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難民營寫作_風聞

今年 5 月，單讀與牛津大學校友，共同未來基金會共同發起了前線計劃，支持從事國際危機報道和記錄的創作者們。今天，我們推出了發自前線的第一篇文章，單讀作者曉宇前往位於黎巴嫩貝魯特的難民營沙提拉（Shatila）進行採訪。

在這所因 1982 年發生的大屠殺而聲名狼藉的難民營裏，有着一羣致力寫作的人，他們因逃難而背井離鄉，卻在文字與創作中重新找回自我、找到歸宿。在如此極端的境況裏，書寫的意義被提純了，而倫理的困境、生活的苦樂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放大。

沙提拉的作家，他們在難民營寫作

撰文：曉宇

下午五點九分，我在沙提拉難民營迷路了。更糟糕的是，我遲到了。我要採訪的作家正在工作室等我。手機沒有網絡，黎巴嫩的通信不便宜。過去的幾天，我在蹭他人的熱點。我可以責怪那個基督徒司機。還沒到沙提拉營的時候，他便停下，指指前方。還沒到我定位的地方，我説。我不會再往前走了，他説。車掉頭，後視鏡上掛着的十字架在橙黃的日光裏搖晃。沙提拉在貝魯特的南邊，離機場不遠。從市內過來，經過一道武裝關卡，汽油桶，沙袋，哨崗，紅白相間的繪着雪松樹的黎巴嫩國旗。1969 年，納賽爾斡旋黎巴嫩軍方和阿拉法特達成《開羅協議》，承認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難民營的控制，黎巴嫩的軍隊和警察不再進入難民營。1982 年黎巴嫩戰爭後，政府宣佈協議失效，但仍沒介入難民營的安全事務。黎巴嫩境內的十二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依舊是國中之國。出租司機把我送到了國界。

我與馬翻譯約定在清真寺門口見面。採訪還有五分鐘就要開始，還沒找到他。我看了一下表，決定先進去。或許能憑記憶找到工作室。比起北邊谷地和邊境難民營，貝魯特市的難民區更像城中村。1949 年，沙提拉成為巴勒斯坦難民的聚集地。UNRWA（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在這裏設立了基本的學校和醫院。自敍利亞戰爭以來，沙提拉難民的數量翻了一番，超過兩萬人（一説四萬）擠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你先會注意到漫天的電線，似蔓藤不規則地爬滿天空。營地被罩在龐大恢宏的蜘蛛網下。兩邊的樓房傾倒樣地壓過來，屋檐之間掛着巴解組織的綠旗，哈馬斯的黃旗，或是聖戰組織的黑旗。經過兩個路口，我完全轉了向。看上去寬敞的巷子漸漸縮窄，直到一處坍塌的門擋住去路。我退出來，站在交叉路口，明顯地引起了旁人的注意。一羣年輕人中傳來英文，“He is lost”。我相信那是一句沒有惡意的描述，略帶調侃，但我聽到時有被人揭穿的惶恐。

▲佈滿各色旗幟的巷道天空

我換了一條路，身後跟上了三個年輕男人。我沒有回頭，刻意放慢了腳步。他們走到我的身後，擋住了光。我在一片陰影中。他們繼續向前，繞開我，到了前面，回頭望了一眼。我等他們走遠了些，沿着路繼續走。這條巷子始終透着光，把我引到主路上，兩邊是琳琅滿目的小店，來往的人熙熙攘攘。我走到路邊，擺出在等人的樣子。看了手機，已經遲到十五分鐘了。沒有路名，也沒人聽説過工作室。真是窮途末路。走進一家手機店，吱吱響的電扇，蓋鴨舌帽的年輕店員。我掏出美元，在紙上給他寫出需要的流量，置辦電話卡。在我等待信號的時候，他對我説，你需要 Wifi 嗎？我反應過來，當然！兩分鐘後，我找到了藏匿在巷子的工作室。

