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一個世紀的阿根廷_風聞

原創： Hayekist  來源：秦朔朋友圈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計，1977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就達到了7743美元（若以現價美元計算，這個數值為2129美元）。也就是説，以2010年作為價格基期來衡量，當時的阿根廷已經算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均GDP與2018年中國的水平相當（同樣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計，中國2017年的人均GDP只有7329美元，僅有1977年阿根廷的94.6%）。

令人沮喪的是，40年過去之後，201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僅僅達到10040美元（現價為11652美元），41年間年複合增速僅有0.63%。絕對的龜速！

雖然阿根廷的GDP總量增長還相對快一些，從1977年的2064億美元增長至2018年的4467億美元（這裏的口徑同樣是2010年不變美元價；若以現價美元衡量，阿根廷的GDP總量從1977年的567億美元增長至2018年的5184億美元），但由於總人口還在不斷增長，攤薄了人均GDP（阿根廷總人口從1977年的2626萬人增長至2018年的4449萬人）。

**從人均GDP增速的圖表可以窺見到阿根廷人均GDP的高波動性。**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以後基本上圍繞着零軸呈鋸齒形波動，1961至2018年的57年間，共有22年錄得GDP負增長。

1977年，阿根廷人均GDP為7743美元（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計，用這個指標，是為了在討論中剔除通脹和匯率等因素的影響，讓不同時期與不同國家數據更可比），此後竟一路下滑，到1990年降到了6245美元。

1991至1998年之間，人均GDP增速有所恢復，到1998年人均GDP達到了8772美元的新高點。但隨後再度下滑，到2002年跌至6854美元的低水平。2003年之後，實現了較長期的增長（負增長的年份減少），2018年才勉強攀上了10040美元的水平。

再往前追溯，1910年時阿根廷人均實際GDP僅次於美國與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排名靠前的經濟強國。

一個世紀過去了，阿根廷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持續下滑，經濟停滯不前。它是一個完全的另類，從20世紀初的發達國家衰落到了中等收入國家，又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長時間的發展遲緩甚至停滯。

中等收入陷阱的迷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名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報告中提出的概念，其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其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長大起大落而不能維持穩定增長、就業困難、貧富分化、腐敗多發、社會動盪等等。

高中低收入國家組別的劃分

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世界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可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個組別。

2018年的組別劃分標準為：人均國民總收入低於99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996至389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在3896至1205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於12055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2018年世界銀行所統計的218個經濟體中，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為81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或地區為56個，中等偏下收入國家或地區為47個，低收入國家或地區為34個。

目前高收入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實施市場經濟，沒有一家實行指令經濟。

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部分國家是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如菲律賓1960年人均GDP就有1059美元（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但到了2018年仍只有3021美元，所以還不得不依賴輸出菲傭勞務來賺取外匯。

更多的情況是，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6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353美元，到2017年達到11720美元，但離高收入國家仍有一步之遙。墨西哥亦然，1960年人均GDP就高達3907美元，到了2018年仍僅僅徘徊在10385美元的水平。

至於阿根廷則在1960年時人均GDP就高達5642美元，2018年卻還維持在10040美元的水平。

這些發展不夠理想的國家擁有的共性就是，經過數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發展，幾經反覆，卻始終未能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説法，在學界尚有爭論。

一方面，“陷阱”一詞就存在用語不恰當的嫌疑，因為容易讓人聯想到人為設障或陰謀論，一個經濟體怎麼會被人為地設下陷阱呢（其一、是否有國家或個人惡意的阻礙其他經濟體的正常發展，存疑；其二、墮入陷阱的經濟體怎麼會舉國沒有能力識別並解除其他國家的惡意陷害）？這完全不符合當下全球“包容性增長”的和平環境。

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缺乏客觀的標準，更類似於一種現象描述，而現象背後的成因各有不同，難以納入到統一的理論或模型中予以解釋。

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解釋不一，大致有這麼幾種見解：

人口結構的不利變動；

經濟多元化處於較低水平；

低效甚或無效的金融市場；

缺乏高質量的基礎設施；

創新處於較低水平；

制度質量薄弱；

無效或低效的勞動力和要素市場等等。

為什麼會有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麼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績效截然不同？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一直在思考和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哈耶克對這個宏大的命題提供了極其深刻的洞見，他認為：如果一國或地區政府的責任主要限定在維持法治，保護私人產權和社會良序，那麼“自發社會秩序”就會自然導向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或許，答案就在於“中等收入國家是否能建立一個以市場秩序為軸心的社會與經濟關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僅只限於保護必要的市場、個人的自由與安全）”。 

