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 江宇-向毛澤東學習：如何為人民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_風聞

提 要: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70年代末預期壽命等健康指標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其中，毛澤東的醫療衞生思想和實踐起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樹立“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衞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健康進行綜合治理。二是創立獨特醫療衞生模式：採取預防為主的方針，“減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運用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制醫療成本；三是樹立“面向工農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體人民的公平的醫療保障制度，保基本、強基層；四是樹立衞生工作和羣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這是黨的羣眾路線在社會建設領域的體現；五是樹立良好醫德醫風，激發醫務人員的職業榮譽感。這些做法，推動我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建立了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原創了醫療衞生的中國模式。今天對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仍有借鑑和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一是平均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78年的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遠遠超過我國經濟水平的排名。二是初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於50‰，比較60年代到70年代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指標的改善情況，中國遙遙領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減。健康就是生產力[1]。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這些成就，同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些成就，離不開毛澤東的醫療衞生思想及實踐。通過發展醫療衞生事業改善民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建國後醫療衞生領域的重大舉措——如愛國衞生運動、防止血吸蟲等傳染病、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等，都是毛澤東親自推動的。毛澤東的醫療衞生思想，不僅僅侷限於醫療衞生領域，而是把醫療衞生置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看待，體現了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羣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今天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衞生服務”的目標，仍有借鑑意義。

一、“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衞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　　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　　結合起來，對健康進行綜合治理

　　健康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最基本的人權。維護健康不僅僅是醫療衞生專業部門的事，而是涉及經濟、政治、發展方式、社會公平等許多方面，需要綜合治理。近來，這一思想越來越受到國際衞生界的重視。毛澤東一向把衞生工作放在全局考慮，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把衞生工作看作是“關係到全國人民生老病死”，關係到“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2]。為此，他親自做調查研究，親自起草對衞生工作的指示，親自倡導和發動愛國衞生運動，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為移風易俗、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象毛澤東同志這樣把衞生工作提高到“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愛國”的高度，是前無古人的。

　　毛澤東青年時代，舊中國災難深重，人民體質虛弱、精神萎靡，成為國家貧弱不堪的象徵。毛澤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3]就説道：“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為思想和文化建設的基礎，認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興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徑。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認為衞生工作是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明確提出了衞生工作必須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方針。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時就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羣眾的衞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4]。”1941年他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四期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942年5月給延安中央醫院題詞“治病救人”。1945年5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衞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5]”這些已經初步體現了他關於衞生工作根本目標是增進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羣眾工作和衞生工作相結合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多次對衞生工作做出指示，強調把衞生工作擺到全局高度來看待。集中體現在1951年9月他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加強衞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中：“今後必須把衞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衞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衞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必須教育幹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説，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衞生知識和衞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決不應該輕視衞生工作”[6]。它深刻地闡述了衞生工作的重要性，並給衞生工作做了明確的定位，為此後黨和政府領導衞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195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修改稿)》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衞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7]”。在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衞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8]”。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關於衞生工作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大多數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對衞生工作的忽視，要求對衞生工作“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羣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衞生工作”[9]。60年代之後，他又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運動，創造了為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衞生保健模式。

二、“預防為主”的思想：採取預防為主的方針，採取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制醫療成本

　　醫療衞生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終存在一個如何在預防和治療之間、低成本的適宜技術和高精尖技術之間的選擇問題。預防和低成本的適宜技術，面向的是廣大人羣，簡便易行，對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會效益好，但是經濟效益差;而高精尖技術則相反。現代西方醫學一度片面強調發展高精尖技術、把大量資源用於晚期治療，忽視面向人羣的預防措施和適宜技術的普及，西醫傳入我國之後，我國醫療衞生事業也出現這一傾向。使得醫療衞生資源集中於少數大醫院、醫務人員主要精力用於攻克疑難雜症，而忽視了面向廣大人羣的預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務。毛澤東醫療衞生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糾正這種傾向，加強預防，推廣適宜技術，讓有限的醫療衞生資源惠及更多人羣，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預防為主方面，毛澤東認為醫療衞生工作的首要目標是減少疾病，而減少疾病的主要途徑是預防。1941年6月，他在為《解放日報》撰寫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我們現在提倡自然科學，是為着掃除邊區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衞生的習慣，普遍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10]”。在建國初期抓的愛國衞生運動，就是一場以預防疾病為宗旨的大規模羣眾運動。他在為第二屆全國衞生會議的題詞中説：“動員起來，講究衞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11]。他在1950年寫給教育部長馬敍倫的信中説：“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再次就學生健康問題致信馬敍倫：“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12]。”1964年針對幹部保健説，“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13]。”並指示衞生部，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把保健醫生、保健護士調回醫院去參加病房和門診工作。對於沒有嚴重疾病的人，提倡經常到户外活動，鍛鍊身體，積極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取消存在於高幹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澤東在審閲衞生部就此事的報告時又批註説：“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14]。”