工作室平日提供給婦女編織刺繡，她們的手工藝品和畫作售給訪者。德國作家 Meike 在這裏組織了難民作家的工作坊，教他們寫出第一份正式的作品。九個單獨的故事後來被編織在一起，穿插地描繪沙提拉的生活。Meike 同我説，開第一場工作坊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遲到了。我今天成了遲到的人，大汗淋漓地到了現場。Omar 已經等我半小時了。我一眼認出他是故事中 Adam 的原型，禮貌靦腆，心地善良，又自我懷疑，憂心忡忡。如他所説，Adam 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Omar 出生在大馬士革的雅爾矛克難民營（Yarmouk Camp）。1957 年起，雅爾矛克成為巴勒斯坦難民的居留地。保留了難民營的名稱，但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它已和大馬士革市區無異，設施齊全，道路寬敞，有十六萬居民。2011 年，敍利亞內戰開始，雅爾矛克成了反覆爭奪的陣地。“敍利亞自由軍”與敍利亞政府軍交鋒，巴勒斯坦民兵武裝也分裂成兩派對抗。2015 年後，“伊斯蘭國”進入雅爾矛克，局勢更為複雜。等 2018 年政府軍收復此地時，留下的平民已不足兩百人，六成的營地化作廢墟。

▲工作室裏的畫家老奶奶

Omar 一家五口人2013年遷往黎巴嫩，他們週轉多地，居無定所。到了沙提拉，Omar 對黎巴嫩難民營的混亂無序司空見慣，變得麻木，失掉知覺。學校裏，黎巴嫩人羞辱敍利亞人，兩方動手打架，校園變成一個戰場。Omar 點點眉間説，瞧，打得這裏流血不止。在敍利亞，他寫詩，搬家時手稿全失。打過架回到家，不想出門，不願打開窗户，免得受人辱罵。絕望加深，像是被活埋了。醒來時，天空似乎比前一天更小。這時候，他開始想要重新寫作。當失去其他所有權利的時候，寫作成了無法失去的權利。午夜過後，沙提拉陷入一片寂靜，微風拂過，他拿起筆，跟着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格桑·卡納法尼，巴勒斯坦民族作家的步子。  

他從窗外盤根錯節的電線寫起。電，希望，光明。難民營每六小時停電一回，光明每六小時中斷一次。稀缺的電，權力的交集點。霸佔，偷竊，內外倒賣，每一條電線的走向都成了權力爭鬥和妥協的見證。難民營中的事物，似乎帶着兩極的隱喻，引人無限遐想的光明能頃刻消失，墜入谷底的黑暗峯迴路轉。外界把難民營認作是衝突暴力之地，這也是生命存在之所。外界寫不出來切身感受，好比健康人無法形容疾病。

故事裏，Adam 走投無路，在空巷唱歌，意外結識了 Shatha，兩人相互鼓勵，成了貫穿全書的愛情橋段。Shatha 爭取到加拿大的獎學金，不顧家人的反對，決定前往他鄉。這給 Adam 帶來希望，開始尋找去加拿大的機會，想象兩人在海外的新生活。Shatha 的角色不是 Omar 的創造。她的故事來自於另一個作家，兩人的命運在最終的編輯裏走到一起。Shatha 的觸電身亡卻是出自 Adam 之手。這樣的事故在沙提拉司空見慣。Omar 説到這裏，又摸了摸眉心，低下頭，説這是因為我朋友便是如此死去。他無法繼續的話，是這樣寫在故事裏的：

突然間，我的心痛了起來，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攥住了，我努力撥開人羣，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她。Shatha 仰面躺在地上，已經失去了意識。我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大腦一片空白，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

