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出現質變，如何解決兩國之間的“世紀難題”？【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目前，中美處在前所未有的激烈貿易戰的僵持中。兩國都有各自的國家利益，除了在經濟領域存在競爭關係，內部都有為維護自身利益而與對方開展不妥協鬥爭的呼聲。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中美關係在特朗普上台後短短的兩年時間，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中美關係究竟是走向對抗還是能夠依然穩定和協調，是一個“世紀難題”。繼續推進中美貿易談判、解決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是穩定中美關係的基礎性條件，應對和處理好中美關係，中國仍需“以我為主”。

如何解決中美之間的“世紀難題”？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的分析文章，供關注中美關係走向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中美關係發生“質變”更深層的原因，是美國的中國戰略、中國心態和所謂的“中國威脅”的評估都發生了重大調整和變化。

2、中國的製造業從低端、中低端到向未來高端的持續發展，將決定 21 世紀的中國是否能夠真正成為一個產業強國、科技強國和世界政治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

3、大國在亞非拉地區競爭擴大，尤其是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傳統和新興大國都參與到了海外戰略競爭中，例如日本和印度準備共建“亞非增長走廊”，美國也出台了“新非洲戰略”。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朱鋒

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中美關係已經出現“質變”。當前美國特朗普政府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做法，已經構成了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分析中典型的“範式變化”（paradigm change）。這是自1979 年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正在經歷的前所未有的新變化，也是中國正在經歷的國際戰略環境最為深刻和嚴峻的變化。

**奧巴馬政府時期，中國和美國始終保持着積極合作、協調利益和管控分歧為基調的雙邊關係，北京和華盛頓都致力於維護雙邊關係的穩定和發展。**奧巴馬政府歡迎一個“繁榮、強大和穩定的中國”的主張還歷歷在目。**特朗普上台兩年半的時間，中美關係就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和巨大的戰略性倒退。**究其原因，奧巴馬政府後期美中關係的調整就已經出現。特朗普政府執政理念中的美國民粹主義以及特朗普忠實選民中的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的傾向對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有着重大影響。冷戰結束28年以來，美國國內對執行什麼樣的對外政策的分裂十分明顯。

美國地方政治和經濟的變化，對白宮的影響同樣巨大。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刊文指出，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代表了美國兩種不同的治理模式，未來的美國或許將取決於這兩個州的治理理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變成全國性的實踐。而“得克薩斯模式”就是減税、加大美國製造業的投資以及保護美國市場，“加州模式”則是強調對民眾的福利開支、致力於減排和環境治理以及推進與國際社會的自由貿易與合作。中美關係發生“質變”更深層的原因，是美國的中國戰略、中國心態和所謂的“中國威脅”的評估都發生了重大調整和變化。

中美關係未來可控的發展進程，需要中國更加客觀、深入、理性地思考兩國關係的處置方式和未來的調整進程。

究竟是什麼因素在讓中美關係出現這麼快的變化？

1、中美關係已經出現“範式變化”

在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研究中，“範式變化”特是指國家間關係處理的基本方式、原則和目標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中美關係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是美國對“中國威脅”和“中國問題”的認知方式、心態和戰略選擇都出現了重大變化的結果。**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之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中國對美投資在 2014 年開始超越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等一系列事件，已經開始讓美國精英思考中美關係的“範式變化”。

從 2016 年總統競選開始，特朗普就不斷指責“偷了美國的技術、鑽了美國的空子、佔了美國的便宜”。特朗普當選和執政，美國處理中國議題必然出現“範式變化”是可以肯定的。自從特朗普執政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大幅調整，迅速朝着衝突和對抗的方向發展，和“新保守主義”政治力量幾乎出於同一陣營的“鷹派”佔據從白宮到五角大樓、從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署到國務院的各個政府部門的主導位置。**尤其是隨着蒂勒森、馬蒂斯的下台，特朗普的對華外交已經全面“變”字、“狠”字當頭。**其目的，就是要在市場開放、經貿法則和高科技等領域對華實行“清算”。對華貿易戰就是不再給中國在繼續提供“鑽空子、佔便宜和偷竊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機會，不惜要在市場投資、高科技合作、甚至對高科技領域內的學者和學生交流“關門”。這些做法，不僅實質性地背離了美國以往歷屆政府對華實行的加強兩國經濟、社會、文化、投資、科技等領域內合作與交流、鼓勵中國“融入世界”的“對華接觸政策”更意味着美國開始轉向對華“不接觸政策”。