　　在採取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方面，集中體現在他在“六二六指示”中。人們對“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但實際上，除了城鄉醫療資源的分配之外，毛澤東在“六二六指示”還談到了醫療衞生技術路線的問題。他説“脱離羣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羣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15]”。這段話針對的是當時醫療衞生界存在的忽視普通羣眾的需求，而專注於那些在學術上有價值的、但是面向少數人羣的高精尖技術的做法。這種做法不僅會導致人羣之間的不公平，而且會不斷推高醫療費用。在毛澤東推動下，新中國頭30年的經驗是一種同現代醫學“以治療為本”不同的另一種思路，那就是通過全民預防、羣防羣控、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衞生運動，把羣眾運動和醫療衞生服務結合起來。這種思路的核心在於，用社會組織的手段，來替代專業性的高成本、高技術投入，實踐證明是有效的。626指示之後，大批的赤腳醫生來到鄉下，他們不僅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更是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衞生運動、心理疏導。這種機制，彌補了專業力量的不足，也創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澤東始終主張中西醫結合，多次對此作出批示和推動。這除了着眼於繼承傳統文化之外，也是出於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中醫在農村合作醫療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面向工農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體人民的公平的醫療保障制度，保基本、強基層

　　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公平提供基本醫療衞生服務，是社會公平的基石。建國初期，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在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就建立了覆蓋城鎮居民的勞動保險和公費醫療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農村醫療服務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據1964年的統計：在衞生技術人員分佈上，高級衞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縣以下僅佔10%。全國衞生事業費9億3千餘萬元中，用於公費醫療的2億8千餘萬元，佔30%，用於農村的2億5千餘萬元，佔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僅佔16%。對此，毛澤東於1965年在“626指示”中批評衞生部是“城市老爺部”，並且做出了“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在這一號召下，衞生部組織了巡迴醫療等措施，但是畢竟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為此，毛澤東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親自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和普及和赤腳醫生運動。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是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才建立的。合作醫療制度是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為解決我國農民看病問題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農村合作醫療的萌芽，為解決農民看病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隨着經濟調整，覆蓋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衞生部批評過去幾年“在治病方面，一個時期有公社包下來的傾向[16]”。到1964年，全國農村只有不到30%的社隊還維持合作醫療。1968年，湖北長陽等地的農民又自發搞起合作醫療，毛澤東給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澤東親自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稱贊“合作醫療好[17]”。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隨後，《人民日報》用一年時間，連續組織了23期專稿，開展大討論。在這次大討論的推動下，從1969年起，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到70年代末，覆蓋率達到90%。全國醫療衞生機構病牀的分佈1965年農村只佔40%，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衞生經費的65%以上用於農村。1968年9月，他又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號召廣大城市醫務工作者向赤腳醫生學習。赤腳醫生成為為我國農民提供醫療衞生服務的主力軍，最高峯時全國有約500萬赤腳醫生和農村衞生員，大大改善了城鄉醫療服務不公平的狀況。世界銀行和世界衞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衞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衞生水平提供了樣板[18]”。2003年之後，我國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9年以來，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原則，這都是對毛澤東醫療衞生思想的繼承。

四、衞生工作和羣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黨的羣眾路線在社會建設領域的體現

　　走羣眾路線，把羣眾“組織起來”，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衞生事業，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是技術和人才的缺乏。毛澤東在領導中國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揮了我們黨“羣眾路線”的做法，把羣眾運動和維護健康結合起來，通過發揮羣眾集體協作的力量，彌補了技術和專業人才的缺乏，而且使醫療衞生成為人民普遍參與的事業，促進了社會建設、移風易俗。

　　毛澤東對愛國衞生運動的關注，是他關於衞生工作和羣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現。1957年2月在《關於講衞生、除四害問題的批語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國務院應聯合發一個指示，號召全民動員，講衞生，除四害，立即動手，分步進行”，“內容要把人人振奮、改造國家，帶動消滅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講清楚”[19]。1958年為中央起草《關於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衞生運動的通知》説，“除四害佈置，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户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户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轉的福建省一個報告指出，開展愛國衞生運動的體會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羣眾，採取多種多樣的方法展開宣傳活動，真正做到家喻户曉，“户户動員，人人動手”。領導親自動手，書記掛帥。大部分地區的黨政軍負責同志親自帶領廣大幹部和羣眾投入運動，提高了羣眾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冬季愛國衞生運動的通知，提出年愛國衞生運動的具體要求。毛澤東於1月上旬，親自檢查了杭州市小營巷的衞生情況。在毛澤東領導和號召下，愛國衞生運動成為將羣眾路線運用於衞生防病工作的偉大創舉，通過有效的社會組織將中國政治優勢、文化優勢轉化為人民羣眾的福利，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了較高的健康績效。

　　毛澤東衞生工作和羣眾運動相結合的做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國在防治血吸蟲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蟲病是當時在我國流傳面廣、危害深的主要傳染病之一，1955年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關係到民族的生存繁衍，關係到生產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關係到青年能不能參軍保國，我們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四次就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做出批示[21]，推動這項工作。但是在如何開展血防工作上，衞生部門並不贊成用羣眾運動的方式，認為“農村缺乏安全的醫療設備，工作的重點應當是在縣城開辦正規的現代醫院”[22]。毛澤東則推動各地通過廣泛發動羣眾開展愛國衞生運動的方式進行血防工作[23]。