“Shatha！”我聽到自己尖叫着，眼淚止不住地流下。

這時，一個蒼老而絕望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

“Shatha 在哪兒？我的女兒在哪兒？

人羣自動分開一條路讓一個佝僂着身軀的老頭通過。我認出了他，他是 Shatha 的父親，我之前在才藝大賽上見過他。幾個人把我拉離了 Shatha。然後 Youssef ——難民營的藥商出現在了 Shatha 父親的身旁。我感到這一切都好像電影場景一般。不，這不是真的，這不應該是真的。Shatha 就這樣躺在地上一動不動。Youseef 和 Shatha 的父親交談着。然後他彎下腰，抱起她的身體，迅速地把她放到停在小巷盡頭的車上。

我毫不猶豫地跟上了他們，擠進 Shatha 和她父親所在的後排座跟在車後。汽車發動了，我用力地關上身側的車門。在那一瞬間，Shatha 的父親和我對視了一眼。沒有人能把我從這輛車上帶走，即使是軍隊也不行。

▲根據Adam和Shatha的愛情故事製作的刺繡外套

六年零五十九天。我們快談完時，Omar 對我説。他瞥了一眼手機。沒錯，六年零五十九天。我數着在黎巴嫩的日子。

還有七個小時。第二天，做過第一個訪談，我心裏數着。晨光中，我們穿過門口黑紗婦女，她們在等待工作機會。一排孩子靠牆，不安分地站着，時而因為奔跑撞到什麼被訓止。我做好在齋節不吃午飯的打算。七個小時，還有一升水，只有我和小孩能在工作室裏喝水。飢餓不是最難熬的，熬兩個小時就過勁了。難纏的是渴，口乾舌燥，嗓子眼冒着火。對面坐着滴水不進、口舌不歇的馬翻譯，看着也渴。強烈的日光把屋子曬癱，不一會兒就暈暈沉沉。水還剩下三分之一時，我開始找到訪談中的交叉點，他們的人生和筆下故事的重疊。虛構和現實的區分明顯起來，暈沉就深潛到下一層。我有時覺得上位作家沒走，時刻能插話進來。有時，我分不清是他們在講角色還是在講自己。

難民不只短暫的狀態，它是根本的身份。至少有三位作家來自雅爾矛克難民營。他們從出生就是難民，且只是難民。他們的祖輩 1948 年後便沒有回到巴勒斯坦，祖國成了代代相傳的念想。從敍利亞到黎巴嫩，仍然是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關係不至糟糕。除了巴勒斯坦，他們還有物質上的統一：鑰匙。沙提拉的水塔上，橫着一把鐵鑰匙，龐大，鏽跡斑斑。它象徵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流亡時，隨身攜帶的房門鑰匙。他們相信自己很快就會回去。直到如今，多數巴勒斯坦家庭仍保留這把鑰匙。

▲Heba與水塔上的鐵鑰匙

很難置信是不是。Heba 看出我一臉懷疑的樣子。她沒戴頭巾，豐饒的栗色頭髮，墨綠的裙子，説起話來有條有理，時不時補充英文解釋。她的自信只在一瞬間漏了餡。我問，你對於家的概念是什麼。旁邊大媽經過，聽到我們的對話，説，那自然是找到老公。Heba 攤開雙手，轉過頭去，好像是説，嘿，你這樣讓我還怎麼認真講。當她把頭轉過來的時候，我才發現她雙頰漲紅。她呼了一口氣，拿手扇扇風，嘗試恢復認真的神情跟我説，寫作，是為了注入希望，保留一段歷史。

希望，那是因為我們女人內心要光明正義一些。眼前的面孔變成了 Fatima。她寫東西，也是積極的活動家。黑色頭巾搭過肩膀的一處總落到前面，她伸手把它搭回去。她笑起來靦腆，一直不停，説話輕柔。她在大學修心理學，同時在“玩具世界”兼職做售貨員。她説，難民營是堆積的秘密。如果你在這裏住上一段時間，比起什麼陰暗或是積極的概括，你最受觸動的是無處不在的秘密，無法抵禦的細節。她的神情像是在描繪窗檐上的雕花，一片初冬落雪的形狀。男人被推向社會，他們要負責生存，拜託未謀面的遠親，找到非正式的工作。兩居室在難民營裏租下來要花上 300 美元，一天賺上 1 萬敍利亞鎊（約 6.6 美元），供五六人吃飯。難民還只能在三個行業裏幹活（農業，服務業，建築業）。傳統意義上，這是男人的責任。他們要去接觸陰暗，以此謀生，難免受到感染。你看街角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氾濫成災的毒品。由於生存的艱難，我們女人也開始工作，但這提供了來之不易的自由。

