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也能被稱之為“守成大國”？_風聞

文｜劉敦樓

近幾年，美國學者、國際政治問題研究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在中國斬獲不少讀者。作者為深化主題和更有力地説服讀者，在書的收尾部分還列表附插了16個史上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所舉案例反映了歷史不同年代“崛起國”與“守成國”在世球範圍內或區域內在某一領域或更多領域的爭霸鬥爭。                          

中國讀者對其中的一部分案例是比較熟悉的。如15世紀後期，葡萄牙、西班牙這兩個早期殖民主義者在全球貿易和航海領域裏的爭鬥；17世紀中後期英國同荷蘭在全球範圍內圍繞海權和貿易權的爭鬥，以及後來法國與英國基本在同一範圍內圍繞海權、陸權的長期爭鬥等。

對其中的另一部分案例，除非是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的專業人士，普通讀者就不一定熟悉了。好在作者對每一案例都作了較詳盡的史實性敍述和分析，一定程度地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還有少數案例，即使作者作了史實性敍述和分析説明，中國讀者對此並不一定認可。如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英國和法國與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爭奪“歐洲政治影響力”的爭鬥，即案例16，有些讀者就認為：爭奪“歐洲政治影響力”而不是爭奪歐洲一些領域的實際主導與控制權，就難以構成“修昔底德陷阱”。説德國統一後成為崛起國勢必要對守成國英國和法國發起挑戰和威脅。然而，依據歷史上“修昔底德陷阱”的一般規律崛起國挑戰守成國根本離不開強大的軍事力量。根據雅爾塔會議精神，“1945年，作為消滅納粹的一部分，德國已被強制解除武裝並進行去軍事化”，德國已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挑戰守成國英、法兩國。 

東西德統一後其經濟發展迅速並再度成為歐洲經濟中心，如果説它對歐洲有什麼影響的話，應主要體現在經濟上。德國統一後很快就被納入歐盟和北約的政治和軍事框架，它已被改造成“歐洲化的德國”而不是“德國化的歐洲”，因此，它對“歐洲的政治影響力”是難以獨立發揮作用的。                  

尤其引起中國讀者注意的是，作者還把中國與俄國一道並列為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的“守成國”，這未免有點讓中國讀者感到驚訝。作者雖然在書中對什麼是“守成國”沒有作出專門的概念性描述，但讀者能從字裏行間裏讀出一國成為“守成國”的基本條件。

守成國首先應是一大國和強國。其次，守成國已在某一區域甚至在全球範圍內的某一領域或多領域內確立了霸主地位。沒有這個實力和地位就不大可能引起崛起國的關注和挑戰，也不可能成為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的很大的障礙。再次，雖然是守成國，它對崛起國具有強大的反挑戰能力。守成國就是歷史上的崛起國，不具備這種能力是不可能成為崛起國的。

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這是世人皆知的。封建政治腐敗，社會經濟極為落後，民眾生活困苦不堪，國防體系和軍備落後，軍力不堪一擊，在國際上是任人宰割。在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中慘敗，列強通過《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中法新約》等在中國攫取了巨大利益，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按所列的這三條基本條件當時的中國還有什麼“守成國”可言。

中國人以儒家文化立國，在其發展和對外交往中歷來以“中和”為要。在歷史的強盛時期從未對任何一個“守成國”或“崛起國”發起無端的挑戰甚至戰爭。因此，作者把這個時候的中國也列為“守成國”是不大合適的，也不符合歷史史實。似乎當時這兩國已陷入“修昔底陷阱”爆發戰爭有其必然性。這樣做等於是為日本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和根據。

1904-1905年日俄戰爭是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一次爭霸戰爭，兩國的主要目的是爭奪中國的東北、朝鮮半島及東亞的陸權和海權。從發生這場戰爭的主要原因來看與中國關聯不大，中國並沒有以守成國的身份與俄國一道與崛起國日本作戰和展開爭霸鬥爭。這場戰爭不僅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粗暴踐踏，而且使中國東北人民在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人身傷亡。因此，當時的中國與日本也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相對於日本，俄國較早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是歐洲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説俄國是守成國還差不多。因此，結合前述，16個“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的第10個案例應將中國剔出守成國之列，保留俄國為守成國才符合當時東亞地區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