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真人電影《花木蘭》：它是不是一箇中國故事？_風聞

來源：界面文化 

作者：李丹寧

北京時間7月8日，迪士尼發佈了《花木蘭》真人版電影的預告片。該片預計將於2020年3月上映，妮基·卡羅（Niki Caro）執導，劉亦菲將飾演花木蘭一角。該片故事基於中國民間傳説，並根據1998年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進行改編，講述的是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並從外族侵略者手中救回皇帝的故事。預告片既喚起了人們對於這部電影的期待，也引發了一些網友的質疑和討論。一方面，影片的主要角色多是中國觀眾所熟悉和喜愛的華人影星，如李連杰、甄子丹、鞏俐等，片中的人物的裝束、場景和武打動作也頗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另一方面，片中出現的土樓和妝容引發了網友的吐槽——《木蘭辭》中木蘭的原型身處北魏時代，生活與征戰區域集中在華北地區，而土樓主要分佈於閩粵地區，最早的記載出現於明代，將兩者並置明顯不符合史實；另外，木蘭的紅臉蛋、黃額頭、眉間小花的妝容也讓一些網友覺得“雷人”、不夠自然。網友認為，這些細節透露出西方人對於東方的異國情調想象，以及一種大雜燴式的文化挪用。

《花木蘭》宣傳片截屏

發佈在公眾號“假裝在紐約”的文章指出，中國觀眾對於影片中的東方呈現的爭議，歸根結底是一個“這部片子到底拍給誰看”的問題。在中國電影剛剛起步的二十世紀末期（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上映之時），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規模還不是很大，中國觀眾的趣味也還不是迪士尼團隊考慮的重點，而現在中國電影市場的規模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迪士尼沒有理由不竭力拍出一部讓中國觀眾認同的中國題材電影。比起早年由白人扮演亞洲人角色、或是劇中出現醜化的中國人角色等現象，如今迪士尼會動用超過一億美元的預算，讓影片的場景、造型、情節和邏輯上更為考究，力求滿足中國觀眾的喜好，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迪士尼對中國觀眾的誠意。

而對於片中的文化挪用現象，即在沒有真正理解的情況下挪用其他文化中的符號特徵這個問題，《劉亦菲的〈花木蘭〉，憑什麼拿下全世界？》一文的作者許北斗認為，儘管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偏差和誤讀，但文化挪用未必是壞事。事實上，符號的挪用有利於文化的傳播與記憶，例如日本的壽司與和服，許多文化正是在符號化的過程中，讓他人先是產生興趣，再逐漸深入瞭解的。因此我們無需對外國人喜歡把中國元素堆砌在一起的問題感到過於憂慮和警惕，不妨看到其中有利的一面。

除了影片中的細節，也有人質疑迪士尼的《花木蘭》是否能夠講好故事本身。澎湃評論的文章《講好“花木蘭”的故事不能指望迪士尼》認為，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能流傳千古，是因為它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觀念和愛國主義。“可以想見，這些都不會成為真人版《花木蘭》的敍事重點。”近年來，迪士尼所塑造的公主形象都擁有獨立人格，懂得爭取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作者看來，這似乎更是為了迎合市場喜好與觀眾的心理需求。作者進而指出，“要講好中國故事，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還是尊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這裏的“歷史與文化”，不只是細節上的考究，更是對傳統觀念的尊重。

《花木蘭》宣傳片截屏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國故事是否就等同於傳統觀念？對女性獨立自主形象的塑造，純粹是為了迎合市場需要之舉嗎？女性自我實現的歷程不能成為一個“中國故事”的核心嗎？

對於批判影片“外黃內白”的聲音，發表於公眾號“日刻”的文章提出，其實並沒有一個所謂標準的木蘭形象和故事內涵。“花木蘭的形象在中國歷史中本就進行着不斷的變遷和演繹，我們可以指責外國人對於中國元素的不求甚解，但並不存在一個標準的木蘭模板，偏離於此的皆為離經叛道。”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吳保和就曾在論文《花木蘭，一箇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中梳理過木蘭形象與故事核心價值的歷史變遷。

木蘭的故事最早出現在收錄於《樂府詩集》中的北朝民歌《木蘭辭》裏。木蘭從軍的動機是父親身體虛弱，而她為了盡孝選擇替父親出征。除了“孝”，在這個抗擊侵略的故事中，“忠”是另一重被挖掘的價值。由於古代社會呈現出的家國一體的特徵，為父母盡孝與為國家盡忠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是統一的。而在上世紀中葉，創作者又開始強調木蘭故事中的愛國意識和抵抗精神。1939年的電影《木蘭從軍》與五十年代初的豫劇《花木蘭》都強調了愛國這一重點。而對於迪士尼的製作者，如何對不理解“孝道”的觀眾解釋木蘭離家從軍的理由成了一個難題。對此，在動畫電影《花木蘭》中，增加了父女在花園中親密談心的場景，強調父女之間的愛是雙向的，而不僅僅是對傳統孝道的恪守和單方面的給予與付出。另外，動畫片也為花木蘭增添了給家庭帶來榮耀的動機。在真人電影預告片中，木蘭的台詞“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也是一個討巧的設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觀眾都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謂榮耀的內涵。