▲Fatima靦腆地笑着

流亡生活打破了日常秩序，巧妙帶來性別結構的瓦解。沒有穩定工作支撐權威的男人，要藉助非常規的手段，精明遊走，不憚暴力。即便他們大體保住了經濟地位，在道德上卻是無可挽回地失敗和沉淪了。不只是 Fatima，每一位女作家都敏鋭地察覺到了這點變化。她們的視角此處變得客觀冷峻，不留情面，超越捆綁在一起的不分性別的難民命運。這解釋了作品中異常強烈的道德感，對下一代的規勸，在秩序的真空裏尋找新的倫理力量。

敍利亞人 Safa 創造了 Youseef 的形象，後者是沙提拉比比皆是的混混及惡霸。他腰上彆着槍，一邊一個，牽扯毒品、走私、人口倒賣的生意，欺良壓善。他是難民營裏反道德的集合。Safa 説，這樣的人沒有閃光點，沒有品質，特別不喜歡孩子，唯獨是在想盡辦法控制別人。流亡是逐步上繳對生活的控制，Youseef 代表的即是難民營對自我場域的吞噬。他的原型是 Safa 的兄弟們。一位去了德國，留鬍子，文身，戴粗戒指。在沙提拉的兄弟則開始兇狠地酗酒，向她索錢。難民的狀態，不論地理區分地侵蝕人心。它形成強烈的道德反差。變化不是悄然發生，而是即刻而至。長久以來的教育陷入危機，人要不然變壞，要不然頹廢。過去，成了一場善良的美夢。

▲Safa

談及自己親密兄弟的還有 Safiya。她的家鄉在敍利亞伊德利卜，此時仍是活躍的戰區。和其他作家不同， 32 歲的 Safiya 成了家，和老公及兩個孩子抵達黎巴嫩。她的大哥在意大利，人脈廣闊，黑白通吃。在敍利亞，她的一位兄弟被政府關押，另一位兄弟翻進監獄要去會面，兩人都被抓獲，都要上絞刑架了，大哥出手撈出二人，送到黎巴嫩。

▲Safiya

她的故事同樣關注道德崩塌的那一刻。但是，這個崩塌不是因為流亡，而是因為流亡中新生命的誕生。一對年輕的夫婦，幸福地等待新生兒。得知幼兒的不健全時，平日體貼入微的丈夫換了面孔，他執意要拋棄孩子。這樣的例子在難民營裏不勝枚舉，遺棄養不活或是身有殘障的幼兒。妻子力排眾議，一人撫養孩子。孩子最終因為先天心臟病早夭。丈夫回來了，她始終無法釋然。經歷了一場漫長的掙扎，她決定離婚。此刻，她覺得無所畏懼。

“我不明白，”他説。“我以為這件事已經過去很久了。”

“我想要離婚，”我平靜地説。

Marwan 用拳頭捶了牆，他指責我毫無理智，根本不知道我在説什麼，他會禁止我工作。他像瘋子一樣撲向我，開始打我。我哭了，尖叫，但是我打不過他。他繼續打我，威脅要割了我的喉嚨。我蜷縮在角落裏，試圖用舉起手臂保護我的頭部。突然，有鄰居敲門。正如我希望的一樣。在沙提拉，我們都住得那麼近，牆那麼薄，一點隱私也沒有。每個人都瞭解彼此的一切。許多人在這裏變得暴力，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她們的孩子。這是施加控制的唯一手段。所以鄰居不得不習慣干預，以防止最壞的事情發生。我衝過去，打開門，然後倒在鄰居們身後的地上。

