勢力遂東漸及康”，“中國難民避藏番屠殺，流亡於哲孟雄（注：今錫金）、印度各境者，為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分起資遣回國，至四年冬始畢。”（44）如果不是全國政局很快穩定下來，災難無疑還會蔓延更深更廣。

在這樣的民族衝突中沒有勝利者，衝突各方都要遭受難以癒合的重大創傷，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的嚴重負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漢族人口出現巨大增長，相對的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由於宗教（約40%男性當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人口依舊很稀少，（45）（46）漢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數民族區域的壓力雖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別是晚清改封禁政策為放墾政策後，移民過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範圍的民族雜居區，因此一旦國家分裂，民族仇殺很可能以非常大的規模爆發，給各族人民帶來的災難將是不堪設想的。

不僅僅是滿、蒙等少數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漢人，由於受共和思想影響很少，對革命極不理解，一時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險性的是當時握有奉天軍權，能夠左右東北三省去向的張作霖的態度。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談已接近完成，張作霖主動訪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稱：“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斷不容許革命黨之類南方人任意蹂躪，如北伐軍之類，何足掛齒；即袁總理，如有確實跡象證實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絕不聽從其指揮……日本國如能以德相召，則東三省民眾，必將人心趨向，有所依歸。本人認為與其將東三省委於南方人之手，勿寧讓予外人更為了當。”（47）1月31日張作霖再次傳言落合：“袁世凱終已逐漸附和共和，皇帝退位當不可免，東三省亦將失去足以擁戴之主宰。身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寧死亦不屑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為佳。”（48）2月3日張作霖第三次傳言落合，稱：“日昨已以統領名義致電袁世凱，闡明如下立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種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本人將擁戴肅親王歸依日本國。”（49）張作霖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多的好感，但對比起來，當時似乎革命黨更令他感到不安。

那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形勢判斷頗為準確：“皇帝將早日退位並由袁世凱建立臨時政府。但是這個轉變可能帶來嚴重的困難；有跡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願意心平氣和地接受這項解決辦法。”（50）2月12日清帝退位後，東三省繼續懸掛龍旗，不久以後張作霖在袁世凱的重金籠絡之下，才逐漸改變了態度，可見作為舊官僚的袁世凱不管其動機如何，確實為説服北方各省贊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在民國初年才會被稱為締造中華民國的四大偉人之一。

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對革命黨的疑懼是由革命派長期的狹隘民族主義宣傳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為造成的，雖然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闡明瞭五族共和的國策，1月28日還特別緻電勸慰正在策劃叛亂的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漢、蒙本屬同種” 的親切表示。（51）但是，“驅除韃虜”載在誓詞，“八月十五殺韃子”言猶在耳，一紙宣言、幾封電報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閡。滿、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上層人物所左右，南北議和成功使革命軍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總理大臣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使各族上層人物多少感到獲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覺得舊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變。而袁世凱對一直蒙古問題極為重視，軟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籠絡手腕，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的蒙藏事務局總裁，晉封親王，對其他蒙族上層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52）終於使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族也陸續返回內蒙，後來經過談判外蒙也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承認中國宗主權，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53）

清帝退位意味着將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範圍的連續性，所以英國和俄國雖然陰謀策動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聲明承認中國在這兩個地區的主權，哪怕只是名義上的主權。清代中央政府與各大少數民族的政治關係向來由清帝在理藩院的協助下直接處理，為此清王朝特別在承德避暑山莊行宮附近修建了外八廟，以接待各族上層人物，而理藩院例來由滿蒙王公大臣主持，漢族與各族的政治聯繫一向很少。直到退位，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護者自居，1912年2月3日清帝“授權袁世凱與民軍商酌退位條件旨”中還特別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應預為籌劃。”（54）因此2月12日清帝以退位上諭中：“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並承認中華民國，（55）對抑制各族分裂傾向和維護國家統一的作用不可低估。

