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巨頭做公益遇上 AI：助殘、尋親、教育、醫療……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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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航 7 月 16 日發於北京

AI（人工智能）正逐漸成為大型科技企業在社會責任（CSR）方面的主打亮點。只要留意在 AI 方面有比較優勢的公司，都會很容易發現，它們將自身的 AI 研發優勢，與一些公益性案例結合做宣傳。

概括地説，助殘、尋親、教育、醫療等幾個方面是各大 AI 企業不約而同選擇的公益事業方向，這與目前 AI 發展的特性能做到無縫對接。

大企業在 AI 研發方面具有領先地位，以自己之長與公益相結合是情理之中。不過，評價 AI + 公益不能止步於歌詠“科技向善”，而應該權衡其總體利弊，通盤考慮其社會影響。

**百度：**AI 尋人、幫助盲聾人士和控煙

近日，百度發佈了企業社會責任季度報告，其中包括以 AI 尋人，幫助盲人、聽障兒童、翻譯手語，幫助控煙等等。[1]

其中，2016 年開始的“百度 AI 尋人”共吸引超過了 20 萬次照片比對，成功找回超過 6700 個走失者。

今年 5 月以來，百度在廣州等 6 城市以 AI 改造盲人按摩店，即配備小度智能音箱，並把店鋪的燈光、空調、電視機等設備與音箱相連接，方便語音控制。百度還向全國盲人家庭捐贈上千台小度智能音箱。

有兩款分別由百度自行開發，和由百度合作伙伴開發的手語翻譯應用投入使用。前者是將兒童讀物的文字翻譯成手語的小程序，後者是讓手語者打出手勢，就能發出相應聲音，讓普通人“聽懂”手語的手環。

“百度AI控煙”則是對人類吸煙的動作深度學習，用於在公共場所識別和提取吸煙者的畫面，方便後續執法。

必須肯定，這些 CSR 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弱勢羣體，但對於讓公眾減弱，乃至消除對百度的長期負面印象，恐怕幫助不是太大。

一方面，是公眾自身的注意力問題。盲聾等殘障人士與社會大眾相隔太遠，也不容易將聲音發送到網上，引起人們注意。百度連續多年針對信息無障礙做了相關優化，也推出過助盲機器人等，但傳播聲量都不太夠。

另一方面，是這些公益舉措的“投入產出比”問題。雖然報告中寫的是“高大上”的對按摩店進行 AI 改造，但翻閲具體報道就能得出，實際操作的過程很簡單，就是調試小度音箱，再安裝或配置家電。至於控煙應用更是可以通過更換數據集訓練得出。

而同一時刻，百度在搜索質量、新聞推送等方面的問題，卻能影響到遠比殘障人士、吸煙者等人數多得多的人，所以並不能期待這些規模有限的公益項目，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神效。

**聯想：**新宣傳攻勢主打 AI 教育和醫療

近期同樣面對着廣泛的輿論壓力的還有聯想，但聯想的問題其實是相對好解決的。航通社曾梳理過聯想在公眾廣泛認知的 PC、手機業務之外的其它業務 [2] ，包括雲計算、超算、AI 輔助醫療和教育等等。可惜這些成果長期未被公眾感知。

聯想在上次財報會議提出，接下來會有一系列宣傳推廣活動，圍繞新技術、新產品、智能化轉型等方面，重點宣傳聯想的研發投入和創新積累。

如同預告的一樣，聯想密集聯合一些頭部自媒體和網絡平台，投放新廣告片《你好，世界》，推銷新口號“智慧中國”。其中作為重點宣傳的，除了聯想家用電腦幾十年的“長情陪伴”，就是呈現聯想在教育、醫療、交通、製造、能源等領域基於 AI 的智慧化探索。

面對金主爸爸的“命題作文”，各路大 V 表現不一。GQ 實驗室的《在朋友圈消失的 80 後，都去哪兒了？》[3] 和新世相的《這就是有錢男孩的私生活：野》[4] 雖然引發了很多共鳴和轉發，但似乎對於植入對象的體現和引申很弱，看完了都不一定能意識到這是聯想的推廣。

