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裂變：貿易保護為何是抱薪救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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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史縱論-No.24

美國裂變：貿易保護為何是抱薪救火？

作者：奧特快

編輯：李墨天/戴老闆

談起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知道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的人很多，知道參議員霍林斯（Fritz Hollings）的人很少。

前者是美國貿易領域的鷹派人物，衝在跨國談判的第一線，早已被無數網文貼上了洪水猛獸的標，儼然是中國人民最討厭的美國人之一；後者隱身在美國的立法系統裏的資深政客，在國際新聞版塊裏找不到蹤跡，但在美國國內，像他這樣的人才是推動貿易保護的主力旗手。

二戰後，既是吸取了大蕭條時期關税戰爭的慘痛教訓，也是為了與蘇聯爭霸而扶持盟友的現實需要，美國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廣自由貿易。然而，面對外國進口的衝擊，來自產業的利益集團始終在尋求保護，他們與國會、白宮、零售商集團、新聞媒體、跨國巨頭的鬥爭從未停止。

在貿易這個巨大的議題上，來自行政、司法、商界、民眾等各方勢力可以分成明顯的兩派：貿易“自由派”和貿易“保護派”，而霍林斯就是“保護派”裏的旗幟人物。今年4月，他以97歲的高齡去世，他作為公職人員的大半生，也可以視作與貿易“自由派”戰鬥的大半生。 

霍林斯與密友美國前副總統拜登，2011年

霍林斯與他的“敵人們”半個多世紀來的鬥爭，既是美國貿易保護派與貿易自由派鬥爭的縮影，也是波瀾壯闊的全球化歷程的真實寫照。

01.  碰壁：被摁在地上摩擦的保護派

1959年，37歲的霍林斯當選南卡羅來納州州長，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爛攤子。

作為美國紡織業重鎮，南卡羅來納幾乎每2個製造業工人裏，就有1個是紡織工人，在面積不到半個上海黃浦區的Clinton市裏，聚集了整個美國近40%的紡織生產活動。然而，上任伊始，擺在這位“紡織強州”的州長面前的要務之一，卻是當地棉紡集團愈演愈烈的“救救我們”的訴求。

當選州長的霍林斯，1958年

冷戰的鐵幕拉開後，美國為了對抗蘇聯，開始用“貿易而非援助”的方式扶持日本，即通過大量進口日貨的方式，變相給日本塞錢。對日本而言，低技術門檻、低技能要求的紡織業，幾乎成為了其唯一的出口選擇，於是在50年代中期，大量廉價的日本棉紡織品不斷湧入美國。

當時，美國棉紡工人平均時薪約1.65美元，而日本工人只需要0.15美元，優勢明顯。不過，即便進口自日本的棉紡產品只佔美國消費量的2%，毫無成本優勢的美國紡織業還是對日本同行充滿警惕。1954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提出進一步對日本減免關税，便遭到了紡織業的強烈反對。

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個跟貿易毫無干係的消息傳來了：法國人於奠邊府戰役中慘敗給了胡志明和他背後的中國軍事顧問團，越南北部解放。比起同行競爭，紡織業主們還是更害怕紅旗插到白宮樓頂。為了不失去日本這個在遠東制衡蘇聯的橋頭堡，貿易保護派只得暫時妥協。

在美國，共產主義威脅是對付貿易保護的萬能良藥，但奠邊府戰役並不是每年都有，一旦形勢緩和，保護主義就會再次抬頭。

等到霍林斯就任州長時，南卡羅來納的紡織業主們早已怨聲載道。最初，通過向肯尼迪施壓，霍林斯換取了政府對紡織業的補貼支持，但他發現只要日本的廉價貨還在流入，南卡的棉紡織工作就仍會流失。霍林斯開始相信：只有嚴格控制進口規模，才能有效地保護紡織業。

霍林斯（右）與肯尼迪（左），1960年代

1968年4月，已經轉任聯邦參議員的霍林斯提出了一項針對進口紡織品配額的修正案，“保護派”出手了！

美國參議院很快高票通過了該修正案，但修正案在眾議院卻遭遇了阻擊：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的**威爾伯·米爾斯（Wilbur D.Mills）**堅決認為，根據美國憲法，涉及貿易與關税問題的條款應當由眾議院提出，由參議院提出不合程序，於是該修正案還沒等表決，就胎死腹中。