對於特朗普政府和美國政策精英的這些變化，中國為始終強調兩國關係處理中的“協調、合作與穩定”，尤其是兩國需要“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從2017年4月7日中國領導人在美國佛羅里達海湖莊園和特朗普舉行的首次習特會，到 2018 年 12 月 1 日中美兩國首腦在二十國集團布宜諾斯艾利斯峯會期間舉行的雙邊首腦會談，再到2019年6月29日二十國集團大阪峯會期間再度舉行的兩國元首會晤，中方都堅持了這一處理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

2018 年3月開始，特朗普政府發動了規模前所未有的對華貿易戰，對中國輸美的商品增加高額關税。中間經過多輪談判，特朗普政府依舊執意升級貿易戰，將中美兩國拖入惡性競爭的泥沼中，不僅損害了雙邊關係，損害了其盟友和世界上其他利益相關國家的經濟利益，更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帶來了巨大的消極衝擊。2019年全球經濟出現衰退，被認為是個大概率的事件。

從美國發動貿易戰起至今，這一年中的中美關係經歷了自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對立和對抗。儘管此前中美貿易摩擦不斷，經濟糾紛、知識產權爭端、產業政策分歧等問題持續產生，但雙方始終秉持溝通協商的精神，不希望讓經貿上的衝突從根本上影響兩國關係。中國與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經貿往來頻繁，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非常高，保持良好健康的政治經濟關係是合作共贏的事，有利於雙方的發展。

然而，美國時間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政府以“貿易逆差”為名，宣佈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1333 項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 25%的關税；中國則宣佈將“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徵 25%的關税”。經過三輪談判後，同年7月6日，美國如期開始對第一批清單上818個類別、總，共價值 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的進口關税，同日中國對美反制措施生效。8月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佈第二批對價值 160 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税的清單，8月23日生效；中國對同等數額美國輸華商品加徵關税的措施也於同日實施。

美國時間 2019 年 5 月 9 日，美方宣佈從次日起對 2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税從 10%上調至 25%，中國則宣佈自 6 月 1 日起，對約 600 億美元的美國輸華商品分別加徵25%、20%、10%和 5%的關税。

中國中央電視台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新聞聯播》節目中官方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不願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下一步是要談，還是要打，抑或是採取別的動作，中國都已備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全面應對的準備。”儘管中國信心堅定、迎難而上，但貿易戰客觀上對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各自的國內發展和對外貿易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中美貿易戰的爆發，推翻了此前在兩國被普遍接受的“經貿關係是雙邊關係的壓艙石”的這一説法，動搖了中美長期保持的總體上關係穩定。**中國具有談判誠意和準備，但 2018年以來的中美關係表明，美國在貿易關係上對中國的打壓，已經遠遠超過了平衡美中貿易逆差的考量，背後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評估、中國問題認知和中國戰略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結果，更是美國政策和知識精英看待和處理中國問題時的心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用美國國安會前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的話來説，美國對華關係的“範式變化”，是因為美國認為與中國在利益關係上越來越實質性地難以“調和”。而且，美國共和和民主兩黨對中國經濟和政治政策的批評和焦慮高度一致，對華採取對抗政策成為兩黨共識。即便對特朗普發動什麼規模的“貿易戰”還有爭議，但對華發動“科技戰”和實質性採取親台立場，卻在兩黨間幾乎沒有任何爭議。尤其對所謂“滲透”和“影響”美國的“鋭實力”（sharp power）, 成為了美國“威脅論 3.0 版”。美國的政策和研究精英提出，美國這麼多年的對華接觸政策完全“失敗了”。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叫囂，為特朗普的對華對抗和打壓政策製造藉口。有關“鋭實力”的分析報告，開始統計在美國政府部門、科研機構和智庫中的華人人數，把 FBI 口中的“對美國構成的全社會性威脅”的定義“具體化”。