相比之下，Lens 的《那些翻過了山丘的年輕人》[5] 把握住了聯想宣傳片中關於智慧教育方案的部分，強調了教育資源的不平均，給山裏娃進城帶來的巨大障礙，也成功的讓讀者提升對聯想的正面評價。

聯想智慧教室目前已經部署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寧南縣 3 所學校 13 個班，在西藏也將有 28 個智慧教室建成。聯想提供的方案不侷限於此前刷屏的“這塊屏幕”，學生可以獲分發智能終端了解課堂信息，部署比較自由。

在醫療行業，聯想 E-Health 智能肝臟腫瘤診斷輔助系統依靠聯想智能超算 LiCO 平台，以深度學習自動判斷腫瘤的有無、性質、大小、位置、類別等信息，自動標註 CT 圖像和 3D 建模，最終自動生成診斷報告。

**國外案例：**微軟、谷歌和 IBM

AI 技術的著名玩家當然還要提到微軟、谷歌和 IBM，這些國外大廠也是用類似的方式將 AI 與公益相結合。

微軟在 2016 年開發出 Seeing AI 輔助視覺方案，由一位盲人工程師開發，可以語音告知“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正在踢球”，“你面前是一位20歲左右的女子，表情愉悦”等信息。

2015年起，微軟與”寶貝回家”志願者協會合作，利用微軟的人臉識別 API 參與人像比對尋親。微軟的人臉識別技術適用於兒童走失多年後面容發生較大變化的場景。其實“寶貝回家”對於和 AI 人臉識別機構合作可謂“來者不拒”，百度也有參與它們的項目。

2014年，微軟聯合合作伙伴開發了一套實時遠程教學解決方案，應用在西北地區的 53 個教室。[6]

谷歌 AI 業務負責人迪恩（Jeff Dean）認為，AI 在檢測癌症細胞，發現太陽系以外的宜居行星等方面對人類有貢獻。谷歌 AI 研究人員參與的公益項目，包括通過眼睛圖像檢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預測地震引發的洪水或餘震等。

2018 年 10 月，谷歌 AI 推出“社會公益 AI 倡議”項目，谷歌旗下慈善機構 Google.org 發起了 AI 影響挑戰賽，獎金 2500 萬美元。[7]

無獨有偶，另一 AI 重鎮 IBM 也是使用舉辦競賽的方式，廣納英才以 AI 項目參與公益事業。2018 年，IBM 與全球合作伙伴共同發起“代碼集結號”項目（Call for Code），利用科技解決當前最為緊迫的社會問題，宣佈 5 年內投資 3000 萬美元，範圍覆蓋全球 50 多個城市，2700 多萬開發者。

“代碼集結號”項目以黑客馬拉松（hackathon）形式進行，IBM 會向選手開放其雲平台上 Watson、AI、IoT、區塊鏈、容器等 160 多種服務。不同於其它領了獎就結束的活動，獲獎項目將會獲得 IBM 多方面的持續支持，把解決方案部署到真正需要的社區。[8]

總體上，把機器學習擅長的從大數據集中總結規律，辨識對象的能力，應用到幫助盲聾人士識圖、幫助尋找走失親人、遠程教育、醫療等公益用途，是各大 AI 企業的“常規操作”。

**AI 的社會效益：**正向與負向

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外科技巨頭越來越熟悉如何將其擅長的 AI 優勢，幻化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現階段 AI 確實是巨頭比小企業做得更好，因為 AI 發展所需的大型數據集、強大算力和精英科學家都需要大規模的資本支持。大企業有更強的 AI 實力，所以利用自己的 AI 優勢去做社會公益事業，也算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不過，AI 本身的發展也不是一點代價都沒有的。如同“清潔能源”水電一樣，AI 在改變世界的盛名之下，也時刻面對着公眾的質疑。