這裏交待一個背景：美國的立法程序極其複雜，但主要包括6個步驟：1. 議員提出議案、2. 委員會審議、3. 全院辯論和表決、4. 另一院審議和通過、5. 兩院協商、6.總統簽署。中間每個步驟都要嚴格遵照程序[9]。

眾議院的這位米爾斯老兄，可不是等閒之輩。在他掌舵期間，國會討論的所有具有財政後果（關税屬於其中之一）的法案都需要他點頭。一位眾議員曾表示，“我從不會投票反對上帝、我的母親以及米爾斯”。霍林斯想要豎起貿易保護的高牆，首先得過米爾斯這個“自由派”這一關。

威爾伯·米爾斯：華盛頓最有權勢的人

在霍林斯打算再次發起投票時，總統約翰遜警告他稱，政府不僅會想辦法讓米爾斯再次挫敗他，還會在南卡羅來納州放話是他耽擱了紡織業的這個提案，重壓之下，霍林斯只好妥協——50~60年代的美國，強勢人物在國會隻手遮天，保護主義者與利益集團往往鮮有插足的空間。

50~60年代美國處於黃金時期，對產業的信心十足，“自由派”陣營人才濟濟，不乏老謀深算的資深政客，他們一手用權力和手腕把控着國會，一手高舉自由貿易的政治正確大旗，偷樑換柱、聲東擊西、用盡手段，使得“保護派”在80年代之前長期處於邊緣位置。

最牛逼的當屬“自由派”以退為進，主動放水，讓對手小贏一把，來換取自家陣營更大的戰略勝利。

02.  1934體制：鐵籠、老虎與農場主的雞

60年代後期，發展中國家對美出口的人造纖維紡織品，飆漲了25倍。“自由派”的旗幟人物米爾斯議員敏鋭地意識到，這種進口的失控很可能會導致一個意外的後果：人造纖維紡織品團體和棉紡織團體合流，形成更加強大的保護主義集團，壯大貿易保護派的實力。

老謀深算的米爾斯索性先發制人，主動支持與日本等主要出口國談判，要求後者對其人造纖維紡織品出口加以限制。

這種棄車保帥的策略是米爾斯慣用的手法：通過向紡織品出口國大力宣揚來自國會的“保護主義威脅”，迫使外國政府就範，令國會立法成為多餘之舉。白宮也往往會在一旁配合，不斷放嘴炮大談立法的可能性。通過較小的犧牲，表面上滿足紡織保護主義者的訴求，實則是讓貿易保護派“師出無名”，避免其勢力壯大。

1970年6月，面對日本紡織品進口的衝擊，米爾斯故技重施，提出了一個“可能會被國會通過的進口配額法案”，同時暗地裏施壓日本政府，迫使其主動降低出口規模。但沒想到，日本政府此次沒有老實認慫，以至於尼克松竟然真的簽署了米爾斯提出的配額法案，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米爾斯不得不把這個他並沒有真的想通過的“米爾斯法案”送交表決，好在參議院送上了神助攻，把一攬子富有爭議性的福利改革計劃附到了該法案後面，與之捆綁表決。這樣一來，該法案就面臨了兩個敵人：自由貿易支持者與福利改革反對者。這一招果然奏效，法案再次無疾而終。

霍林斯本想借米爾斯與國會的配合失誤，將自由貿易派一軍，結果最後還是吃了癟。這也是“自由派”阻撓“保護派”的又一種手段：把水攪渾，渾到不辨敵我。

1971年，霍林斯再次提出進口配額。米爾斯隨即採取行動，敦促日本紡織業儘快推出自願限制出口的單邊計劃，日本這次乖乖配合，儘管遠遠沒有達到美國政府希望的程度，但心急火燎的米爾斯幾乎在日本政府剛一宣佈時就表達了贊同，實力詮釋什麼叫“我還沒開槍，你怎麼就倒下了？”

在50-70年代，這種棄車保帥的手段被自由貿易派運用得滾瓜爛熟。從肯尼迪到尼克松，雖然歷屆美國政府制定了多次紡織品配額協議，使美國紡織品進口中的近75%都籠罩在配額大棒的陰影下，但這些棄掉的“卒”並不是白白的犧牲，美國當局利用這些妥協，換取了在更大範圍內開展自由貿易談判時，讓紡織業團體閉嘴的權益。