其結果，**特朗普政府在貿易戰和科技戰上全面打壓中國只是個藉口，也是中美衝突今天所出現的突破口，是保守主義陣營對全球化發展的抵制和對中國崛起開始採取實質性“打擊”措施的一部分。**美國對於自身長期主導建立的全球秩序中“力量對比”的變化產生了巨大憂慮，極力想要保持自己的戰略優勢地位，把中國的崛起看作頭號威脅並試圖遏制中國的實力增長。

同時，這一富有攻擊性的政策，也是美國內政問題帶來外交不穩定的一種“外化表現”。**現任美國政府對於經濟產業問題、不平等加劇、族羣分化等社會經濟問題，並沒有實質性的好的解決辦法，而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的壓力，又要求執政黨在內政外交上展示出鮮明的政策立場來吸引選民。**此外,特朗普總統的個人風格和政治想法也是現行戰略的一個關鍵成因。

國內外的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對華強硬政策也成了特朗普政府展示政績的最大的“亮點”。**尤其是在野的民主黨也主張對華強硬對抗政策之際，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科技等方面的蠻橫打壓政策，變成了美國朝野空前一致的“兩黨共識”。這些因素整合到一起，決定了美國今天的對華政策，也決定了中國推動與美國談判協商的空前難度。特朗普政府拋棄了以往美國曆屆政府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想要關閉對中國高科技公司和兩國高科技產品的市場合作，打壓中國的對華經貿聯繫，重新拉大中國和美國縮小了的經濟和科技創新差距。特朗普政府這種“抑制”中國崛起的力度和決心，同樣也是中美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

**美國對華政策的“範式變化”，已經從軍事、經濟、科技，深入到社會交往和對華政策的基本態度等各個方面。**阻止中美朝着對抗方向發展的兩國關係的範式變化，同樣需要的是能夠重新定位、處理和管控這種關係的“新範式”。

2、中美關係的變化與戰略博弈帶來的影響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牽制和中美之間全方位的戰略競爭體現在多個方面。中美貿易戰涉及的產業政策、科技競爭、經貿摩擦只是衝突的一部分，中美之間的博弈還擴展到了國際舞台上和其他各個領域。

2018 年，就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規則改革的問題，中方與美方代表就在公開場合有過多次交鋒。同年 12 月，在加拿大境內發生的“孟晚舟案”則是美國出於政治因素而採取的惡性競爭的行為。軍事方面，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屢屢挑釁，不僅在公開場合批評中國在南海搞“軍事化”，還屢次派出軍艦闖入中國領海，以“航行自由行動”為名進行挑釁，這種行為在 2018 年發生了五次，而 2019 年還未過半就已經發生了三次。美國在輿論上攻訐中國，卻無視自己的行為對南海地區“軍事化”造成的惡劣影響，這種“雙重標準”的行為已經成了現任美國政府的外交常態。

特朗普上台後，還推動對台軍售常態化。在 2017 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就表示“依照《台灣關係法》，美國堅定致力於提供台必要的防禦軍備”。2018 年 9 月，美國更是批准了價值30億美軍的對台軍售，其中包括 F-16 戰鬥機和 C-130 運輸機的戰機備件。此外，特朗普還簽署了國會遞交的“台旅法”，允許美台兩地高層互訪。這些行為都是對“一中”原則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挑戰。

在輿論上，美國更是鼓吹新一輪的“威脅論”，試圖拉攏西方盟友共同孤立中國。

（一）銷蝕中美兩國關係的基礎，對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美國的這一系列行為，無疑是在銷蝕中美之間通過多年不懈努力打造和維護的相對穩定的雙邊關係基礎，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和重大關切，這對中美關係將造成難以修補的裂痕。

事實上，**現任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絕非完全基於特朗普總統的個人意志，其反映出華盛頓中心權力背後的利益集團、政治家、戰略團隊以及美國社會整體對中國的態度轉變。**這對中國未來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尤其是要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維護維護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是中國外交目前面對的最大、最急切的挑戰。