吳保和指出，迪士尼版《花木蘭》對於木蘭女性身份的再塑造也頗有意義。不同於中國歷史文本中對木蘭以男性裝扮大敗敵軍的設定，在動畫片中，木蘭的女子身份在軍營中被識破，她最後是以自己的女性形象示人並救出了男權社會的最高象徵——皇帝。吳保和認為，二十世紀以來的女性解放常常是通過女性的男性化完成的，女性被迫放棄了女性的性別特徵和話語敍述，這一時期的木蘭故事裏最突出的往往也是木蘭的英雄氣概以及與男性同樣的能力。而在最早的《木蘭辭》裏，木蘭迴歸女性身份後，流露出的是對自身性別的認同和肯定，而非是基於男性視角對女性價值的否定與蔑視。令人欣慰的是，動畫電影《花木蘭》的價值觀也和這種對女性身份的確認相契合，表現了一個女性尋找並展現自我的故事。

隨着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電影市場規模的逐漸擴大，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來表明自己的身份，並質疑他者對於自己的代言，這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另一方面，固守自己傳統中的價值觀而排斥全球化的影響卻並不見得是明智之舉。電影既然是由迪士尼拍攝的，必然會帶有創作者所處文化的價值觀，但這並不代表這種價值觀一定是片面的、商業使然的、對中國觀眾來説無意義的，或許，它能夠重新讓我們發現隱藏在木蘭這一形象中的價值，也為人物形象賦予全新的現代意義的闡釋。對於迪士尼來説，木蘭突破了以往的迪士尼公主形象，讓這一系列獲得新的生命力；而對於中國觀眾來説，我們也能通過迪士尼的技術和影響力讓世界瞭解到花木蘭的獨特品質。與其一味爭奪木蘭是誰的，不如守望這一形象在全球的流傳過程中所收穫的新的價值。

《花木蘭》宣傳片截屏

事實上，木蘭這一形象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國界。紐約華人戲劇導演童輝在文章《跨越百年的征途：花木蘭在美國》中談及了美國不同羣體對於花木蘭形象的塑造與理解，其中就包括在美留學生以及美國的亞裔青少年。

對於一百年前留學美國的戲劇家張彭春與洪深來説，花木蘭是團結力量和展現民族氣質的不二選擇。面對當時在美國流行的醜化中國人的戲劇，兩人決定“以戲正戲”，通過排演舞台劇《木蘭》激發身邊留學生的愛國情懷，並向美國人介紹中國傳統舊劇的演出形式，並在異國觀眾面前施展自己的戲劇才華。此外，童輝也談到了花木蘭形象在美國亞裔青少年身份認同塑造中所發揮的作用。文中提到一位出生長大在美國的越南裔華人Benjamin To在1998年觀看《花木蘭》動畫電影之後感到非常興奮。他為一個東方歷史人物在美國被呈現、一羣亞裔在幕後團隊中貢獻力量感到振奮，並在木蘭身上看到了亞裔女性身上堅韌頑強的品質。2015年，紐約唐人街的容閎小學選擇排演舞台劇《木蘭》。起初，音樂老師Ryan Olsen害怕選擇《木蘭》這部劇會讓人覺得亞裔孩子就“應該”去演花木蘭這樣的中國形象，後來他發現，《木蘭》提供了一個讓他們與自身身份進行連接的方式，孩子們可以在劇中加入一些中文對話、唱詞、舞台設計，這對於孩子的身份塑造都是有意義的。

2015年，法國編劇Genevieve Flaven將花木蘭選入了話劇《九十九位女性》當中。在她看來，花木蘭是少數全世界都熟知的女性形象之一，木蘭也讓她想到了法國的聖女貞德。由此可見，木蘭的精神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共鳴。就像童輝在文中寫的：

花木蘭這一形象由於其巨大的跨文化象徵意義，得以走下舞台和銀幕，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符號：作為少女的花木蘭，可以成為亞裔少年發聲的載體；作為歷史故事的花木蘭，可以展現中國文化真實的種種細節；作為中國女性的花木蘭，可以幫助建立一個新的文化主權：不是強硬的“我們”與“你們”之別，而是將來自中國的形象，真正分享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