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沙龍】如何看待轉基因爭議的社會性？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墨子沙龍”

演講 | 金兼斌（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整理 | 呂浩然

我今天分享的內容可能跟每個在座的人日常生活裏所看到、聽到的都有關係，是一些與科學有關係的一些社會爭議。有時候，我們也會把這樣的問題叫做爭議性科技問題。今天討論的爭議性科技議題，是轉基因。

我的分享涉及幾個部分。首先我會對轉基因相關爭論作一個簡單的回顧。然後重點講講公眾有關轉基因的想象和態度的形成，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我國的轉基因技術

我國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起步並不晚，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轉基因玉米、水稻、棉花乃至動物轉基因的研發，先後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但相對於技術研發，我國轉基因產業化的發展比較滯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產業化的推進受制於過去十幾年我國總體上對轉基因充滿爭議甚至負面的社會輿論。

圖1 我國轉基因技術發展梳理

事實上，我國關於轉基因的政策，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注重自主創新，特別是把農業轉基因生物新品種的培育放在國家糧食安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進行戰略佈局，投入不可謂不大；二是堅持慎重推廣，表現為推動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發展的方向堅定不移，但同時又突出強調安全性，以及對公眾和媒體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等方面輿論的高度重視。也正因如此，農業部雖然早在2009年就對我國自主研發的三個轉基因主糧作物新品種頒發了安全證書，但實際的商業化種植，仍然受制於包括社會的負面輿論在內的諸多因素，而一直未予以強力推進。

轉基因爭議的兩大關鍵節點

通過簡單梳理我國轉基因相關爭議的典型事件，我們或可對過去十多年來社會對轉基因技術和產品總體上充滿爭議甚至負面的情緒和看法的由來，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第一個事件是，2002到2004年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大陸地區私下檢測超市中售賣的食品是否含有轉基因原料，並公佈雀巢部分產品中確實含有轉基因原料。**轉基因這個名詞和概念由此第一次進入部分公眾和媒體的關注視野。而綠色和平組織所強調的公眾“知曉的權利”，自此也成為公眾和媒體要求對轉基因食品進行標識、加強監管的強有力武器。在這個可能屬於國內轉基因輿論事件的最早案例中，引發公眾對轉基因問題展開討論和爭論的一切元素和特點——如多元利益相關者對論戰的介入，把非科學的倫理問題與科學上的安全性問題混為一談——幾乎都已具備了。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事情，是2009年三個轉基因作物新品種（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抗蟲水稻華恢1號及雜交種Bt汕優63，以及中國農科院與奧瑞金公司聯合研發的一個轉基因玉米自交系）獲得農業部頒發的安全證書，引發公眾對轉基因主糧可能走向商業化種植的強烈擔憂和激烈反對。理論上言，一個生物新品種獲得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即“安委會”）安全證書，其產業化就可以提上議事日程了。但當時的社會和輿論現實是：經歷了2002年爆發的SARS疫情和2008年三鹿奶粉醜聞等一系列事件的國內民眾，對於我國的食品安全，特別是生產企業的社會責任心和國家有關監管部門的執法監管的決心和能力，產生了嚴重的擔憂和不信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個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安全證書的發放，引發了部分媒體和民眾的敏鋭關注和激烈反對。

回過頭來看，其實一直到2009年和2010年，這些事件在公眾中的影響力和關注度其實還是有限的。**真正引爆輿論對轉基因議題高度關注的關鍵事件是2012年的“黃金大米案”。2008年，三名中美科學家在湖南衡南一小學對25名兒童進行了服食“黃金大米”米飯的實驗。這些“黃金大米”米飯是由其中的美國學者湯光文在美國進行烹調後攜帶入境的，未按規定向國內相關機構申報；而25名學生在服用前，其家長也未明確被告知他們的孩子將要服用的“黃金大米”，實際上是一種富含胡蘿蔔素的轉基因大米。基於這個實驗結果的論文在2012年8月發表。綠色和平組織等反轉力量對這篇論文背後發生在2008年的實驗過程進行了曝光，立即引發了社會和學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其中所涉及的科研項目過程監管、科學家科研誠信、職業道德和倫理等方面的問題，觸發了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乃至可能危害的擔憂和恐慌。在微博微信平台，一時間出現了大量不乏基於想象和臆測的解讀、流言和爭議，特別是把本屬科研倫理方面的問題與黃金大米本身的食用安全性問題，有意無意混為一談。**從相關輿論的演變看，存在着特別明顯的討論框架的偏轉現象，即原本屬於科研倫理和科研監管性質的問題，因為民眾缺乏對政府和科學共同體足夠的信任，以及對轉基因技術及產品的監管缺乏必要的瞭解和知識，使得討論的話題焦點被各類輿論領袖輕易引導和設置，議題的性質和框架不斷擴大和蔓延，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進行轉基因相關研發背後的動機和社會後果，成為社會化媒體推動下的網絡輿論真正的焦點。

