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往事：在中國TD成為世界標準前，美國代表團跟我們約了個飯_風聞

項立剛  通信領域專家

第一天開完會，中國代表團往外走時，有一個美國人悄悄地跟上來了，他説中國代表團你們去吃飯嗎？我們代表團團長想請你們吃個飯。在飯桌上，美國人説，現在是我們美國的標準CDMA2000和歐洲人的WCDMA競爭，我們要被歐洲人打敗了，如果我們被打敗了，你們中國也就被打敗了，未來3G的標準就是歐洲人的天下了。如果我們不聯合，我們就死在歐洲人的手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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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開始向全世界徵集移動通信標準時，我們中國在移動通信領域還是非常弱小的，能力還是不行的。雖然説我們有巨龍、大唐、中興、華為這樣一些企業，但是它們跟全世界比是沒有什麼競爭力的。當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做了一個政策，對這個行業影響深遠。就是政府要求中國電信運營商招標時，必須留10%的市場空間給中國的企業，這樣才讓這些企業有了生存和發展的可能。

那麼我們中國在未來的移動通信領域是聽別人主導，還是我們要有發言權，我們要做一個自己的標準，還是我們跟着別人走，這裏面有很多爭論。當時，郵電部召開了香山會議，有很多專家在討論，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個人叫李世鶴。

李世鶴原來是成電畢業的，在南京大學讀了研究生，然後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做了博士。他的技術水平非常好，他本來可以到外企工作多掙一點錢。但是回國以後，他還是想通過技術努力改變我們的通信行業。李世鶴當時是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研究院的總工程師，他認為我們需要做一個自己的標準。

李世鶴

然後，李世鶴就到處找人去談，找外國企業去溝通，比如説愛立信、諾基亞、摩托羅拉。但是那些人都是這樣，你中國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來找我溝通，當然我會陪你聊，請你喝咖啡，聊完了我送你走，説的都是虛話。能不能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這期間，李世鶴碰到了一個人，他叫李萬林，也是我們中國人。他以前在德國讀書，後來在德國的西門子通訊工作，負責標準化。李萬林是我很好的朋友，現在他在國內，是千人計劃的成員之一。

李萬林一看李世鶴是個中國人，中國人希望在通信領域有所作為，李萬林還是非常高興的，所以他是很敞開胸懷地和李世鶴進行了技術溝通。然後發現李世鶴在技術上是有很多積累的，他有一個技術叫SCDMA，用智能天線讓碼分多址的能力做得更強大，而且這個產品已經試商用化了。後來李萬林就説我請你到德國去，來西門子我們一起共同交流。

李萬林

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有兩個大的方向，一個方向是TDD，叫時分雙工，就是用時間分出兩個通道保證雙向工作；另一個是FDD，叫頻分雙工，用兩個不同的頻率建立兩個通道進行雙向工作。西門子就是做TDD的，諾基亞、愛立信、阿爾卡特都是做FDD的。

隨後，李世鶴和西門子的技術人員做了很充分的交流，發現TDD是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李世鶴又提議能不能把我的SCDMA和你們的TDD結合起來，做成一個全新的技術？西門子説是可以的。然後又説我們能不能一起做一個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西門子説不行。

西門子為什麼説不行？我們都知道2G的時候，歐洲人團結起來共同做一個標準GSM，到了3G，它們又一起做了一個標準WCDMA。整個歐洲團結起來，互相進行交流，然後歐洲人在內部一起PK，包括西門子、阿爾卡特、諾基亞，那麼最後PK的結果是歐洲選擇了FDD，就是用WCDMA，所以TDD就不能成為標準。

西門子説我們是歐洲企業，現在歐洲已經決定了要做WCDMA，我們只好去做WCDMA，要做TDD你們自己去做，我們可以給你們一些技術支持，但是標準你們得自己去做。

於是李世鶴只能回去，他帶着自己的學生陳衞、徐廣涵等人，用了六個月時間，把TDD和SCDMA的技術能力結合起來寫了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TD-SCDMA。

中國移動上TD的時候，我估計我們很多人都抵制過，在座的如果有電信運營商，估計你們那時候都罵過TD。我們憑什麼做一個標準？當時社會上的主導思想是我們應該和世界融為一體，我們應該用人家的標準，我們的技術是不行的，我們很難發展起來，所以當時做這樣的一個標準是有着非常大的阻力。

到了1998年6月30號，這是3G標準徵集的最後一天，如果在此之前標準能提交到國際電信聯盟，就可以作為一個標準的討論文件。李世鶴他們把標準做出來了，然後把它傳給了國際電信聯盟。

國際電信聯盟有一個人，聽説中國人也提交了一個標準，他特別高興，就趕快去拿這個標準來看。這個人叫趙厚麟，當時是國際電信聯盟標準化局的局長，他也是一箇中國人，是我們中國推薦到國際電信聯盟工作的。現在，他是國際電信聯盟的秘書長，是我們國際電信聯盟的最高官員。

