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斌：從“模糊戰略”到“共同底線”——中美貿易糾紛的危機及其出路_風聞

導語：就本次貿易糾紛而言， 走出“模糊戰略”、重建“共同底線”是化解中美貿易衝突的可能出路。“共同底線”策略本質上是先求同、再存疑，要點是不預設功利性目標。具體操作上就是雙方先把彼此的利益關切全部擺在桌面上，把能合作的先合作起來，從而把“體制衝撞”和“意識形態衝撞”難題管控在一定範圍內。

**按照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經濟週期理論，2017年年底到2020年年底應該算的上一個非常不好的時間點，事實上有可能正是如此。**從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宣佈對中國加徵關税開始,中美雙方貿易代表在14個月裏開展了11輪磋商仍然未能平息紛爭,以往雙方也曾多次在人權、貿易、匯率方面交鋒，但大都點到為止互有退讓，這次卻明顯不同,不排除枱面上所謂的制裁攻勢有誇張演繹成分，但特朗普上任一年間“加息、減税、縮表”等一系列不尋常大動作,和中方2015年以來不惜一切代價強力“去槓桿”的政策取向,也説明雙方正在從實體上為長期鬥爭甚至“掀桌子”做準備。

一

中國加入世貿導致中美“模糊戰略”的終結

中美兩國曾雙雙依靠“模糊戰略”平穩度過以地緣政治博弈為主題的冷戰時代，共享了冷戰後近20年的和平發展紅利。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意味着中美之間的“模糊戰略”的終結。

回溯中美交往歷史，會發現兩國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不約而同地採取了基於某種“信念”的“模糊戰略”，這種充滿東方智慧的權宜之計曾讓中美攜手走過了兇險的地緣政治博弈時代，共同迎來了冷戰後近20年的和平發展紅利，北京對這種關係的共識是“鬥而不破”，紐約方面則是“和平競賽”。美方“和平競賽”理論是尼克松總統根據美國著名外交家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演化而來，並在其著作《不戰而勝》詳細闡述成因，冷戰勝利後為這一理論被美國曆任總統奉為圭臬，形成了事實上的“尼克松共識”。這一共識在中美體制內卓有遠見的政治家推動下，逐步從經濟衍展到軍事、環保、知識產權等領域。

不過“和平競賽”和“鬥而不破”雖是兩國共識，在各自內部卻存在不同解讀，以美方為例：一邊以尼克松總統的“和平競賽”策略為主。這種策略軟化了部分意識形態和道德目標，在確保美方自身利益前提下，把維護地區均衡和通過擴大經濟交流推動社會變革作為中美交往的兩個核心目標。另一個陣營的理論同樣以喬治凱南“遏制”理論為藍本，卻更加註重軍事威懾和貿易規則，核心訴求是美國在關鍵領域必須保證絕對領先優勢（比如確保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安全策略）。代表人物如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中國加入世貿的努力就多次遭到對方這種政治勢力的抵制(比如現任總統特朗普就曾多次強調美國在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同時已經輸掉了貿易戰)。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精英們不再像以往那樣私下裏抱怨，而是走上前台大聲質疑現行多邊世貿體系，這些反思也罕見地得到了左右強烈共鳴，該思潮的最大源頭是在世貿規則和互聯網的助推下，美國國內引以為傲的跨國巨頭們和資源窪地的新興國家迅速耦合崛起，這種並非基於制度優勢的新型全球資源配置模式引發了美國“絕對領先優勢”的流失，社會主流精英和中產階級對此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對中國而言同樣如此，儘管現在看來加入世貿是實現本國經濟騰飛的關鍵保證,更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認同，但當初因為世貿規則問題，內部既得利益羣體的反對聲音遠比外界想象大，爭論焦點是擔憂部分世貿規則將對中國社會制度帶來根本性改變，因政治運作模式問題這種內部分歧並不為外人所知，但其博弈烈度完全不亞於艱難的入世多邊談判。遺憾的是加入世貿後兩年間，各方不加節制地對原國有企業實行暴風驟雨式的管理層收購動作，和部分外資對原民族品牌一系列斬首式收購等激進改革動作最終激化了矛盾，標誌性事件就是”郎顧之爭”。

