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洪華：貿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博弈｜國情講壇實錄_風聞

【編者按】2019年6月18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31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同濟大學同濟特聘教授，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國戰略研究院院長門洪華就“貿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博弈”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鄢一龍主持。本文根據門洪華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門洪華教授本人審定。全文共約1.8萬字。

**Editor’s Note：**China-US relations are attracting global attention. With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big countries, China-US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strategic rivalry. Meanwhile, the growth of China’s streng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US strategy, also prompt the competition of big countries to enter a new stage. Started from inaugurating trade conflict with China, the US is apparently adjusting it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Many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are worri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have fallen into the Thucydides Trap. My preliminary judgment is that they are now on the verge of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core of the changes in China-US relations is the effect of China’s overall rise and the anxiety of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如何沉着應對“修昔底德陷阱”，處理好中美關係，塑造中國外交新時代。

中美關係正在引起全球的關注。當前世界是一個大國競爭的世界，中美關係進入到戰略競爭新時期。中美兩國有幾個陷阱需要超越：這包括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美國面對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和兩國共同需要跨越的“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是美國經濟史專家金德爾伯格提出的思考，也被稱之為霸權穩定論。他認為：**“世界穩定需要而且只需要一個霸權，如果霸權不穩定，則世界就會陷入動盪。****”**當前美國自身變動引致的世界動盪，使得這一判斷有了新的例證。“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尼撒戰爭史》這本書中提出的命題，他指出：“雅典實力的增長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這就是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隨着中國實力的增長、世界轉型和美國戰略的調整，大國競爭進入到一個新的場景中。美國以貿易摩擦為開端，在中美關係上戰略調整明顯，很多學者和政治家都在擔憂，中美是否已經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在此背景下，如何認識中美關係的過去、現狀和未來走向變得非常重要。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8日接見來訪的基辛格時指出的，“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圖要有準確的判斷”。

我們可以做一個初步的判斷，即中美關係現在正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邊緣徘徊，**在回顧國際關係史時可以發現，當新興大國實力加速接近守成大國時，往往是兩個國家關係最不穩定也最動盪的時候，這不僅僅是雙邊關係的動盪，也有可能引起地區乃至世界的動盪。**特朗普在競選的時候實際上就對中美關係作出了與之前美國決策者不同的判斷。當選之後一段時間內似乎是平靜的，但是其實是在醖釀着對華關係的重大變化，從2018年開始，特朗普在貿易、技術等各領域調整對華關係，強化與中國的競爭，使得中美關係進入到戰略競爭的階段。中美貿易摩擦本質上是兩國在新產業革命上的戰略競爭，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出現向貨幣、安全等領域延伸的危險。我們看到的是雙方不僅僅在貿易方面出現了激烈的摩擦，甚至出現了“文明對決”等新思考和新認識。有鑑於此，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指出，“中美關係走到臨界點（tipping point），存在進一步惡化甚至走向全面對抗的危險。”

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對中美戰略意圖和戰略判斷做一些初步的分析。由於中美之間的矛盾是以貿易摩擦作為開端，所以我想首先談談關於貿易摩擦的問題，其後梳理一下中美雙方關係的現狀和如何看待對方，當然，我需要剖析和總結西方強國興衰的規律，我想強調的這些規律並不是東方所完全認同的，是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的規律總結，包括“修昔底德陷阱”的認識。其後，我想剖析一下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最近中國外交的思想和戰略創新，最後談談中國對美國應該有怎樣的戰略走向。

一、

中美貿易摩擦的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雙方互動越來越頻繁，競爭和矛盾也越來越多。過去競爭和矛盾只在一個方面上出現，往往不會影響全盤，現在我們卻看到中美關係在各個方面都出現了波動，中美關係的大盤處在波動之中。

從貿易的角度來講，中美兩國在1979年正式建交後，在共同應對蘇聯的安全威脅狀況下，兩個國家建立了“菜單式”準同盟關係，雖然這不是正式的，但是雙方之間有戰略協調。在這種狀況下，中國龐大的市場吸引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外來投資者，中美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20世紀80年代初，中美之間出現了一些貿易摩擦，但是沒有受到各方重視。真正出現比較多的摩擦，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時中美關係中的安全支柱不復存在，貿易摩擦切實展開，尤其是進入到90年代後，隨着日本進入“失去的10年”，美國將貿易摩擦的核心從日本轉向了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中美之間貿易摩擦越來越多。2008年歐美債務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世界影響力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是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嚴重，總體上可以看到，無論是反傾銷案件還是其他方面的摩擦，中國所佔比重是所有大國中是最多的，接近50%，中美兩國貿易爭端也日趨激烈。 

中美貿易關係（1984-2018年）

大國受反傾銷案件數量（1995-2018年） 

回溯美國發起的對華301調查，可以看到**從1991年到2010年，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雙方一直存在着貿易摩擦，美國曾5次發起對華301調查，**但每次都以談判協商的方式得到妥善解決。這次貿易摩擦，美國的準備比之前都要充分，涉及面也更加寬泛。2017年8月特朗普授權對中國發起貿易調查，雙方在2018年2月底就進行了第一輪談判，經過一段時間的激烈對壘，在2018年5月份通過第三輪談判達成了不打貿易戰的共識，但實際上這個共識並沒有被很好地遵守。僵局真正得到突破是在2018年12月1日，中美領導人在阿根廷G20峯會上達成了共識，要舉行為期90天的談判。在隨後長達5個多月的談判中，雙方都展示了比較積極的態度，雙方不僅重點就貿易平衡、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實施機制等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了深入磋商，對最後協議文本也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在各界看來，中美可能接近達成協議文本。但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突然在5月8日宣佈對華2000億美元產品徵税税率從10%提升至25%，5月15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要求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劍指華為。中國對此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從2019年6月1日起中國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提高加徵關税税率。中國在2019年6月1日發佈《關於中美貿易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中美關係似乎已經很難調和了。**現在大家都在期待6月底大阪G20峯會，兩國領導人是否會就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談判，達成某種新的共識。

