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為什麼鍾愛浙江？_風聞

作 者：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圖 片：IC photo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浙從何處來

談到浙江，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

浙江從古到今那麼多的人才究竟從何處來？

浙江在全國範圍內那麼好的名聲又是從何處來？

在中國34個省市自治區中，你很難找到第二個地方能有如此多的正面評價，彷彿上帝都對浙江鍾愛有加。

而解讀浙江的密碼，也就隱藏在這種“鍾愛”之中。

一個地方有人才很正常，千百年來，哪個省沒有幾個青史留名的人傑？不正常的是大規模、長時間、高質量、一茬茬整齊劃一的往外冒人才。

千年以降，浙江一直是中國的人文淵藪**。**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這裏的一草一木，一溝一壑，寫的都是吳越風情、魏晉風流和唐宋風華。

從宋元到明清，浙江綿延千年的文脈結出了豐厚的果實，浙江籍狀元就有60人之多，佔歷代總狀元數的十分之一強，明清兩代，僅浙江籍進士就冒出六千五百多個。

我曾經給寧波的慈城做過策劃，翻開慈城縣誌，這裏的人才多到難以置信，自唐至清，慈城出過進士519人，在這些進士中出過狀元3人，榜眼1人，探花3人；官至尚書和在全國各地為官的多達千餘人。

“士比鯽魚多”這一袁宏道看似玩笑的類比，其實是浙江遍地讀書種子的寫照。

況且浙江不僅出讀書人，更出大師。古有李煜、陸游、周邦彥、趙孟頫、王陽明、王國維……今有魯迅、徐志摩、郁達夫、茅盾、金庸……

浙江籍的文化大師真是璨若星河，數都數不過來，可以説，浙江讓整個中國變得精緻了不少。

在亂世烽煙之時，浙江又多人傑，清末民初，中華民族恰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時精英薈萃、羣星閃耀，浙江不過彈丸之地，且遠離政治中心。

但偏偏能得風氣之先，思想激盪、人傑輩出，從立憲名流到革命志士，再到博古通今的大師，其中諸多人物，無不身名彰顯，青史留名，即便百年之後，仍鮮有人能望其項背。

從章太炎、魯迅、蔡元培等學界巨擘，到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革命先驅，以及之後蔣介石為首的江浙軍政商羣體強勢崛起，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

如今，一夜之間，市場經濟的浪潮撞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金錢至上，唯此為大的時代到來了。浙江又搖身一變，成了商品經濟的海洋，湧現出成千上萬的老闆羣體，一副“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壯觀景象。

在改革開放初期，同樣是謀生，我那些雲貴川的老鄉們大多是外出打工，幹體力活，掙辛苦錢。而浙江人只要有點條件，總想自己做老闆，“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因此身家百把萬上千萬的浙江籍小老闆，簡直是遍佈全球各地。

這種現象曾讓我很是難受了一段時間，憑什麼你們出去就可以當老闆，而我們只能當打工仔？

同樣是發達省份，浙江與江蘇比，一個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一個是三分之二土地面積為平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124億元的年度生產總值，只有江蘇249億元的一半。今天的浙江，GDP總量雖然依舊比不過江蘇，**但是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以4.2萬元的數據位居全國第一。**可謂是富得紮紮實實。

千百年來，浙江人似乎總能找準浪潮之巔，並且整齊劃一的立在潮頭。在與時俱進這方面，浙江人是全中國的典範，他們也理所當然成為時代的寵兒。

不僅浙江人，浙江本身也是寵兒。

説到浙江，人們往往會聯想到很多美好的詞語，富裕、人才濟濟、魚米之鄉、風景優美……

最典型的就是歷代詞人筆下的浙江：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

——柳永《望海潮》

據説金主閲此詞，慕杭州勝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實事求是説，這些詩詞對浙江的描寫太理想化了，其實未必如此。

1982年我第一次去浙江時，曾順路去看望一位在西北工作多年的老領導。他好不容易通過中央協調告老還鄉，回到浙江養老。

我去看望他的時候，沒想到他和我抱怨道：“浙江什麼人間天堂，簡直是人間地獄。氣候哪有我們蘭州好，蘭州夏天涼爽，冬天還有暖氣，杭州夏天熱死人，40多度；冬天冷死人，那時候沒有空調，也沒有暖氣，西湖的冷風一吹過來，手上開的全是口子，當地人叫叫開冰口。”

我後來多次去浙江，實情的確如此，“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名篇佳句中的浙江，總是金秋或早春，卻沒有人説這裏夏天的悶熱和冬天的凍雨。大家都有意無意的忽視了浙江自然條件上的缺點，而對它的美極盡謳歌。