儘管我的母親整晚一直在嘗試用電話、WhatsApp 和 Skype 説服我回到 Marwan 身邊，但我第二天就去了伊斯蘭教法庭，和幾位律師談了下，請求他們幫助我離婚。他們建議我提出離婚申訴，條件是放棄我對丈夫的所有權利。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在聽證會上，Marwan 和我站着，面向伊斯蘭教法官。他試圖説服我回到我丈夫身邊。但是在我堅持表示我不會複合，並且我願意放棄我的所有權利，包括歸還我的嫁妝之後，他轉向 Marwan 並要求他提交離婚聲明。Marwan 愣住了，他的眼睛充滿了淚水，他的嘴唇在顫抖。他一句話都説不出，心碎地看着我，懇求我憐憫他。我開始為他和他潛在的悔恨感到難過。

法官重複了對 Marwan 的要求。Marwan 嘶啞地説，如果這是她的意願並且她不會改變，那麼他同意。但他要我留着嫁妝，説不會讓我歸還。在向法官判定時，我接受了這些條款，並要求將我的嫁妝捐贈給戒毒所。 

我離開法庭時，抱着離婚證像得了獎盃。

而我的小天使 Malak，正在向我微笑。

還有一個訪談在下午五點，距離開齋兩個半小時。我的肚子空空，情感的額度極度飽和。我發信息問能否提前。Rayan 説，不行，我五點下班。但我們可以都去 Samin 家，這樣你一下子聊兩個人。齋節到了下午，人都陷入無精打采的狀態。Rayan 是個例外。她活力四射，一路領着我們在沙提拉穿行，我都跟不上她的步子。她在德國之聲工作，社交媒體和視覺新聞。她戴着牙套，每月去大馬士革檢查，那裏的牙醫便宜。我們上綠色的台階，擠過餘暉中的孩子，到了鐵門前。開門的女孩讓我等一下，讓屋裏的人戴上頭巾。我進入一間淡黃色的房間，瓷磚地，三排靠牆的沙發。他們問我是要咖啡還是果汁，最後把它們都給了我。我們把兩排沙發拉近，面對面坐在電扇的風口。Rayan 先開口，我們以英文交流。

Rayan：我生於沙提拉。四歲的時候，母親去世，外婆把我帶大。長大一點後，我發現了母親的書屋。我不僅可以通過照片想念母親的樣子，還能以書一窺她的內心。除了馬哈茂德·達爾維什之類的作家，書架上還有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我後來把馬爾克斯也補上去。我從小到大就有要了解所有事情的衝動，所有的事情。追在每個人的後面，刨根問底。

我寫的故事，那個童婚的故事，外婆是現實中的原型，這都是問東問西問出來的。她和我母親都是童婚，一個十三歲，一個十歲。這樣的事情在我們這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很少了，在生計困難的敍利亞人中還存在。我從小寫東西，八年級的時候參加寫作比賽得了第一名。獎品是大富翁的桌遊（大笑），你能相信嗎。

回去講我的外婆吧。她有身孕的時候，丈夫死掉了，生完孩子後，自己被丈夫的家庭拋棄，在孤兒院一樣的機構裏生活（這時候她年齡也不大）。那時候，蘇聯和巴勒斯坦的關係尚可，她被挑中去蘇聯學習護工，十八歲回到黎巴嫩。她拒絕戴頭巾，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認識第二任丈夫。她一生養了六個女兒一個兒子。在七十年代高漲的軍事行動和襲擊中，第二位外公犧牲。這可能是我對夫妻關係感興趣的原因，它在我的長輩那裏總是短暫無常。

