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觀天象的古人曾經有多牛？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我們行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天時就是根據天象選擇恰當的時機。

近日，全世界的航天迷都獲悉了一個好消息：繼“天宮二號”在軌運行兩年多的時間，即將受控離軌之際，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與聯合國外空司聯合發佈了，來自17個國家、23個實體的9個項目入選中國空間站第一批科學實驗項目。

眾所周知，**未來很長一段的時間內，中國空間站可能是唯一的空間站。**這標誌着我們中國人將作為牽頭人，帶領多國人民共同開啓一段太空探索之旅。對此，大批的太空迷或已翹首以盼了，而回首我國航天事業的漫漫路程，如今這番成就確是極其不易。

假如我們倒回到200年以前的清朝，甚至任何一個封建朝代裏，私自架起一台設備觀察天上的星星，可都是要殺頭的大罪。

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從遠古時期直至現代，人類從未停止過對頭頂這片天空的探索和思考。西方的天文學家很早便提出了地球是一個球體的設想，並且不斷運用數學知識歸納觀測數據，提出多種模型論證天體運動是完美的、和諧的圓周運動。他們把天體規律看作是純粹無暇的體系，彰顯着神明的聖潔，以至於把已觀測到的太陽黑子、彗星、流星這些東西歸結於地球的大氣現象。他們絕不願承認有多餘星體，以免破壞了九大行星體系的神聖。

彗星（資料圖）

而我們國家，長久以來一直是農業社會，自堯舜至清朝，農耕一直是萬眾國民的第一要務。圍繞這一任務，古人基於對天空的觀測總結、推算出了“二十四節氣”和越來越精細的農曆法，以有助於百姓從事農耕活動。早在戰國時期，我國就確立了陰陽合曆的原則，制歷需考慮“日、氣、朔”三個基本要素，即太陽活動、二十四節氣以及月球處在太陽和地球之間晝夜不可見的朔望月，三者之間在曆法中要通過計算達到均衡。雖然那時候的人們尚未確立天體圓周運動的規律，但卻根據觀察到的現象推算出了迴歸年和朔望月的規律，加以運用。這讓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戰國時期，我國便有了以365.25天為一年的“四分曆”，十九年置七個閏月，以消除每年0.25天的誤差。後來，我們所熟知的張衡、祖沖之等天文學家更是將觀測技術、儀器設備不斷更新，天文成果也不斷刷新。張衡的漏水轉渾天儀由漏壺和渾天儀組成，渾天儀是一個刻有二十八星宿、黃赤道、南北極、二十四節氣的銅球，在水流的推動下，模擬天空的運動，形象地展示了張衡所提出的“渾天説”：渾天如雞子，天體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這是説大地就像蛋黃，天如同蛋殼包裹着地。此等把大地説成蛋黃的説法，顯然未對普通百姓造成太深的影響，因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古人們，如何想象眼前的萬里平原是個球面？

渾天儀

祖沖之則藉助自己將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後第七位的成就（領先世界一千多年），推算出迴歸年長度為365.2428148日，與今日的推算值僅差46秒。他所編撰的《大明曆》中，每391年設144個閏月，這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精度。

既然曆法為農業服務，農業受氣候、土壤性質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天時曆法真的有必要精確到小數點後這麼多位嗎？前文提到，古時的人們架起設備觀測天象那可是死罪，為何張衡、祖沖之等精於算術的天文學家能做出此等成就？

一切都要從深深根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念**説起。從武王伐紂建立周朝，姜太公制定周禮開始，我們這片土地上歷經多次改朝換代逐漸形成了一條默認的法則：統治者是奉上天的指示統治萬民的，自稱“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兒子，老百姓自然擁護。但是如果天子本人荒淫無道把百姓往死路上逼，那麼就會有其他的仁君奉天意前來討伐。這也是我們常聽的那句“奉天承運”的來由，皇帝下達的聖旨一開頭就會表明自己奉上天的旨意管理國家的正統位置。

姜太公（影視劇照）

既然是天的兒子就必須時刻關注着天所傳達的信息。在每個封建朝代，各種異常的天象都不僅僅是簡單的天文現象，天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對應着地上相關的人或事，此可謂視作“天人合一”的表現。由此，不尋常的天象往往會被賦予一定的政治意義。大臣會利用異常的天象勸諫皇帝，採納對國家有利的建議，皇帝也會利用異常天象剷除異己。