這就很有意思了，就像海德格爾所説的“詩意的棲居”一樣，往大里想，歷代都有各種“理想國”和“烏托邦”，往小裏想，也有“桃花源”和“香格里拉”的傳説。

一個國家，總會有關於各個地區進行比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天堂，大家看到的都是它美的那面，就像斷臂維納斯一樣，大家不關注斷臂，只關注維納斯。在這種比較中，總會有獲勝者，成為一國之“國花”。

比如法國人的普羅旺斯，英國人的大湖地區等。中國人的“國花”就是浙江。所以浙江的好名聲不是浙江人自賣自誇，而是全中國人民誇出來的，因為這是他們心目中的“國花”，不容玷污。

浙江為什麼能成夠為上帝的寵兒，這個問題可不簡單。

三、五個浙江

我與浙江的緣分不淺。從記者時期採訪娃哈哈的老闆宗慶後，到1999年幫宋城集團的黃巧靈做策劃，2000年前後，我還擔任過一段時間的浙江商會總顧問。日後又參與了温州、台州、寧波、金華，甚至杭州的策劃。

我幾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對浙江省下了很大功夫來研究。對外而言，全世界有三個浙江，對內而言，浙江又可以分成五個板塊。

所謂三個浙江，指的是本土浙江、中國浙江和海外浙江。

這三個浙江都表現出了非常澎湃的經濟動力，並且形成了深藏於海底的人際網絡和銷售網絡，這種網絡就像人體的細胞或毛細血管一樣，遍佈於市場的末梢。

這個依靠血緣、宗族、同鄉等傳統關係凝結而成的網絡，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把囿於一省的浙江經濟變成了遍佈世界的浙江人經濟。

在中國甚至海外，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會形成類似軍隊的完整建制——有實力的大老闆是投資者，在當地建立一個浙江或温州商城；實力較弱的老闆是攤主或堂主；沒有本錢的就是夥計，看鋪子、守攤位。總之，每個人都各得其所。

這種完整的市場體系還給年輕的一代以希望，他們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時的大老闆都是從最基層做起來的。他們滿懷信心地從底層做起，他們能夠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來，他們深信他們當中一定會產生中國將來的億萬富豪。

五個浙江，指的是浙江內部可以分為五大板塊，其間差別之大，甚至超出了普通的地緣之別。

第一個板塊是農耕文明時代的典型浙江。

我們管它叫金粉之地，富饒江南的真正代表——杭嘉湖平原，就是杭州、嘉興、湖州。

外地人對於浙江的傳統印象，仔細的打開來看，大多都是杭嘉湖。“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説的就是這塊土地，綾羅綢緞、詩詞歌賦、燕瘦環肥，各種美好的詞都能用在這裏，是文人心目中的人間天堂。

但所謂的人間天堂，其實是先有人間，後有天堂。天堂其實是人造出來的。

**浙江的氣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來非常優越，但在古時，並非如此。**就氣候而言，淫雨連綿，潮濕濡熱並不比北方温帶地區的温暖涼爽更有利於古人類生存，所以司馬遷《史記》中説這裏“地下卑濕，丈夫早夭”。土壤更是如此，在沒有發明鐵器前，近似於沼澤的黏滯板結的土壤很難耕作，而北方黃土高原疏鬆肥沃的黃土，特別適合那些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早期的文明，周、秦、漢、唐在黃土地帶崛起的重要原因。

**除了土，水也成問題。**太湖流域是典型的水鄉澤國，杭嘉湖平原又是太湖流域水勢最低窪、排水最困難者，水網縱橫，密度堪稱全國之冠。其中湖州最為典型，湖州曾因城內外水域遼闊，被稱為水晶宮。

然而大面積的水域，並不像詩畫中描述的那麼浪漫，往往形成災難，其發展與治水的技術密切相關，當攔水築壩和造船建橋的技術成熟之日，才是杭嘉湖真正發展之時。就連名滿天下的西湖本身，其實也是歷朝歷代不斷的營建與保護，才得以美麗到今天的。

説起杭州，不得不説的還有五代割據時期的吳越錢氏，一心向佛，規避戰亂，是一個能寫下“陌上花開緩緩歸”這般詩意“便籤”的特殊王室。錢氏治下的吳越國，不僅將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線城市的地位，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劇，納土歸宋，以一個地方政權的悲劇命運作為句點，卻為杭州在宋元時期的大發展寫下了開篇。

**杭州之美毋庸置疑，然而温柔鄉是英雄冢，美好總是容易讓人鬥志消沉，杭州在歷史上常作為短命王朝的偏安之地。**説好聽點是中土王朝的避難所，但最後的結果卻往往是王朝的銷魂處，以至於最後成了埋骨地。“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文化中似乎總有一種消解英雄氣概的東西。

在改革開放以後近二十年間，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新興力量開始崛起，舊日的大户也成了保守的象徵。杭嘉湖一直沒什麼起色，甚至有些衰敗，就像上海也曾被廣東人打的抬不起頭一樣，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了2000年前後。