1964年，肯尼迪回合談判開始，佔世界貿易總額約75%的54個國家參加，讓全球6萬餘項商品的關税水平平均下降了35%；1973年，東京回合拉開大幕，到1979年結束時，全球關税水平再降33%，貿易規模（出口+進口）也從1950年的1259億美元飆升至1980年的4.13萬億美元，翻了33倍，全球化在此期間高歌猛進。

一邊是國會與保護主義者的激烈鏖戰，另一邊是白宮推動下自由貿易的穩步向前，之所以能夠出現這種局面，是由於美國貿易決策中“1934機制”在發揮關鍵作用。

這種體制的誕生源於大蕭條。1930年，臭名昭著的《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落地，20000多種商品關税被提升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各國因此展開慘烈的關税大戰，全球貿易規模在4年內暴跌66%。在大蕭條的谷底，把砂鍋菜、通心粉、芝士、紅辣椒放一個鍋裏煮的美式亂燉風靡一時，原因無他：省錢。

吸取了大蕭條的慘痛教訓後，美國的貿易決策機制開始發生改變，並以1934年通過的《互惠貿易法》為標誌形成了“1934體制”。

與先前相比，“1934體制”最大特徵即“國會甩鍋白宮”——1934年之前，美國貿易政策完全由國會主導，但國會議員又極易屈服於本地利益集團而支持保護主義，因此國會往往成為保護主義的大本營；1934年之後，國會將貿易決策權有條件地下放給白宮，由於總統可以高舉“國家利益”大旗壓制地方利益集團，所以面對貿易保護集團時也更加“頂得住”。

這種體制，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會，也使白宮獲得了可以衝鋒陷陣推動自由貿易的力量。

戰後，當國會面臨保護主義壓力時，往往先由強勢人物通過各種手段將保護主義者拒之門外；不然就主動衝擊，串聯白宮，棄卒保帥，以較小的代價堵上保護派的嘴，實在不行才勉強通過一項保護主義法令，以避免該團體干擾更大範圍內的自由貿易談判：

如果把三者形象地説，就是鐵籠（國會）關着老虎（貿易保護派），老虎想吃雞（自由貿易），而農場主（白宮）在養雞，如果老虎叫的太兇，就抓幾隻雞扔進籠子，以免老虎虎急跳牆掙脱鐵籠，吃掉更多的雞（以紡織品保護協議，來換取更大範圍的自由貿易）。

當然，上述比喻只是“1934體制”中最核心的特質，其實它的實際安排遠比本文所述繁瑣，比如國會在讓權白宮時還在白宮安插了個“內應” ，即貿易代表辦公室，該部門雖然算內閣級，但卻是國會的派出機構，用以協調國會與白宮的意見分歧，萊特希澤就是目前該部門的首腦。

這就是1934體制，它讓老虎不至於發飆失控，也讓雞的數量有序增加。但是到了80年代，這座鐵籠卻開始生鏽了。

03.  轉折：被脱衣舞女毀掉的自由派

順風順水的貿易“自由派”們，萬萬不會想到，自己陣營會因為性醜聞而瓦解。

1974年10月9日凌晨2點，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警察攔住了一輛超速的豪華轎車。在警察敲車窗詢問駕駛員時，車門被猛然拉開，著名的脱衣舞紅人Fanne Foxe猛地從車裏竄了出來，不斷切換着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大喊大叫，並跳進了附近的華盛頓潮汐湖裏，但最終被警察所救。

豔星酒後亂搞是常事，不過警察意外發現，車裏的另一個乘客，居然是華盛頓最有權勢的人、貿易自由旗手米爾斯議員！

事件曝光後，《華盛頓郵報》大書特書，不僅把米爾斯婚外情的醜聞公之於世，還挖出了他酗酒成性的料。本次事件徹底終結了他的政治生涯，兩年後，米爾斯黯然退出政壇。諷刺地是，Fanne Foxe卻自此一炮打響，她甚至把她的脱衣舞作品名稱從“阿根廷爆竹”改成了“潮汐湖炸彈”。

米爾斯與脱衣舞紅人Fanne Foxe，1974年

米爾斯的墜落，不單單讓自由貿易派元氣大傷，也喻示着一箇舊秩序的消亡。

70年代起，美國國會改革緩慢開啓，最大的改變是讓議員的議案表決公開化。這項改革雖然讓國會變得更加透明，但也使得議員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了利益集團的眼皮底下。面對貿易保護議案，很多議員都不敢投反對票，國會抵抗貿易保護壓力的力量大幅下降了。