然而，從戰略和長期的角度來看，目前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將是極為沉重的。**中國的製造業從低端、中低端到向未來高端的持續發展，將決定 21 世紀的中國是否能夠真正成為一個產業強國、科技強國和世界政治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中國未來的軍事裝備和戰鬥能力，説到底，也是中國的製造業是否尖端、科技創新是否不斷領先、政府財政是否能夠長期和穩定地獲得鉅額税收所決定的。美國現在所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大幅度降低對美國的高科技合作和投資，不惜讓美國市場給中國“關門”，嚴格限制、甚至切斷雙方各個層次的高科技合作。客觀地説，中美關係的“部分脱鈎”已然發生。

與此同時，**在中美經貿和科技關係至少將發生“部分脱鈎”的狀況下，中國的產業、經貿和科技發展能否在今天的全球政治中找到“替代來源”和“替代市場”？**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國家的關係進入一個相對比較平穩的時期，但這些國家在內政外交上出現的新變化，需要中國在對外工作中時時關注。首先是在發達國家中蔓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時伴隨着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主要出現在發達國家最集中的歐洲地區。經濟上，在經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後，歐洲經濟始終低迷，就業、收入、貧富差距等問題引起民眾對於歐盟管控和經濟一體化的不滿，開始推崇封閉的政策來增加本國就業機會、保護貿易利益和本土產業。在社會文化方面，尤其是“難民危機”爆發之後，歐洲各國出現了較為強烈的反移民、反對多元文化情緒，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色彩。在政治上，各個國家的保守勢力抬頭，政策和意識形態上出現右傾趨勢，且此類政策獲得的民意支持在上升，更是有一些極端右翼政黨開始活躍。不斷增強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甚至將“去一體化”思潮推動發展為實踐。2016 年英國“脱歐”就是民粹主義思想和“反全球化”、“去歐洲一體化”的典型案例。

**曾經引領區域一體化、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的歐洲走向了反方向。這對於中國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企業“走出去”戰略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在該地區的施行形成了較大的阻礙。**這些思潮和政策趨勢不僅左右着歐洲各國的內政外交，也會對歐盟的政策產生影響，可能會使得中歐關係中的一些問題被放大，比如貿易摩擦等。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浪潮客觀上影響着世界格局，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難度，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產生了負面作用，這對於積極融入全球體系、支持推動全球化進程以及更多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中國來説意味着更大的挑戰。

（二）影響中國與大國和區域合作關係框架，加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

**在中美關係嚴重倒退之後，中國與大部分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的大框架也將受到這股“再全球化”力量實質性打擊嗎？**顯然，由於和美國關係的惡化，中國與一些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也經歷着考驗，比如在“孟晚舟案”中扮演了協助者角色的加拿大，又比如在美國的新亞太戰略中具有重要戰略的澳大利亞，以及將外交重心放在解決半島問題上的韓國等。一旦產生更劇烈的衝突,這些與美國有着利益相關的國家難免會被捲入紛爭。與美國有密切政治、經濟、安全關係的歐盟各國，尤其是北約國家，也在中美競爭中可能被迫選邊站。

此外，周邊外交作為中國對外工作的新重點也帶來了新問題。比如印度和日本這樣與中國存在地緣戰略競爭關係的國家，其對華政策不僅受到中美競爭大環境的影響，更多的時候存在着基於本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考量，長期未解決的領土和主權爭端也可能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下成為爆發的關鍵點。東盟各國在中美競爭中搖擺不定，針對南海問題想要長期建立的協調談判機制是否能建立起戰略互信的穩定基石？例如南海行為準則(COC)談判，還需拭目以待。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與這些國家在“升温”與“降温”、合作與競爭、緩和與惡化之間的波動是常態。**但由於中美關係質變的影響、全球秩序的大調整以及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今後中國與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關係仍然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包括中日關係、中歐關係、中俄關系和中印關係，今後最重要的挑戰不是“第三方市場”如何合作，而是如何降低和化解“第三方勢力”的衝擊和影響。

（三）對“一帶一路”建設形成長期挑戰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都保持着相對友好的關係。**中國的迅速發展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和參考模式，中國多年來提供的對外援助及合作項目促進互利共贏，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是為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遇。**然而，項目從中短期來看，同樣無法提供中美即便是“部分脱鈎”帶來的損益。