圖2 百度搜索顯示的歷年“轉基因”相關新聞報道數量統計

“黃金大米案”不久，崔永元質疑轉基因安全性點燃了“反轉”和“挺轉”兩個陣營之間在社會化媒體上持續兩年的激烈爭論。

2015年3月26日，崔永元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做題為“班門弄斧轉基因”的演講，在提問環節與復旦大學盧大儒教授發生了長達17分鐘的爭論。至少從當時現場效果上看，爭論以崔永元的“完勝”告終。這次事件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轉基因的負面感受。同樣重要的是，通過這次轉基因科學家和媒體人士的公開辯論，此後再鮮有轉基因科學家願意站出來，跟公眾和媒體就轉基因科學性和安全性問題進行直接、公開的辯論。我個人覺得，2016年前後國內對轉基因的負面輿論達到了頂峯。

今天，如果我們回溯近二十年來我國圍繞轉基因議題的社會爭論形成的原因，可以清晰看到特別**明顯的兩個時間節點：****一是2009年三個轉基因作物新品種安全證書頒發以後，二是2012年的“黃金大米案”。**從有關媒體報道和社會化媒體上相關主題的討論量，都可以看到，**2012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2012年以後，轉基因議題成為少有的全民持續高度關注的重要爭議性社會話題。挺轉派和反轉派兩大陣營互相攻伐，迄今鮮能達成共識與和解。

圍繞轉基因的公眾想像

當提到轉基因時，公眾聯想到的意象是什麼？這個問題直接與公眾對轉基因持什麼態度和看法相關。

圍繞轉基因的公眾想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測。如基於百度搜索指數，可以方便地發現，在今年4月到5月間，人們有關轉基因的搜索，**最常見的三個去向關鍵詞是“轉基因食品”、“食品”和“危害”。**換言之，關於轉基因的主動檢索，民眾最關切的是轉基因食品，而且大多是從轉基因食品的可能危害的角度來關注的，即着眼於轉基因的負面意象。

如果我們進一步瞭解人們在搜索“轉基因食品”時最主要的關切，則清晰地呈現出兩個主題：一是“危害”，二是各種轉基因食品或作物。

如果我們進一步通過百度指數來分析搜索“轉基因”和“轉基因食品”的用户的地域分佈，則可以發現，對轉基因或轉基因食品最關注的地域，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以及中部的農業大省，包括廣東、江蘇、北京、山東、浙江、河南等，關注用户的區域差異是很明顯的。而從關注用户的年齡結構看，大部分搜索用户****處於30-50歲這個年齡段。

圖3 百度指數搜索“轉基因”和“轉基因食品”的用户畫像 

簡單而言，至少基於人們的搜索行為進行分析和推測，當**人們主動去探尋和了解與轉基因相關的問題時，大多是出於風險考量，而較少出於轉基因技術作為一種重要的農業生物技術的收益考量。**由此反映出轉基因在不少網民的腦海中，至少在現階段，還是以負面的意象為主。

接下來我們希望進一步探討，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換言之，人們關於轉基因的態度，是怎麼形成的。

公眾對轉基因的認知與態度

公眾對轉基因的認知和態度，本質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常常會放在一起來討論。因為在轉基因相關的爭論中，對轉基因科學原理的瞭解程度，不僅關乎人們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關乎人們所表達的相關觀點的公信力和有效性，甚至關乎在一些議題上——如“吃了轉基因食品我們的基因會不會因此發生改變”這類議題——是否具有發言權。當然，參與轉基因相關討論是否需要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和相關專業知識，這本身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並不是我今天討論的重點。但大量的研究，包括我們自己所進行的一些調查表明，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的確和人們對轉基因的認知水平特別是科學知識水平有關係。

