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東廣：試論中外軍事領域預測與評估_風聞

**導語：面對戰爭的高度不確定性，能否及如何對戰爭進行預測與評估？**本文梳理、分析了中外不同歷史時期軍事領域對預測與評估的追求與發展，並對未來建立在新技術條件下的軍事預測、評估充滿期待。

人類文明史與戰爭相生相伴。軍事歷史不僅僅記述了軍事鬥爭的事實，而且闡明瞭軍事歷史進程中的當時條件下的相互關聯。對戰爭這種複雜現象的認知，預見、預測、評估，起源於古代軍事鬥爭並隨之不斷發展。古今中外軍事領域裏的“預測”、“評估”，對我們今天仍然具有借鑑意義。 

一

我國古代兵家們對軍事領域預測與評估的探索

在這方面，整個人類軍事史，首屈一指的就是我中華民族的《武經七書》，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李衞公問對》《尉繚子》等7部兵書組成，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發的兵法叢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其中《孫子兵法》最為兵家們所推崇。5900多字，分為13篇。早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2300多年。是兵家、政治家、商人都愛不釋手的智慧全書，也是當今世界各主要軍事強國軍事院校學員必讀與研修書目之一。

《孫子兵法》這樣寫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這裏的“察”字就是判斷、預測、評估的意思。

《孫子兵法》：“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二

古羅馬兵家們對軍事領域裏的

預測與評估的探索

古羅馬時期（公元前9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軍事認識和預測方法論的形成與發展雖然走過類似古希臘的道路，但又表現出超越古希臘的許多獨有的特點。實際上，在東方文明的孫子及其他軍事思想家的著作問世的稍後一個時期，古希臘（公元前800年-146年）“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他所著作《希波戰爭史》，該書記述了當時各國軍事統帥的軍事活動，包括預測與謀略。柏拉圖一直主張將科學，特別是數學運用到軍事上，他非常敬重軍事領域預測科學，並稱之為“帝王的科學”。 

古羅馬兵家們對此進行了長期的直覺探索，詳細地描寫戰鬥，並對歷史資料進行了“整理、總結、歸檔”。當然也有對戰爭歷史事件的解讀。然而，古羅馬的歷史學家和軍隊統帥在軍事實踐與理論的發展道路上比古希臘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古羅馬人的軍事觀察和軍事理論與學術的新思想更加豐富，更高一籌。主要是逐步形成了某種程度上較為嚴謹的軍事理論體系。

這一體系區別於古希臘的顯著特徵，一是對軍事歷史和戰爭的研究方法更加貼近於軍事實踐的要求；二是較為準確地確定了各類軍事學術之間的邏輯關係；三是初步形成了戰鬥準備和實施的一些“原則”，特別是強調戰爭前的預測與評估。比如，軍事統帥利用諸如軍隊行動的突然性和協調性等軍事學術原則，靈活地指揮軍隊。

總之，古羅馬的軍事學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韋格蒂烏斯（公元390-410年）比較全面地完成了古希臘、羅馬時期軍事經驗系統化的工作。在《軍事原理簡述》一書中，他能夠在觀察重複現象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這就為預料與評估某些戰爭行為提供了前提。

必須指出，古羅馬時期對當時條件下的軍事評估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其結論是:預測與評估體現出高超的智慧，是軍事統帥和兵家們軍事上成熟程度的重要標誌。

三

中世紀兵家們對軍事預測與評估的探索

從直接參與戰爭實踐，到建立軍事理論和預測評估理論基礎，這個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經過了多個回合的思想碰撞。軍事理論家們對研究武裝鬥爭現象新辦法的探索，取決於對戰鬥經驗積累和戰爭規律把握。

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的《論戰爭藝術》的創意是在分析軍事現象的方法上論證了歷史性原則。馬基雅維利遵循“擊潰”的戰略原則，他指出：“力求各個擊破敵軍兵力，幾乎是軍事統帥最主要的任務。”

17-18世紀，西方科技迅速發展，這為一些國家建立強大軍隊創造了條件，並進而促進了軍事理論包括軍事預測與評估的發展。吉別爾在其著作《戰術經驗》中強調，軍事學術原則是可以認知的。換言之，就是戰爭預測是可以實現的。