近年來針對倡議的國際壓力從未停止過，尤其是來自西方國家和媒體的質疑，例如“債務陷阱論”和“地權政治工具論”。輿論上的負面評論多多少少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思考會產生一些影響。中國如何在推動對外援助和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增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互信，以實際行動反駁對“大國擴張”的質疑聲，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堅固友誼，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點。

再者，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非拉地區的一些極度窮困地區和衝突熱點地帶的國家長期以來都有內政動盪、局部衝突、恐怖主義、割據戰爭等社會安全問題。政局不穩定和極端主義的威脅嚴重威脅到海外貿易投資安全，對對外發展政策也埋下了不穩定的隱患。在不干預別國內政的前提下，如何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如何預防風險和化解危機，都是對外工作中的難題。

另外，大國在亞非拉地區競爭擴大，尤其是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傳統和新興大國都參與到了海外戰略競爭中，例如日本和印度準備共建“亞非增長走廊”，美國也出台了“新非洲戰略”，美國代理國防部長沙拉漢 2019 年 6 月 1 日在新加坡 2019 香格里拉峯會上也提出了“印太發展金融項目”，宣佈美國的資金投入將從以往的 290 億美元增加到600 億美元。第三世界意味着發展的機遇與潛力，同時也存在着極高的風險，更是大國競爭的舞台。如何在發展中建立真正具有互信互利基礎上的牢固的夥伴關係，如何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帶動其他國家的進步，如何消除外界的疑慮指責並打造良好的國際形象，這些問題仍然是中國“一帶一路”項目持續落地依然沒有解決的長期挑戰。

3、中美大阪峯會：成果有待檢驗

2019 年 6 月 29 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大阪二十國峯會期間，舉行了歷史性的雙邊首腦會晤。兩國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啓經貿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新的關税；兩國經貿團隊將具體問題展開磋商。充分發揮了中美首腦高層會晤對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作用，在中美貿易戰陷入嚴重僵局和對峙的情況下，已決定性地抑制兩國貿易戰升級，並有望儘快重啓中美貿易談判。

然而，特朗普在大阪峯會上釋放的“善意”是有限的，中美貿易戰未來是否能真正“休兵止戰”，我們還不能盲目樂觀。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嚴重擾亂了中美兩國間經貿關係，沉重打擊了原本互利合作的兩國正常交往，單方面破壞了兩國間原本高度相互依賴的市場秩序。尤其是2019 年 5 月 5 日，特朗普在中美貿易談判仍在正常進行的同時，宣佈對 2000 億中國進口商品的增税從10%提高的25%，並隨後將華為等70家相關公司列入出口制裁的“實體清單”。美國對華貿易戰，升級為“斷供”為目標的科技戰，旨在全面打壓和阻斷中國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歷史性進程，重新拉大中美兩國力量對比開始縮短的歷史進程。中美關係的下滑究竟將走多遠？我們必須對此保持高度的警覺。特朗普政府目前對華“科技戰”，是否會想要築起阻斷中國高科技發展的“鐵幕”，仍需拭目以待。

然而，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全面打壓”的策略既缺乏足夠的能力保障，又缺乏可以拉攏的實質性國際支持。**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要經濟體缺了誰都難以維繫的整體，讓美國市場和高科技與中國“脱鈎”不僅需要美國所有高科技公司的認可，需要世界主要經濟體“唯美國馬首是瞻”，更需要付出切斷全球化進程的高昂代價。**日本首相安倍在二十國集團峯會上提出：“競爭使得有些國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使得國與國之間產生了貿易摩擦；必須維護自由、公正、無差別的貿易體制，這是 G20 的責任和義務。”作為美國鐵桿盟友的日本能夠説出這麼一番話，説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霸凌主義不會真正得到國際支持。

美國一味想要中國全面屈服的加增關税的做法，已經給美國和世界經濟蒙上了陰影。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 2019 年 6 月 17—19 日舉行對華貿易戰聽證會上，多數美國企業明確表示擔憂和反對。5 月份美國新增就業崗位和工業生產指數都開始下降。如果繼續對超過3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税，這種一味施壓、簡單追求短期效果的做法，只會導致全球經濟秩序的崩潰。中美關係的 40 年，是兩國相互扶持和互利的40年，更是幾代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勤奮努力、辛勞苦幹取得了中國在全球財富和利益分配結構中開始從“邊緣”走向“中心”的 40 年。特朗普政府的鷹派團隊想要“壓服”，首先要問問今天的全球財富和利益分配結構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