**梳理中美貿易摩擦的進程，我們發現，中美之間不僅僅是貿易摩擦，背後有很深刻的政治、社會和戰略原因。**美國各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尤其是在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推動了在冷戰結束30年來最長的一次激烈爭論，即對華關係應該走向何方？經過長期的爭論，特朗普政府的內閣成員基本上換成了對華鷹派，美國兩黨、參政兩院對華政策也初步達成共識。比較典型的是2018年的11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了被稱為“新冷戰”的演説，號召對中國實行“全面對決”，隨後美國政府形成了所謂的“全政府對華戰略”。這是美國第一次能夠實現各界步調的統一，以調動所有資源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這是美國出現對華政策重大轉變的一個關鍵性基礎。

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這是對前面政策的延續，雙邊貿易摩擦不再侷限於經貿和技術領域，在其他方面上也有了延伸。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Skinner）**發表了一個給世界帶來巨大沖擊的講話。她指出，“這是與一種完全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她甚至説：“與前蘇聯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內部的爭鬥，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的競爭對手。”斯金納是黑人官員，在非常強調政治正確的美國社會，一個美國黑人官員講這是“白人與非白人的競爭”，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深入骨髓的理解。綜上所述，**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從貿易戰、技術戰轉向文明戰，或出現了轉向文明戰的危險。**有鑑於此，中美關係迎來關鍵時刻。

二、

中美關係進入關鍵時刻

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論述中美關係，已經是一個常規的判斷。2006年，美國一些戰略家提出“G2”的概念，意在中美兩個國家聯合起來調控世界。中國沒有接受這種説法，我們提出的應對方案是不承認“G2”，而應該是“C2”，即中美兩個國家進行戰略協調。隨着中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尤其在2008年歐美西方中心出現金融和債務危機時，世界確實在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國家不再像過去那麼強大，甚至要藉助倚重中國來解決希臘債務危機。隨着中國再進一步發展，中美兩個國家確實進入了雙峯並立的階段，中國從一超多強格局中一馬當先，與美國的實力加速接近，美國對這樣的接近充滿了憂慮。後面我將談到美國在戰略上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尋找勢均力敵的對手（**peer competitor **），**一旦鎖定，它就要調動所有的力量對他進行遏制圍堵，中國現在就是美國鎖定的“勢均力敵的對手”。

大國GDP增長率的國際比較（1978-2018年）

中美關係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具有複合性的雙邊關係，對於中國來講，美國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給我們造成最大傷害，對美國來講中國也最有資格成為美國的假想敵。之前美國擔心中國不能和平崛起，所以當2003年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提出和平崛起理論的時候，美國一片讚賞之聲。但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對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疑慮重重。**中美關係變動的核心的原因是什麼？**我認為，是中國全面崛起的效應和美國相對衰落的憂慮。

中美經濟實力地位變遷（1980-2018年）

資料來源：進口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BEA）；GDP數據來自美國農業部國際比較數據（USDA）

隨着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加速接近美國，**學界梳理了各種判斷，基本上都指向了這樣一個預測：****中國GDP規模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這樣的預測對美國來説具有重大沖擊力。 

中美日GDP比較（1990-2024年）

1979年建交迄今，中美關係經過了三個關鍵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9年到1999年，中美有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和利益基礎，這是美國對華接觸的重要的戰略取向的階段，儘管冷戰結束後，美國挑動中美關係進入短暫的漂流，但是隨着兩國國家領導人加速協調，對華接觸仍是兩黨的政策共識，這也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美國這個時候還能夠接受一個走向崛起的中國。第二個階段是從1999****年開始，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強調與中國的競爭，1999年的“炸館事件”和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都代表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波動階段。2000年，美國共和黨政綱提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合作伙伴”的戰略判斷。隨後爆發了“9·11事件”，反對恐怖主義替中國“解了圍”，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來共同應對恐怖主義，開始對中國實行**“接觸+遏制”**戰略（congagement）。

2008年歐美債務危機以來，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進一步增強，美國實力相對衰落，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後中國在戰略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創新，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使得美國越來越聚焦於對中國的遏制。在奧巴馬時代，美國已經開始實行所謂“亞太再平衡的戰略”，調整過去以歐洲為中心的佈局戰略，轉向亞太地區。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以後，美國走向了對華戰略遏制。

現在中美兩國在“修昔底德陷阱”邊緣徘徊。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世界歷史上有七次新興強國超過傳統強國，六次發生了持久的對抗和戰爭，其中五次熱戰、一次冷戰。**這分別是16世紀西班牙對荷蘭，17世紀荷蘭對英國，18、19世紀英國對法國，20世紀英法對德國，1914和1941年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這是五次熱戰），一次冷戰爆發於蘇美之間。只有英美霸權轉移是以和平方式處理的，但也存在爭鬥。英美之間能夠出現和平的權力轉移，是因為美國崛起沒有挑戰到由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沒有像歐洲國家一樣進行殖民地或者領土擴張，因為一旦出現這樣的擴張，就必然要出現激烈的戰爭對壘。美國依靠國際貿易增加國民財富，建立商業帝國，這是美國獨特的發展道路，隨後在應對法西斯的問題上，美國和英國通過1941年《大西洋憲章》實現了理念接近，從而為霸權的和平轉移提供了觀念基礎。這種解決方式對中美關係是否有啓示意義，還有待觀察，而中美之間能否避免冷戰、熱戰和冷核，能夠實現戰略創新，這是我們現在關心的核心問題。

