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幹部參加體力勞動要成為一種永久制度_風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國社會風氣最好的時期之一。鄧小平在1979年11月接見外賓時説：“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度過困難。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度過的。”

而這種社會風氣的形成，又是與當時共產黨的羣眾路線教育不斷取得成效密切相關的。作為與羣眾直接聯繫的主要形式，幹部參加勞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60年5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在訪問中國回到英國後撰文道：“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就是人民起決定作用，因此要求幹部每年下基層一個月，保持和人民的聯繫，贏得人民的信任。毛澤東建設了一個統一的、人人獻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國家。”

幹部參加勞動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老傳統，可以追溯到井岡山時期。全國解放後，這項傳統又是怎樣繼續得到傳承的呢？這種傳承在今天又有什麼意義呢？

毛澤東認為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可以防止權力變味

（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同志在開荒種地）

抗戰期間，幾位記者從延安回來，向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轉回身，説出了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説他們還沒有嚐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幾年後共產黨就嚐到了權力的滋味。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殫精竭慮防止這個權力變味。如何使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不脱離羣眾，是他考慮最多的問題之一。1949年10月，毛澤東在同綏遠負責人的談話中就指出：“幹部要參加生產指揮和勞動。勞動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歸來視察東北。到達哈爾濱後，首先視察了哈爾濱車輛廠。他告訴廠長：你要當好這個廠長，首先就要當工人，因為不當工人，你就不懂生產和管理，那你就是個擺設，而不是廠長。晚上，毛澤東問當地領導：你們現在是住洋房還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時，毛澤東不禁搖頭：住洋房，脱離羣眾，你們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哦！隨後，毛澤東題詞：“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在下一站長春，毛澤東發現當地戒嚴，批評道：這樣太脱離羣眾了。戒嚴隨即取消。在瀋陽，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東北局、遼寧省、瀋陽市的負責人談話，説道：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瀋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鬥，你們應作表率。同年5月1日，中央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該文件指出，務必防止“破壞黨與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滿，甚至貪污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犯法違紀等極端嚴重現象發生”。

儘管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年，國家建設取得了碩果累累的成就，但毛澤東的心情一直沒有放鬆下來，他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共產黨人怎樣才能為人民用好權力。1956年，面對在許多同志中間出現脱離羣眾、脱離實際的傾向，毛澤東提出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第二年，毛澤東提出，要把幹部參加體力勞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以保證繼續發揚我們黨聯繫羣眾、艱苦奮鬥的傳統。毛澤東的這個思想，集中體現在1957年4月27日和28日的兩次指示中。在4月27日的指示中，毛澤東提出，“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幹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幹部(不是一般幹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羣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4月28日，毛澤東審閲修改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指示稿。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對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寫和改寫的文字用着重號標明）：……（三）“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並且使這個辦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

◆刊載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報》刊載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為標誌，中共中央隨後又下發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幹部參加勞動作為一項制度正式確定下來。1958 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鍊的指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毛澤東認為這“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來説，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各級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和各單位對中央關於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長期貫徹執行下去，“成為鞏固的制度”。

一面是不斷地發文件，一面是毛澤東不斷催促落實。僅以1958年8月為例，8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説：凡是可能參加勞動的，不論做什麼官，官大官小，都要參加。搞一點直接的勞動，使勞動與工作結合起來，要作一個決定。8月19日，毛澤東在與一些省市領導人談話時指出：軍官要下放當兵，師長、軍長下放讓班長管，搞三個月後再回來當師長、軍長。幹部參加勞動，我看搞一個月總是可以的。同勞動者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們的感情會起變化，會影響幾千萬幹部子弟。8月21日，在主持一次會議時，毛澤東提説：我們的同志一年搞一個月勞動，與人民打成一片，對自己精神狀態會有很大影響。他特地指出：這一回要恢復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傳統，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要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那一套化掉。

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毛澤東對幹部參加勞動的關注度不減。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為鑑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羣眾、領導幹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鞍鋼憲法》不但對指導中國重工業一躍起飛起到了指導性作用，而且在美國和日本都得到了很高的評價。後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管理學教授評價説：毛的主義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