而在自由貿易派實力受損的同時，貿易保護派卻迎來了機遇：1980年起，美元匯率一路飆升，外國進口迅速增加，來自日本與歐洲的鋼鐵、汽車、半導體與電子消費品在美國市場上攻城略地，美國的貿易赤字空前擴大。 

來源：聖路易斯聯儲

伴隨越來越多的行業受到外國進口商品的衝擊，美國的貿易保護情緒陡然增強。作為貿易保護陣營中的排頭兵，紡織業集團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80年代中期，棉農、紡織工、布料生產商、服裝生產商與工人聯合會攜起手來組成了“從種子到T恤”的行業聯盟，力圖爭取更嚴格的貿易保護。

陣營實力大增，長期吃癟的霍林斯同志捲土重來，與另一名議員詹金斯聯合提交了《詹金斯-霍林斯議案》，該議案設置了針對紡織與服裝進口的全球性限額，規定每年進口服裝增長率不超過1%，且將進口數量與美國國內需求的增長緊密綁定。

如果這個違背20多項紡織貿易協定的議案獲得通過，那麼來自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及韓國的紡織品進口將暴跌60%，同時，美國政府當時正在推動的其他所有貿易談判都會功虧一簣，並引發他國的激烈報復。

然而，就在霍林斯準備發起致命一擊之時，長期以來一直專注於低頭數錢的服裝零售業卻突然揭竿而起，化身為自由貿易的強力支持者。初現頹勢的自由貿易派收穫的不單單是一個盟友，也是一股影響戰局的舉足輕重的力量。

當時，受70年代反覆的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中產階級開始“消費降級”，服裝零售業深受衝擊。而到1975年，在折扣商團體的遊説下，規定了品牌服裝價格下限的《公平貿易法》又被廢止，於是折扣店可以採取更激進的價格戰搶佔傳統零售商的市場份額，前後夾擊下，傳統零售業很快陷入四面楚歌。

所以，為了降低成本，零售商必須從海外尋找更便宜的供應商，也最終導致他們成為了自由貿易的堅實擁躉。1984年，代頓哈德森百貨與西爾斯百貨及其他17個零售業巨頭和8個零售業協會領導人共同組建了零售業貿易行動聯盟，他們的終極目標，就是清除所有紡織品的進口配額。

《詹金斯-霍林斯議案》表決在即，聲勢浩大的貿易保護派志在必得，收穫強援的自由貿易派同樣破釜沉舟，一場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之間的決戰，即將打響。

04. 決戰：堂吉訶德的輓歌

其實對於貿易保護派來説，《詹金斯-霍林斯議案》多少算是一個意外的產物。

這個配額議案的本意，只是為了使里根政府在續簽限制外國紡織品進口的《多種纖維協議》時立場更強硬一些，沒想到最終有將近300名眾議員和大多數參議員都作為共同提案人簽了字。在共同提案人中，除了保護派總司令霍林斯，還有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

斯特羅姆·瑟蒙德：美國任期最長的國會議員

和霍林斯一樣，瑟蒙德同樣來自貿易保護情結深厚的南卡羅來納。早在1957年，瑟蒙德就以“會搞事情”聞名參議院。那一年，為了阻撓黑人民權法案的通過，他在參議院發表了長達24小時18分鐘的辯論，從種族歧視講到餅乾秘方，以至於國會周圍的旅店搬來了帆布牀，供議員們休息。

瑟蒙德強烈支持該議案，他致信給國會的每一個共和黨人，敦促他們支持該議案，而霍林斯則鼓動各地的紡織廠主寫信或致電里根。1985年4月30日，北卡羅來納Cannon紡織廠的副主席就蒐集了由14700個僱員的簽名組成的情願發給里根，同一個月，卡羅來納紗線協會的179家公司也向里根發去請願呼籲其支持該法案。

此時“自由派”的新成員服裝零售利益集團也沒閒着，他們不僅花了100萬美元遊説國會議員反對該法案，還與農業和金融業利益集團結盟形成統一戰線，“共同對抗華盛頓強大的保護主義者”。厲兵秣馬六個月後，決戰的時刻到來了。

1985年11月，由霍林斯與瑟蒙德打頭陣，“保護派”瘋狂進攻。他們一路勢如破竹，直到被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擋住。隨後，霍林斯與瑟蒙德採用了米爾斯當年的戰術，繞過財政委員會，把該議案附在一個又一個其他議案後面捆綁表決，迫使多數黨領袖合作，並最終成功攻破參議院。