從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時間，杭嘉湖持續走衰，唯一的亮點就是83年左右在嘉興海鹽出了個步鑫生，很是火了一陣，但現在回頭來看，無非是把大鍋飯打掉，管理嚴格一點罷了，並沒有衝破體制上的桎梏，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到21世紀初，杭州才開始真正的勃興。**但回頭來看，杭州更像一個舞台，讓所有浙江人粉墨登場，很多浙江籍的老闆發家後，都會選擇搬到杭州，成為新杭州人。一批批湧入杭州的新杭人，給杭州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杭州西湖長橋公園

杭嘉湖平原雖然衰敗，但卻一直很看不起旁邊的温台地區。

第二個板塊便是温台。

很難説温台是什麼樣的。它常被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形象縮影。有着遍及四海的商人和商品，説着“三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的中國最難懂方言；也曾經有過“閒敲棋子落燈花”的文人薈萃，亦有壯闊磅礴的大好山河；還有着民風彪悍，自力更生，重商輕政，投機取巧的温台人。

從千百年風雲際會中走出來的温台，很多時候像是一個矛盾體：貧瘠與富有、出走與迴歸、闖蕩與保守、書卷與草莽，在它身上並存。

温台也曾經是文人薈萃之地，有“人物滿東甌”之説。濃厚的學術氛圍讓當時最重要的儒家學派之一的永嘉學派，也隨之誕生壯大。

永嘉崑曲、青瓷、漆器隱約還殘留着彼時温州的雅緻氣息，然而，書卷氣終歸只是點綴，“艱山海阻”的地形一方面限制了温州與其他地方的聯繫，另一方面也讓這裏得以擺脱官方正統儒家思想中重本抑末、抑制商業的壓力，讓冒險成為温台人刻在骨子裏的精神。

關於我和温台的故事，可以從喝酒講起。

多年前我曾為台州市做過策劃，也去看了那道雄奇不輸邊塞的“江南長城”。那時拼酒還十分盛行，在入席前，我和團隊講：“浙江人嘛，江南才子，文弱書生，怎麼可能喝的過江湖闖老的我們，你們放心大膽的往前衝就行。”

酒過三巡後，我感覺不對勁了，這些台州人怎麼一個比一個能喝。於是我開始指揮，擒賊先擒王，集中針對一個看起來最厲害的常務副市長。沒想到這個老兄喝下去兩斤多，臉都青了，出去一會而後笑嘻嘻的回來了，面色如常，繼續推杯換盞，搞得我們幾乎全軍覆沒。

第二天我問台州市領導，喝這麼多酒你們怎麼能扛得住？他們説，這和遺傳有關係，温台人是漁民的後代，漁民在海上就靠喝酒驅寒，無事三杯酒，有事酒三杯，他們喝酒的稟賦是遺傳的。

事實的確如此，由於靠近海洋，温台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具有海洋意識的一批人，唐宋年間，中國海岸線還非常熱鬧，大海里航行着中國和各國往來貿易的航船，中國也看似將要迎來一個大航海時代，温台地區也迎來了大發展。然而接下來的明清兩朝，不只是消極的拒絕海洋，更是殘酷的打壓，“片板不得入海”，更有倭寇時常侵擾。

自古以來，倭寇被認為是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一場侵略，然而在數百年正統史觀的籠罩之下，諸多事實透露出無法掩蓋的微光。

所謂倭寇實際上是一羣被誤讀的中國海商，而且他們被重重掩埋的身份和命運背後則是中國曾經強勁的民間海洋力量與農耕王朝的對峙抗爭和衰敗。所謂的東南抗倭，更像是禁海政策下的一種謊言。

倭寇大首領王直，本身的故事就像史詩般波瀾起伏，浙江巡撫把王直的父母妻兒壓為人質，寫信誘降，並謊稱同意其開海通商的請求，最後卻將其殺害，王直臨刑前仰天長嘆：“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這話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倭寇首領説出來的。而王直口中倒黴的“兩浙百姓”，就是充滿着自由與勇敢精神的温台了。

長期以來，在官方視野裏，温台就是不規矩的代名詞，被打壓了很多年。80年代末，我曾經採訪過前浙江省委主要領導，當時浙江人都説他左，後來他對我埋怨到：“不是我左，而是上級領導每年冬天都待在杭州，一邊聽評彈，一邊盯着浙江，温州的日子好過，我就難過。我的日子要想好過，他們就不能太好過”，這種打壓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小平第二次南巡以後，温台才真正的走上前台來。

在90年代初，我去江浙一帶採訪，温台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當時電力緊張，家家户户門口都擺一個小發電機，街上那些面容姣好，操着吳儂軟語的婦女們，像男人一樣蹬着人力車，車上拖着四五百斤的貨物。將近四十度的高温下，沒有人有怨言，都在默默奮鬥，每個人臉上都是喜悦與希望，每天都在發生變化。