但問題的關鍵是，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並不只取決於人們對轉基因科學原理的瞭解程度。由於轉基因產品特別是轉基因食品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對轉基因的看法和態度，很多時候恰恰並不取決於我們自己到底對背後的轉基因食品的種植、生產、消化過程瞭解多少，而是和人們對科學、對社會羣體、特別是對各種制度的信任有關。這是因為，對於社會上大多數人而言，轉基因技術或產品背後的科學原理、科學過程乃至其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是超出我們自己的認知範圍的。對於背後的原理和機制超出我們認知範圍的產品，我們要形成某種態度，要麼通過自己去學習、瞭解，要麼依賴我們所信任的人，根據他們的看法和建議來形成態度。對於我們之中的大部分人來説，我們通常屬於第二類情形，即依賴官方説法、媒體或專家來形成態度，作出決策。因此，信任是影響人們對此類爭議性科技態度的重要因素。

此外，人們所固有的生活習慣、風俗、價值觀念也會以某種方式影響人們對轉基因相關的技術和產品的看法和態度。除了知識、信任和價值觀，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影響因素，但今天我主要結合國內外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來談談這三類因素和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之間的關係。

圖4 基於文獻的梳理：影響公眾對轉基因看法的因素

首先來談談轉基因議題上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係。

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皇家科學院發佈了《公眾理解科學》報告，號召科學家和教育機構更加重視面向公眾的科學知識普及和科學教育。其背後的假設是，公眾之所以對科學缺乏足夠的支持甚至產生種種誤解，是因為公眾對科學的不瞭解，這就是科學傳播的缺失模型。這個模型所代表的看法——即公眾對科學不感興趣或不支持是因為不瞭解——很快被證明是不正確的，或至少是很片面的。但從中所強調的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聯性，則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只不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直接的、線性的，很多時候受到其他因素的調節和中介，這些中介因素或調節因素包括人們對有關科技的風險和收益的感知、信任等。此外，知識水平和態度或風險感知之間的關係也並不總是線性的。很多經驗研究表明，知識和風險感知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倒U形的，即對某一種新科技很不瞭解和非常瞭解的人，對其風險的感知，都比對科技大致有所瞭解的人高。

需要説明的是，文獻中關於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係的研究結論，常常彼此出現不一致，這其中除了科技本身的類型和性質不一樣，也和我們所調查的人羣的特點有關係，當然也和特定社會的政治、社會、文化情景有關。所有的爭議都是發生在特定而具體的社會場景中的，這是我們理解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爭議性科技的各種社會輿論時需要注意的。

關於轉基因議題上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係，我們課題組對清華的老師和學生曾做過兩輪調查，發現二者之間是有清晰的關聯的。我們將受訪師生根據其所屬院系專業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生命科學、醫學、化學系的師生，第二類是非生醫類理工師生，第三類是人文和社科師生。調查發現，這三類人羣對轉基因相關的事實性知識水平（factual knowledge）是依次遞減的；而他們對轉基因的認可和支持程度，也是依次遞減的，關於轉基因的知識和態度之間的關聯性十分明顯。值得再次提醒的是，對轉基因瞭解程度和支持程度這樣直接的正向關聯性，是基於清華師生這樣相對比較特殊的羣體得到的結果。

在這裏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今年2月發表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自然》子刊Human Behaviour（《人類行為研究》）上的一項研究。簡而言之，根據這項研究，**極端反對轉基因者，是那些科學知識最少，卻自認為知道的最多的人。**這裏所謂的“自認為知道”，指與前述“事實性知識”相對的“主觀性知識”（perceived familiarity），即自己覺得對某一事物的熟悉和了解程度。這一研究結果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都有大量的討論和轉發。這個研究的有趣也是重要之處在於，所謂對轉基因的知識，其實我們需要區分人們對轉基因相關技術的實際知識和主觀知識，後者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感覺。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有些文獻裏面關於知識和態度之間關係的結論不一致，因為可能不同的研究中，對知識採用了不同的測量方法。這一研究對於我們理解我國近年來圍繞在轉基因問題出現的輿論撕裂現象也許有一定啓發：很多反轉人士其實對轉基因的瞭解是有限的，但他們可能自認為對轉基因已經非常瞭解，並因而拒絕或者不再重視對相關科學知識或發現的學習和吸收，因此始終持有既有觀點或看法而不加調整。