至此，參眾兩院，全部被“保護派”攻陷，他們面前只剩下最後一關：總統羅納德·里根。

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旗手，里根按理應篤信自由貿易，確實，他甚至曾為了自由貿易“不擇手段”——為了獲得南方選票，競選時他向瑟蒙德承諾一旦上台就會保護紡織業，但真的入主白宮後卻立馬反水。但另一方面，迫於保護主義狂潮下的民調壓力，里根又曾通過包括汽車、鋼鐵、木材、芯片等產業在內的一系列保護條例。那麼，在這場生死之戰中，“薛定諤的里根”又將作出怎樣的選擇呢？

幾天後，結果終於出來了：“自由貿易”的里根戰勝了“貿易保護”的里根，在口頭向紡織工人表達了同情後，里根終究否決了該法案。

以霍林斯領頭的貿易保護派，當然不甘心接受這樣的結果，在里根否決不久便鼓動國會反撲，力圖否決里根的否決案，新的一輪遊説戰爭再次打響。戰鬥一直持續到了1986年8月，支持駁回總統否決權的票數最終以8票之差未能達到程序要求，紡織業聯盟功敗垂成，霍林斯仰天長嘆。

1987和1988年，不服輸的霍林斯又領導貿易保護派進行了幾輪嘗試，但都無果而終。隨後，當這個堂吉訶德式的老戰士回頭看去時，卻發現身後這個曾隨他衝鋒陷陣的保護主義大軍，亦開始瓦解：

“襯衫”集團首先離開了聯盟，開始從海外進口廉價布料或者直接將工廠轉移到海外；美國服裝生廠商協會也與聯盟作了切割，國際供應鏈讓他們獲得了更高的利潤，以至於他們認為：一家大的服裝公司在美國直接生產服裝，就像棉農用驢耕種一樣過時。

貿易保護派的政界代言人也陸續叛變。1985年，在圍繞《詹金斯-霍林斯議案》的立法鬥爭趨於白熱化時，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坎貝爾積極響應霍林斯。沒想到兩年後，當上州長的坎貝爾突然搖身一變支持起了自由貿易，並堅稱，南卡羅來納的未來在於吸引新產業，而非拯救境況不佳的紡織廠。

甚至連保護主義者一直想“保護”的對象，也變得不再領情。在1996南卡羅來納的共和黨初選中，選民們拒絕了向紡織工人直接示好的保護主義候選人，就像《紐約時報》説的那樣，“當紡織工人們收到來自寶馬、米其林、日立等國際巨頭的支票時，他們意識到，貿易保護並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

隨着紡織業的逐漸衰落，越來越多的南卡羅來納人認為他們州不再需要紡織工廠，因為薪酬更高的公司正過來取代它們。但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因為新工廠提供的就業機會不如紡織廠多：1993年，當地的寶馬工廠剛剛落成時曾發佈過1000個崗位的招聘啓事，而來應聘者卻多達10萬人。

另一方面，零售商為代表的自由貿易派則進一步崛起：1990年10月，兩德統一還沒幾天，美國零售商代表就飛到慕尼黑開始探討把東歐作為新供貨地的可能性；兩年後，國會通過了一條就貿易問題向中國發難的法案，還沒等老布什否決該法案，自由派就已經組成了一個6人團隊，去遊説國會議員們不要否決總統的否決案。

自由貿易推動了全球供應鏈的迅猛發展，在後者的基礎上，一個個零售帝國拔地而起。隨着零售業利益集團力量的膨脹，新聞媒體也開始越發向他們傾斜，因為媒體相當依賴零售商投放的廣告。1994年，《紐約時報》甚至冷酷地表示：紡織工作減少是“一個讓本國其他所有地方都能獲得巨大收益的合理代價”。

與十年前的鬆散組織相比，此時自由貿易派旗下的零售商集團不僅坐擁雄厚的資金，還有高效運轉的政治組織。哪裏有自由貿易的火苗，他們就去哪裏把火苗煽動成熊熊大火。伴隨中國入世，“世界工廠”閃亮登場，世界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全球化終究成了一股無法逆轉的趨勢。