在採訪時，當地人送給我一個精美的打火機，給我講到：“打火機市場本來被日本霸佔，温州只是代加工的工廠，然而代工多了以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做，用勤勞、智慧和低成本把日本人打的七零八落，無奈退出，從此温州壟斷了整個一次性打火機市場”。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甚至美國的軍裝、警徽、國旗都被温州人包攬了，只要市場有訂單，這裏就能提供足夠的生產力。採訪結束後，我寫了一篇文章《華東歸來話廣東》，並在文中感慨道：**什麼叫温州模式，什麼叫市場經濟？**就是貓有貓道，鼠有鼠道，不是無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場規律也。

這種“各行其道”的規律，讓温州人即使在最壓抑的年代，也沒有完全熄滅冒險的火苗，他們被一窮二白的草莽之氣驅使，瞅準商機，離開家鄉尋找財富，甚至遠赴海外。

浙江人闖蕩歐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這個依靠血緣、宗族、同鄉等傳統關係凝結而成的網絡，形成了完整的傳幫帶體制。

最近我在法國參加了一場影響很大的世界華人高爾夫賽，參加者的大部分都是温州人。大巴黎地區總共有三四十萬華人，浙江人佔了主流，其中一大部分又都是温台人，包括青田人（青田隸屬麗水，但靠近温州）。

再一深究，這批三四十歲的老闆們，大多都是99年擠在黑暗的集裝箱裏，漂洋過海偷渡過去的温州農民，因為偷渡到美國要30萬，到歐洲只要3萬，所以他們都選擇往歐洲跑，甚至出現過所有人窒息而死的慘劇，但就算這樣，偷渡者依舊絡繹不絕。

百年前最初那幫一窮二白的偷渡客們，靠着一塊青田石去敲歐洲的大門，逐漸站穩腳跟，到後來開餐館、洗衣店，逐漸融入當地，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中國製造的代理商和接應點，而且深入到了敵人的腹地，這批抓住機遇的浙江人也成為了當地的華僑領袖。舊日洗碗刷盤子的手，也開始打起來號稱貴族運動的高爾夫了。

2010年左右，我再訪温州時，温州正處於眾矢之的，大批温州人組成炒房團，揮灑着支票，昂首挺胸的挺進杭州，挺進上海，縱橫捭闔，甚至還一度引發爭議。

温台地區商業的活躍，帶動了民間金融發達，各種地下錢莊、擔保公司層出不窮。但是這種發展模式的無序和不穩定在十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裏暴露無遺。

相關統計顯示，在2010年前後，整個温州，接近90%的家庭或個人參與民間借貸，60%左右的企業也深陷其中。隨着債務崩盤，資金鍊相繼斷裂，老闆們紛紛跑路。深刻的反應了温州冒險精神的另一面，就是冒進與投機。

印象中的温台人，大多體態瘦小，操着混雜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門説話。

但是在改革開放40年間，關於他們縱橫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膽者”的故事可謂車載斗量，——膽大包“天”的王均瑤，正泰的南存輝，這些我都認識。還有汽車瘋子李書福，吉利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年中國還不允許私營資本涉足汽車領域，李書福根本拿不到生產牌照。“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這位台州佬一番驚世駭俗的表白令前來視察的中央高官都為之動容。而不怕失敗的背面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機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紅蜻蜓的老闆錢金波。我曾與紅蜻蜓合作過兩三年，錢老闆雖然是小木匠出身，成長於社會大學，最後甩掉木匠擔開始做皮鞋。

但和他在一起時，能明顯感覺到身上的儒雅之氣。他對於很多文化概念如數家珍，甚至給我講起所謂的“永嘉學派”，我一度非常詫異，一個小木匠出身，後來又去跑市場做皮鞋的老闆，怎麼還知道“永嘉學派”呢？

**因為對文化的熱愛，他和浙江文化界的名人餘秋雨成了朋友，我和餘秋雨認識也是經由他介紹。**有一次他特邀我去浙江做一次講演，同台嘉賓就是餘秋雨。我見餘秋雨時，他正好出了本新書《借我一生》，我當時問他：“現在電腦這麼發達了，你用電腦寫（書）還是手寫？”他説不，要用鋼筆寫，這樣才有韻律美，這也是一個享受的過程。

那天我們聊了很長時間，他那種吳儂軟語的腔調到現在我都很難忘，但的確能感受到他相當深厚的功底和修為，而且講究工整、優雅和美感，他屬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浙江人——寧紹人。

浙江的第三大塊是寧紹平原，寧波和紹興。

它正好介於杭嘉湖和温台兩者之間，既不像杭嘉湖是魚米之鄉、金粉之地，也不像温台海盜橫行、生性強悍，但他是這兩者的結合。

紹興自古以來就是文人薈萃，當温台輸出海盜或者遠走南洋的時候，紹興就輸出師爺。

紹興的儒雅之氣十分濃厚，鋌而走險、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想幹，生存壓力又大，所以紹興人只能好好讀書，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所以全中國最大的師爺出產地就是紹興。