1961年1月，毛澤東親自提議並修改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發佈，“八項注意”中的第一條就是“同勞動同食堂”。這對於保持共產黨幹部隊伍的純潔性、先進性、拒腐防變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對隨後進行的經濟調整也發生了有利的影響，對於動員廣大人民羣眾和中國共產黨共渡難關，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都發生了積極影響。1963年4月，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編印了《一批幹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閲。對此，毛澤東十分重視。在審閲時，他將題目改為《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並於5月9日寫下了長篇批語，把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看作是一件具有“偉大革命意義”的“極端重大的問題”，史稱“五九批示”。

毛澤東倡導的這項制度，黨中央是一致擁護的。特別是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都有深刻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

1960年冬，中央國家機關萬名幹部下放基層勞動。對此，劉少奇在接見外賓時説：“我們實行政府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現在，風氣已經變了，幹部和羣眾的關係也不同了。羣眾看到幹部和他們一起勞動，他們很高興。雖然現在幹部參加勞動還是短期的，一年一個星期或幾個月，但這樣做，不僅密切了與羣眾的聯繫，而且使大家認識到領導幹部也同樣要會從事體力勞動。”

鄧小平在把幹部參加勞動提高到反貪腐的有效措施來認識。他在1964年9月接見外賓時指出：“工業戰線學大慶，農業戰線學大寨……大寨、大慶最大的特點是幹部與羣眾密切聯繫，直接參加勞動和革命幹勁加科學精神。”“幹部參加勞動，是我們搞社會主義的一個標準。勞動能改變人的思想。幹部參加勞動，就不會變懶，就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去工作和鬥爭，與羣眾的關係就會更密切，對生產的領導就會更具體，實現領導與技術的結合，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幹部有了勞動的習慣，就不會去貪污、浪費、侵佔別人的勞動成果。”

有一點是需要指出的，1956年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發生了大規模羣體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來先後訪問了這兩個國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為黨羣關係緊張而導致的，回來後即向黨中央作了彙報。劉少奇後來也指出：“脱離羣眾是根本性的錯誤，是十分危險的錯誤。波匈事件就是脱離羣眾的結果。現在羣眾對我們是有意見的，我們在這方面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的國家一下子垮不了，因為我們的功勞大，羣眾一下子還推不翻我們。但是正因為這樣，危險就更大，因為上層建築與基礎有矛盾，上層建築不斷破壞自己的基礎，發展下去，危險性很大。”因此，毛澤東提出了幹部參加勞動問題，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歷史地看，波蘭、匈牙利也好，蘇聯也好，最後共產黨在那裏執政的失敗，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們被人民羣眾所拋棄。而中國共產黨儘管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也犯過不少錯誤，但在羣眾路線這個根本問題上是沒有犯顛覆性錯誤的。這不能不感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打下的堅實基礎。

深深的歷史印記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指出，新中國前29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並認為“領袖和人民，幹部和羣眾，休慼與共，同甘共苦”，給那段歷史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毫無疑問，幹部參加勞動是這個歷史印記中最深刻的部分。

中國是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社會。幹部下鄉參加勞動成為當時幹部參加勞動的主要方向。多年以後，民間還流傳這樣的打油詩：“下鄉背乾糧，幹活光脊樑。早上挑滿缸，晚睡硬板牀。”有人作了背景註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一個奮鬥的年代，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年代。在這一個年代裏，人民團結合作，共同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而不斷努力。領導幹部們為了羣眾們的幸福，下鄉視察工作不辭勞苦，艱苦奮鬥，反映了幹部清正廉潔、以身作則、吃苦耐勞的精神。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很多原汁原味的史料。

◆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下午5點35分，風沙撲面，天氣悶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及全體中央委員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參加水庫大壩的勞動。）