對世界而言，現在的憂慮不僅僅是中國全面崛起的效應，還有美國衰落的效應，當然美國衰落被形容為是一個“狼來了”的故事，美國人經常把美國衰落先喊起來。美國是一個在戰略上有很長遠考慮的國家，對自己和世界實力的變化是密切關注的。比如説冷戰爆發之後，蘇美之間經過長期的對壘，到60年代末就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面。1968年尼克松在堪薩斯城發表演説，指出世界存在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國、蘇聯、日本、西歐和中國，開始高度重視中國的國際地位。1969年的中蘇“珍寶島事件”爆發，兩個國家出現軍事衝突。有鑑於此，在多年秘密談判和私下接觸的基礎上，美國總統尼克松在沒有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情況下，於1972年訪問中國，達成了中美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共識。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開始衰落，出現蘇守美攻的局面。冷戰剛結束時，曾經一度有過“美國衰落”的爭論，但是隨後美國着力實施“單極世界”戰略，走向“先發制人”。可以説，美國戰略調整是隨時的，長於進行戰略謀劃，隨時進行戰略調整，關注自己有可能出現的衰落。2008年歐美債務危機在發達國家中心爆發，這對美國的打擊是非常深重的。從經濟實力角度上講，美國確實不像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那麼強大。按照約瑟夫·奈的觀點：美國不僅僅硬實力發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軟實力也發生了變化。特朗普採取的戰略措施是退出它曾積極承擔的國際責任，只關注自身利益，和諸多國家打貿易戰。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確實進入了衰落狀態。當然，正如約瑟夫·奈指出的：**“不能把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對照來看，僅僅以中國崛起對照看待美國衰落是不完整的，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如果對照來看，把中美推入到全面對抗的狀態，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

美國的衰落確實已經出現，在一個新全球化時代，一個大國興衰加速的時代，隨着發展中大國羣體性的崛起，傳統的大國進入到衰落狀態已經成為必然。而且現在世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可以總結為三個轉移：權利轉移（powershift）、問題轉移（problemshift）和範式轉移（paradigmshift）。大國興衰在加速，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地區集團的作用都在彰顯，這時世界的行為體已經不單單是國家。隨着世界發生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應對不能靠一個國家單一的力量去處理。隨着全球性問題的增加，解決全球性問題的範式也發生了變化，以協調與合作為主導的方向決定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全球問題上一錘定音，如果沒有其他的國家幫助，美國無法實現其戰略意願。這種情況美國當然是焦慮的。我們認為，美國不再是英文意義上的“霸權”，因為英文上的“霸權”是中性詞，它代表主導和管控，而在中文中，“霸權”就是所謂的霸權主義，實行霸道。現在的美國的做法完全符合中文意義上“霸道”這個詞，同時，由於他將其自身衰落原因鎖定中國，對中國充滿了疑慮，因此美國的衰落不僅僅是美國自身的憂慮，也引起了世界的動盪。

由於美國把競爭的重心鎖定在中國，中美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中美之間仍然有緊密的接觸，但是雙邊關係的穩定性明顯下降。**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由於缺乏戰略信任，雙方早就多有碰撞。**在經濟貿易金融領域，**特朗普針對華為採取的一些措施令我們明顯感覺到，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紛爭是很難在短期之內消除的，我們可能要做好充分長期的準備。在人文社會領域雙方的交流其實非常密切，有非常多的二軌（track2）、一軌半（track1.5）的交流機制，但是在最近兩年，美國對中國設防非常嚴重。很多從事美國問題的專家被吊銷了簽證，無法進入美國。**在國際事務方面，**現在是一個變動的世界，一個變動的世界就需要兩個大國進行密切的合作和更多的交流，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雙方立場相左，在國際事務當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局面是，不管中國提出的方案是否合理，美國都會跳出來反對，就像一個律師在法庭上睡着了，醒來以後不管對方説什麼都説“我反對”。這樣，中美之間就存在發生衝突的風險，這種風險是中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導致的。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上處於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戰略考慮，在結構層面上有一些衝突也是自然的，同時也有不同的國家利益，而且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雙方不僅僅着眼於一時的處理，而是更加着眼於長遠和戰略判斷，雙方矛盾突顯。此前中美之間衝突摩擦的內容相對單一，領域也比較集中，例如1990-2010年的5次中美貿易衝突中真正和其他問題掛鈎的不是特別多，相對來説比較容易解決。**近年來，中美博弈幾乎涉及到方方面面，各種問題環環相扣，**美國明顯表現出對中國戰略遏制的心態，甚至走向極限施壓，剛剛談到的“全政府對華戰略”的提出，顯然代表了美國要調動一切力量跟中國進行競爭的決心。

三、

西方大國興衰的規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個方面是西方大國興衰的規律。之所以説是西方的，是因為它並沒有對東方的歷史進行深入的總結。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尤其在國際問題上，西方慣有衝突性思維，就像英國首相帕麥斯頓曾指出的，“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而中國強調義利之辯，講求正確的義利觀，這兩種思想有很大的對照性。

