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尚方寶劍遇上免死金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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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尚方寶劍，還是丹書鐵券，都是皇權的一種外在延伸和表現形式。

兩大神器碰撞，哪個更厲害？

古裝劇裏，威力最大的有兩件寶物：一是尚方寶劍，持有者可以“上斬昏君，下殺佞臣”；二是免死金牌，持有者即使犯罪也無人敢管。真實的歷史是這個樣嗎？不大靠譜，至少沒有傳説中那麼大的威力。

尚方寶劍

“尚方寶劍”得名於“尚方”，尚方是古代的官署名，掌管供應、製造帝王所用器物，功能類似清代的造辦處，尚方製造的劍稱為尚方劍。尚方劍的稱謂首見於西漢成帝時期。

漢成帝任用給自己當過老師的安昌侯張禹為丞相，尊為帝師。在一次朝會上，特批參會的槐裏縣令朱雲當着皇帝和文武大臣的面説：“現在朝廷裏的大臣，上不能匡扶主上，下不能為民謀利，都是尸位素餐，白吃飯的。微臣請求陛下賜給我您的尚方斬馬劍，先殺一個佞臣給他們瞧瞧，也好讓其餘佞臣知道害怕。”成帝問誰是佞臣，朱雲説張禹就是。這下可把漢成帝惹火了，一是張禹確實無甚劣跡，二是成帝非常尊重他。漢成帝大怒:“一個微末小吏以下謗上，在朝堂之上當眾污衊太傅，罪死不赦。”命人將其拿下。

這個朱雲力氣不小，抱着朝堂上的欄杆不撒手，幾個武士愣是拽不動他，最後把欄杆都掰斷了。左將軍辛慶忌為朱雲求情，叩頭流血。漢成帝雖然好色，但非顢頇之暴君，饒恕了朱雲，而且在後來修換欄杆的時候特意囑咐不要調換，照着原樣修繕，以表彰剛烈正直的臣子。

**《漢書·朱雲傳》是“尚方劍”首次見於史籍。**唐人顏師古在注《漢書》時説：“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故有斬馬劍，利劍可以斬馬也。”顏師古這個註釋從側面説明“尚方斬馬劍”還是一個常人不太熟悉的語彙，有必要加以註釋。

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對統兵將領不放心，設立了監軍制度，皇帝令身邊的宦官代替自己行使監督管理之責。據《唐會要》記載：“（德宗）貞元十一年正月，初鑄河東監軍印，監軍有印，自茲始也。”監軍代表皇帝行使大權，以監軍印作為授權憑證，此時還沒有“尚方寶劍”。

**尚方劍正式發揮作用是在宋代。**據宋代《武經總要》記載：“本朝之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公元974年，宋太祖命大將曹彬率十萬大軍征討南唐。臨行前，太祖特地為他舉行宴會壯行，親賜曹彬寶劍，説：“十萬大軍由卿一人節制。凡副將以下不聽命者，可先斬後奏”。宋代尚方劍持有者雖然有先斬後奏的臨機處置之權，但授權有限度，只能是“副將以下”。

元朝也有尚方寶劍，但更像朝廷御賜的紀念品，無“先斬後奏”的大權附身。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道士張留孫治好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給張留孫賜號“上卿”，命鑄尚方寶劍賜給他，這柄御賜尚方劍成為張留孫創立的“玄教”的傳承法器。

**明代尚方寶劍的使用頻率更高，規制也更加完善。**明代誠意伯劉基《贈周宗道六十四韻詩》有“先封尚方劍，按法誅奸贓”的詩句，可見明初就有尚方劍的事例。萬曆二十年（1592年），寧夏哱拜叛亂，明神宗派甘肅巡撫葉夢熊領兵征剿，並賜尚方劍督戰。葉夢熊不負眾望，剿滅哱拜一黨。此役之後，授予掛帥出征的武將以尚方劍成為常態，賜劍時要舉行“代行授鉞禮”，儀式隆重。

到了明朝末年，由於“北虜南闖”，戰事頻仍，授予大將尚方劍就更多了，洪承疇、楊鎬、楊嗣昌、袁崇煥、盧象升、毛文龍等將領，都曾持有尚方劍，盧象升甚至先後被賜予三次。明代賜予將領尚方劍都是有限授權，一是隻能殺總兵以下官員，不得越級；二是範圍只能在將領轄地，不能越界。

洪承疇

明代尚方劍不是擺設，有些將領就命喪劍下。明朝與後金在薩爾滸之戰前，經略楊鎬用尚方劍斬過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熊廷弼主持遼東時，也用尚方劍斬殺過逃將。命喪尚方劍之下的品級最高的將領是毛文龍。