在廣受好評的歷史劇《大明王朝1566》中，第一個鏡頭便是一位欽天監的官員直言上諫嘉靖皇帝，陳述了朝廷政策混亂，官員貪污腐敗致使天降不詳——京城整個臘月都沒降瑞雪。然而這位官員卻因誹謗朝廷的治理能力，受廷杖慘死在宮門外，由此引入了嚴嵩一手遮天、朝廷內部明爭暗奪的一系列故事。

嘉靖皇帝

欽天監就是明朝皇帝設立的專門觀測天象的部門，除皇家的天文部門外，皇帝決不允許有觀天的民間行為出現，蓋因政治維穩的考慮，天子需壟斷上天傳來的各種信息。中國古代的皇家天文台從秦漢時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兩朝的司天監以及明清的欽天監，雖然幾經易名，但天文台的觀測從不間斷，天文工作者始終佔據着特殊的地位，前文所提到的張衡、祖沖之便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

“希臘的天文學家是純粹的私人，是哲學家，是真理的熱愛者……中國的天文學家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關係，在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供職，依照禮儀供養在皇宮高牆之內。”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關“天文學”一章開篇即介紹了東西方天文學家的差異。而令人唏噓的是，我們熟知的給天空“立法”的偉大天文學家、數學家開普勒就是被自己的金主拖欠了二十多年的工資，病倒在了討薪的路上，結束了窮困潦倒的一生。

李約瑟

​

歷史記載公元前178年有一次日全食，當時的漢文帝在日食期間素服齋戒禱告上天，並下《罪己詔》説：“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之。人主不德，佈政不均，則天示之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渺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異常天象除了能促進執政者反省自身以外，也會影響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故而古代的天文學實在是一門影響深遠的學問。

中國古代天文研究的第一要務就是詳盡，務必要把天上的所有信息詳細地捕捉到並記錄下來。來華傳教士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中對皇家天文觀測者的工作情形有過如下生動的描述：“五位數學家每個晚上都守在塔樓上，觀察經過頭頂的一切。他們中一人注視天頂，其餘四人分別守望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這樣，世界上四個角落所發生的事，都逃不過他們的辛勤觀測。”相比之下，西方人感嘆他們的早期學者常無視異常天象，也未對彗星、太陽黑子、新星、超新星有過記錄，而中國人在這方面的記錄上卻獨領風騷。

太陽黑子噴發時會釋放數百萬噸電離氣體

從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七年）到公元1910年（宣統二年），哈雷彗星共29次迴歸，共發生過925次日食、574次月食，100多次太陽黑子全都詳細記錄在案，在天文記載方面，中國毫無疑問居於世界首列。在此歷代傳承的基礎上，科學史界的泰斗席澤宗先生關於中國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的研究，即其考訂論文《古新星新表》，被認為是整個20世紀中國天文學最有影響力的論文，被世界各地的天文學者廣為引用。席澤宗也因此成為唯一一位研究科學史的科學院院士。

中國古人有着傲人的天文觀測成就，以致許多人提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一直領先於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後才落後”的説法。該説法認為古代中國自上而下始終把頭頂的蒼天看作一個有意識、能辯善惡的神明看待，中國古代天文觀測的成就也大多被用作類似於西方占星術的研究，從觀測到嘗試解密其規律，我們一直在思考蒼天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指引。我們行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天時就是根據天象選擇恰當的時機。歷代的觀星家解密天空密碼、編制日益精準的歷法以及記錄各個黃道吉日的老皇曆，百姓的婚嫁喪葬、動土上樑以及農耕社會的各種重要活動，都根據這份“天時解密手冊”來判斷何時為宜，何時犯忌。

哥白尼

如《易經》所載：“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大批西方的傳教士運用他們發達的技術，多次展示西方科學在預報日月食方面更為準確的情況下，帝王們也只想到了錄用西方人入職欽天監。直到皇權政治解體、新文化運動以後，國人才開始用科學的眼光看待頭頂這片天空。

幸而我們奮勇直追，突破了種種技術封鎖，靠着我們民族從古至今一直都在閃爍的智慧，即將會迎來天文探索的又一次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