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移民女性如何成為美國的養老照顧勞動者？_風聞

編者按：

本文探討了性別、移民、勞工的交叉性作用如何將移民女性形塑為家庭養老照護者，工會與社區組織如何幫助她們改善工作狀態。研究訪談了加利福尼亞奧克蘭唐人街的家庭養老照護工人，發現公共對家庭照護工作的補貼增加為那些因為工廠崗位減少和僱傭歧視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限制的女性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但這類工作的準公共性使得其本身簡單的性質複雜化成為一種照料奴役，少數族羣組織和勞工組織為其賦權開闢了制度性的道路。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48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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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velyn Nakano Glenn認為，源於強制性種族等級制度家庭照護的奴役與源於強制性性別和親屬關係的無償護理工作之間的歷史連續性，有助於解釋在迅速擴張的家庭勞動力中普遍存在的低收入、種族化和性別化勞動力。現有的研究大多關注跨種族差異的不平等關係或全球南北之間的國際再生產勞動分工，對權力和不平等的作用如何在移民和種族化社區中發揮作用知之甚少。對於為受助人提供補貼照顧的工薪階層移民婦女來説，家政工作是否類似於家庭奴役?種族關係在多大程度上調解了照料工作的強制性和貶值的經驗?工會和其他機構如何減輕種族化和性別從屬關係的強制性動態?

本文通過考察中國移民婦女在奧克蘭唐人街從事家政工作的經歷來回答這些問題，研究中年移民女性是如何為符合IHSS（California’s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program）照顧條件的受助人提供居家養老服務的。

工作、照料與工會組織

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國家繼續承擔起為私人家庭提供養老服務的責任，新的工人羣體正以個人支持工作者的身份進入勞動力市場。加州政府通過IHSS項目資助了家庭照料勞動力的增長。同時，IHSS項目評估低收入老年人和殘疾人在家接受護理的資格，包括確定每月的帶薪工作時間。受助人僱用個別工人，由國際健康保險服務公司支付工資。通過這種以消費者為導向的模式，IHSS的接受者有權僱傭和解僱個別工人。但是，作為經濟僱主，國家對小時工資率、工作時間和實際工作時間保持控制向工人提供的補償。

僱傭關係的複雜性和斷裂性呼籲創造性的法律和組織策略，以使加州的家庭照料工人工會化。SEIU（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向政府施壓，要求建立縣級公共機構，為獨立簽約的IHSS工人提供就業記錄。SEIU與資深人士和殘疾人權益團體聯合成立了一個機構談判單位，工會可以與之就工資和工作條件進行談判，這使得IHSS工人的工資在過去的15年裏有了顯著的增長。

義務與有限範圍

以家庭為基礎的移民是奧克蘭唐人街和全美華人移民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1965年聯邦移民政策消除種族排斥後，來自中國的工薪階層移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從人口稠密的廣東和福建兩省而來的男性,面對着幾十年的亞裔移民的排斥和歧視, 資助其家庭成員不斷移民美國。

雖然家庭義務是中國移民到奧克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基於家庭的移民不會自動產生家庭照顧者。中國工薪階層移民女性就業機會的缺乏與性別移民進程密切相關，後者將女性引導到家庭工作中。2000年以前，這些女性中的大多數或者在唐人街的餐館、麪包店和市場找到了廚師、服務員和收銀員的工作，或者在該地區的服裝和電子工廠找到了工作。然而，隨着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衰退，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許多曾在工廠工作的移民女性開始在帶薪家政行業找到新工作。家政行業是加州和全美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受訪者們表示，家庭責任感和有限的經濟選擇塑造了她們進入家庭的工作。研究中充斥着這樣的故事:在窮盡所有其他可能性後，終於找到了一份家庭保姆的工作。

族羣網絡，鄰里紐帶與工作介紹

IHSS擴大了帶薪家政工作，為中國移民女性創造了一個重要的就業渠道，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着極其有限的選擇。然而，從本世紀初開始，從事家政工作的女性數量達到了臨界水平，這揭示了推動奧克蘭唐人街中國移民女性家政勞動力增長的另一個動力的重要性：族裔網絡和鄰里關係的重要性。

    儘管女性對年齡和語言歧視感到沮喪，在為老年人提供日常護理方面也很困難，但受訪者承認家庭護理勞動力市場的優勢。許多受訪者解釋説，她們只花了幾天時間就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作。在奧克蘭的唐人街，促進工人家庭護理匹配工作的族羣網絡和非正式的社區關係,以家庭和區域為中心的遷移強勁持續發展,不斷邊緣化的移民工人經濟由於種族歧視,語言障礙,和年齡歧視,選擇照顧衰老的親戚。

調解照料工作的非正式性

社區服務組織在將（那些只會説一種語言的）中國移民與公共福利國家的資源聯繫起來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家庭橋樑（Family Bridge）是一個非營利的社區組織，在奧克蘭唐人街有多個地點，為該地區説粵語和普通話的居民提供兒童看護、高級醫療保健和移民服務。有家庭橋樑的社區服務工作者幫助唐人街的加州醫保(加州版的醫療補助計劃)上的老年移民參加IHSS項目並獲得補貼醫療服務。他們也幫助家庭和非家庭護理工作者成為註冊的IHSS工作者。

對低收入移民婦女來説，依靠非營利性社區組織是有利的，因為她們不需要繳納私營機構收取的安置費。工會通過兩種方式在促進家庭傭工集體利益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通過談判確定工資標準的集體談判協議，以及遊説州政府繼續資助IHSS項目和擴大就業標準。在SEIU贏得代表加州IHSS工人的權利後，他們的集體談判收益，即每小時工資和醫療福利的增加，擴展到所有IHSS工人。

結論與討論

移民婦女的敍述具有微妙和多方面的特點，這表明有必要對性別地位義務和種族化的性別奴役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家政工作是一種底層職業，其特點是低工資和普遍的不安全感，對於由於語言障礙、年齡和性別歧視而面臨極為有限的就業機會的移民婦女來説，家政工作已成為一種共同的就業來源。關於誰應該從事以家庭為基礎的護理工作的性別假設，加上在族裔經濟中運作的非正式網絡，已經為年齡較大的移民女工羣體創造了看似自然的途徑，使她們在提供有償和無償再生產勞動方面承擔了不成比例的責任。然而，家庭護理系統的部分制度化，如加州的IHSS，為家庭護理工作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組織支持來源，無論是在族裔社區還是工會。工會、工人中心和其他以族裔或社區為基礎的勞工組織面臨的挑戰將是，如何繼續改善陷入多層次非正式關係的家庭傭工的權利和工作條件。

文獻來源：

Jennifer Jihye Chun & Cynthia Cranford,2018,Becoming Homecare Workers:Chinese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Changing Worlds of Work, Care and Unionism.Critical Sociology.Vol. 44(7-8) 101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