制度學派的諾思則提供了更具體的見解：美國因聯邦制、政治制衡以及私有產權受到嚴格保護的基礎性制度結構，促進了經濟成長所必需的長期契約行為，最終導致了經濟的長期繁榮。反觀拉丁美洲的部分國家卻保持着從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時期所繼承來的集權和官僚傳統，“既不能產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也不能維護政治與公民自由”（North，2005）。這在內涵上與哈耶克是高度一致的。

阿根廷獨立後的經濟發展簡況

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

1880年，中國還處在晚清風雨飄搖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阿根廷人卻實現了民族獨立，開啓了大發展的黃金年代。

這一年，阿根廷從西班牙殖民帝國當中脱離，宣佈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史稱“八〇代”領導人掌握執政的權力，這是一批受過自由思想薰陶的學者型政治家，他們積極融入當時的歷史潮流（當時流行的思潮是天賦人權、保護私產和自由貿易），選擇了憲政、自由經濟和貿易。

從1880年上任的胡利奧·羅卡開始，連續十屆聯邦政府堅定不移地貫徹和實施經濟自由政策，包括仿照美國憲法制定憲法，實行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尊重和保護私有財產權，保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大批歐洲移民受此吸引，湧入阿根廷。阿根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由此不斷重塑。從1880年到1913年，阿根廷年均GDP增長超過6%；從1870年到1910年，人口總數翻了五番；鐵路里程從503公里陡增至31104公里；小麥年出口從10萬噸增至250萬噸，牛肉年出口從2.5萬噸增至36.5萬噸（因海上冷凍船的應用促進）。阿根廷因之成為世界糧食和肉類的最終重要生產和出口國之一，被稱為“世界糧倉和肉庫”。

到了1910年，阿根廷人均實際GDP僅次於美國與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排名靠前的經濟強國。布宜諾斯艾利斯港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這座城市從冷冷清清的殖民地邊遠居民點演變為一座歐洲風格的現代首都，被譽為“南美洲的巴黎”。

產業政策與經濟自發秩序的衝突

阿根廷的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其國土面積近300萬平方公里，東瀕大西洋，南與南極洲隔海相望，氣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均可耕地面積是美國的將近2倍，海產品、森林、淡水等自然資源也都無比豐富。

佔國土面積四分之一（約70多萬平方公里）的潘帕斯草原簡直就是農牧業發展的天堂。阿根廷人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平原從大西洋起，一犁頭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會碰到一塊石頭”，藉此誇張地形容該平原的異常肥沃。因此，農牧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居於優勢地位。

1916年，激進黨領袖伊波利托·伊裏戈延當選總統，他的經濟政策不甘於阿根廷農牧業的貿易格局，主張激進的工業自主化，把阿根廷帶上了民粹主義道路。然而，政府一廂情願的工業化政策並沒有奏效，阿根廷農牧業寡頭精英們拒絕了工業化的心智和行動。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既然安安穩穩地從事農場（農場被譽為“黃金奶牛”）就能獲得高額回報，何必拿自己的地位和生計到風險更高的工業化世界裏冒險呢？ 正如今天期望沙特、卡塔爾發展製造業的產業政策註定收效甚微一樣，所以民族自主的工業化戰略沒有獲得成功。

相反，伊波利托·伊裏戈延的產業政策卻挑起了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矛盾。民族主義旗幟下的工業化政策獲得了社會底層公眾的擁護，而掌握資本的社會精英卻由於不肯付出行動而遭到民眾的怨恨。社會裂痕開始出現，並一發不可收拾。

同期，一戰後世界範圍的蕭條催生了阿根廷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1920年，伊裏戈延違憲動用軍隊來對抗罷工，公開地破壞了政治制度的公信力。至此，1880年建起的政治與經濟的互信和諧大廈開始崩塌，社會良序走向敗壞。

**1930年9月，J.F.烏里武魯發動政變，建立了軍事獨裁政權，阿根廷由此形成軍人政權和文人政府交替上台的不穩定政治局面。**民主政體天生具有某種脆弱性，選舉一旦被操縱（軍人干預下，違憲選舉經常發生），社會良序就馬上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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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金本位之後的民粹主義時代