明朝紹興的進士數量有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成了七百四十名。榜樣如林讓紹興人變得特別愛學習，但是地方的錄取名額畢竟有限，這麼多讀書人都來求功名，哪有那麼多的功名？

所以落榜的考生不是説學問差，只是紹興競爭實在太激烈，所以很多讀書人，為了求生機，只能去做需要很高文化的師爺，類似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

這個非常有意思，包括周恩來家都是有師爺傳承的，年少時周恩來跟着家人一路地北天南，從淮安轉戰東北，其實就是一條師爺之路。周恩來日後也成為了全中國全球最大的師爺，這都是有家學淵源的。

**寧波和紹興相比，文化氣息相對淡一點。**如果説紹興是一瓶含蓄內斂的女兒紅，寧波就是更烈一點的黃酒，它的城市口號就是“書藏古今，港通天下”，寧波也出王陽明、餘秋雨這樣的讀書種子。但畢竟寧波靠海，骨子裏面有一種海洋精神，更喜歡的還是經商。

近代以來，寧波人主要的活動地點是上海，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上海崛起，寧波人通過上海這個平台展現了自己獨特的才華，他們既有温台地區人的開拓精神，又有紹興人的那種儒雅。

此時的上海，正好出現了買辦這個行業，精明強幹的寧波人天生就適合做買辦，寧波幫快速形成，19世紀80年代，上海的“寧波幫”買辦已超過“廣東幫”而獨佔鰲頭，寧波人支撐起了上海的繁榮和發展，中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榨油廠、第一家火柴、第一家機器製造廠、第一家銀行，都是在滬甬商創立的。

到今天為止，上海那些成功的商人追根溯源，十有八九都和寧波脱不開關係。再加上近代隨着寧波幫的興起，蔣委員長帶着一大批浙江人走上了中國近代史的舞台。寧波人在歷史上留下了舉足輕重的印記。

第四個值得關注的板塊就是金華地區。

金華地區包括橫店的影城、永康的小家電、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東陽的勞務輸出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東陽和義烏，兩個地方製造業都比較薄弱，但是在做市場上面在全中國都首屈一指。

**這個板塊的特點也很鮮明，既不靠海，又不臨近通州大邑，交通非常閉塞。**我當年第一次去義烏和東陽的時候，從杭州開車一百二三十公里，居然要四個多小時，真是山路彎彎。最典型的就是東陽，可以説是包工頭之鄉。我曾經和廣廈的老闆樓忠福合作過，他之前就是全國最大的包工頭。

在合作過程中免不了喝酒，我發現樓忠福和他手下這幫傢伙根本不像大眾印象中的浙江人，飯桌上沒幾句話就開始斗酒，而且還是“三盅全會”，黃酒、紅酒、白酒湊到一起，半斤半斤的喝，我當時就奇怪他們怎麼這麼粗獷，後來才知道這些人都是闖遍全國的包工頭，酒場上廝殺慣了的。

我和樓忠福合作時，他曾經眉飛色舞的講起年輕時的故事：當年的樓忠福一窮二白，老丈人十分看不上他，他和老婆幽會時，被老丈人發現後拿着刀滿街追。

誰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他發家之後，老丈人安頓在公司裏養起來了，他卻開始風流瀟灑，甚至還和某位落魄的大明星有來往。

我印象特別深刻，一次我們吃飯時，他夫人也在場，同桌的還有相當高級別的領導幹部，樓忠福毫不避諱的和他夫人説：“你在家裏就當好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不用你管，你一旦插手，老大的位置都不保！”我聽了以後真是哭笑不得，浙江居然也有這種土匪式的老闆。

但東陽土歸土，畢竟地處浙江，出包工頭的同時，也出文化人和大匠人，《送東陽馬生序》講的就是東陽，新聞界的老前輩邵飄萍的老家也在這裏，而且東陽的泥瓦匠、木雕等都非常厲害。繁榮的匠人文化，也為無中生有的橫店提供了基礎。

説起東陽，橫店不得不提，我和徐文榮也打過交道，橫店下屬的橫瓷集團也是我們的客户。

橫店的肇始離不開名滿天下的浙江籍導演謝晉，當年謝晉在拍攝《鴉片戰爭》時四處尋景，橫店集團董事長徐文榮主動相邀。後來的事大家耳熟能詳，徐文榮組織工程隊在荒嶺上削山闢地，複製古建，用了四個月時間，一個佔地319畝，6萬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粵街景拔地而起，可以説，徐文榮幫了謝晉，謝晉也成全了橫店。

