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派》所講的“原生家庭問題”，是正確的嗎？_風聞

最近的一期《圓桌派》請到了心理學家武志紅老師，暢談了關於“原生家庭”的問題。

“原生家庭”這個話題，應該説新也不新了。武志紅也不是第一次觸及這個話題，從十幾年前他開始進行心理學治療工作起，就不斷觸及有關“原生家庭”的問題。

而“原生家庭”真正成為一個話題，則要到2015年《歡樂頌》熱播後，劇中樊勝美的家庭經歷觸發了觀眾對於“原生家庭”的大討論。一時間，“吐槽父母”、“喪偶式教育”等成了自媒體熱點，積壓幾十年的情緒似乎一夜之間迸發了。

今年，又有《都挺好》的熱播，再次帶動“原生家庭”問題。而去年武志紅就上了《奇葩大會》講述了他關於原生家庭問題的認知和研究結果。

就我而言，武志紅老師在《圓桌派》上講的東西，基本都不陌生。從多年前我就開始關注他的博客，他在《圓桌派》上講的東西，基本都是他事業開始那幾年的心得體會，而後來更深入的發現和領悟都沒有提及。這也許是節目的原因，無法跟一羣外行討論更深入的東西。

但正因為如此，他所講的內容會給人以簡單化或者套路化的跡象。舉個例子，他講的中國式家庭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會拿西方的家庭作為對照，似乎東西方存在一種決然對立的、鏡像式的正反效果。

在中國國力蒸蒸日上的今天，這種論調很容易觸動一種民族自豪感的情結。不過我今天想説的不是這些，我想説的是，東西方文化是否存在這麼一種對立的鏡像關係，這一點本身是存疑的。

就拿武志紅的觀點來説，他説中國文化裏有“尋母”情結，西方文化則有“弒父”情結。而根據精神分析理論，“弒父娶母”情結是男性從嬰兒期就有的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這裏面並沒有東西方什麼事。武志紅既然説自己是精神分析學派的，當然不會不知道這些。

並且，雖然武志紅通過大量的臨牀治療和社會調查，發現中國普遍存在着母親對兒女的過度控制，同樣這也不是東方的專利。

2017年，大衞芬奇導演的美劇《MindHunter》（心靈獵人），講述了幾位FBI探員根據探案和遏制犯罪的需要，實行犯罪心理學研究的故事。

這部劇裏調查的對象基本都是些變態/連環殺手。在調查中探員們發現，幾乎每個變態殺手，都有一個有問題的母親：

這些罪犯的母親，幾乎都有着這樣那樣的問題，如性格冷漠，刻薄，對孩子缺少關愛，或者羞辱、打罵孩子，或者要麼缺乏責任感，要麼控制慾過強，甚至吸毒等。

劇中台詞這樣説道：

根源總是母親 挺乏味的

It’s kind of prosaic that it’s always the mother

武志紅曾經推薦過一本文化心理學著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為孫隆基。這本書基本上將中國人通常所説的“國民性”問題做了一個集大成的總結。武志紅自己也曾從這本書受益良多。

不知他有沒有注意到孫隆基還有一本書《美國的弒母文化》，勾勒了美國大眾文化中潛藏的“弒母”情結。

為什麼西方文化中的“弒父”情結最後會變成“弒母”呢？這本書嘗試從美國文化的角度去解釋。

《指環王》的導演彼得傑克新曾經執導過一部影片《羣屍玩過界》，講的是一個青年自幼和母親相依為命，長大後他和一個姑娘交往，不料母親卻表示反對。他只好偷偷和姑娘約會，結果在公園裏被母親發現，母親試圖阻止時不慎被一個有病毒的猴子咬了變成殭屍，並將所有碰到的人都咬成了殭屍。青年只好將所有殭屍關在家裏。幾天後他在家舉行舞會，不料殭屍大舉逃出，將舞會變成了一個血腥暴力又噁心的亂鬥場。