    按照西方的理解，不管**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實力是否接近，都會出現一種制衡衝突甚至戰爭的狀態。**從地圖上可以看出，歐洲的邊界都是打出來的，而中國的邊界很多是自然形成的，因為中國有朝貢體系，歷史上更多地將文化、貿易作為戰略手段，但歐洲並非如此。看西方歷史時可以發現，戰爭是常態。前面談到英美出現了和平的權力轉移，實際上十九世紀第二個十年英美之間也出現了小規模的戰爭，英軍放火焚燒了美國白宮，只不過雙方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事。真正出現相對無戰爭的狀態，大致是在二戰結束之後，由於核武器的存在，大國之間沒有出現直接戰爭。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走紅，是因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裏森（Graham Allison）的著作《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從這本書中展現的西方的邏輯來看，戰事是不斷的，他梳理了歷史上的16次衝突，只有4次是沒有戰爭的，無戰爭的情況我們前面也談到了兩次，英美之間的和平轉移和蘇美之間的冷戰，其他兩次根本還沒有到所謂的新興大國超過傳統大國出現實力對壘的狀態。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本書不是一個特別嚴肅的歷史著作，它可能只是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啓示，中美之間能否和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當然，這本書對中美關係的分析有其深刻之處，這兩年中美之間的矛盾也使得我們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Graham Allison筆下的“修昔底德陷阱”

網上盛傳的**“60%定律”，來自《人民日報》在2018年8月9日發表的《美國挑起貿易戰的實質》，“當另一個國家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60%並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甚至有快速的超越美國的可能之時，美國就一定會將其定位為對手，千方百計遏制對手的成長。****”過去美國對蘇聯、日本是這樣，現在對中國也是這樣。我認為“勢均力敵的對手”之説更符合美國的戰略考慮。由於美國處於霸權地位，其戰略基本特點就是尋找勢均力敵的對手，一旦鎖定他就要調動各種的力量對它進行圍堵和遏制，比如冷戰時期的蘇聯、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歐盟、現在的中國。冷戰的爆發是與美國對蘇聯的全面對抗聯繫在一起的，通過兩大陣營的對壘，美國成西方世界的領袖，到80年代中期蘇聯走向衰落時，美國把眼光盯向了日本。日本這個國家也是值得關注的，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1968年日本的經濟實力超越德國，成為西方世界第二，這100年中日本採取了很多侵略其他國家的做法。就像日本人總結的，中日不同，中國強大的時候實行的是“王道”，但是每當日本強大起來就實行“霸道”。所以到80年代中期的時候，美國把打擊的對象轉向了號稱“購買美國”的日本，一場廣場協議打掉了日元的強勢，逼迫日元升值，使日本進入經濟調整狀態，日本人稱之為“失去的10年”。到20和21世紀轉軌時候，歐洲聯合進入新狀態，歐元即將誕生，美國開始把對手鎖定為歐盟。眾所周知歐美之間是有大西洋條約的，但是美國並沒有放棄對歐洲的打擊。隨着中國進一步的發展，2009年之後美國開始把新的競爭對手鎖定為中國。所以“勢均力敵的對手”是一個合理的對美國戰略趨向的解釋。**

特朗普有他的一貫性，1988年他在奧普拉的脱口秀節目中就表達了自己的外交理念，他説：“我並不譴責日本人，我對日本人抱有很大的敬意，但是他擊敗的是我們自己。”他表示如果自己能夠當選，就讓美國從25年來佔他們便宜的國際那裏，賺很多錢來改變現狀。當他作為美國總統面對中國時，他採取的理念和30多年前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他的競爭對象從日本轉到了中國。

美國現在之所以如此不安和憂慮，是因為美國的軟實力確實衰落了。無論是退出國際組織，還是放棄承擔國際責任，都使美國軟實力受到了巨大的損害。與此同時美國的硬實力也受到了挑戰，美國的硬實力的物質基礎是美軍和美元。當然美軍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有盟友體系，有全球性的軍事基地，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美國一國的軍事開支比緊隨其後的15個大國軍事開支之和還要多。但是美國陷入到很多戰爭泥潭之中，難以從中東、西亞和歐洲抽身。再加上現在出現的財政困境，美國一方面要讓自己的經濟強大起來，一方面又要從全球進行戰略收縮。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有巨大收益，但是最近幾年，諸多幣種都進行了國際化的努力，歐元、日元、人民幣三者所佔份量雖然還沒有像美元那麼強大，但已經對美元構成了挑戰。所以，從硬實力和軟實力兩方面看，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全面的。作為一個霸權國家，當面臨內外挑戰時，內心深處肯定是躁動的，目前並沒有十足把握通過戰略調整實現其意願，這就是現在的美國。

四、

中美相互的戰略認識

在中國眼裏，美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對象，原因是美國擔當世界霸主這麼多年，其戰略思考是深遠的。1893年，美國GDP成為世界第一，1900年其工業產值是英法德三國之和，但是美國並沒有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接過世界經濟的領導權，而是1956年第二次蘇伊士運河危機才接過世界領導權。當時英法要從中東撤軍，蘇聯要進入，如果讓蘇聯主導中東，美國在全球的戰略佈局就要受到挑戰，美國這才接過了西方世界領導權。從國家實力佔據世界第一，到接過西方世界的領導權，美國用了六七十年的時間，美國的思考和耐心值得我們深入分析。