二

“模糊戰略”逐漸被動的三個核心原因

**主要原因：**中美雙方均低估了兩國加入世貿後的“體制博弈”難題，也沒有為這種難題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疏導方案，導致雙方怨氣滋生、矛盾累積，最終形成今天的局面。

**次要原因：**加入世貿後中國經濟規模飛速發展連年翻番成為世界第二，並引起了現有世界經濟版圖和秩序的更迭。客觀地説中美雙方都沒有很好地適應這一身份的轉變。

世界銀行統計的2015年全球各國GDP佔比。

本次中美貿易戰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美方一直對中國的一份遠景產業規劃《中國製造2025》大加鞭撻。表面上是因為文化差異原因導致雙方爭論焦點南轅北撤，追根溯源會發現這種爭論背後的成因：**在中國經濟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的情勢下，雙方都沒有適應新身份的變換，導致之前被各自政府刻意忽略的、兩種完全不同社會制度下所特有的“利益衝撞”問題越來越嚴重。**這些矛盾因為認知差異和彼此內部經濟結構原因，很難在現有雙邊框架下得到有效解決。

**核心挑戰：**以互聯網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數字經濟時代模糊了傳統政治治理中的主權概念、疆域概念，中美雙方的“數字化衝突”已經替代了主權和疆域衝突成為主戰場。

傳統意義上的我們的危機感主要源於對榮譽、權力、金錢、健康等世俗方面的追求，但這次卻明顯不同。“互聯網”取代上述危機成為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灰犀牛。或者説新形勢下中美關係最大的挑戰其實來自於互聯網。和傳統政治不同，互聯網時代的控制權更多的是體現在對互聯協議、連接器、數據內容、底層技術的控制上，以互聯網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時代中美政經關係如何重構？

三

走出“模糊戰略”、重建“共同底線”，

化解衝突

中美雙方首先要正視一個現實：目前的局面是一個攤牌時刻，懼怕攤牌是錯誤的。

但這種攤牌並非你死我亡的鬥爭,而是正視矛盾,善於攤牌，把彼此利益關切全部攤在桌面上最大限度地尋找共同利益交集，以避免雙輸的悲劇。

**如本次貿易衝突，真正迫切需要解決的短期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不再滿足於來料加工的微薄利潤，整體佈局開始有計劃地向利潤豐厚的產業鏈上游挺進，甚至藉助於特有制度資源進行全球化產業鏈整合動作，對此美方則認為這種競爭模式給美國的自由經濟制度帶來了危險，因為它觸動了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則是知識產權問題。至於關税壁壘和市場準入限制説到底其實是上述兩個問題的延申。

**最好的應對策略是中美兩國應該擯除意識形態陷阱，放棄傳統的“模糊戰略”思維定勢，攜手重建“共同底線”。**所謂共同底線,簡而言之就是在不預設功利性目標的前提下，把雙方交往中的所有利益關切擺上枱面，找出彼此能夠接受部分先合作起來，比如氣候應對、反恐、衞生防疫、貿易規則等等。如果模糊戰略是口口相傳的袖裏乾坤，共同底線則是落實到紙面的可執行文件，有總則、有細則、有獎懲。

共同底線”策略本質上是先求同、再存疑，要點是不預設功利性目標。從而有效管控中美之間的“體制衝撞”和“意識形態衝撞”難題，尤其是能夠有效緩解“你死我亡”式的全面對決。

四

中美雙方需共同編織“共識”之籃

就本次貿易糾紛而言，“共同底線”類似一個“籃子”，而貿易可視為“籃子裏的雞蛋”，解決中美貿易衝突的最佳方案就是先編“共識”的籃子，再裝“利益”的雞蛋。

基於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現實，要達成一個美方所期頤的那種一攬子協議缺乏可行路徑。寄望於過度擠壓中國國內原本就十分微薄的利益空間來維持原有貿易模式會嚴重損害其自身利益，搞不好會出現一連串無法控制的災難性連鎖反應。美國對此也十分清楚。