2004年，鬥爭了半輩子的霍林斯正式退休，接替他議員職位的德明特不僅不支持貿易保護，甚至公開聲稱自己是自由貿易者。他指出，南卡羅來納的希望並非過時的紡織工廠，而是近年來新建的工廠：德國的寶馬、法國的米其林、意大利的倍耐力、日本的富士和中國的海爾。

由最狂熱和最堅定的貿易保護主義者霍林斯參議員“霸佔”了近半個世紀的位置，讓給了一個完全的貿易自由主義者，歷史彷彿開了一個玩笑，笑着笑着，一些人就哭了。

05.  爆裂：當遺忘的人不再沉默

2006年，一家位於南卡羅來納，挺過了南北戰爭、大蕭條和兩次大戰的紡織公司Graniteville Manufacturing Company最終倒閉了。

這家公司歷史悠久。1845年，美國工業家William Gregg回到南卡羅來納，創辦了Graniteville紡織公司。他不僅建設了廠房，還建設了職工住房、教堂、學校等一系列配套設備，並強制要求職工必須把6-12歲的子女送到社區學校上學，堪稱美國義務教育第一人。

這種社區是美國製造業黃金年代的美好影像：工人們下班後聚在一起，熱烈地交流着當天的見聞。或大笑，或愠怒，或悲慼，或焦慮……無論如何，工廠及由工廠形成的社區給他們提供了一份歸屬感，所有的人都互相認識，乃至時至今日，他們的子輩與孫輩也都互相認識。

這家紡織企業的興衰，只是全美紡織業的縮影，甚至是美國製造業的縮影。

40年前，當紡織業奮力尋求保護時，製鞋業也在外國進口中掙扎，從卡特到里根的15年來，進口鞋在美國鞋類市場上佔比由22%飆升至76%，2/3的製鞋廠因此倒閉[5]。汽車業也不能倖免，80年代初，福特與通用出現了創紀錄的虧損，汽車業的失業人數超過了30萬，而全行業直接僱傭的員工人數還不到100萬[6]。

鋼鐵工業同樣如此，1979-1984年，進口鋼鐵佔國內市場份額從15%上升到25%，與此同時，國內鋼鐵業就業人數幾乎腰斬（下圖黑線），因鋼鐵工業式微而相伴衰落的區域，後來有了一個更知名的名字——“鐵鏽地帶”。

來源：William Haller，2005

不過，對包括紡織、汽車、鋼鐵在內的美國製造業而言，這些只是漫漫長冬的開始。80年代後，美國製造業工人時薪增長率暴跌，不及先前的1/3；就業人口占比也在加速下滑，以至於如今只在10%附近徘徊：

來源：聖路易斯聯儲

在那場圍繞《詹金斯-霍林斯議案》展開的決戰的30年後，喬布斯已經仙逝，由他再造的蘋果已觸達全球各個角落，每一部iPhone手機的生產，都是一趟環球之旅。與此同時，那些失落的紡織工人們卻可能孤坐在家中，懷想着父輩與祖輩的崢嶸歲月，往事如煙，卻無處祭奠。

對千千萬萬的製造業工人而言，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乃至這種生活方式給予他們的尊嚴。在這些失業工人於餐廳或汽車旅館靠一份收入微薄的兼職工作艱難度日時，硅谷的互聯網精英們看不到，華爾街的金融高管也看不到，白宮與國會山的政治領袖也看不到。

直到世界歷史的指針指向2016年12月19日，無數的細流終匯成大海，在全世界的驚愕中，白宮迎來了新的主人。

06.  尾聲：關税阻礙了全球化……還是相反？

在貿易自由派旗手米爾斯同志爆出醜聞的1974年，萬里之外的孟加拉國，卻正在爆發空前的大饑荒，至少100萬人悽然殞命。在餓殍遍野的慘狀中，孟加拉商人Quader發出一句靈魂拷問：“究竟什麼才能拯救我們的國家？”他的回答簡單而粗暴：“我們要就業！我們要美元！”

然而，當時的孟加拉國獨立還沒幾年，整個國家毫無現代經濟可言，主要的出口品僅僅是做麻袋用的黃麻，產值極低。經過考察，Quader等人認為紡織業是幫助祖國脱貧的首要選擇。但問題在於：他完全不知道紡織生意該如何起步，甚至連他自己的襯衣上有幾個釦子都弄不清。

Quader將目光投向了韓國。幾十年前，飽經戰亂的韓國也是一片凋敝，然而在引入紡織業後，70年代的韓國已然擠入了亞洲四小龍之列。為了在孟加拉國播下紡織業的種子，Quader與韓國的紡織業巨頭們進行了多次會談，與其探討在孟加拉建廠的可能性，然而最後大都無疾而終。

