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氾濫，檔案開放制度難辭其咎_風聞

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受到很大侷限，尤其以近現代史、當代史為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於學者而言，如果檔案不開放，將大大制約其學術研究，甚至導致史實和結論的偏差。顯然，這並非他們所願，學者的立身之本，乃是自己以可信的學術研究，一旦受制於檔案的非正常保密，或不必要的保密，不僅研究難以做下去，而且很可能出現偏差，影響自己的學術名聲。

前不久，著名學者楊奎松曾經論及一個現象，迄今為止，學界缺令人信服的抗日戰史著作。原因之一，就是“與國民黨方面戰史資料披露的情況相比，中共方面的戰史資料可供查閲和利用的相對更少。”

作為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副所長，金以林對於檔案披露太少這一問題深有感觸：

現在強調研究黨史要深入要如何，中共黨史的研究怎麼深入？《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這套文獻是非常有價值。新中國成立和其他的革命政權不一樣的，蘇聯十月革命一夜暴動成功奪得了政權，新中國的成立，是從中央蘇區開始，到陝甘寧各個時期就已經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政權，在政權建設中，財政金融的支持和作用非常大。這些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極其薄弱，中國財政科學院之前蒐集了將近5000萬字的資料，而現在只出了400多萬字，實在是可惜。

包括工業生產的方方面面這裏面都有，有點遺憾的是，不知道有沒有軍事工業或者軍事後勤方面財政支持的檔案。現在還要再深入研究，八路軍怎麼打贏的，除了徵兵，彈藥生產是怎麼樣的，醫療保障是怎樣的，傷員救治是怎樣的，所有這些都要花錢……不知道這套五千多萬字的文獻都還有什麼內容，我們現在只是看到了400多萬字，真正要推動黨史研究領域有所創新，恐怕5000萬字都應該出版。

中國財政科學院1982年推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的史料，共110多萬字，於1978年初基本完成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這套史料，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它的寫作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尋找客觀規律，為改革開放之後的財政基礎理論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此後大規模地收集和整理中國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資料提供了範本。

在編撰《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一書所產生的示範效應的帶動下，財科所恢復後，接受財政部黨組交辦的任務，聯合全國各兄弟單位開展了大規模的中國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的整理工作。這一工程到1996年基本完成。據統計，先後出版根據地史料達37種，共4200多萬字，並在此基礎上撰寫根據地財政史18種，共560萬字。其中，就包括這套《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

早在《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一書中，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黃道炫，就顯示出對蘇區財政史不同尋常的關注。在書中，他對於蘇區的土地分配，農民的租佃負擔，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蘇區徵糧等進行了細緻研究。黃道炫發現，在國統區軍事和政治的擠壓下，蘇區面臨着經濟和軍事兩方面的壓力。

“擴紅”造成了勞動力缺乏，進一步帶來糧食產量下降，兩者形成了惡性循環，成為無法解決的矛盾。此外，蘇區的城鄉對立打擊了工商業，又破壞了借貸關係，導致物資流通困難，加上國民黨的封鎖，使食鹽、布匹和農具等都成為大問題，甚至需要刮廁所的底土熬鹽。而蘇維埃機構龐大，人員臃腫，脱產人員過多。為了緩解財政困難，蘇區大量發行紙幣，通貨膨脹嚴重。單純就蘇區自身説，已經資源耗盡，無法支持戰爭。對中央蘇區財政的關注，大大豐富了他的蘇區研究。因此，他對財政史料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認識：

這幾年一直在做研究，對這些資料比較熟悉。我手頭大概應該有六七套根據地的財政材料，像陝甘寧根據地的財政資料，看到這一套整個十幾本摘編史料推出，感覺非常好。我們這些年來很多的研究者在呼籲，各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繼續的推進，但短板就是財政，財政又是一個政治力量能夠成功非常關鍵的因素。

財科院做了很多工作，八十年代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可能這些年因為目標的轉移，更多關注現實問題，離當年的研究可能越來越遠。現在我們的研究者因為各種方面的原因，可能更關注政治和軍事，關注政治史、軍事史，這些東西我們很快就可以拿起來，可是財政史關係到經濟問題，關係到數據，沒有經過訓練，沒有基礎是很難做出來的，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恰恰成為了最薄弱的方面。

