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紐帶如何促進社交媒體上的集體行動_風聞

摘要：在對公眾參與的關係網絡的研究中，個體層面的社會紐帶的影響很少會從社會資本視角得到充分的研究。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本研究在被試之間進行了一個單一因素的實驗。本項研究結論顯示倡導某些因素對於公眾參與的意圖會有積極影響，而它與社會網絡的形式無關。而且，集體效能與公眾參與呈正相關關係。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48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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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媒介是一種把個人和組織聯繫起來的重要工具，它們可以支持倡導工作，推動社會變革。然而，很少有研究者會在微觀層面看待社會關係網絡如何通過社交媒介促進公眾參與。本項研究的目標是在個人層面檢驗社會網絡與公眾參與的關係。

為了理清個體層面社會網絡和公眾參與之間的關係，本項研究在被試之間採用了單一因素來檢驗與不同社交媒介互動的多種戰略是如何影響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的傾向的。

文獻回顧

社會紐帶的操作化

格蘭諾維特將社會紐帶力量定義為“時間的數量，情感強度，親密度，互惠服務的聯繫”。應用於社交網站，吉伯特將社會紐帶定義為“一個認同與其他人聯繫在一起的感覺”。布迪厄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體可以獲得的、他們的社會關係中的資源，可以創造出可預期的回報。在公共層面，泰勒認為社會資本可以用商業組織提供信息、服務以及網絡資源來測量。

集體行動Facebook網

社交媒介是集體行動的理想場所。通過將私人生活和公共政治表達相結合發揮作用。它也是現代關係網絡的先進工具。Facebook更可能通過增強弱關係和集體行動而非通過社會網絡增強強關係。同時，Facebook的用途更多的用來構建社會資本。

強/弱關係與關係網絡的集體行動

關於強/弱關係在態度和行為上的影響的研究更多的可以在廣告與市場領域中看到。但在強/弱關係在公眾參與上的影響的研究卻很少。

集體效能

集體效能是指人們對一個社會網絡團體是否能夠作為一個社區組織和動員起來進行集體行動的信念和看法。因此，人們對社區效能程度的看法塑造了數字社會行動主義的面貌，並決定了個人參與的可能性。社會網絡團體所能調動的資源越多，就會有越多的團體成員相信他們的團體在集體行動中是有效的。

方法

為了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和假設，本項研究進行了一個具有三個條件的單因素實驗（強vs.弱vs.對照）。

參與者

表1描述了參與者的人口統計信息。在本項試驗中，29.9%的人在強關係組，36.4%的人在弱關係組，33.8%的人在控制組。在種族上，87%是白人，9.5%是黑人，3%是亞洲人。在性別上，59.6%是女性，40.4%是男性。平均年齡為40歲（標準誤=10.95）。在教育背景上，42.4%的參與者完成了四年學業，部分學院16.9%，兩年學業15.2%，專業教育13.4%。

步驟

在本項研究中，強關係網絡被定義為包括Facebook上的親密朋友和家人的私人網絡，弱關係則是非個人網絡。

在弱關係組中，參與者被要求在Facebook好友列表頁面上花費2-3分鐘，並選擇三個與他們互動過的公開Facebook頁面。接下來，他們需要寫下在Facebook上追蹤的頁面的名稱，對喜愛的頁面的描述以及他們如何同這些頁面互動的。

在強關係組中，參與者同樣需要花費2-3分鐘瀏覽Facebook好友名單然後選擇三個在Facebook上互動的親密好友和家庭成員。之後寫下強關係好友的首字母和尾字母，他們和這些朋友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同這些好友互動。

在控制條件下，參與者沒有被要求提供關於他們的Facebook網絡的任何信息，展示給他們退伍軍人運動圖。所有參與者都回答了關於他們支持網絡集體行動的意圖。本在線調查中所有測量項目的順序均為隨機分組。

4.控制檢驗與措施

控制檢驗

為了確保操作的有效性，本研究實施了Williams開發的量表測量項目。這種方法也是確認社交媒介用户如何通過強關係和弱關係來聯繫和與他人互動的潛在機制。具體而言，人們是否通過與社交媒體上的強關係羣體互動來建立社會資本？

項目包括：1)我列出的Facebook好友是那些我可以向他們尋求重要決定的建議的人；2)當我感到孤獨時，我的Facebook網絡上列出的朋友是我可以與之交談的人；3)如果我需要一筆很大的緊急貸款，我知道我可以求助於那些人； 4)我知道我的Facebook網絡上列出的朋友會和我分享他們的最後一塊錢。

或者，那些與Facebook公共頁面(弱聯繫)連接和交互的人更傾向於連接社會資本：與我的Facebook網絡中的列表頁面交互讓我（1）對發生的事情感興趣；(2)想嘗試新事物；(3)對世界上其他地方感到好奇。利克特量表上1表示強烈反對，7表示強烈同意。

集體效能

Kavanaugh採用了一個五項比額表，（1=強烈不同意，7=強烈同意）。規模項目包括：1）通過ActiveHeroes和Facebook，我相信我們可以在沒有遇到阻撓的情況下解決錯誤與挫折。2)我相信我們可以改善退伍軍人的福利，甚至當資源有限或變得稀缺時(M=5.10，SD=1.30)。該量表非常可靠，Cronbach的α=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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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變量

**1.**人口特徵與性格

研究表明，人口特徵和性格與公眾參與之間有強烈關係。女性、有經濟特權者，外向的人，接受先進教育者更可能參與公眾活動。

**2.**政治理想

關於社交媒體上的政治理想和公眾參與，研究表明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更可能參與政治的宣傳。

3.Facebook****使用的頻度

1)Facebook是我日常活動的一部分；2)我很自豪地告訴人們 我在Facebook上；3）Facebook已經成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和4）當我沒有登錄Facebook一段時間（M=4.85，SD=1.41）時，我感到失去了聯繫。

4.Facebook****使用動機

Facebook使用動機的八項量表來自埃裏森等人。參與者指出他們同意關於使用Facebook的動機的聲明的程度。 用於與脱機聯繫人和信息查找連接。衡量的項目包括：1)我使用Facebook查找事件、趨勢、音樂或獲取信息；2)我使用Facebook進行找出我的社交羣體。通常，人們同意他們使用Facebook來獲取有用的信息並與離線聯繫人連接。

結果

Facebook的使用強度、Facebook的使用動機、問題重要性、個性、政治意識形態和人口統計學變量 (即性別、收入、年齡和教育)。Levene檢驗的結果符合同質方差假設。

處於弱關係組的人員表明，對集體活動的參與意圖高於在強聯繫條件下的人。然而，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在集體行動意圖上，強聯繫條件與弱聯繫條件以及控制組之間沒有統計學意義。

除此之外，研究發現，政治理想，教育，收入，性別對於參與集體行動的意圖並無影響。但Facebook的使用頻度，使用動機對此卻有顯著影響。

文獻來源：

Leping You and Linda Ho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9.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