在我們印象中一直是“清潔能源”的水電，其對生態的負面影響，也會隨時間推移浮出水面。將自然河流以多級大壩攔腰截斷，可能對上下游的總體生態、植被、水質、動植物種羣等產生各種影響，而涉及到人口聚居區被淹，人羣被迫遷徙或改變生活方式等問題，解決起來則更為艱鉅。

AI 發展經歷兩次低潮，如今正處於新的一輪崛起進程中。即使如此，AI 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也經歷了一個從“造神”到逐步祛魅的過程。在人們驚歎完 AlphaGo 如何制霸圍棋之後，AI 的負面效應開始被廣泛討論，並逐步聚焦於隱私和失業兩方面。

李彥宏一句“中國人樂意用隱私換便利”雖然不太好聽，但確實精確的總結了 AI 對大數據的渴求會帶來什麼結果。在上文案例中，百度提出的“AI 控煙”就是典型的利用公共場合監控數據，來訓練識別人類抽煙的動作。在實踐中，此類拓寬舊有數據集適用範圍的做法，風險不可小覷。

今年 6 月，微軟悄然刪除全球最大的公開人臉識別數據庫 MS Celeb。這一 2016 年建立的數據庫，擁有超過 1000 萬張圖像以及近 10 萬人的面部信息，這些照片獲取自網絡，照片中的面孔來自公眾人物，但未獲得本人許可，從而引發了法律風險。[9]

AI 引發的失業和收入下降問題也是老生常談，這甚至導致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出現了一位來自硅谷的候選人。華裔的楊安澤主張由 AI 技術發展者為主，向美國公民每人每月發放 1000 美元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BI），也即不論貧富與否，是否有工作能力，户籍、學歷如何等情況，一概派發。

結論

企業做出 AI 與公益結合的社會責任行動，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就是樹立良好的形象，不要讓負面輿情影響公司正常經營。但能否奏效，也得看企業經營產生的正負兩方面社會效益能否“收支相抵”。

當我們討論 AI 能用大數據幫助多少人的時候，就得考慮它讓我們讓渡了多少隱私；當我們討論 AI 能消除多少貧困的時候，就得考慮它造成了多少新的失業；當我們討論 AI 讓山區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就得考慮算法讓多少孩子沉迷於資訊流無法自拔……

問題在於，可能沒有任何一種簡單的方式，能夠量化測算某種技術或生產活動，對社會構成的總效益（即正面效益-負面效益），並將其換算為社會公眾心目中的觀感。因此，企業做社會責任報告，目前也只能是以直接給出案例的方式呈現，具體對社會做了多少貢獻，是無法量化的。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參照媒體和社會公眾的觀感也不可靠。因為有些事情就像一陣風一樣，輿情生成之後很快就過去，而另一些則不然。你無法把握其中的規律，而這種評價也不一定很穩定。

在企業強調“科技向善”的同時，有些第三方監督者的想法與此完全相反，它們認為這只不過是大企業粉飾自身社會破壞性的伎倆，甚至連“贖罪”都談不上。它們聚焦於技術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持續發出不計成本代價整頓的呼聲，甚至動輒提議拆分大公司。這可以算是一種“反向”的 CSR。

如果自己不是利益相關者（直接的受益方或受害者），人們就暫時只能以正反兩面互相制衡的方式，在心中形成一個大體上的印象，顯然這種印象並不總是可靠的。

對任何企業而言，從根本上避免“眾口鑠金”，營造對自身良好的輿論環境的辦法，還在於自己要從價值觀上就是好的，從根上就真的做到，至少是信奉“不作惡”；當輿情出現的時候，以真誠的態度和公眾交流，並做出實實在在的改進。

俗話説，“預防重於治療”。如果企業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定的“人設”，那麼企業對外傳遞的形象越是接近其本來面目，用於保持這一“人設”所花的代價就越小，效果也越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