就西方而言，對19世紀軍事科學認識和預測方法論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有奧地利元帥卡爾大公（1771-1847年）、傑出的軍事理論家約米尼（1779—1869年）和克勞塞維茨（1780-1831年）。卡爾大公著有《論將領的戰術》，其軍事學術觀點是考慮到自然環境和地形等地理因素。他注重揭示在兵力對比上取得對敵優勢、正確確定實施決定性突擊的時間和位置等軍事學術原則的作用。

真正的戰爭哲學是克勞塞維茨創建的。他完成了軍事科學認識方法論的變革，採用了建立在辯證法和承認歷史進化原則基礎上的新型軍事思維方法。探索真理的堅定目的使克勞塞維茨得以“建立一個存在矛盾，卻相對完整的戰爭理論，這一理論的影響延續至今。”

克勞塞維茨一方面認為，哲學方法是軍事認識、預測與評估的工具和靈魂。在認識戰爭現象的歷史過程中，由於某些相似的偶然事件的多次重複，這種哲學方法才能夠在意識中形成。科技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戰爭方式的歷史發展水平，也相應地決定了戰略和戰術的發展水平。克勞塞維茨發現了這一規律。這一規律的前提是，人類處於雖然形式多樣但具有統一規律的物質世界。在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哲學中，並非完美。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戰爭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王國，戰爭中的科學預測是不可能的。克勞塞維茨指出，戰爭的科學理論追求確定值。但在戰爭中一切都不確定，必須把變數考慮在內。他認為，“戰爭是建立在機會和概率、幸福和不幸上的遊戲。在遊戲中，嚴謹的邏輯結論構成的連貫性毫無蹤影地消失了。”雖説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戰爭論》時至今日還有廣泛影響。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軍事理論家中，德國將軍維爾努阿在軍事科學認識方法論的貢獻在於，他是使用圖上演習這一實用研究方法的創始人,這一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19世紀下半葉，德國軍事家老毛奇對德國軍事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在《毛奇軍事論文集》中對科學與技術、鐵路與電報”在戰爭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其基本戰略原則是：利用突然性，先敵展開；“分散機動、集中戰鬥”。

施利芬長期擔任德國總參謀長職務（1891——1905年）。他認為將來的大規模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短期的，長期戰爭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枯竭戰略是不可想象的，那將會耗資億萬”。對未來戰爭預測的失誤，讓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俄國軍事理論界對如何確定“軍事預測與評估”的概念，或者説軍事鬥爭能不能預測與評估是爭論的焦點。德拉戈米諾夫將軍認為，“目前，誰也沒有證實到底有沒有軍事科學，它像詩歌、繪畫、音樂一樣是不可思議的。”總之，在19世紀末，軍事理論家們的努力已經為軍事科學認識和預見方法論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礎。

四

二十世紀軍事鬥爭與軍事理論的發展

20世紀科技發展最為迅猛、經濟社會進步最為快速，武器裝備發展也是空前的。太空技術、深海勘測、網絡通信、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高新技術不斷湧現，核武器、導彈、自主武器系統等高精尖武器系統層出不窮。

中國“蛟龍號”載人潛航器。

與此同時，20世紀將作為戰爭最為悲慘、破壞性最大而載人史冊。這個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性大戰，四次中東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等一系列持續不斷的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戰爭導致一億多人死傷，是人類史上死傷最多的一個世紀。

這些戰爭和衝突帶來的損失無法估算。如前所論，能不能對未來戰爭做出科學預測與評估？這個問題實際從古至今，都是兵家們最為困惑的一個重大問題。

如前所述，19世紀之前，軍事理論已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20世紀以科技發展迅猛異常，但是，軍事預測評估領域的發展可以説極不相稱，差距十分明顯。軍事科學研究在戰爭諸多多方面顯得滯後，對未來作戰效能的預測評估顯得也是微不足道。

使用新式武裝鬥爭兵器的戰爭是複雜的、難以預測與評估的。

20世紀之初，兵家們就推測，機關槍在日俄戰爭中的出現，會帶來哪些新的作戰方法。1912年至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中，更有威力的軍事技術裝備，如飛機、潛艇、裝甲車以及改進的無線電通信設備開始投入使用。而當時，所有的預測與評估都顯得力不從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説明，軍事家們制定的戰爭預案（計劃）的種種努力都是徒勞的，戰爭、戰役或戰術都沒有按照預想進行。至少沒有按照預先計劃與設計進行。結局不論勝負都大大超過預期。