**美國從成為世界霸權之後，就有一種恆久戰略意願，即護持霸權。**面對東亞變局，美國人堅決不讓步的原因就在於，如果美國退出東亞，它就將不再是一個全球霸權，而退守為一個地區性的國家，這是美國無法承受的戰略底線。所以美國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護持他在全球的領導地位，確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維繫他所主導的東亞安全格局。在歷史上，東亞國家曾經在全球一馬當先，隨着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印度的崛起，東亞有可能恢復歷史上的榮光，美國想要獨霸東亞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長期戰略方式就是聯合地區二等強國對抗一等強國。

有記者問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能否用兩個詞概括美國的戰略。鮑威爾的答案是，partnership和leadership，具體地説，美國的戰略就是通過建立同盟關係，維繫世界霸權，這是恆久的意願，也是長期的戰略。

現在的美國仍然力圖維繫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世界發生了變化，美國的戰略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但是他的目標並沒有發生變化，比如説構建由盟國新夥伴國際制度等組成的全球體系，美國提出了所謂“菜單式聯盟”，即根據任務不同而確定新的夥伴，目的就是為了調控大國關係，制衡它要管控的對手。第二個路徑，就是要確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是靠其安全上的主導保持的，在東亞，美國安全上的這種設置被稱之為“輪輻體系”，美國是車輪，其他國家是輻條，美國通過雙邊的方式，管控東亞的安全，但是隨着中國實力的進步，它發現這樣一種方式恐怕不穩定，所以它現在促進盟國之間建立橫向的關係，目的就是形成對中國軟性的包圍圈。在維繫東亞的軍事方面，美國採取了更多的手段。但是美國的問題在於它的實力越來越不夠了，因為它的目標太過宏遠，如何保持實力和意願之間的平衡，這是美國最焦慮的戰略議題。美國對華政策已經發生質變，但中美關係還沒有完全定型，這是一個塑造中美關係的關鍵時刻。

**美國密切關注世界趨勢、大國動向和本國情勢，進行戰略謀劃和戰略調整。**最近幾年美國非常明顯的戰略調整是，把中國作為鎖定的競爭核心。**在經濟上，美國強調要使它自己再次強大，**這是美國霸權的基礎，為此美國不惜挑起一系列的貿易爭端。第二個方面，調整地緣戰略的佈局，改變過去先歐後亞的戰略，轉向重點應對亞洲問題。美國發現傳統的亞太概念無法建立對中國的軟性包圍圈，於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印太”概念。美國談印太的時候是把安全作為主導方面的，以安全為抓手，調整和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致力於構建新的霸權，調整同盟關係，重心是加強雙邊關係，構建一些新的同盟和準同盟關係。近年，美國和印度、越南的關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安全方面，把中國當作最大威脅已成美國新共識。近幾年，美國全面轉向東亞及其周邊地區，構建印太戰略。美國發布《印太戰略報告》，全面加大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外交、經濟和軍事投入，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利用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憂慮，通過加強軍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調整經貿關係等途徑打造對華包圍圈。**這些國家還有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二分趨向，因此美國要用安全抓手逼迫它們選邊站，這些國家並不願意為美國火中取栗。典型的就是新加坡，在2019年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表重要講話，呼籲中國和美國不要打起來，代表了新加坡對美國和中國的新考慮。美國要強化多邊軍事合作，大幅度提升與印度、日本的戰略合作關係，視之為制衡中國影響力擴大的亞洲之石，以此為基礎打造美國主導的印太安全體系。雖然中印關係存在着領土上的矛盾，但是印度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印合作大於衝突，印度絕對不願意為美國火中取栗，且自視為不結盟領袖，這是我們可以利用的戰略因素。

**面對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的走向和外交態勢，美國戰略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結果就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報告，鎖定中國對手。**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加速崛起的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長期性的威脅，中國是美國是戰略競爭者和經濟侵略者。”2018年初，特朗普在當年的《國情諮文》中把中國定位為“對手”（rival）。美國人把十九大報告視為中國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中國要實施地緣擴張和意識形態輸出，謀劃用中國的新時代取代美國的舊時代，在亞太地區推進新朝貢方略。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指出，“對美國繁榮和安全的主要挑戰來自修正主義大國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暫時的和單個領域的，而是戰略性、長期性和全面性的競爭。”修正主義主要指的是中國和俄羅斯，這種競爭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暫時的和單個領域的，而是戰略性長期性和全面性的競爭，這些報告基本上鎖定了美國對華的戰略趨向。2018年10月4日，彭斯發表“新冷戰”演講，認為中國比以往更活躍地使用其力量，來影響並干預美國的國內政策和政治。美國開始對中國的行動展開決定性回擊。

總體上來説，**美國對華的政策已經從接觸轉向“規鎖”，即規範中國的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和水平，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和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範圍之內。**這樣的一種戰略目標無疑是非常全面的，美國在諸多方面上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極限壓制。

五、

新時代的中國新外交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的外交進行深入分析總結和戰略前瞻，明確提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要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的智慧和力量。”我們強調了兩大目標，即“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包含着三個方面：第一個利益共同體我們強調共享，不強調獨佔；第二個是責任共擔、大國多擔的責任共同體；第三個是共同規劃世界未來的命運共同體，它代表了中國的世界理想。中國是一個有理想的國家，中國的國家理想是大一統，中國的社會理想是大同，中國的世界理想是天下，在當代，這些理想都在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代表了中國的新國家理想，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着新時代的中國世界理想。