今天方圓20平方公里的橫店鎮內，景緻上卻跨越了數千年，上至春秋戰國，下至近代上海灘。

時至今日，這個常駐人口9萬有餘的小鎮每年接待遊客數高達2200多萬。除了遊客，湧入小鎮的大軍之中，還有數以萬計的“橫漂”，有着王寶強這個勵志的案例，羣演也被充滿人文關懷的賦予了浪漫主義的想象。

事實上，《天下無賊》上映已經是14年前，現如今，這樣的故事再難發生。但是不得不説，在資源匱乏的金華，無中生有的打造出中國最大的文化產業基地，徐文榮也算一代傳奇，創造市場的典範。

當然橫店的發展中，還有很多不足外人道也的秘訣，就像魯冠球、禹作敏這批鄉村強人一樣，徐文榮最初走的也是超常規發展道路，繞開制度的壁壘，遊走於政策的灰色地帶，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而是搞出一個所謂的“社團法人制”，力圖實現政治正確下的經濟效益最大化。

而這批鄉村強人最後的結局不同，無非是紅帽子的牢固程度不同罷了，而浙江的徐文榮、魯冠球就是其中深諳中國政治文化的典範。

走出去的包工頭很了不起，無中生有的文化產業也值得稱道，但真正最厲害的，是義烏人請進來的能力。

匱乏的自然環境讓他們不得不另尋出路，浙江有一種傳統的貿易模式叫做雞毛換糖，小商小販走南闖北走街串巷，以紅糖、草紙等低廉物品，換取居民家中的雞毛等廢品以獲取微利。

雞毛換糖的小販們，趕上了改革開放大時代後，一部分行走天下，另一部分就開始居中做創造市場的生意，這就誕生了義烏小商品市場。

我曾經問過寧波人：“你們寧波的製造業那麼發達，而且區位也是通江達海，為什麼你們沒把市場做出來”？他們説：剛開始我們也想自己做，後來發現做不過他們。原因也不太清楚。

我想可能是因為義烏人自古華山一條道，如果做製造業，物流成本等各方面根本沒有優勢，所以只能做市場，再加上遇到幾個比較好的官員，能夠製造政策窪地，能夠做到長遠規劃，持之以恆，最後產生了巨大的虹吸效益。

周邊的一些製造業重鎮，像温州、台州、寧波、紹興等，都放棄了自己做市場的野望，一門心思做好製造業，然後把市場放在這裏，藉助這裏走遍全世界。

當整個浙江舉全省之力藉助這個平台來釋放自己的產品的時候，它不想成為世界級的小商品市場都不可能。

第五塊就相對邊陲一點，麗水和衢州。

麗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經濟上不甚出彩，但風景很神秀，是武俠片熱門的拍攝地。

如果説麗水尚算是長三角的西藏，那衢州真的是打破人們心中對於浙江的傳統印象。

衢州靠近閩浙贛皖四省交界之處，也是當年土匪嘯聚山林的地方，這裏不僅風景奇崛，也出怪人，比如説江山縣的戴笠等。

浙江人的口味都以清淡為主，如果説真有什麼癖好的話，那也就是放些糖，而衢州人卻是無辣不歡，同樣是吃豆腐腦，杭州人加葱花、榨菜，衢州人則是一大清早的就往裏面加辣椒。

改革開放後，麗水、衢州成了浙江經濟的窪地，但這裏一樣出人才，宋城的黃巧靈就是麗水人。

他本身就是一個文藝青年，紅學愛好者，在部隊裏也是文藝能手，轉業後到了當地的文化館，在改革春潮的召喚下，還有文化人的浪漫情懷驅使下，黃巧靈跑到了當時最熱的海南島，而且直接跑到了天涯海角。

面對大海，黃巧靈激動得跳起來，揮手將包扔向大海，大聲呼喊。然而興奮過後，沒有住處，他直接和衣睡在沙灘上。第二天醒來，看到一輪紅日從海中升起，紅學愛好者、文藝青年黃巧靈感覺生命某種東西得到了昇華，他詩人一樣擁抱大海，豪情滿懷。但擁抱畢竟不能當飯吃了，擁抱了五天八天之後，沒飯吃怎麼辦？和成千上萬下海的文人一樣，黃巧靈面臨着生存的問題。

日後功成名就的黃巧靈，曾經感嘆萬千的和我講到：“創業一開始，是包下天涯海角做海濱浴場。條件非常艱苦，沒有住的地方就搭帳篷；沒有水就領着大家一塊挖井，挖到30多口，水才終於出來。總之是磨難重重，好不容易海濱浴場開起來了，一個月裏連續遇到兩次12級以上的颱風。海濱浴場所有的東西，都被颱風吹走了。”

那段歷史，現在惟一留下的記載是颱風過後黃巧靈和幾個夥伴在海濱浴場拍下的一張照片，照片已經泛黃褪色。他當時在背後寫下的文字，頗為蒼涼：“辛苦建成的竹樓度假村，被一夜台風夷為平地，工作人員走了，只剩下了我、一個民工、一對情侶和一條忠實的狼狗。”