五、樹立良好醫德醫風，激發醫務人員的職業榮譽感

　　醫療衞生服務十分複雜，難以監管，醫務人員自身的醫德醫風對保障服務的質量有很大作用。在醫療衞生工作中，是單純用經濟手段激勵醫生，還是樹立良好醫德醫風，用救死扶傷的榮譽感來激勵醫生?這是醫療衞生體制中的重要問題。毛澤東一貫提倡，發揚良好的醫德醫風。抗日戰爭時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樹立為“為人民服務”的典範，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年，毛澤東同志在為延安醫科大學的題詞中，提出“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25]。”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對衞生人員政治和業務素質的培養與提高，他十分強調“醫生一定要政治掛帥”。1968年，他在一個相關報告中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和大多數能夠同工農兵結合，有些人還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造舊思想[26]。”在他這些思想的感召下，再加上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這一時期的醫務人員有着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威信，醫患關係十分融洽。

六、毛澤東醫療衞生思想對當前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的啓示

　　2009年以來，我國開始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但還有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尚未解決。各級政府對衞生工作的重視仍有待提高，公立醫院醫務人員激勵機制仍然扭曲，醫務人員執業環境和職業精神有待改善。財政補償的長效機制有待建立。隨着改革觸及藥品生產流通環節和醫院舊體制機制，對利益調整力度加大，改革還將面臨一些阻力。這次醫改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對歷史的延續。回顧毛澤東的醫療衞生思想和實踐，對今天的深化醫改有如下啓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為國家發展的中心目標之一，提高到政治高度。將醫改進一步拓展到維護人民健康、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實現人民健康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高度，實現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促進經濟發展轉向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源優勢的科學發展。

　　第二，在改革中堅持公平優先原則。當前，雖然比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了很多，但醫療衞生資源仍不豐裕，在改革中必須堅持公平優先的原則，使有限資源優先惠及中低收入者。應該以更大的力度，調整財政資金和醫療資源向資源不足地區轉移，在繳費和支付上提高醫療保障的統籌層次，強化其收入分配職能，適當限制高端醫療服務的發展。在一個時期以內，新增的各類醫療資源，原則上應該全部投向資源不足的地區。

　　第三，堅持適宜技術、適宜藥品的路線。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許多技術密集的、高成本的醫療技術被引進我國，但其中許多是有可以更加便宜、更加經濟適宜的技術替代的。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通過合適的機制設計，走適宜技術和適宜藥品的發展道路。儘快遏制資源進一步向高端服務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區集中、向晚期治療集中的狀況，走符合國情的醫療衞生髮展道路。

　　第四，把醫改等社會建設事業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我國醫療衞生工作的歷史經驗表明，加強社會建設，改善公平正義，不僅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經濟增長的紅利。當年，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我國建立低水平、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維護了基本民生。公平的醫療保障，保護了城鄉生產力，為實現工業化提供了人力資本支持。我國當前產能過剩、內需不振，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較大和社會保障水平低，應該把加強以保障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作為拉動內需的戰略選擇。

　　第五，加強醫德醫風建設，重塑白衣天使形象。當前，在“以藥養醫”機制扭曲下，醫務人員的行為發生異化，醫生形象不佳，醫患關係緊張，影響醫患信任和改革深化。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醫德醫風建設，宣傳和樹立白衣天使的正面形象，號召醫務人員繼承和發揚白求恩精神，為體制機制改革營造積極的文化氛圍。

注 釋：

　　[1]參見李玲等《人力資本、經濟奇蹟與中國模式》，載潘維主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36頁

　　[2]《對第一屆全國衞生會議的指示》，1950年8月

　　[3]《體育之研究》，載《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引自《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

　　[4]《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頁

　　[5]《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電子版見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zl/llzz/mzdxjd3j/

　　[6]《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衞生工作的指示》，《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606頁

　　[8]《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頁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頁

　　[10]凌志：《毛澤東的反迷信思想探析》，《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2期，第9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頁

　　[12]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2.

　　[13]衞生部黨組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給毛澤東的報告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頁

　　[15]姚力：“把醫療衞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的歷史考察;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上)[C];2006年

　　[16]夏杏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9期

　　[17]對《人民日報》發表《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等文章的批語，一九六八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604頁

　　[18]李硯洪：《赤腳醫生》，《北京日報》2008年1月22日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21]關於召開第二次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批語;為印發徐運北關於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的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7頁;

　　[22]《血防戰役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中國醫藥》，1968年第10期，第594頁

　　[23]大衞·M·蘭普頓張志輝：《“大躍進”時期的醫療政策》，《科學文化評論》2006年01期

　　[2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3頁

　　[25]盧希謙《革命人道主義醫德觀的提出——紀念毛主席“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題詞發表50週年》，《道德與文明》1992年04期

　　[26]毛澤東：《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本文原題《毛澤東醫療衞生思想和實踐及其現實意義》;來源：崑崙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