2018年5月正式開始的中美貿易談判進程，中國政府在不斷展示爭取雙方妥協和共識的政治決心和變革意志，真誠地想要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爭議和摩擦。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近來也表示，中美對話已經就 90%的談判內容“談成了”。**為什麼剩下的 10%難以跨越？根本原因還在於美國是否能夠尊重貿易和產業政策背後的中國體制因素，在於談判需要不斷累積信任和誠意，而不是從頭到尾通過蠻橫地揮舞加税的大棒迫使中國屈服。**特朗普政府和美國的政策和知識精英，是否能夠“現實與合理地解讀中國的政策、目標和手段”，已經成為中美關係在嚴峻的“範式變化”的大局下能否避免進一步惡化的關鍵。近期部門美國學者和政府官員發表聯署信，呼籲美國政府和國會不要把中國當做“敵人”，就是呼籲美國政治需要“合理、準確地解讀”中國。

**縱觀新中國外交史，這兩年的中美貿易談判是中國經歷過的強度最大、難度也最大的雙邊談判歷程，同樣也是我們達成協議的態度最靈活、通過中美共識加速中國改革開放的意志最鮮明的一次談判。**然而，當中國不斷展示誠意、推進原則共識和爭取漸進路徑化解爭議的同時，以律師和金融大鱷從業背景為主的美國團隊，在美國的談判路徑選擇上十分強調細節、力量、效率和“結果導向”的“結構變革”，企圖想要全面按照美國的口味、利益和標準來達成中美貿易談判的協議。事實上，談判已經並非是簡單的協議內容，而是雙方的思路、方式和經貿議題背後的政治因素的碰撞和對決。特朗普政府團隊一味追求兩國貿易協議要完全“美國化”的標準設置，是中美貿易談判多次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中國領導人站在處理好中美關係的戰略高度，在中美大阪峯會上再度強調兩國關係需要“協調、合作與穩定”戰略思路，也得到了特朗普總統正面回應。**並就中美之間一系列的難題和難點，例如台灣問題、對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和對中國赴美學生和學者的限制等，坦率地表達了中國的強烈關注。特朗普總統也做了一些積極的表示。但今天中美關係“範式變化”的結果是，兩國間長期的意識形態衝突已經被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部門，並開始實質性影響各自的經濟政策”。包括繼續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在內，美國政府是否真心地能對他們面前的“中國話題”表現出起碼的尊重和認知，真正降低一味依仗“美國力量優勢”想要“美國化”地處理兩國爭議的原有做法，才是中美大阪峯會成果的試金石。

當前，中美關係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節點。同樣，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也走到了歷史節點。中國領導人在二十國集團大阪峯會上的發言，向全世界生動展現了中國面對美國打壓、勇於追求變革和貢獻於全球經濟穩定與繁榮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決心。講話明確提到了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結構改革”這一中心工作，清晰有力地提出了進一步開放市場、主動擴大進口、改善營商環境、全面實施平等待遇以及大力推動經貿談判等五大舉措。針對美國在貿易談判中要求中國需要做出的“結構變革”，中國領導人主動向世界宣告中國的“結構改革”。這既是中國與美國願意達成貿易協議的信心所在，更是中國的發展進程不會受制於美國的“中國意志”的生動體現。

中美貿易談判繼續進行，但“老對手”必將面臨“新問題”。**當中國開始主動“求變”、主動推進創新，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施壓”同樣需要轉換思路和標準。**中美之間能夠達成的貿易協議，應該是一項公正、全面、可執行的協議。這項協議不僅在中國採購美國產品時顧及中國的實際需要和能力，在文本平衡、全面取消美國對華貿易制裁等問題上實現突破；與此同時，中美貿易協議更需要為中國繼續深化結構改革助力，為美國減緩對中國的科技戰背書，為中美關係長期穩定、協調與合作創造新條件。

