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月先驅的名言，寫在50年後的小便池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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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航 7 月 17 日發於北京

50 年前的 7 月 16 日，阿波羅11號騰空而起，4天后人類踏上了月球的土地。尼爾·阿姆斯特朗向地球傳回含混不清的語音：“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也是人類的一大步。”

因為信號實在太差，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主持人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一開始並沒聽清楚。“我沒聽明白……‘一個人的一小步’，但我沒聽到後半句説的什麼。” [1]

今天我們大多數人都能背下這句話，因為可以在大街小巷的男廁所裏時常“複習”。

崇高理想的世俗化和商業化

在排成一排的小便池上面，一般都會寫着：“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看起來好像所有定做標牌的商家都用的是同一套模具。

它們使用同一個蹩腳的英文翻譯。外國人不會知道一般用於“5000 年悠久文明”的這個“文明”（Civilization），其實應該是“講文明懂禮貌”的那個“文明”（Courtesy）。

是的，原先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現在我們擁有 Facebook 和朋友圈。原先人類在月球上説“一小步”和“一大步”，現在我們在小便池裏説。

魯迅説過：“外國人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人卻用它造煙花敬神；外國人用羅盤針航海，中國人卻用它看風水。” [2] 聽起來很相似是嗎？但現在不是隻有一個民族如此，而是全人類都在這麼做。

這也許會讓你釋然——對高新技術和崇高理想的世俗化，或曰庸俗化，並不是某個民族的“劣根性”。它既是人類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也並沒有我們之前渲染的那麼可怕和可悲。

在和平時期，慵懶的人們沒有了生存的原始恐懼，自然會放棄帶着肉體，甚至帶着地球的遠征，轉向腦機接口和意識上傳。

後者不僅更容易，對參與者而言也更舒適。一切順利的話，你的意識可以無止境地沉浸在人造的 VR 仙境中，獲得不限量供應的愉悦感，只要你願意。

這屆人類如此“平成廢物”，自然會讓一些觀察者失望，轉而尋求過去的好時光。

50 年前 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做出的“土星 5 號”，它的噸位之重，即使今天也並沒人超越。正相反，民營航天企業着眼於讓航天器越變越小，最好還要做成可回收的。

TechCrunch 上的老憤青比格（John Biggs）就擔心私營企業壟斷了航天項目的運行，不能像公營機構一樣，讓全人類共同分享新科技帶給我們的歡樂、危險，以及整體進步。[3]

“NASA 是按法律要求分享其研究成果的，這是一個政府主導的龐然大物，他們是智慧主義和科學精神在黑暗時期的閃亮燈塔。以前，只是在 NASA 工作這件事本身，就對人有某種深刻意味。” 

“我擔心的是私營企業抽乾了 NASA 的腦力，他們將所有的研究機構打包收購，還試圖把一些業內精英困在短視的股權遊戲裏面。” 

 “他們在發射台上弄爆炸一枚火箭，我們幸災樂禍。加州兩個最富有的人，因為損失了一顆向地球發送廣告的衞星而打架——這想法實在太可笑了。”

只是，NASA 是否能喚回雄心壯志，幾乎全憑領袖的念頭轉變。特朗普上任以後，因為個人對氣候問題的觀點，大幅削減了 NASA 在地球科學方面的研究開支，但轉頭又大筆一揮追加 16 億美元，要它重返月球。

所以，懷念那個年代的 NASA，其本質就是懷念造就了那個 NASA 的冷戰格局。

登月成功是冷戰的產物，它的背後是美蘇不計成本的軍備競賽，和兩國分別慘死在項目中的先烈。人類近代史上的歷次科技革命，可以都算作熱戰或冷戰的產物，是因為戰爭或備戰催化而成的。