黃巧靈在海南混了三兩個年頭，經過了各種磨難。但正是這些磨難讓他從一個文藝青年，初步蜕變成了商人。

到了1995年，懷揣着一個夢想，一個故事，一副清明上河圖的黃巧靈，開始了他的故鄉遊説之旅。事後他和我説，當時自稱有多少錢，其實百把萬都不到，一大半還是問兄弟夥借的。最後他成功在郊區整到20來畝地，開始把夢想落地，打造宋城。

現在的黃巧靈已經成了上市公司主席，千古情繫列在全國複製。**今天黃巧靈雖然還在兜售文化，但他已經成了商人，曾經的文化人黃巧靈到哪去了？**已經留在海南天涯海角的沙灘上了。

杭嘉湖、温台、寧紹、義烏、麗水衢州，浙江省的經濟版圖大概就是這麼五大塊。再加一塊和寧波隔海相望的舟山，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起組成了這片市場經濟的海洋。

文脈與商脈，浙江的靈魂

**如果細品浙江，我們會發現，這片土地上長期存在着兩股力量，濁流與清流。**經商是濁流，讀書是清流，喻於利是濁流，喻於義是清流，這條脈絡或此消彼長，或此起彼落，綿延了上千年，這種糾纏同時塑造了浙江的獨特國民性。

浙江的文脈與商脈，尤其存在的必然性，浙江的農本位意識歷來比其他地方的人淡的多，至少從18世紀後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僅靠農業完全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所謂的“魚米之鄉”更多是一種美稱，物產豐富固然不假，但完全無法滿足快速擴張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選擇讀書考取功名，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則開始外出經商，因此浙江自古就有商品經濟的傳統，茶、鹽、紙、瓷、劍、鏡、綢，堪稱物阜民豐。

到了今天，浙江的變化讓人感慨，多少年來，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陸游、王陽明、魯迅、金庸這樣的才子説不上俯拾皆是，總歸是一派儒雅風流。結果現在浙江人都跑去經商了，碩果僅存的文化人餘秋雨先生，還是被很多人攻訐的對象。但欣慰的是，無數極富商業頭腦的浙江人投身於市場經濟的海洋，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又一個發動機。

浙江的過度商業化究竟是不是好事，很難説。但這並不意味着文脈的徹底斷絕，浙江的讀書人透着精明強幹，精於謀世，也精於謀身，土豪們卻多仰慕文化，並長於從故紙堆中翻檢出點什麼來，攪成一道狂飆。文脈與商脈的糾纏依舊存在，只不過是換了種表現形式。

典型的浙江讀書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龍、梁羽生作為中國武俠史上的三大宗師，古龍為酒徒，梁羽生為俠客，只有金庸是貨真價實的商人。

因此酒徒買醉徵歌、情累美人，俠客遠走他鄉，退隱江湖。只有金庸一邊做着報業鉅子、際會風雲，一邊編織着無數人沉醉其中的成人童話。江湖與廟堂，生活與遠方，這一切他分得很清楚。

江湖兒女相逢，常是劇飲千杯，縱論天下，金庸自己卻平生不嗜酒，也不喜與人爭辯，只愛下棋，據他自己所言，“無人對弈時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舊時金庸家有一小軒，是他祖父與客人弈棋處，掛了一副對聯：**“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這句話我覺得也可以説是浙江文人的寫照。

而在商界，即使是全體經商的今天，從農民穿鞋上岸，到文化人投筆下海，浙商們構成的這幅江山萬里圖中，**文化仍然佔據着濃墨重彩的位置。**就像紅蜻蜓的錢金波，他對於所謂的“永嘉學派”可能只是驚鴻一瞥，説不清楚，但是這種對文化的嚮往和津津樂道，本身就能説明問題。

不止錢金波，海南歸來的黃巧靈，黨校老師出身的宋衞平，打造文化王國的徐文榮，甚至西湖畔的英語老師馬雲，大山裏走出的小鎮青年郭廣昌，**浙商們總體的文化素質與修養在中國算得上首屈一指。**老師下海一般是難成大器，偏偏浙商裏面有不少是老師出身，這也算是浙江的造化之功了。

在浙江這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海洋、民營經濟的大本營中，馬雲的誕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小商和電商天生就是同盟軍。

“一個戰士不是戰死疆場就是回到故鄉”，馬雲曾經在北京、上海都漂泊過，最後又回到了杭州西湖邊療傷，馬雲終歸離不開浙江，就像安泰離不開大地母親的懷抱。

最後馬雲成就了浙江，尤其是成全了杭州，如今整個杭州已經變成中國“互聯網+”最發達的智慧城市。浙江終於又回到了杭州的時代，政治，經濟，人文全部薈萃於此，這種薈萃需要一個平台來爆發，馬雲雖然不懂科技，不懂互聯網，但他懂趨勢，懂人性，這片商品經濟的汪洋大海，最終成為馬雲成就大業的舞台。