4、中國外交和中國的治理機制的變革與調整

結合十九大以後中國外交的新方向和新任務，以新時代外交思想為指導，針對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中國對外戰略始終在不斷調整，以適應內外形勢和發展需求。即便中美關係發生了質變，中國長期致力於營造和維護穩定的大環境、推動世界的穩定與發展、繼續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基本信念和道路不能變。中國外交的新戰略是圍繞新時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形成的，在新的歷史時期着重“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擴大全球夥伴關係網，展現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風範和新道路，忠於黨的歷史使命，承擔起大國責任和加強國內建設和對外關係的良好統籌，這個基本路線也將繼續堅持和發展。但對目前正在持續發生質變的中美關係，中國既要堅持“打”、堅持“談”，更要着手和思考“變”。

（一）協調大國關係，特別是發展以協調、穩定、合作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妥善解決兩國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協調大國關係是中國外交的至關重要環節，特別是在全球秩序和格局大調整的關鍵時期。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目前面臨最大困境的就是與美國的雙邊關係。無論局勢如何變化，中方應當堅定自己的外交原則，始終堅持發展以協調、穩定、合作為基調的中美關係，本着互諒互讓的精神，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解決兩國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中國領導人2019年 4 月在會見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時説：“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最好的選擇。對於雙方經貿分歧和摩擦問題，我們願意採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決，推動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2019 年 7 月 4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答記者問時再度明確指出：“絕不能讓矛盾和分歧來定義當前的中美關係，更不能讓偏見和誤判來左右未來的中美關係。我們相信，客觀、理性、包容的聲音終將戰勝那些偏執、狂熱、零和的主張。”但如果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一味施壓，頑固地堅持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既不用怕、也不能退，要堅守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底線，堅決捍衞中國長期穩定和發展的權利。同時，要堅持不懈地與美方加強溝通協商，傳達合作解決問題的意願，傳達中國願意在市場經濟體建設中的勇氣和決心。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國內治理機制的變革與是否能夠真正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決心，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長期要素。

（二）在國際格局發生嚴峻變化的大環境下，需要努力開拓和升級

中國與全球發達經濟體的互利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化的成果，合作推進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的調整和升級。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家都先後宣佈正式加入“一帶一路”計劃。中國與歐洲各國在經貿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逐步加深，儘管美國不斷阻撓，但英國、德國等主要歐洲國家同意華為參與建設“非核心”新 5G 移動基礎設施。這是中國企業成功“走出去”的生動典型，也意味着中國的高新產業開始逐漸具備全球競爭力。這些好消息也證實了友好合作才是發展共贏的最好方式。中國應當持續加深與歐洲的夥伴關係，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的進步，維護開放、自由和公正的國際貿易。

（三）深化與周邊國家關係，不需要亞洲國家在中美間“選邊”，但需要保持和深化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市場開放和科技合作

中國周邊地區地緣競爭激烈，如何化解緊張的地區關係，推動區域一體化，深化合作發展，是中國未來外交努力的重點。中日關係在近期重回正軌,正向好的局面發展。要促成中日關係改善需要妥善處理矛盾分歧，達成“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增進政治互信、相互理解、正面互動,深化交流合作。在朝韓破冰之後，應積極推動穩定的朝鮮半島關係，促進和平談判的進程，努力實現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在經貿關係日益密切繁榮的同時，中國需要全方位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伙伴關係，在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通過友好談判磋商，和平解決領土爭端等問題，加強經濟貿易往來和政治文化交流。今天，積極申請加入 CPTTP，應該成為中國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和升級中國市場開放機制的優先選擇。

（四）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把“一帶一路”項目真正“走深走寬走實”

中國願與發展中國家分享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和發展紅利，支援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與經濟貿易，實踐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在不斷推進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中國也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善全球治理機制與結構，建設更加包容、平等、公正的全球化發展模式，發揮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推動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發展。這是中國真正“走向世界”的關鍵時期，面對新的形勢變化、新的任務方向，中國需要腳踏實地，更好地發展自身，將中國的利益與中國的貢獻相統一，繼續保持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能，促進世界均衡發展，為全人類社會謀求福祉，引領世界走向正確的全球化發展的道路。

來源：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選自《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