中國篤定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也要認識到崛起國家最大的風險在於，高估自己，盲目擴張，民族主義情緒激進，走偏方向。**風險主要來自於內部，當然外部也有風險。對中國來講，第一個路徑就是繼續確認，以國內建設為核心的戰略佈局，促進國家平衡性的發展，這裏的平衡性發展，不僅僅是要應對三大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還要解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生態六大領域的平衡發展問題，這樣才能夯實中國全面崛起的基礎；第二要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同時理性擴大國際責任，當然也要講求責任權利的平衡，積極要求增加相應國際權利；第三要把握好能力和責任的平衡，不能放棄韜光養晦，也要爭取更大作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前面談到了人類命運體和新型國際關係，我們還有對和平發展思想的繼承和創新，強調除中國外的其他的國家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大家都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條路才能走得通。中國強調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堅持正確義利觀，這些都是具有創新性的。我們的外交總結就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它以中國特色為根本，強調中國獨有的制度基礎和源遠流長的文明傳統，致力於走出一條與傳統大國不同的強國之路；以大國定位為基石，中國從一超多強的格局中脱穎而出，成長步伐堅定而從容；以和平主義為底色，強調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時代潮流和自身利益的抉擇；以合作主義為路徑，以變革自身為基礎，以融入國際社會為路徑，以漸進為核心方式；以共贏主義為指向，強調以共贏取代獨佔，推動各國同舟共濟、攜手共進。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中國正在積極錘鍊全球視野。**全球治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過去的治理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新形勢，於是出現了二十國集團（G20），中國成為二十國集團中舉足輕重的大國，開啓了全球治理的改革。在全球治理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有了新的戰略指向，就是要做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和理念引領者。1997年亞洲治理危機，中國積極應對，宣佈人民幣不貶值，要做世界負責任的大國，確定了與東亞共存共榮的積極關係，推動中國成為東亞重要的戰略支柱。2008年全球治理危機，中國和西方國家推動共渡難關，迅速擴展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全球大國。應對這些危機，中國斬獲甚多，積累了信心和經驗。可以説，在未來參與全球治理這方面，中國是有信心的；在應對中美貿易衝突方面，也是有信心的。

**中國的戰略訴求就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同時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其他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同時現在中國體量太大，已經沒有便車可供中國搭乘，我們應該為其他國家提供發展的便車，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這是中國新的角色，也是十九大報告所確立的新定位。

**中國從國內、地區、全球等三個層面都進行一系列的實踐。**在國內，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深化改革，進一步夯實國家發展的基礎。在全球層面上，中國同時注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積極擔當發展中世界和發達世界的橋樑，促動發展中世界和發達世界的合作，積極塑造長期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以正確義利觀為引領創新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同時在全球致力於塑造戰略伙伴關係網絡。如果説過去我們更加重視戰略伙伴在政治上的協調和經濟上共享，現在就是更加註重戰略伙伴關係，使它更具有全面性和戰略性。

當然，中國已經是全球性的大國，但還不是世界大國，我們距離世界大國還很遙遠，對世界上大國崛起之路進行歷史總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大國都是從所在地區佔據主導地位逐步發展起來的。**對中國來講，把東亞打造成中國崛起的戰略依託地帶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積極加強與東亞的關係，推進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和親誠惠容的新周邊理念。無論是和東盟的關係還是和中亞的關係，我們都在積極深入，“一帶一路”就是明證。雖然“一帶一路”是一個全球性的戰略創新，但它也是有重心的，重心就在東南亞和中亞。

**夯實中國全面崛起的戰略重心，就是我們的周邊，尤其是東亞。**21世紀的世界是地區組成的世界，地區合作澎湃洶湧。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各種合作都在進行。東亞一直是世界大國競爭的重地。中國在東亞的一舉一動牽動了周邊國家的神經。現在的東亞出現了中國、東盟、美國各領風騷三架馬車鼎足的局面。

最不能釋懷的當然是日本，面對中國實力的增長，日本曾採取非常高調的姿態，利用各種因素遏制中國。現在中日關係開始全面回暖，這一次回暖經過了較長時間的對沖。從2014年開始，日本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與中國對壘下去，日本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在這種狀況下，日本開始調整對華戰略。中國也期望在全球波動的時候，地區關係是穩定的。**現在的中日關係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重構。**從未來的角度上講，中日關係從競爭走向協調的主線，**如何塑造中日關係的新時代就變得至關重要，但是中日之間的矛盾還是要關注，**最核心的是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問題。如果歷史摩擦的問題能解決好，雙方的基礎就更加堅實了。中日在這個方面都表達了一定的信心和管控能力。面向未來，我認為，對於中國來講，要深入解讀日本。除了消極的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日本積極的方面，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但是更要面向未來。歷史上來説，不僅僅要看到中日之間不友好的歷史，還要看到數千年友好的歷史，還要看到二戰以來日本總體走的和平發展道路，以及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支持，**我們對日本應該進行一個全面而辯證性的評價。****在積極發展中日經濟關係的同時，要在非傳統領域加強合作，開展更有效的對日本的公共外交。**民調顯示，日本的精英非常期望與中國加強交流和合作，日本民眾對於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卻深有顧慮。《人民日報》和日本言論NGO合作調查的結果表明，日本對中國好感率依舊低於20%，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強人文交流、化解積怨，為中日關係轉暖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東盟實力不大，但是政治影響很大，它扮演着東亞一體化的領導者和制衡者的角色。**東盟非常擔心喪失它的主導地位，實施大國平衡術。面對東盟，中國採取了非常積極的做法，支持東盟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發揮領導作用，在加強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推進一帶一路在東盟的落地方面，中國都在努力。