下面談談另外一個影響人們對轉基因態度的關鍵因素，即信任。為什麼信任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我們大部分人做不到完全藉由認知來形成態度。**當我們自身不具有這樣的判斷能力的時候，我們只能參考所信任的人或來源對轉基因這類事物的態度和評價，來形成我們自己的看法。**因此，信任因素在人們形成對轉基因技術及產品的態度過程中，常常扮演了關鍵角色。信任的來源，無非是能力和德行。具體到轉基因問題，民眾對轉基因作物或食品持什麼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家尤其是轉基因科學家、政府主管部門、媒體在這方面的態度以及對其研究、監管、客觀真實報道的能力和決心的信心，即科學家、政府和媒體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公信力高，科學家或政府主管部門在轉基因問題上的看法或態度，就能有效影響、傳達給民眾；公信力不足，則無論怎麼進行科普宣傳，效果也十分有效，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即出現傳播學中所謂“對抗性解讀”現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專家、政府還是媒體，普通民眾有時是把這些本來也是由不同羣體、部門組成的鬆散、多元的集合體，當作一個有機整體看待的。

因此，**當專家羣體中出現不同的聲音、政府官員中出現不同的表述和意見、媒體對轉基因的風險收益有不同的側重和刻畫時，民眾很容易感到惶恐和無所適從，**其對科學家、政府和媒體在轉基因問題上的整體信任也容易因此動搖。這就為社會化媒體上、各種人際網絡中所流傳的轉基因相關流言和謠言提供可乘之機。信任——無論是對研發機構的信任還是對政府技術監管能力和決心的信任——對人們在轉基因問題上的態度具有重要影響，已為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包括我們自己完成的一些實證研究所證實。事實上，我國這些年與轉基因相關的社會爭議持續不斷，很大程度上和民眾對社會和制度環境的信任或信心不足有關。

圖5 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程度處於高位

這其實可以從美國農業生物技術監管所採用的不同政策及其社會影響得到反證。美國過去二十多年有關轉基因技術和產品發展的監管，總體上採用了基於“堅實的科學”——而不是基於民意——這樣的清晰思路，採用產品管理而非過程管理，即把轉基因技術當作普通農業生物技術的一種而不引入額外監管措施。當然這樣的做法背後的社會基礎，是民眾對科學共同體和政府監管部門總體上較高的信任度，但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政府對生物技術的監管理念和做法的選擇，以及貫徹實施的決心。其實在我國，根據我們自己的調查，民眾總體上對科學家的信任度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是處在高位的；但具體到轉基因問題上，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和政府有關監管部門的信任，則又往往受到一系列食品安全、疫苗事故等負面事件的影響。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影響人們對轉基因態度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人們的價值觀。基因工程是一種生物技術，通過引入外源基因，在基因層面，直接對物種進行定向、精準的干預，試圖培育出具有我們所希望的優良性能的新品種。由於所引入的外源基因不侷限於同一物種，加上這種精準基因移植本身可能引發人們對此類技術各種脱靶效應的擔憂，使得圍繞轉基因食品的接受與否的討論中，諸如“純天然”（naturalness）這樣的價值取向常常也成為影響人們對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看法和態度的因素。對本身篤信創造論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人類的轉基因技術，無疑是一種被造者試圖行使造物主角色的做法，因此是不可接受的。而對“純天然”具有執念的民眾，也可能片面誇大“天然”與“人工改造”之間的鴻溝，而無視其實我們現在所種植和食用的大量作物，不少是長期歷經各種因素導致的變異和選擇後逐漸演變而來的，世上本沒有一成不變的“天然”之物。事實上，一些已有研究發現，在國內民眾中，**相信中醫的人和對有機食品、純天然的食品有執念從而傾向於反對轉基因食品的人，就羣體相似性而言，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價值觀在人們對轉基因態度中的作用，由此也可見一斑。