革命爆發之後，國內外各種促使國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統一遲一天達成，國家分裂和由此引發的民族仇殺的危險就增大一分。所幸經過全國維護國家統一的絕大多數政治派別的共同努力，南北議和終於取得成功，使國家轉危為安，順利實現統一，當時唯一激烈反對南北議和的只有頭山滿、犬養毅、內田良平、北一輝等與中國革命派關係密切，來華參與革命的日本人。（56）以往的論著多強調南北議和的妥協性，強調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難兩全，惟其妥協，惟其不徹底，才能夠容納國內多數派別的意願，使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得以大體維持，避免了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的巨大災難，因此南北議和的重大歷史意義是應該得到公正評價的。

註解：

（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296頁，中華書局1981年

（2）同上325-331頁

（3）《孫中山全集》第二卷95頁，中華書局1982年

（4）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孫中山全集》第一卷223頁

（5）同上書290頁

（6）鄒容：《革命軍》，《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670頁，張枬、王忍之編，三聯書店1960年

（7）章太炎：“正仇滿論”，1901年《國民報》第四期，同上書第一卷上冊97頁

（8）闕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論”，1908年《民報》第十九期，同上書第三卷43頁

（9）章太炎：“排滿平議”，1908年《民報》第二十一期，同上書第三卷51頁

（10）漢駒：“新政府之建設”，1903年《江蘇》第五、六期，同上書第一卷下冊588頁

（11）餘一：“民族主義論”，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期，同上書第一卷下冊490頁

（12）競盦：“政體進化論”，1903年《江蘇》第一、三期，同上書第一卷下冊545-547頁

（13）楊度：“中國新報敍”，1907年《中國新報》第一期，同上書第二卷下冊872頁

（14）趙金鈺：《日本浪人與辛亥革命》15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5）同上書73頁

（16）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501-516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李白貞：“共進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一）502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18）同上521頁

（19）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100頁，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

（20）《辛亥革命》（五）138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1）李六如：“文學社與武昌起義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一）311頁

（22）《辛亥革命稀見史料彙編》630頁，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7年

（23）軍政府（章太炎）：“討滿洲檄”，《辛亥革命》（二）290頁，中國史學會編

（24）《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247-249頁，中華書局1984年

（25）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誌”，《辛亥革命回憶錄》（六）248頁

（26）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辛亥革命回憶錄》（一）66頁，

（27）任鴻雋：“記南京臨時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憶錄》（一）410頁，

（28）毛注青：《黃興年譜長編》113頁，中華書局1991年

（29）《孫中山全集》第二卷17頁

（30）馬文義：“宋教仁與間島問題”，《辛亥革命回憶錄》（六）39頁

（31）“臨時政府公報第一號”，《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二輯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32）《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10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33）同上109頁

（34）同上112頁

（35）同上134頁

（36）渤海壽臣：《辛亥革命始末記》二，903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37）唐在禮、唐在章：《蒙古風雲錄》，《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21、23、35頁，呂一燃編，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38）郝維民：“辛亥革命與內蒙古政治”，《辛亥革命在各地》42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39）《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88頁

（40）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409頁

（41）《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298、31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42）前駐藏陸軍軍官袁鑠、何化南等：《藏事陳略》，《民元藏事電稿 . 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146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43）“蔡鍔電政府據殷承獻電陳在藏官兵遇害情形”，同上書80頁

（44）尚秉和：《西藏篇》，同上書139、142頁

（45）孟榘：《烏里雅蘇台回憶錄》，《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305頁

（46）張植華：“清代至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概況”，《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221頁

（47）《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72頁

（48）同上書74頁

（49）同上書77頁

（50）《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247-249頁

（51）《孫中山全集》第二卷48頁

（52）博彥滿都：“辛亥革命時期的內蒙古”，《辛亥革命回憶錄》（六）425頁

（53）《中俄蒙協約》第二條，陳籙：《恰克圖議約日記》，《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178頁

（54）《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二輯7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55）同上72頁

（56）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127頁

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