1929年的大蕭條期間，世界主要國家（除美國外）紛紛廢除金本位，實施信用貨幣本位，阿根廷也跟隨廢除了金本位。但由於政治上的極度不穩定，貨幣成為各方勢力角逐和濫用的工具，惡性通貨膨脹開始與阿根廷如影隨形。

直至近日，阿根廷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結構仍未能構建起獨立且有紀律的貨幣政策體系，以致於通貨膨脹始終是阿根廷經濟的大敵，製造混亂卻又揮之不去。

| 注：在世界銀行有數據的年份中，以GDP平減指數（這是一個比CPI更和緩的指標）記錄的通貨膨脹率如上圖，1989年居然出現了高到3046%的通貨膨脹。用通俗的語言講，這一年貨幣購買力貶值了6倍以上，與今日的委內瑞拉和昨日的津巴布韋完全是異曲同工。不同在於，國家和社會沒有完全由此崩潰，這與其政體具有更大吸收動盪的能力有關。

也正是從1930年代起，為了在政治上討好選民，阿根廷的民粹主義開始長盛不衰，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政策被束之高閣。

1944年初，以胡安·貝隆為首的“上校集團”取代“聯合軍官團”，掌控阿根廷政權。貝隆在其第二任夫人伊娃（著名的貝隆夫人，歌曲《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紀念的女人）協助下，提出“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的主張。

貝隆執行的經濟政策與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的藥方非常類似：

利用議會多數推動制定了1949年憲法，宣佈一切自然資源歸於國家所有，成立阿根廷全國國營工業局和貿易促進會，大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以期實現維護“政治主權”的目標。

發表《阿根廷經濟獨立宣言》，將國內的英資鐵路公司和美國資本控制的阿根廷電話公司等外國企業收歸國有，並先後實施兩個五年計劃來擺脱對初級產品出口部門和外國資本的依賴，以期實現“經濟獨立”。

將各全國性工會組織合併納入全國總工會，並通過《勞工權利法案》，大力推行“擴大就業、提高工資、增加撫卹金和養老金、實行消費品價格補貼”等社會再分配政策，以期實現“社會正義”的目標。

增加工資、縮短工時和延長假期等等強制措施很容易討好選民中的大多數人，拒絕外國企業參與經濟發展的民族主義也很容易迎合大多數國民的愛國情緒，但對經濟發展卻絕無好處：

私人企業因勞工福利支出的大幅增加而變得缺乏競爭力（企業家缺乏投資的意願）；

國有企業則效率低效而必須依賴政府鉅額顯性補貼或隱性補貼才能維持生存；

貿易與投資壁壘則將阿根廷隔絕於世界市場與國際分工之外，這些政策最終後果就是砍斷了阿根廷經濟騰飛的翅膀。

面對經濟不振，貝隆政府遭遇了嚴重的財政困難。為了兑現勞工福利，貝隆政府不得不通過印鈔來滿足即期支出的需要，濫發貨幣又成了一個自然的選擇，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直接導致了貝隆政府的倒台。1955年9月，右翼軍人E.洛納迪發動政變接管政權。

經濟長期動盪

民主政治的良性運作需要若干條件，如果不能得到滿足，一個國家和地區根本無法實現霍布斯所期待的社會良序。

阿根廷就是這樣一個存在制度性缺陷的國家。自由市場主義與民粹主義不斷交鋒，但民粹主義始終佔了上風。因此利益集團非常容易“俘獲”貨幣與財政政策工具，操縱民意和選舉。同時，失控的選民和無良的政客水乳交融，共同鑄成國家的失敗。

為了討好公眾，交替上台的軍政府或是民選政府始終無法擺脱高關税和高福利的“貝隆式經濟政策”。短視的公眾也無法拒絕“更好的分配”的福利政策的誘惑，一次次為不可持續的“社會公平”的夢想所鼓譟，用手中的選票為之站台。

簡言之，阿根廷的民粹主義沸騰的結果就是對內拒絕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對外拒絕自由貿易和全球一體化。