美國在東亞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勢力均衡狀態，這種狀態以美國安全上的主導作為支撐。美國積極充當“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有意在東亞保持甚至製造緊張關係，利用中國和鄰國的間隙，推動這些國家與美國的合作，可以説，美國是東亞秩序外部的攪局者。儘管日本積極推動中日關係的轉暖，但在東亞格局上不會放棄其既有的戰略兩面性。

在這種狀況下，**中國要積極推動東亞合作，**首先要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不要想把美國人趕出去，而是希望它發揮積極作用，要進行戰略協調，推進東亞合作，堅持共同利益的路徑，積極承擔大國責任，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既要做到雪中送炭也要做到錦上添花，真正讓東亞國家感受到中國是積極的、真誠的、是發自內心的希望東亞合作。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東亞的這種狀況是歷史造就的，不是一時能夠改變的，要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抱持戰略耐心，善於等待時機。

六、

中國對美新方略

**中美關係新的戰略趨向在逐步形成。**中美戰略競爭的範圍和深度在不斷擴大，美國認為中國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挑戰、安全挑戰，也是意識形態挑戰、制度挑戰乃至文明挑戰，這樣一個層層推進的關係，中美關係有走向戰略對抗的風險。雙方的競爭將向安全領域和地緣政治領域延伸，目前貿易、技術領域美國表現的已經很充分了，未來利用台灣和南海問題滋事，衝擊中國國家的安全是其必然的戰略趨向，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中美戰略競爭和東亞地區的主導權是密切相關的，東亞主導權的競爭已經出現在中美之間，所以美國利用南海、東海向中國發難的次數增加，美國甚至提出印太戰略新構想，以廣領域、全方位應對中國崛起。中美關係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舊的共識已經坍塌，但新的政策框架尚未定型。

**當然，中美關係還有塑造的空間，**中美進入到戰略競爭階段，毛主席曾經有“論持久戰”之説，按照持久戰戰略防守、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階段的理解，**當前中國處於戰略防守期，這是最艱難的階段。**中美進入戰略競爭階段有其歷史必然性，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抱持戰略遠見，不盲目自大，亦不妄自菲薄，穩住陣腳，沉着應對，不誘於譽，不毀於非。

應對中美變局，**要認清中美之間存在的巨大的實力差距，**不能因為特朗普為所欲為，就認為我們在軟實力上超過了美國，硬實力上我們與美國更有巨大差距。在這樣狀況下，我們必須要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這樣才能夠形成全球對中國的深入理解和接受的基礎，同時我們要充分理解美國衰落的憂慮。在可能的情況下，要促進中美戰略理解和戰略信任，努力消除誤解和誤判。兩個大國不應該僅僅把解決分歧作為目標，因為解決分歧只是消極的，更加積極的措施就是尋求共同利益的拓展。

應對中美貿易，中國的兩份白皮書清楚表明了中國的戰略路徑。《關於中美貿易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2018年9月24日）指出了中國的態度，即堅定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堅定推進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發展、堅定維護並推動改革多邊貿易體制、堅定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堅定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堅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堅定促進互利共贏合作、堅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2019年6月1日）清晰闡明瞭雙方進行磋商的過程，表明了我們的立場就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向而行，誠信為本，但是美國並不希望平等互利，它提出的很多要求已經衝擊到我們的體制。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態度非常明確，中國不願意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要談大門敞開，要打奉陪到底，這個態度是很堅決的，不會改變。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採取了很多積極的措施擴大全面開放，在深化改革基礎上大幅度放寬了市場準入和營造營商環境，打造開放高地，並且在知識產權保護各方面都採取了積極的措施，開放領域方面尺度之大也超過了過去。十九大以來，我們推動了進一步的全面開放，形成了良好的佈局，為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最後想跟大家談一談我們能夠做的有哪些，主要有如下八大戰略抓手：第一，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聚焦經濟發展和國家建設，夯實中國全面崛起的基礎；第二，抓住時機塑造戰略機遇期，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全面對外開放；第三，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中國國際合作戰略創新；第四，堅持和鬥相兼、鬥而不破的戰略原則，加強雙邊戰略管控，深化複合相互依賴；第五，在經貿問題上，穩住陣腳，善於通過合作和妥協來化解衝突，同時繼續在全球拓展經濟合作空間，積極尋求佔領戰略制高點；第六，在安全問題上，善於守拙，防止東亞和亞太地區衝突頻現；第七，在國際事務上，共同推進新型全球化，抓住機遇推進國家利益的全球佈局；第八，推進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建設，形成平衡和制衡美國戰略對沖的穩定態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當前，人類社會正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在和平發展與衝突對抗之間，在開放包容與封閉排他之間，在合作共贏與零和博弈之間，在文明互鑑與傲慢偏見之間，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中美關係的變動無疑會促使我們有更加深入的思考。最後，請允許我引用羅曼羅蘭的詩句，結束我今天對中美關係的演講：**“我們鎮靜而從容地邁進，我們不想追上時間，因為時間就在我們這一邊。****”**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問題1: 現在中美貿易談判你認為破裂了嗎？中美貿易談判有沒有可能談成？大概什麼時間能談成？