但這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以本次貿易糾紛而言，“共同底線”類似一個“籃子”，而貿易可視為“籃子裏的雞蛋”，務實的解決方案是在雙方高層在確定“共同底線”後，具體的貿易細節可以交由專業人士，通過協商設立一個由雙方法律部門、獨立第三方、產業協會、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組成，能夠代表多方利益的“貿易爭端解決機構”，建立“吹哨人”制度，通過一事一議的強制性調解方案紓解雙邊貿易衝突中的疑點難點。並以此作為WTO貿易衝突解決機制的補充方案，最終通過“判例制裁決”形式逐步形成一套務實高效的雙邊貿易機制。

五

美國人民只是授權特朗普總統搞定中美貿易

而不是搞砸它

國內個別學者認為特朗普想搞垮中國的陰謀論並不成立。

在中美貿易戰擺上枱面後，美方國務院曾鄭重其事地反對媒體把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貼上“貿易戰”標籤，而是建議用“貿易糾紛”或“貿易摩擦”代替，這個細微動作和中國世貿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的觀點不謀而合。這也是中美雙方最終和平解決此次貿易糾紛的最大底氣所在。無論是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利益層面，一個局勢穩定的中國更有利於美國有效平衡亞太勢力，一個龐大而統一中國市場對美國全球商業利益最大化至關重要。所以才有了美國著名智囊白邦瑞“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道路通往北京”的説法。

政治即人心，人心的背後是利益。特朗普本人也明白，中美之間這種共識經過幾十年演進，已經在互聯網的催化下變成一種環環相扣、各取所需的利益共同體，也許強硬的政治家們在某一時段內可以左右局勢，卻無法真正逆轉資本的跨境流動，更無法撼動最終結果。

六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制度創新

無論是1990年以前的制度性改革，還是1990年之後的技術性改革都着力於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另外一個是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尚未完全理順導致效率低下問題。**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藉助於國際市場和先進技術使上述兩個問題得到了很大改善，最終形成了以出口、房地產、基礎設施投資互為犄角的“生產-消費-投資”閉環增長模式，在入世紅利、人口紅利、互聯網紅利三重加力下吸引了全世界的技術、資金、資源，這種高速增長模型甚至還暗合了互聯網時代的大國平台化發展方向。但這一模式的最大弱點是始終需要大量穩定的出口來確保有效流動性充盈。一旦出口出現危機就需要重新回到貨幣擴張的老路上，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至今日隨着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仍然採取和實際內需完全背離的擴張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也是十九大以來中央一再強調防範重大風險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看出,美方在中國當前急需去槓桿的時間點選擇貿易逆差問題來發難針對性非常強。如果內需短板不解決，即使平穩度過此次貿易風波也是暫時性的，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清醒。

幸運的是以互聯網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模式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機遇。無論體量優勢、人口優勢、地域優勢還是基礎設施優勢中國都遙遙領先，這種大縱深優勢類似一種“新型海岸線”，將為以後發展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所以正視自身問題並藉助中美貿易戰倒逼制度創新，和保持戰略自信，通過量化自身優勢主動拿出一套普惠性的中國式貿易解決方案是最佳策略。

《大國策周評》欄目每週推出，試圖為讀者聚焦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一帶一路”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中美、中歐、中俄、中日等大國關係，中國的軟實力及海外利益保護，全球治理的變遷和改革等熱點問題。我們希望把這個欄目辦成讀者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勾勒變化多端的國際形勢、展現海內外學者大相徑庭的視角，為讀者把握國際事務的脈搏提供更多信息。

本文經授權轉發自中國國防金融研究會旗下“大國策智庫”微信公眾號，供參考借鑑，不代表戰略學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