結尾，青年最終發現，原來母親給自己編織了一個謊言，母親説父親為救年幼的他而溺水而死，實際是父親和情人偷情，被母親發現後將其雙雙溺斃在浴缸裏。

正因如此，母親對兒子有極強的控制慾，無法容忍他與其他異性交往。

這部影片是一部典型的B級片，充滿了各種噁心、暴力的元素，經常被人列入影史十大惡心片。而最讓人驚悚的還是結尾的那一幕。

影片結尾，變成了一個巨型殭屍的母親叫着：只有媽媽最愛你，回到媽媽的懷抱吧！向兒子撲來，這一幕簡直讓人毛骨悚然。

所以，武志紅老師所説的母親的控制慾導致兒女的心理問題，並不是東方的特例，只不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正因為如此，當下一代試圖從這種心理困境中解脱出來時，往往有這樣的想法：這種方式是不對的，我要換一種方式。於是將西方的教育方法當做“解藥”，去治東方的“病”。

而事實上，我們需要的是對症下藥。武志紅老師為了簡化問題，做了很多二元對立的解讀，比如“傳統文化中父親是缺位的”、“溺愛是最大的謊言”等。而網絡上卻同時在抱怨中國的“父權式傳統”。

我相信他自己也明白這些表述都太簡單化了。武志紅自己的文章和書籍中無論是對問題的認識還是解決方案都早已超出了他節目中的水平。如果説出於科普的目的，這種簡單化表達可以理解，但真想解決問題的話，這些就不夠了。

節目中，武志紅老師開出的“藥方”是：先從簡單的吃喝拉撒睡開始，逐漸擺脱父母的影響，再在人生大事上另做規劃。

而我們在生活中碰到的常常是，吃喝拉撒睡正是很多父母控制的開始，一旦你在這些小事上“別苗頭”，父母那根敏感的神經立刻就繃緊了，於是你的“深謀遠慮”還沒施展就敗下陣來了。

那麼，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在這點上，我覺得我們的心理學家和教育人士都應該誠實一點，承認：我們暫時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都挺好》已經給出了一種可能性：擺脱控制的方式就是成為那個自己憎惡的對象。而所謂西方文化給出的“隔離”、“獨立”的解決方案，也是有非常的缺陷的。因為社會往往是家庭的放大版，當你脱離父母的懷抱擁抱社會時，會發現社會的惡和非理性並不比家庭少，所以往往“剛離虎穴又入狼窩”。

這樣實在是太讓人喪氣了，難道除了“閉上眼好好享受”，就是“成為我們討厭的人”，別無他法？

讓我們回過去分析一下。父母干涉自己子女生活的理由，從源頭上講，無非這幾種：一，物質匱乏，二，養育之恩，三，家庭遺傳性的問題（生理，心理，文化的）。

物質匱乏，很簡單，就是“你不這樣就會如何如何”、“我是為了你好”。

養育之恩，從付出上看，父母對子女的付出主要體現在物質成本、時間成本和感情成本。第三項則因人而異。

我們得承認，現實中仍然有很多家庭是幸福和睦的，而那些痛苦的家庭，除了遺傳性的問題，大多都來源於物質匱乏和心理失衡。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説，物質匱乏的因素應該會逐漸減少，養育兒女的物質成本理應越來越低才對。

而現實是養育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不要説報什麼學習班之類，單是一個學區房就讓人喘不過氣來了。

並且，社會正是利用了家長“要讓孩子過得比我好”的心理，將學區房的價格一再抬高的。

而感情成本和時間成本，更是金錢無法穿越和取代的。

事實上，家庭和社會才是一對真正互為鏡像的範疇，社會是放大版的家庭，家庭是縮小版的社會。

過去幾十年，因為經濟高速增長，社會結構一直在劇烈的動盪，與之相應的家庭也在激烈的變動中。

因為變化如此之大，所以社會和家庭都來不及做出及時的反應，人們的三觀、生活方式也在激烈地震盪。

而如今經濟增速放緩，正是進入了一個盤整、調適、重構的階段，這個時候應該去反思、消化過去幾十年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在新的問題框架下去尋求解決方案。

當經濟結構的變化傳導到每個普通家庭身上，並且逐漸趨於穩定時，所謂“原生家庭”問題才有瞭解決的條件。問題是歷史形成的，解決卻要在現實中去進行，這就是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

更多熱點分析請關注公眾號：粽眼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