**門洪華：**你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因為我沒有參與談判，對決策進程並不瞭解。從現在的資料看，6月2日我們發佈的白皮書，標明瞭這一次談判中間出現波折的根本原因，是美國三次出爾反爾，雙方就一些重要的文本已經達成了共識，接近討論文本最後的階段，但是美國又提出了新的要價。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提出更多的要價是一個必然的趨向，我不知道特朗普想不想談成，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美國精英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間就這次貿易爭端達成協議文本。第二，即使雙方領導人能夠在大阪G20會議上再一次會面，推進協議談判繼續進行，短期之內就這些重大問題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美國的要價已經衝擊到了我們的體制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堅守立場，在重大的問題上絕不讓步。第三，即使我們就現在貿易爭端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協議，雙方形成了階段性的成果，這並不意味着中美貿易戰會終止，這可能僅僅是第一個階段爭端的結束。我個人理解，中美貿易戰一旦開始，在很短的時間，甚至十年八年未必能見分曉，我們必須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我覺得未來不僅僅是貿易衝突的問題，還有其他各個方面的問題都要涉及，貿易衝突只是一個引子。

問題2 ：中美貿易戰基礎上全球化調整有什麼變化？亞洲經貿合作會有什麼變化，中國對外開放有什麼變化？

**門洪華：**變化其實都很多。對中國來講，這些年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外來的壓力變成了我們發展的動力。中美貿易戰對我們來説也是如此。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戰，我們面臨複雜的國際環境就不會有這麼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就沒有積極促動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一些新政策的出台。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我們也有前瞻性的佈局，比如説“一帶一路”，我們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合作有了更深入的把握，也有了更全面的框架，我們應對中美貿易戰就有了更大的信心。因為有了中美貿易戰，美國不僅僅在安全、經濟上，甚至在文化上也衝到我們家門口，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更深刻認識到東亞合作、亞洲合作對中國的重要性，面向未來推進亞洲的合作，必然是我們堅定的路徑。最近，中日韓自貿協定在穩步推進，RCEP談判加速進行，日本學界開始提出希望中國加入TPP。從未來的角度講，我們還會促動亞太自貿區談判的深入。在經貿合作方面，我們可能會推進進一步的制度化合作，這將是我們的重要抓手。與此同時，我們也會進一步推進國內的自貿區實驗，對內對外形成一個新的聯動格局，這種聯動是國內國外聯動、陸海聯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聯動。

第三個方面，從全球看，中國進一步深刻認識到，世界不是鐵板一塊，發達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同國家面對變局的時候都會有其利益理解、全球化理解和把握，從未來角度上講我們應擴大與日本、印度等國家應對和塑造新全球化的力度，推進與歐洲的合作，也要與美國進行更好的協調，使新型全球化成為一個共識包容的全球化，而不是非常狹隘的理解。對我們來講，這次貿易戰不僅僅教訓深刻，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了更多的未來發展空間。

問題3 ：我對印太戰略比較關注，想請教一下，今年4月份印度外交部已經形成了印太部，這是不是一個信號，印太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已經啓動，雙方的博弈號角已經拉響，從中美博弈視角來説，中印關係可塑性何在？

門洪華：印太戰略的起源是和中國競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首先提出了“民主而自由的印太”。特朗普接過這個概念，將印太與對華戰略競爭聯繫在一起。印度一開始對印太戰略的提出是持開放的態度，但是現在印度很明確的説“印太”是一個經濟概念，不是安全概念也不是文化概念。日本有兩種聲音，第一是在重要的關鍵時刻少提“印太”和“一帶一路”的對沖，第二強調希望中國能夠理解“印太”，讓“印太”和“印太”並行，最近我們看到中日之間進行了一系列協調，發生了積極的變化，日本通過第三方市場共同開拓，實質性的參與了“印太”。

未來看印太戰略，我個人覺得一個方面是一定要認清楚，這些國家提出印太戰略背後的邏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因為隨着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我們不僅僅是一個地區大國，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我們再往前走，走到這個世紀的中葉，我們會成為世界大國，一個世界大國對一個地區的變化應該持一種包容的態度，就像過去中國是不接受“10+6”的，我們強調亞洲合作10+3是主渠道，日本提出“10+6”，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拉入，其目的是平衡和制衡中國。我2006年到2007年在日本做訪問學者，和日本人爭論這個問題，日本人説你們不接受，我們的目的就是不想讓你接受，就是要告訴你，我們有不同的想法，結果現在RCEP就是“10+6”的範疇，現在我們甚至接過了美國人放棄的“亞太自貿區”構想。未來，我們可能會對“印太”採取創新性的理解。

第二個問題，中印之間未來合作的空間巨大。美國人對印度和中國採取不同的做法，對中國是棒喝，對印度是捧殺，以推動龍象之爭，但是中國和印度非常明確認識到了這樣的方向是不符合雙邊利益的，所以雙邊並沒有接受這樣一種説法，反而加強了合作。從未來的角度上講，隨着全球化變局的深入，雙方戰略空間都在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歧一定存在，中印各有自己的戰略佈局，就像前面我跟大家談到的，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國，他領導了幾十個國家，而就中國來講，無論是戰略伙伴關係還是“一帶一路”，我們都團結了很多國家，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如果中印之間能夠加強溝通和合作，世界格局就不一樣。雙方都認識到進行戰略協調的必要性，我相信，未來兩個國家有足夠的耐心協調雙邊問題，中印合作進一步展開。

文字整理｜陳子君

英文｜王其珍 王弘書

攝影｜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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