圖6 價值觀的影響

在前述美國迄今為止所實行的對於轉基因作物的監管框架中，我們提到美國對轉基因技術並沒有引入異於其他生物技術的額外監管，而是採納基於產品的實質等同之政策理念。在推進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和生產的過程中，他們主要依靠的是科學上確保安全，而並沒有太受制於普通民眾對此類技術和產品的爭論和意見。如何看待美國對轉基因技術監管這樣的“他山之玉”？其實，根據有關調查，美國**現在仍然有46%的消費者會主動避免轉基因食品。**換言之，轉基因種植和食用雖然在美國已經實施20多年，但不少民眾對業已超市上架的轉基因食品，仍會在選用時有所保留。一些美國學者因此反思，美國所實行的這種基於“堅實的科學”而相對忽略民意和價值觀的做法，也許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他們認為，美國過去20年對第一代基因工程作物——即轉基因作物——的監管，一方面帶來了“商業上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在與公眾進行風險溝通方面，則難言成功，甚至是失敗的。不少政策研究者傾向於認為，今後在進行生物技術監管時，強調科學性與對民眾價值觀的關切和重視，應該結合起來，兩者不能完全脱鈎。

如何進行轉基因科學傳播和風險溝通？

我們通過回顧轉基因相關社會爭議的一些關鍵事件和節點，清晰地看到，如今人們對轉基因總體上仍持有比較負面、消極的看法，其實和我們在轉基因問題上所進行的科普宣傳或風險溝通是否對路是有一定關係的。簡單而言，傳播的效果取決於傳播的有效性。有效傳播必須牢牢抓住民眾的關切，必須對社會在轉基因問題上的痛點和癢點作出回應，否則無異於隔靴抓癢，無論科學家、政府、媒體怎樣苦口婆心進行轉基因科學性、安全性闡述和講解，仍可能收效甚微。風險傳播必須以民眾可以理解、接受的方式進行。

如果忽略了民眾在提出有關問題和關切背後，其實還有形形色色的社交媒體和人際網絡信息在影響他們、還有他們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經驗教訓在時刻提醒他們，傳者的重點和傳播方式如果不能和受者的關切和思考方式對接，則傳播效果往往是不盡如人意的。美國去年上映了一部轉基因農業主題的電影，叫《食物的進化》，國內有關部門邀請製片方和南美的一些農場主代表在北京、上海等組織了一系列觀影和討論對話活動。這是一部把支持和反對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典型人羣、故事和觀點都放在具體而特定的生活、社會場景中來進行展現和講述的紀錄片。在我們所參與的一場觀影討論活動前後，我們對到場的媒體記者和普通觀眾也做了一些小調查，發現像《食物的進化》這樣既對各方觀點有所平衡呈現、又具有內在的科學導向的傳播材料，是的確可能對人們——特別是對轉基因還未持有任何穩定態度的人，在態度形成或改變方面，帶來一些明顯的變化的，尤其是當影片觀摩和與導演、學者、農場主的現場討論結合起來時。這也説明成功有效的傳播，關鍵還是取決於我們怎麼設計傳播；而怎麼進行傳播的關鍵，是需要對民眾的解讀邏輯和思路，有清晰的理解和預判****，而這就需要藉助相應的調查和研究。

從大量研究結果看，在民眾對轉基因的態度形成中，知識和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很多科學家參與的轉基因科普宣傳，常常只注重相關事實性科學知識的傳播。但實際上，人們對轉基因的知識和了解，只是影響其對轉基因技術或產品持什麼樣態度的其中一個因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信任，特別是對政府、科學家、媒體的制度信任，以及不同的人本身所持有的價值觀、世界觀，都在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形成中以某種方式在起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大量轉基因態度形成方面的經驗研究表明，並不存在一個通用的解釋模型，來完美揭示人們對轉基因技術和產品的態度形成機制和改變模式。由此，我們認為，至少在轉基因科學傳播和風險交流實踐中，分層科普、精準傳播將是今後值得嘗試和推行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所謂分層科普、精準傳播，就是針對不同羣體的不同特點和關切，特別是針對不同人羣的態度形成關鍵因素或機制的不同，設計不同的轉基因科普傳播方案，在科普重點、形式等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差異化設計。顯然，這裏的關鍵是如何找到一種有效切分不同社會羣體的變量工具。一種常見的思路是根據人們的教育程度、年齡、職業等人口變量來進行人羣細分。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現在針對轉基因的科普宣傳和風險溝通，**確立了以青少年、農民、社區居民、領導幹部和公務員等四類人羣為重點的策略。**除了傳統的人羣細分策略，有沒有可能從興趣、亞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其他方面進行更為有效的傳播對象分層呢？我們認為這是下一階段我們的轉基因科學傳播研究可以去重點探索的一個方向。

我的分享就到這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