有專家分析了德國、法國、奧匈帝國、俄國及其他國家的總參謀部戰前制定的戰爭計劃。無論在內容還是在方針上，其中有最大的共性的東西，就是：戰爭準備--這些國家都希望通過採取高度機動和短暫極有威力的軍事行動奪取勝利。各國總參謀部計劃以2-3個戰局擊敗敵人並結束戰爭，按照施利芬的説法，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這些國家在制定戰爭計劃時極其認真細緻，各國軍事統帥非常希望預測評估出未來戰爭進程。俄軍總參謀部大約在戰前30年，就開始不停地“完善”反擊德國入侵的戰爭計劃。在此期間，各種作戰方案被多次修改。德軍的軍事家們也致力於完善德軍的戰略。他們希望將德軍所有“智謀”和全部作戰經驗體現在自己的戰爭計劃中，並詳細考慮了所有影響未來交戰的細微環節。

但一戰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像各國統帥所預測與評估的那樣，也不像其戰略地圖和作戰行動箭頭標註的那樣。戰爭以其全新的打法、不確定的進展和全新的內容震驚世人。軍事實踐失去了軍事預測與評估理論的可靠支撐，被迫在黑暗中摸索。軍事科學無法及時揭示和評估新的現象，政治家和軍事家們對進行全球範圍的長期戰爭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其可怕後果很快顯現出來。由於戰略預測與評估工作較差：周密細緻的戰爭計劃卻明顯不符合實際。在戰爭的頭幾個月，各國就不得不根據新的形勢重新制訂計劃。俄軍軍事理論家沙什尼科夫在戰後寫道：“曾經輝煌的德軍總參謀部，這個各國總參謀部的楷模、和平時期的偶像，聲望掃地且不復存在”。戰鬥行動在按照自己無情的規律發展。當時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們都顯得無能為力。一戰結局大大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希特勒統帥部在制定“巴巴羅薩”計劃時又重蹈覆轍。根據這一計劃，德國把戰役實施限定為5個月，並企圖一舉“消滅蘇聯的有生力量”。德國預計蘇聯在戰爭過程中最多能組建70-80個師。實際上，蘇軍在戰爭的頭6個月就已經準備了286個新型步兵師，159個步兵旅和76個坦克旅。戰爭期間，蘇聯一共組建與改編了600多個步兵師、空降師和騎兵師。希特勒在戰略上和政治上的冒險，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低估了蘇聯的實力和潛力。

美軍對越南戰爭（1964-1973年）的預測與評估是多麼的不準確。美國發動了這場戰爭，並企圖全面影響這場戰爭的進程與結局。美軍開始設想只要出手定能很快勝利。但這場戰爭是為美國還是為南越，始終沒有搞明白。戰術全勝但曠日持久，最終陷入極為難堪的困境。按照常理似乎美軍擁有對越南強大的武器裝備優勢，美軍完全可以把握戰爭進程，科學預測並評估戰爭的進程。但這場戰爭幾乎拖垮了美國。

2005年3月29日，一些胸佩勳章手拿鮮花的越戰將士在越南中部城市峴港參加越戰紀念遊行。

軍事預測與評估的失敗向軍界學者們提出了難題，迫使他們開始研究新的預測與評估方法。這種情況不僅針對軍事科學，而且適用於其他社會科學。一戰、二戰後，有關預測與評估的文獻很快就多了起來。與以往不同，這一時期，預測與評估的特點表現為，根據社會發展規律確定科學的方向，並對目標、計劃和過程管理進行論證。這標誌着在預測戰爭中的重大進步。

**受二戰的影響，軍事領域裏的預測與評估迅即得到激活,並從60年代末開始得到了較大發展。****其原因是：**第一，科技革命引發軍事變革；第二，探索式預測與評估技術的發展；第三，哲學與數學緊密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預測與評估作為戰略計劃的開始階段和組成部分顯現出來。****其主要形式表現在以下方面：**確定軍隊在戰爭中的基本任務；計劃軍隊的發展、戰鬥編成、組織結構；戰略部署和戰鬥準備的保障；裝備和其他物質器材的發展；計劃武裝力量的戰略運用；研究軍事行動的方式方法。

總之，隨着時代發展和科技進步，軍事預測與評估手段大大進步，軍事領域裏不論是戰略、戰役還是戰術層次，實現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預測與評估將會成為現實。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高新技術，將成為設計戰爭、導演戰爭並贏得戰爭的精兵利器。

本文經授權轉發自中國國防金融研究會旗下“大國策智庫”微信公眾號，供參考借鑑，不代表戰略學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