轉折發生在1978年，就在Quader逐漸心灰意冷之計，尼克松卻送上了意想不到的助攻：美國和韓國打起了貿易戰。

原來，在孟加拉大饑荒的同一年，面對國內貿易保護者的壓力，美國政府對一系列國家的紡織品進口限定了配額，韓國也是其中之一。而到1978年，韓國紡織業屢屢觸及配額上限，於是韓國紡織業公司為了繞道出口美國，越來越急於尋找本土之外的生產地——比如，孟加拉國。

眼見韓國方面口風出現了微妙變化，Quader等人立刻飛往韓國，跟當時韓國紡織業巨頭大宇公司的老闆連續進行了10小時的對話。到次日凌晨兩點時，對話終於結束了，在走出談話室的那一刻，疲憊的Quader 臉上帶着難掩的喜悦：大宇最終同意在孟加拉國投資設廠了！

不久後，Quader便派遣了128個孟加拉人去韓國學習紡織技術。兩國文化差異巨大，尤其在飲食上：孟加拉學員聞到韓國泡菜的味道就想吐，而韓國教練也因為孟加拉學員身上奇奇怪怪的咖喱味不敢近身。在一次宴會上，孟加拉學員做了一堆家鄉菜給韓國教練們吃，韓國教練十分感動，然後拒絕食用。

對此，大宇的CEO把韓國員工都叫到角落裏訓話：“我們將生活在一個國際化的世界裏，這些你早晚都得忍，所以管他x的，直接閉着眼吞就得了！（So suck it up and just eat it.）”

不過CEO説的沒錯，第二年，大宇也派了一幫人去孟加拉幫助其建立紡織廠。孟韓合資的 Desh Garments由是而生，這也是當時南亞次大陸最大也最現代的一家出口導向型紡織企業。那128個聞到泡菜就想吐的孟加拉人，也成為了該國第一批現代化紡織廠員工。

孟加拉國紡織業之父Quader

40年後的今天，孟加拉國已躍升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國，其出口部門的81%都是服裝紡織業，該部門貢獻了孟加拉國GDP的20%，並解決了2000萬人的就業（該國總人口才1.6億左右）。獨立之初，孟加拉國貧困率高達80%，而今天已不到30%。在脱貧路上，服裝紡織業居功至偉。

這一則看似與前文不相干的小故事，卻無意間解答了前文中一個隱而未發的問題：為什麼即便美國的紡織業貿易保護者如此拼命地實行了如此之多的保護，美國的紡織業仍然還是衰落了？

答案就在此處：在自身結構性問題的存在及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轉的大勢下，所有精打細算的保護主義行徑，本質上都與“打地鼠”無異——堵住了A國進口，B國就會填上這份空缺；堵住了B國，C國又會接着填上……循環往復，除非向全世界宣戰。這件事曾有一位老佛爺做過，雖然結果似乎不怎麼樣。

近年來，鑑於不斷上升的不確定性，蘋果表示或考慮將部分產能轉移至東南亞；類似地，富士康近期亦對印度虎視眈眈——無論哪一個勞動力成本都比美國低，“進口衝擊”仍然不可避免。此外，在雲詭波譎的貿易形勢中，越南反倒成為了悶聲發財的最大贏家。

如下圖所示，特朗普上任以來，越南對美貿易盈餘迅猛增長，在201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甚至高達40.2%：

來源：Brad W. Setser，Vietnam Looks To Be Winning Trump’s Trade War.

或許也正是因為越南對美出口實在太耀眼，近期山姆大叔又將貿易保護的大棒揮向了越南：不僅指責其為貨幣操縱國，還對其鋼鐵徵收超400%的關税。

然而，正如嚴苛繁雜的紡織業保護也終究未能阻擋孟加拉紡織業的崛起與美國本土紡織業的進一步衰退一般，即使一個越南倒下去，誰又知道之後又會有多少個越南再站起來呢？

堂吉訶德“戎馬一生”，戰風車，鬥羊羣，單挑理髮匠，然而敵人卻始終層出不窮，直到最後他被鄰居加拉斯果打敗後才發現，一切都只是自己的一場夢。

對貿易保護派來説，夢總有醒來的一天。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閲讀，請順手點個"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