1958年5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率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如此之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人民羣眾一起參加勞動，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6月12日，周恩來寫報告給毛澤東：“昨晚尚昆轉達主席關於組織政府部長們去十三陵工地參加一週勞動的指示，今天已經佈置。”6月15日，周恩來等人到達工地後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又給毛澤東寫信：“主席：今天政府高級幹部已經前往十三陵工地開始一週勞動。去的人數300多，內部長6人，副部長、副主任64人，部長助理50人，司局長級幹部174人；中央直屬機關幹部也去了20多人。第二批也將有300多人，將於6月22日前往。我和習仲勳、羅瑞卿兩同志今日隨同他們前往勞動一天，夜間回來，準備參加明天的政治局會議，待政治局會議開過後，擬再去參加幾天。”

幾十年後，一些當年的親歷者的回憶也描繪出了一幅幅生動的畫圖。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有每個星期四幹部下基層參加勞動的規定（十八大以後，上海又作出類似規定，後面會談到）。説起那些年星期四，後來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會想起當年參加一線生產勞動的經歷。他們的回憶，前些年被拍成一部電視紀錄片。那些年參加勞動的激情，一直珍藏在那些親歷者的心中。有位當年的廠長回憶道：“行動是最有信服力的語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喚。”另外一位廠長説道：“實際上是給我們黨員幹部思想概念當中形成一個，你共產黨要密切聯繫羣眾，腦子裏面有個觀點。”在他們的記憶裏，星期四幹部參加勞動是剛性的，手頭的事再忙再多，到星期四也得放下，換上工作服下車間勞動才是硬道理。

◆1958年，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以上圖片為部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十三陵建設工地參加勞動場景）

1960年代初期，上海成功建造出中國第一台萬噸水壓機，而在建設者的人羣中，就有當時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沈鴻，他也是這項工程的總設計師。一個部級幹部天天和工人師傅在一起搞設計，攻難關，也正因為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師傅同心協力，萬噸水壓機這座鋼鐵巨人才終於巍然屹立起來。

那些年的星期四，上海的弄堂裏也是很熱鬧的，婆婆媽媽齊出動，搞衞生。所有的里弄幹部碰到大掃除了一個都不能請假的。而幹勁最足，幹活最多的往往就是街道幹部和居委主任。這就把共產黨執政為民的根子牢牢地扎到了社會的最基層。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今天，這個根基依然是社會維穩最可靠的基礎。

為了落實黨中央關於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1958年9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也作出了幹部下連當兵的規定，要求全軍各級幹部除老、體弱、有病者外，每人每年至少要用一個月時間下連當兵，沒有當過兵或沒有做過基層工作的青年幹部，第一次當兵應為半年或一年，下連當兵的幹部應與廣大戰士堅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練、同娛樂。《規定》下發後，全軍各級幹部積極響應，全軍上下迅速掀起了幹部下連當兵的熱潮。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上將是第一個響應號召下連當兵的大軍區司令。他帶領軍區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將、幹部部部長陳美藻少將以及其他6名機關幹部，佩戴列兵銜，揹着揹包，冒雨來到了軍區駐徐州某部六連。為了讓班長大膽管理，他把名字改為“楊紹起”。

楊得志嚴格按照“五同”行動，其表現贏得了戰士們的讚揚。不久，有的戰士覺得“楊紹起”這樣大年紀，參軍又這樣久，應該是一位首長。當大家最後知道是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的時候，整個部隊都沸騰起來了。6連的每個人和班、排，都寫了決心書、保證書，決心爭取更大的榮譽。連裏的戰士作詩一首：

◆1958年，楊得志下連隊當士兵。

“社會主義出新聞，有個上將當列兵。來到連裏許多天，同志不知是何人。端詳相貌看又看，幾個都是老革命。每天一塊過生活，遵守制度可認真。這時心中亂估計，莫非就是某主任。通知今天開大會，説要講件大事情。原來是個歡迎會，歡迎部隊楊司令。大家歡呼又激動，個個心裏喜盈盈。上將當兵不簡單，好比蘇聯放衞星。”