所以經常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人家説你成功，你講了很多很多的原因，但財政怎麼去支持，你回答不了。中國的財政來源是取之於民，可是會造成民眾的負擔比較重，同時又要得到支持，如何平衡？這些東西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討的，當然首先是要這樣的資料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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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發現了新史料，黃道炫才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研究，其成果得到了史學界內部和讀者的好評，可謂既叫好又叫座。對此，黃道炫的前同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也深有體會。他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書，披露的青年黨的資料就令人耳目一新。由於在國內查閲檔案屢屢受挫，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王奇生對此有一肚子怨氣：

1964年南京軍區編過一份史料，多達80多卷，但這個資料一直是內部發行，這跟我們一般講的內部發行部一樣，它是真正軍隊的內部，只有極少數單位收藏。我為了看這套資料付出了種種努力，有幸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看了以後你真的感覺到，對八路軍、新四軍，對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種種艱難奮鬥真的是發自內心的敬佩。

河南有一間民間博物館，收藏了一批非常有價值的資料。材料到了村莊一級，就是講中共怎樣跟老百姓打交道，比如説各種徵糧的條子、借糧的條子，做的軍鞋怎麼樣分配。我居然看到好幾封信，內容是你們家的兒子犧牲了，犧牲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葬在什麼位置，通知你們家，為了節省紙張，就那麼一個小方塊紙，小的一個信封。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做的工作那麼細緻，這種事情國民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國民黨當時是沒有户籍制度的，這反映了中共當時的能力已經可以達到這種程度。但是，這家民間博物館説，他們找到國家級的博物館，説這沒有任何價值。

新四軍在華中地區要生存和發展，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當時不僅僅是日軍、偽軍、國軍，還有土匪勢力、幫派勢力都在競爭，都要生存。中共怎麼贏得民心，怎麼能站住腳跟？所以，它那個時期的政策非常之明確，種種作為大概只有在競爭下才會體現出它的了不起。在抗戰時期要贏得民心，非常不容易，所以，中共當時的政策一點都不教條，真的是實打實的，工作做得非常地細緻，它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看了以後讓我們敬佩。不用宣傳什麼中流砥柱，拿史料説話是最好的，這麼好的資料，拿出來給讀者看，只會對黨的歷史產生敬佩，為什麼不能開放檔案？我們的中央檔案館、地方檔案館還不如1980年代，這些資料都是80年代存儲的，現在我們還能看到嗎？陝西省檔案館還能這麼開放嗎？

對於王奇生的提問，陝西省檔案局辦公室主任王曉傑作了回應：

陝甘寧邊區資料不公開，是因為2011年的時候，國家收回了公開權，在2014年的時候又下發了一個文件，是對檔案資料的保密資質的要求。公開和不公開，開放和不開放，我們也不好説太多。我們單位現在對各方面資料也是在積極地徵集中，希望徵集到一些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來供大家參考。

王奇生談及，某軍隊圖書館之前曾公開説，一批檔案可供查閲，自己兩個研究生去了之後，又不讓看，説是需要中宣部等單位開證明。由於這一項目是王奇生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於是向課題主管機構寫信，該主管機構給軍隊圖書館打了招呼，才查到了檔案。但是，這番周折也耗費了他的時間和精力。

據鳳凰網瞭解，按照檔案法規定，保密期滿的檔案應當定期向社會開放。但是，在現實中，大量檔案早就過了保密期限，檔案館受制於上級的各種禁令或政策，仍然拒絕對學者開放；或者設置種種門檻，讓查閲者知難而退。

這類行為大大制約了學者的研究，並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學術界沒有可靠的歷史研究資料，各種殘缺不全的研究和著述，以及各類道聽途説的編造也就充斥於圖書市場，並嚴重誤導了讀者和公眾的歷史認知。顯而易見，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現行的檔案開放制度，對此要負相當一部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