趙厚麟

結果趙厚麟一看這個標準，不行。因為標準署名的是信威公司，是大唐下面的一個公司，就是李世鶴帶着陳衞、徐廣涵做SCDMA產品的公司，用這個公司名稱提交是不符合國際電信聯盟規定的，這個標準眼看就要作廢了。

趙厚麟一看這個情況，立馬打電話過來説，你們如果想要讓這個標準成為一個正式的文本，必須拿過去請部長簽字，再重新給我們傳過來。然後李世鶴他們就趕快去找部長，簽了字重新上傳了。

好在我們和瑞士有7個小時的時差，咱們這邊已經7月1號了，它那邊還是6月30號，為我們爭取了一點時間。最後國際電信聯盟接納了這個標準，將其作為標準文本之一納入了討論範圍。

講到這裏，大家可以看出來，當時我們中國人要做一個標準，要想在國際舞台上面有話語權，要把這些做起來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這中間，我們也看到有一羣中國人，他們到國外讀了書參加了工作，但是他們還是中國人，在最關鍵的時候他們都站出來了，支持中國的標準，支持中國的技術，因為有了這些人的一起努力，我們才終於能夠在極為困難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有了一點點突破。

我們的TD-SCDMA標準提交為國際標準了，全世界在圍繞着到底用哪一個標準展開了PK。這個PK的過程靠的是什麼？技術水平可能還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靠的是拳頭，是國家的實力。

到了1999年5月，在倫敦有一個會議，要為未來移動通信標準是搞一個標準還是搞多個標準做一個定論。第一天開完會，中國代表團往外走的時候，有一個美國人悄悄地跟上來了，這個美國人是一個華人，但是他在美國的代表團工作，他説中國代表團你們去吃飯嗎？我們美國的代表團團長想請你們中國代表團團長吃個飯。我們就很震驚，美國人居然要請我們吃飯。然後我們説好，去吃飯，於是雙方就找了個地方吃飯。

在飯桌上，美國代表團團長説，現在這個標準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什麼？是我們美國人和歐洲人在競爭，美國人提到的標準叫CDMA2000，歐洲人提的標準叫WCDMA。他説現在我們不行了，我們要被歐洲人打敗了，如果我們被打敗了，你們中國也就被打敗了，未來3G的標準就是歐洲人的天下了。如果我們不聯合，我們就死在歐洲人的手裏了，所以我們要聯合起來。

説到底，這些標準的競爭，是技術的pk，但是還是政治的較量，是國力的交流。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利益的結合。

​等到第二天開會的時候，美國代表團團長是大會主席，他把鈴一敲説現在開會誰要發言，然後他就看着我們中國代表團團長曹淑敏女士，那時候她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士。然後曹淑敏一舉手，大會主席就説曹女士你來發言。

曹淑敏

曹淑敏上台發言説，現在看我們的3G標準，每一個標準提出來的技術都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但是每一個又都有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都有一些困難，都有一些瑕疵。如果我們現在只用一個標準，從3G的遠景來説，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很可能就沒辦法很好地達到，所以我們建議3G標準還是要保留2到3個，到4G時代我們再遵循Long Term Evolution（LTE）把它融合成一個標準。

曹淑敏一講完，美國代表團團長就鼓掌了，參會的很多人是看美國臉色的，一看美國人都鼓掌了，所以在這個會議上就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定論，3G標準要搞三個標準。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很微妙的過程，最後全世界就形成了三個勢力，一個美國的CDMA2000，一個歐洲的WCDMA，一箇中國的TD-SCDMA。

中國人搞一個標準，你們想想全世界哪個國家最不高興？日本和韓國。曹淑敏之前跟我説過，説日本人給她發了一個郵件，説的是我聽説一個謠言中國也搞了一個標準？日本人不相信中國人也能搞出一個標準。

然後韓國是這樣的，我們有一次要在韓國的首爾開一個國際會議，全世界的各個代表團的人都去了，但我們中國代表團的簽證都過不了。會議開始了，美國代表團一看中國人沒來，就説不行，中國人沒來那怎麼行，不能代表所有的聲音，中國人必須參加。中國人沒來怎麼辦呢？拉一條國際專線把電話接到會場，讓中國人也能發言。

從這些也能看到3G標準的通過美國人給我們了巨大的支持，在我們弱小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還是給了我們支持。今天美國人為什麼要打壓我們？因為我們真是強大了。如果我們還依然非常弱小，只有有一點點影響力，我估計美國人不至於這樣打壓我們。

2000年5月，我們中國的TD-SCDMA標準終於通過了，成為了國際標準。我們通信業第一次在國際上面擁有了話語權，同時也為中國產業的發展打開了一個缺口，提供了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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