一碗沃面看浙江

**除了文與商，美也是浙江的一大標籤。**美景，美人、美食，浙江都能拿的出手。但平心而論，浙江之美的確不假，但需要細細品味。

十多年來，每到早春時節或菊黃蟹肥時，我都要下一趟江南。線路有兩條，一是從揚州走，到蘇州，走過蘇錫常再到上海。另外一條則是從黃山順江而下到寧紹，遙想下會稽山陰暮春三月的王右軍之風采，之後到杭嘉湖平原，在西子湖、莫干山徜徉兩日，有時還會去卧虎藏龍的拍攝地安吉賞竹海，品白茶，嘗春筍，最後再到上海。

一路走來，風景固然很美，但真正打動我，讓我流連忘返，準時赴約的，其實是一種寶貴的精神體驗和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氣韻。

一路上或是曲水流觴、柳浪聞鶯；或是白雲掃榻，明月鋤花；或是水盡潭清，煙凝山紫，“若在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浙江秀美風物與無數詩人留下的詩篇，一同鑄就了中國傳統美學的高峯。

作為個體而言，對傳統文化的浸淫越深，對浙江之美的感受也就越深，這種精神體驗的密度之高、強度之強，是其他地區難以企及的。

**説完美景，再説美人。**1982年我大學畢業，第一次出差就是浙江，我當時滿腦袋的幻想就是想去看美女，我興沖沖的在杭州西湖邊上轉了半天，沒看到什麼樣的美女，感到非常失落，還不如成都嘛！

後來走南闖北多年後，我也有了一些總結，其實中國各地都出美女，但氣質不一。單論眉眼姿容，浙江的確算不上各省翹楚，但第一浙江女孩皮膚好，第二説話好聽，吳儂軟語，第三普遍氣質上佳。

我曾經見過很多出色的浙江美女，一眼就能看出是典型的江南美女，這種美感和所謂病態美的“揚州瘦馬”還不太一樣，既風流藴藉，又自有一種瀟灑氣度在其中，這種氣質很難用言語形容。

直到有一天，微博上一位網名“桃李春風一杯酒，江南夜雨十年燈”的網友申請加我為好友，我一拍大腿，有了，這兩句詩不就是浙江美女的最好寫照嗎？

**除了美景、美人外，浙江的美食也花了我一番功夫。**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對吃很講究。頂級的杭幫菜我也吃過很多，但比之中國各地的代表菜系，着實不算突出。

所謂名菜沒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倒是飯店名、菜名起得大多温情脈脈，雅緻風流，再加上雅緻的用餐環境和服務員小姐們一張口，一邁步時的做派、嗲聲嗲氣的腔調，搞得人骨頭都酥了，這種人文體驗甚至掩蓋了菜餚本身的味道。

到了温台和寧紹，反而吃到了些不錯的海鮮，但是和廣東海鮮比起來也不算出彩。倒是黃酒是真的不錯，每到菊黃蟹肥的時候，我都要去浙江，温一壺花雕，賞黃菊，吃螃蟹。

一路走來，印象最深的浙江美食，不在物阜民豐的杭嘉湖、寧紹，也不在經濟發達的温台，反而是位於浙中山區——東陽縣的一碗沃面。

在東陽，人們習慣把吃剩下的菜、湯用來煮麪條，再用澱粉製成糊面。隨着時代的變遷，食材也在發生着變革，但無論多麼名貴，做法依舊不變，把五方雜處的食材匯到一鍋，慢慢烹調成一大鍋鮮美的沃面。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到，浙江本身不也像是一碗沃面嗎？

山海湖泊，草木溝壑，風物歷史全都燴到了一起，薈萃的不止是山水，還有全中國的文化。

絲綢與茶葉被稱為江南特產，中國最大的茶博物館和絲綢博物館也坐落於浙江，但其實這兩樣皆非首產於此，絲綢源於川地蜀錦，“絲綢之府”的美譽卻落在了湖州。發源於雲貴大山，順江而下的茶葉，也是在浙江文而化之，隱居於杭州的茶聖陸羽在傳世著作《茶經》中，為這種原生態的奇怪樹葉定好了名分，茶葉終於登上了大雅之堂。

因此，上帝為什麼鍾愛浙江，這個問題也有了答案。

比之富饒的東三省，上帝偏愛浙江之説，從自然資源上來説是完全不成立的。然而資源少的大放異彩，資源多的反受其累，這更説明了，浙江的成功不是上帝給的，而是浙江人自己“燴”出來的。

浙江是燴出來的——文商兩脈，三大族羣，五大板塊，水陸雜陳，推陳出新，再加上全國各地的文化風物薈萃，曉以時日，終於匯聚成了氣象萬千的浙江。

一碗沃面，品出真正濃縮的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