家底再厚，也經不起這麼折騰。儘管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依然與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挪威等大致相同，但長期的經濟動盪和停滯讓其與這些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高關税封閉了國內市場，使得阿根廷始終隔絕在技術不斷進步的世界貿易體系之外，無法享受全球分工帶來的種種好處。阿根廷的工商業落後也自然成為常態。阿根廷貿易份額（進出口總額/GDP）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80%以上下降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20%以下，並且自此以後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上（Berlinski，2003）。即使在1990年代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這一比例也沒有提升。而高福利則導致了政府的高負債，財政不可持續的時候，毫無獨立性和紀律的貨幣政策成為兑現福利的不二法門，這又無可避免地帶來惡性通脹。

1950年代開始直到今日，阿根廷基本在民粹主義敗壞經濟發展、自由主義修復經濟增長、民粹主義再抬頭這樣的循環中輪迴。

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把國內經濟搞得一團糟之後，繼任的執政者不得不引入若干自由市場的改革來修正經濟增長的約束激勵機制。但經濟發展稍有起色，又步入正軌的徵兆之時，民粹主義又會出現有力地反撲，再次使得經濟政策的鐘擺轉向左傾的民粹主義。

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頻發

2014年7月30日，阿根廷未能按時支付主權債務利息，引發債務危機。一時間該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出現大幅動盪，股指和債券價格暴跌，金融市場、實體經濟遭到沉重打擊。

這已經不是阿根廷國債的第一次違約。2000年時阿根廷就因外債規模過巨而發生國債違約。當時的外債總額達1462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外匯收入的4.7倍，須還本付息的金額佔當年出口收入的38%。因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阿根廷政府難以借新還舊，被迫於2001年的11月宣佈無力償還外債。

阿根廷比索由此大幅貶值，最高時達75%，阿根廷通貨膨脹迅速上揚，比索貶值後累積通脹率最高達80%，大批企業倒閉，失業率大幅上漲至25%，2002年經濟負增長10.9%。

2004年底阿根廷政府與債權人達成協議，以僅相當於存量債務25～35%的面值發行新債來償還舊債（債權人被迫大規模減記債務，相當於對阿根廷實施了債務減免）。更早之前，上世紀80年代，阿根廷政府就發生過主權債務危機。

在國際上，像阿根廷這樣反覆跌倒在同一地方的案例並不多見。這似乎説明阿根廷社會嚴重缺乏反思和進化的能力，以致於其始終無法走出經濟失敗的泥沼。

“失去的世紀”與“垮掉的國家”

失去的世紀與垮掉的國家

如果説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沿用此邏輯，那麼説阿根廷在經濟發展上失去一個世紀也不為過。

從19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大致在1913年以後），阿根廷就經常性地陷入“發展——倒退——再發展”這樣進三退二的局面。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以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一個世紀以來，阿根廷的增長實在有限。從國家GDP的總量來看，則從世界前列嚴重掉隊。

學者們甚至在討論阿根廷是否已成為一個“垮掉的國家”（Failed state）。“垮掉的國家”的含義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職能，如不能有效地徵税，不能維繫社會秩序，等等。新世紀以來，國際上一些學者把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蘇丹和剛果等國家視為“垮掉的國家”。拿一個人均GDP仍有近萬美元的國家來説，阿根廷成為這樣話題的主角，實在是令人感到弔詭。

種禍根源

民族獨立的早期，阿根廷政治寡頭集團通過舞弊和暗箱操作壟斷執政權利，但社會其他階層缺乏有力的憲政工具或手段（或是缺乏即時反擊的勇氣和行動）予以懲戒和制衡，結果導致政治基本制度缺乏公信力，無法得到社會各階層認可和尊重，這損失阿根廷代議制政體脆弱性的根源，造成了日後的政治不穩定。

貝隆執政之後，這種狀況嚴重惡化。政府在不同時期都淪為特定集團的“俘虜”，政策制定和制度變遷更多地體現掌權利益集團的即期利益，而不是構築高質量的制度體系（比如改進產權制度，促進經濟增長）。社會各階層醉心於利用政治機制來瓜分利益，而非做大蛋糕（社會陷入財富再分配有限，而財富創造受抑制的模式）。

某一社會集團掌握政權後，馬上制定和實施有助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與經濟政策，擠壓甚至剝奪其他社會集團的利益。這又必然導致受損的社會集團予以政治動員和反擊。但沒有哪個社會集團可以完全控盤，因此這種競爭永不停息，政治由此動盪不定。