崇禎二年（1629年）五月，薊遼督師袁崇煥以閲兵為由，赴皮島見左都督毛文龍。當時袁崇煥的職務是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官員，毛文龍是五軍都督府之一的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正一品。從品秩上説，毛文龍要高於袁崇煥，但由於後者是薊遼督師，是欽差大臣，代表天子，所以毛文龍很客氣，設宴款待。席間，袁崇煥突然翻臉，拍着桌子對毛文龍説：“你有十二項應當斬首的罪名，你可知罪？”毛文龍叩頭求免，袁崇煥不為所動，“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

清代是專制皇權發展到頂峯的時期，一切軍政大事都由皇帝自己來裁決，外人不得插手，權力幾乎百分之百掌握在皇帝手裏，在此情況下，帝王焉能分權給臣子？因此，清代無尚方寶劍制度。

影片《九品芝麻官之白麪包青天》中，李蓮英所説“大清開國這麼多年，從來沒聽説過什麼尚方寶劍”，倒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以後要是在清宮戲裏看到有尚方寶劍的情節，肯定是杜撰的。**乾隆年間，四川大小金川叛亂，乾隆命訥親率軍平叛，訥親舉止失措，連打敗仗。乾隆命協辦大學士傅恆為欽差，帶“遏必隆腰刀”趕赴四川前線，傅恆命訥親以此刀自裁。訥親祖上正是康熙年間的四大輔政大臣之一遏必隆。訥親用祖傳腰刀自裁是乾隆有意羞辱他，非傅恆自專，與袁崇煥殺毛文龍性質不同。

丹書鐵券（免死金牌）

説完“尚方寶劍”，再説説“免死金牌”。“免死金牌”是俗稱，正式的名稱是“丹書鐵券”。丹書鐵券首見於西漢，劉邦滅楚建漢之後，論功行賞，分封了一批功臣做諸侯王。“丹書鐵券”就是分封時頒發的憑據，類似今天的職務任免書。

《漢書·高帝紀》記載：“(高帝）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意思是説，漢高祖與功臣共同立下誓言，將誓文用丹砂（硃砂）寫在鐵質的契券上，為了表示信用和防止假冒，將鐵券從中間剖開，朝廷和被分封的諸侯王各保存一半，朝廷的存檔保存在“金匱石室（即石砌房子金屬櫃子）裏，用今天話説就是保存在國家檔案館的保險櫃裏。

漢高祖

丹書鐵券上寫的什麼內容呢？據《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記載是四句，共十七個字：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意思是説即使黃河變得像帶子那麼細、泰山變得像磨刀石一樣薄（比喻滄海桑田、時間久遠），被封的（諸侯）國也永遠存在，傳給子孫後代。漢高祖創立的丹書鐵券成為後世的模板，後來的丹書鐵券基本上是仿照漢代制度有所增益。

明人所作《漢宮分封圖》

劉邦創立的丹書鐵券實際上只是君臣之間的契約，並不具有後來的“免死”功能。**到了南北朝時期，鐵券的“免死”功能才開始出現。**據《北史·李穆傳》記載，北周初年，大將李穆在芒山之戰中救了北周文帝宇文泰一命，宇文泰覺得無以為報，“特賜李穆鐵券，恕以十死”，這是史書中較早的鐵券可以免死的記載。

隋代以後，鐵券不再用丹（硃砂）書寫，而是嵌金，亦稱“金書鐵券”。**唐代鐵券賞賜較多，尤其是安史之亂後，漸呈氾濫之勢，多了就不值錢了。**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朱泚在長安近郊涇源謀反，德宗狼狽出逃，大將李懷光擊敗叛軍，保德宗返駕長安。唐德宗為籠絡李懷光，賜予其丹書鐵券，本來是好意，不料李懷光見到之後大發雷霆，他説：“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把丹書鐵券扔到地上，後來李懷光真反了。

唐代之前的丹書鐵券至今尚未發現，現存最早的丹書鐵券實物是唐昭宗頒賜給彭城郡王錢鏐的，鐵券上刻有三百三十三個字，核心內容是這麼幾句：“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即赦免錢鏐本人九次、子孫三次死罪，觸犯了一般法律，相關部門不得追究。

錢鏐鐵券，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宋代有沒有丹書鐵券呢？可能有人會説，有啊！《水滸傳》中小旋風柴進家裏就有。這是小説家言，不是正史記載。宋朝建立後，對柴氏後人還是非常優待的，宋太祖在太廟立碑，其中有一條“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應該説很夠意思了，但是並沒有賜予“丹書鐵券”授予免死特權。

宋代到底有沒有丹書鐵券？既沒有也有，從制度上説沒有，從特例上説有。宋真宗時，宋臣王曾出使遼國，遼國有丹書鐵券制度，負責接待宋使的遼國大臣邢祥向王曾炫耀説：“遼國賜給親近大臣丹書鐵券，貴國（指宋朝）號稱優待士大夫，為何不賜給他們丹書鐵券？”王曾告訴他：“鐵券這個東西，是朝廷衰落的時候用來拉攏權臣，讓他們暫時壓下叛亂心思的，豈能用在賢臣身上？”邢祥聽了，“愧不復語”。這是從制度上沒有。