但絕不能由此得出只有戰爭威脅，才能推動科技大進步大繁榮的結論。這是錯誤的，更是危險的。

“以戰養科”要不得

以前，因為要搞軍備競賽，所以要不惜一切代價，動員一切力量去攀登科學高峯，去研究攻關，就像青蒿素的發現，離不開全國 60 多個軍地科研單位參加的浩大工程。

到現在，還有人覺得中國弄芯片，弄自主技術要關起門來搞，要全民動員，人海戰術。這不是“毫無根據”的，而是當年有過“成功案例”之後的一種路徑依賴。

這樣的景象給了我們一種錯覺，就好像現在的科技水平，已經到了只要稍微再拼一拼，就還能再在一個封閉環境中點亮新的科技樹的錯覺。

我們甚至可能會推導出，只有每一次的戰爭和真實的安全威脅，才會激發起民族乃至全人類向死而生的願望，甚至説戰爭才是促進人類科技發展的原動力。這種想法本末倒置，而且非常危險。

我們確實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狂飆突進”，不過因此預測未來也如此，是沒有根據的。以原先的趨勢預測未來走向，這當然是不科學的，不然你早就在股市賺大發了。

在信息技術瘋狂爆炸的早幾年，人們相信一個所有知識能融會貫通的“奇點”就在不遠的前方。但另外一種可能是，我們已經接近進步階梯的終點，可能會撞上一堵柔軟的牆，並發現無論如何都無法突破它。

另一方面，現代文明變得異常脆弱，它傳承的根基越來越縮小到少數專家和精英，細分到每個領域也許全球都只有幾百或幾千人懂得。對地球上的其他人來説，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早就成了天書，就算看到了也不懂。

即使是擔負傳承責任的精英，也主動的選擇連他們都不懂的“黑盒”，例如深度學習。沒有人能講清楚神經網絡的具體哪個節點起了作用，它卻早已開始指揮和替代部分人類的勞動。

進入數字時代之後，人類所產生的信息數量呈指數級增長。這些信息如果以科技革命之前的介質來存儲，比如寫在紙上或刻在石板上，甚至是以 1950 年代的磁帶和打孔紙帶來存儲，大概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些信息必須通過不斷的備份和更換介質，才能避免損耗，否則會只保存短短的十幾年就變得過時，不能被新的設備讀取，或者直接損壞。

如果現在再來一場新的冷戰，甚至熱戰，那麼很大的可能是，不會再在人類現有的文明上面誕生多少新的黑科技，而是事後點算，發現摧毀了多得多的東西。

和平年代，科技向何處去？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見證了真實投下的原子彈之後，人類樹立了和平與發展的信念，投入了全球化進程。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實踐，就是科技進步不從對抗中來，而從合作中來的轉變過程。

失去了被敵人追趕的動力，科學技術必須不斷尋求新的自我定位，好在經濟、社會的其它繁雜事項中，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

1970 年，贊比亞修女 Mary Jucunda 給 NASA 的 Ernst Stuhlinger 博士寫信問道：目前地球上還有這麼多小孩子吃不上飯，他怎麼能捨得為遠在火星的項目花費數十億美元？

Stuhlinger 博士在題為《為什麼要探索宇宙》的回信中説，通過人造衞星、宇宙飛船建造、基礎科學等方面的進展，太空探索獲得的知識與技術可以轉為民用，讓同樣的財政開銷造福更多人。[4]

這實際上是以一種量入為出的社會契約，確定了現代科學探索的合法性：科學研究一定能為人類社會帶來正收益，或者就算現在沒什麼用，以後終究會找到它的用處。它必須不斷通過全人類的“績效考核”。

實際上，多數前沿科學研究也確實履行了這一契約，技術進步提升了我們的生活質量。然而，現在的科學探索已經出現了後勁不足的跡象，人們開始擔心它不能再履行“對社會有價值”的契約。

特別是，當上文提到的情況出現，即原本屬於公有領域的太空探索被私有企業主壟斷，技術成果只被極少數富豪分享，而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的時候，技術進步就更不必然具備合法性。

事實上，過去十年正是硅谷和中關村等地的科技公司，經歷口碑直線下降，對其友好的環境不復存在的過程。

回到 2014-15 年左右，那個時候中國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氣氛，硅谷也一樣打的火熱，每個小公司出來，都帶着顛覆世界的偉大目標，並得到全世界友善關愛的注視。

而現在，它們當中的一些倒掉了，剩下的成功壯大了起來，並且真正的改變了世界，實現了當年吹下的牛皮。諷刺的是，同一批媒體和輿論，此時調轉風向，開始譴責起這些大公司，歷數其對社會造成的各種不良影響，甚至動不動就喊着要分拆它們。