（楊得志下連隊參加戰術訓練時的情景）

1958年10月的《解放軍近萬名幹部穿上士兵裝在連隊當列兵》的新聞，對當時幹部下連當兵的景象作了生動的報道，説，“到連隊當兵去”，已遍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兵種，據不完全統計，已有近萬名幹部穿上士兵裝，在連隊裏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練、同勞動、同娛樂。高級首長帶頭，是這次幹部下連當兵的顯著特點。繼楊得志、許世友、鄧華、黃永勝等上將下連之後，總後勤部的洪學智上將、空軍的成鈞中將和鐵道兵的李壽軒、崔田民中將等各軍兵種的首長也都到了連隊。據初步統計，全軍已有70多名將軍在重温幾十年前曾經度過的士兵生活。當時的軍營還流傳這樣的“段子”：“下連隊，幹部們爭先恐後；當列兵，老將軍一馬當先。”

今天的意義在於與時俱進

改革開放後的歷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每當遇到問題，特別是重大問題的時候，加強聯繫羣眾、堅決依靠羣眾，都是最優選項。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過後，鄧小平就指出：“五十年代，廣大黨員和人民講理想，講紀律，講為人民服務，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嗎？三年困難時期，黨和人民不是團結奮鬥，渡過了難關嗎？多好的老百姓啊！我們要恢復和發揚這個傳統。”

在社會輿論的層面上，也不斷有聲音呼籲共產黨應該加強與羣眾的聯繫，應該繼續倡導幹部（官員）參加勞動。特別是隨着經濟的高速發展，像礦難一類的重大事故頻發的時候。有海外學者就在報刊發文，“建議恢復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礦難接連發生，難以遏止，那就讓幹部也下井參加勞動。”文章特地指出：“‘鞍鋼憲法’的某些提法，未必適應改革開放後的新形勢，但是，‘幹部參加勞動’這一條，值得重新考慮。”文章還提到了日本經理人員也經常參加生產勞動。

更有人撰文指出，幹部參加勞動、下基層就是民主。如果各級幹部真的下到了農村、工廠、礦山和建築工地等地方，真心實意地與第一線的工農大眾在一起，維穩就不是一件難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圍繞作風建設打了一套組合拳，動作之快、力度之大、態度之堅決、效果之明顯，令人耳目一新，讓人充滿期待。2013年4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下達《關於組織團以上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蹲連住班的規定》，《規定》明確，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就是要戴列兵軍銜，以士兵身份，與連隊官兵實行“五同”；蹲連住班，就是要蹲在一個連級單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對所在連隊的指導幫帶，並進行“解剖式”調研。《規定》強調，當兵和蹲連人員要自備個人生活用品，按標準交納伙食費，不得接受宴請，不得遊山玩水，不得收受禮品，不得插手基層敏感事務。

實際上，各級黨組織也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地方出台文件，規定幹部要下基層、參加勞動。十八大以後，上海市委還作出專門規定，規定市委市政府領導每週四下基層。

但是，今天的幹部參加勞動，應該賦予新時期的意義，應該要有新的做法。具體地説，既然是執政黨，就要把執政為民放在第一位。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歷史：以幹部參加勞動制度為主要形式的羣眾路線教育，曾經是我們黨戰勝艱難困苦的利器。歷史應該還可以證明，如果我們能夠與時俱進，真正領會和繼承“幹部參加勞動”的精神內涵，就會使中華復興的步伐邁得更快，更穩健一些。

2013年4月28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全國總工會機關，與來自全國各行各業的勞動模範代表同慶五一節。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實幹首先就要腳踏實地勞動。領導幹部，承擔着特殊的責任和使命，但不是説可以講特殊、耍特權。相反，應該堅決拒絕空談，更加崇尚實幹，帶頭髮揚勞模精神，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通過自己的帶頭髮揚、帶頭實踐、帶頭勞動、帶頭創造，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時代在變化，但“幹部參加勞動”的精神內涵歷久彌新。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黨的各級幹部能夠堅持“帶頭髮揚、帶頭實踐、帶頭勞動、帶頭創造”，就一定能夠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原載：《黨史博採》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