政治無穩定，政策自然無定力。阿根廷政策制定和制度變遷就如“鐘擺”一樣搖擺不定：自由市場主義和民粹主義頻繁交替，你方唱罷，我登場。勞工大眾傾向於民粹主義，指望政府實施強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超過經濟和財政承受能力的高福利政策以實現自己收入的 “跨越式”增長（在福利上追趕高收入國家）。而這種再分配的傾斜政策遭到工商農業主的反對和抵制，掌握資本的社會精英主張自由市場秩序，強調經濟秩序、財政與貨幣紀律、信心、民眾的必要犧牲。這一樣遭到勞工大眾的抵制。

可悲的是，利益對立和衝突的社會集團缺乏協商和對話的機制，難以達成妥協性、長期可執行的共識。勞工大眾掌握選票把支持其利益訴求的政客送上執政的寶座，這使得民粹主義橫行。而這些政策在對經濟構成的破壞性足夠大的時候，精英派又往往藉助社會輿論和軍隊的力量來奪回執政權（這些手段又是非憲政的，無法讓人信服，使得博弈始終在低水平和低質量中進行）。

新上台軍人或政治家獲得權力後，迫於政權動搖甚至更迭的壓力也會傾向於實施超過財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趕超”以求擴大和鞏固政治支持，最終使得民粹主義滿血復活。放棄長期契約執行、否認已有債務、從鑄造新貨幣中謀利等的政治行為大行其道。

如此反覆的的結果就是軍政府與文官政府的不斷更替，政治處於高度不穩定之中。只有民粹主義是最後的贏家，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民粹主義索要的“高福利”和弱化自由競爭的政策必然會導致財政收支失衡，進而引發惡性通脹（貨幣政策不獨立，這是政治制度失敗的另一個結果），最終將國家導向經濟停滯或危機。説白了，阿根廷只是“形式上”實行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而實際上卻既不民主，也不市場化。

政局動盪還使公眾和外商無法形成穩定的預期，很容易造成經濟行為短期化，進而惡化營商環境和財富創造環境，腐蝕和敗壞着整個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

悲觀的批評者甚至認為，阿根廷是政治、經濟與文化都全面敗落的國家。

阿根廷的啓發

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很容易造成兩極分化。分處兩極的社會階層如果通過不同國家政治機制（政治的最大效用就是用來溝通利益，形成共識，這一點民主與威權並沒有必然的高下，而政治之外的法治則更顯重要，其既要確保對政治結果的執行，又要堅守社會的底線來裁決利益紛爭）實現對話與妥協的話，就會很容易落入“零和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無法構建可信賴並長期執行的遊戲規則。最終形成一種畸形的社會生態，即財富創造行為不受鼓勵，而財富再分配成為政治生活的主要目標和作業方式。

另外，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講，市場化並非是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市場經濟僅是人類目前已知的發展經濟最不壞的方式而已，而其最大的挑戰在於優勝劣汰會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可是，要解決這種不平等，不能靠簡單的財富再分配，或是向公眾提供全方位的“高福利”，而是要在充分保護市場經濟的紀律約束（獎優罰劣）和利益導向激勵的優越性的基礎上，由政府實施有限而必要的校正。

餘思

“究竟什麼因素使得一些國家富裕而其他國家貧窮呢？自亞當·斯密的時代以來，經濟學家一直在問這一個問題。然而，二百多年過去了，人們仍然沒有找到經濟增長的奧秘。”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在《經濟增長的奧秘》的開篇中如此寫到，他並不相信人們已經對此擁有了確定的答案。

所幸的是，除了阿根廷這些失敗的案例之外，1960年以來，從中等收入起步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已經有：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日本、波多黎各（美國海外領土）、韓國和以色列等等國家或地區。

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共性在於堅持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擁有穩定的政治局面、高效的社會治理機制（緩釋社會矛盾並柔性踐行社會一致認可的價值觀，並維持社會良序）以及透明的法治（確保社會底線的公平與正義）。還有就是私人產權得到了良好的保護。

包括阿根廷，從人類歷史演化出來的最深刻的樂觀主義也讓我們有理由確信，其必將經歷時間的進化而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只是，阿根廷既往的表現很值得我們警惕且引以為戒！

參考文獻：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蔡昉

《新經濟史視角下的阿根廷發展悖論》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