硅谷著名投資者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 Twitter 上發表了這一感悟之後，引起爭議。有人回他：“你不懂‘量變引起質變’的道理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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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句實話，如果我去創業，發現辛辛苦苦把“孩子”養大之後，結果就是接受社會各界的批評，那我肯定會覺得意興闌珊。

更不用説，在經濟整體下行的趨勢之下，風險投資對創業的幫助也顯得保守，明顯不再青睞需要燒錢，或者商業模式不清晰的項目，而是把錢投給那些一上來就能盈利，有正向現金流的項目，出現了越不需要錢的越有錢的馬太效應。[6]

冒險越來越不被鼓勵。正是在這個微妙的時間點上，人們發現，人類歷史上可能是最野心勃勃，最忐忑不安的一次冒險，迎來了 50 週年的紀念日。把它拿出來好好地紀念一番，才別有滋味在心頭。

登月 50 年，我們在紀念什麼？

我們讓前人失望了。我們確實沒有更進一步的從月球出發，前往火星或者星際移民。我們確實在用當年驅動阿波羅 11 號的，佔滿一間屋子的超級計算機的相同算力，來玩“憤怒的小鳥”這種益智遊戲。[7] 我們每兩三年換一次手機，用上本地 AI 芯片，只是為了讓機器自動把我們的暑假照片分類，並生成一段動畫。

但是，當年讓克朗凱特犯糊塗的模糊話音，已經被隨時隨地可訪問的 4K 高清影像替代。我們還看到了黑洞真實的面目，而不是由藝術家手繪而成。這些進步也都是確實對人類有用的，並且只有仔細回味，方可體味它的深遠意義。

科技進步由原來的一驚一乍變得潤物無聲，甚至都不太被人感知。如果説以前是從 0 到 1 的開創式創新，那麼現在人們正奮力抹平那些從 99 到 100 的細微體驗裂痕。科技進步的所謂“性價比”變得大不如前。

但如果現在問問你，你想不想回到 1969 年？你可以在那個年代，保證往後餘生看到的每一個進展都是激動人心的，代價就是你不會享受現在已經有的種種便利。

恐怕很多人都還是會選擇留在現在，這個沉悶無趣，但又方便又舒服的時代。

轟轟烈烈是愛情，平平淡淡也是真。與此同理，科技進步不管是顛覆個不停，還是僅僅在原有基礎上做細微改進，總都是好的。

既然大的範式暫時都被框定住了，那麼我們就來做微創新。蛋糕做不大了，那就重新分配，同時把成功的商業模式複製到鄉村和不發達地區，這不也挺好的嗎？

我們如此懷念 1969 年，其實懷念的是在那個時代所看到的地平線上的無限可能性，以及當初對未來的暢想，一點一點真的變成現實，甚至超越預期的過程。我們從中體會到巨大的滿足感，以至於陶醉在“人定勝天”的幻境中。

現在的“守成”階段，不再讓人從直覺上那麼舒服，但是人類也一直在向前走。只要和平和全球化的趨勢不徹底調轉回頭，對人類來説就是最大的成功。

結論

科技到底對人類意味着什麼？在過去，它意味着我們能從天災人禍中倖存下來，獲得生的希望。它也意味着我們能大幅度的改變現狀，獲得實際的利益。

現在，當科研的“實用價值”開始減弱，甚至可能喪失的時候，我們要學習與純粹是為了滿足人的求知慾和好奇心而進行的科研和平共處。

我們應該更多着眼於如何分配現有的成果——畢竟如果現代農業技術全面推廣到每一個角落，能讓全球所有人都吃飽飯。《國家地理》雜誌提到，只要改善效率低下的施肥與灌溉，可使全球糧食產量增加 58% [8]。然而貧富分化仍愈演愈烈。

我們長期將人類社會的安定發展寄託於科技進步，現在應該學會用單純增長之外的方式，來增進人類福祉。需要改變分配方式，多於發展生產力，這是時代交給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一旦我們完成了這樣的進化，就能用一個持久和平的環境，期待着更多人做“無用之用”的研究，在隨機、浪費與失控當中，為人類的下一個新紀元孕育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