北宋建隆年間，宋太祖任命李重進為平盧節度使，李重進是後周重臣，擔心趙匡胤藉此明升暗降要收拾他，宋太祖為使其安心，“遣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李重進後來叛變失敗後自殺，丹書鐵券也失去了意義。南宋初年，大將苗傅、劉正彥發動兵變，為招撫他們，宋高宗也給他們賞賜了鐵券。**後來，韓世忠將苗、劉二人擒獲，押回杭州處死，丹書鐵券也無法保其性命。**除了這幾個特例之外，宋朝再沒有給大臣賜丹書鐵券之舉。

韓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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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雖然起於草原，也沿襲了中原王朝的丹書鐵券制度。成吉思汗就曾經賜給手下大將木華黎以丹書鐵券，承諾“世世代代，傳國不絕，犯三罪而不罰。”

**明代，朱元璋創建了歷史上最完備的鐵券制度。**從法律上規範了丹書鐵券的頒授對象，明晰了丹書鐵券的權限範圍。朝廷根據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為七個等級，鐵券各依品級頒發，不得逾越。鐵券上鐫刻的內容一般為四個方面：一是賜券的日期，受賜者的姓名、官爵、封邑；二是受賜者的功績勳業、對朝廷的貢獻；三是皇帝授予受賜者的特權；四是皇帝的誓言，允諾受賜者及其後代享有前述特權云云。

明代賜給高陽伯李文的丹書鐵券，現藏於青海省檔案館

明代鐵券與唐代相比有兩種差別：其一是謀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數趨少，且子孫不免死。據《明史·輿服志四》載：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長、徐達、李文忠等34人獲公爵、侯爵封號，並被賜予金書鐵券。洪武二十五年，改制鐵券，賜公傅友德、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達、李文忠、侯吳傑、沐英，凡八家。永樂初，靖難功臣亦有賜者。此後，陸陸續續還有賞賜的例子。明末，崇禎皇帝還曾給宦官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頒賜鐵券。

清代無丹書鐵券制度。《清史稿·世祖紀》記載：“滿洲開國諸臣，運籌帷幄，決勝廟堂，汗馬著勳，開疆拓土，應加公、侯、伯世爵，錫以誥券。” “誥券”相當於現在的任職文件，與丹書鐵券不同。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死後，慈禧選擇醇親王奕環之子載湉（即後來的光緒）繼位，當時慈禧承諾説載湉日後所生的皇子繼同治為嗣。內閣侍讀學士廣安覺得慈禧空口無憑，要求頒賜鐵券為憑，受到慈禧的嚴厲斥責。

“尚方寶劍”與“丹書鐵券”誰更厲害？

尚方劍是帝王在將領在外統軍征戰的特定條件下，將君權的一部分（主要是軍權）暫時委託持有尚方劍的將領行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古時通訊條件很差，信息反饋很慢，如果將領事事都向皇帝請示，容易貽誤戰機，為了確保戰事取得勝利，授予將帥臨機處置之權。這種授權一是有限度，宋、明代都只能斬副將以下；二是有期限，戰事完畢後必須將尚方劍交回，不能長期持有。

相比尚方劍的暫時授權性質，丹書鐵券的效力要更加長久。從主觀上説，君臣雙方都期望相互忠誠、信賴，傳至子孫後代。**但是這種看似親密無間的契約基礎很不牢固，主要是締約兩方地位不平等，主動權掌握在皇帝手裏。**皇帝要是信任大臣還好，君臣基本能夠相安無事，一旦皇帝要是對大臣起了猜忌之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有再多的丹書鐵券也無濟於事。

明代例子最為典型，明初朱元璋陸續分封的公爵、侯爵、伯爵共有62人，大多數人都被授予了丹書鐵券，可是這些開國元勳絕大部分都被殺、被貶，得到善終的人非常少，丹書鐵券形同廢紙一張。在十位公爵中，有五位被殺或賜死；五十二位侯爵中五十人被殺或賜死、削爵；三位伯爵中，除了劉基是病死（一説被毒死）外，其餘兩人均被誅。滿打滿算，六十二位開國元勳中只有八人勉強稱得上善終。什麼丹書鐵券，哪怕是不鏽鋼券，皇帝一翻臉，啥都不好使。

無論尚方寶劍，還是丹書鐵券，都是皇權的一種外在延伸和表現形式，是皇帝對大臣的一種籠絡和制衡手段，皇帝絕不會讓這兩樣外在的東西影響到皇權制度本身。反過來説，如果臣子反客為主，掌握了實權，甚至可以廢立皇帝，就更不需要這兩樣勞什子，直接取而代之了。今天“尚方寶劍”已經消失在歷史的煙雲中，“丹書鐵券”成為博物館裏的展品供人們鑑賞，當初持有他們的人地下有知，不知該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