（Samin 加入我們的聊天，Rayan 做臨時的翻譯。）

Samin：我不是沙提拉人，我 2013 年從雅爾矛克來，全家八個人一起。雅爾矛克的條件可比這兒好。當然，那是戰爭之前。我們上的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學校。回敍利亞嗎？我們年輕男人回敍利亞是很難的，你在國外待過四年，法律上必須回到敍利亞服兵役，不然也可以交 8000 美元的罰金。我們既不想送命，也交不起罰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各地都分裂了。長期生活在敍利亞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不少加入了敍利亞的軍隊，他們和反對派或是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組織各自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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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我的寫作？我九歲開始寫詩，還是愛情詩。（我：那你太早熟了！）在難民營裏談戀愛是件難事兒。年輕人沒有工作，容易捲入暴力。我的那個故事寫的是 Shatha。沒錯，那個談戀愛的女孩。她自強，上進，善良。（彎起嘴角笑起來）。

我：在沙提拉談戀愛是怎麼樣的？

（噔的一下，屋子的光滅了。電扇苟延殘喘地轉完最後幾圈。大家攤攤手，知道每日的停電又來了。裏面和外面，突兀的寧靜，熱氣還沒來及起來，給人一股短暫虛渺的的清涼。這時候，我看見瓷磚上的夕陽。過了不久，電燈恢復，夕陽的影子黯淡了，電風扇又開始嗡嗡地勞作。Samin 想説些什麼，Rayan 先開了口。）

Rayan：好吧，這是個秘密，要告訴你。我倆就在談戀愛。（他們相視一笑。）

我：等等……所以，Samin，你的女主角 Shatha 其實是 Rayan？你寫詩是寫給她的嗎？

Samin：也沒有這麼簡單。

Rayan：（站起身子，裝作生氣的樣子）難道你還有別的女主角？這提醒我了，你都沒給我寫過詩。快，我的詩呢？

我：那比起故事，現實裏談戀愛的困難是什麼？

Rayan：還能是什麼。當然是家庭了。Samin 的家裏人對我沒問題。

我：那你家裏人不同意了？

Rayan：你應該理解老居民和新來者的關係。

我：（問 Samin）那為什麼故事裏是去加拿大呢？

Samin：加拿大是個甜美的國家，他們瞭解難民的生活狀態。還有一層更深的原因。去加拿大的話，只能坐飛機。坐船是難民更普遍的交通方式，但太多人死在了水上。坐船，離死亡太近。飛機去的地方，是想象和寄託。

Rayan：他不會游泳（大笑）。死對我們來説太日常了。故事裏 Shatha 觸電身亡，現實中我們每個人都認識觸過電的人。一天大雨，我領着侄女，積水深，我怕她觸電，把她舉起來，只聽頭頂噼裏啪啦一陣。我居然沒注意頭頂的電線！嚇死我了，趕緊放她下來，幸好沒事。這件事，我想起來就後怕。死亡，是會時刻提醒我們的。

▲ Rayan 和 Samin

在他們開飯之前，我起身結束對話。下次來參加你們的婚禮，我説。我們還年輕，Rayan 回答。他倆笑出聲來，向我們揮手道別。夕陽還沒撤出沙提拉，營地陷入一片橙黃色的光暈。接連的羊腸小巷，頭頂的天羅地網，我走起路來小心翼翼，又很自由，和迷路的時候是不一樣了。我們經過沙提拉大屠殺紀念堂，門前掛着阿拉法特的頭像。1982 年的黎巴嫩內戰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國際社會的監督下撤出黎巴嫩。以色列軍隊進入貝魯特，包圍了沙提拉。九月的夜晚，黎巴嫩長槍黨下的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的默許下，進入沙提拉。屠殺持續了三天，遇難者上千，包括婦女和兒童。我是因為這場屠殺，第一次讀到這三字：沙——提——拉。

▲沙提拉大屠殺紀念堂

紀念堂是幾十平方米的房間，白色的瓷磚地，角落擺着風扇呼呼作響，彷彿下一秒要因年邁倒下。一面牆上，密密麻麻的可查的遇難者名單和照片。從窗户上交叉的鐵桿望出去，一位母親正領着孩子，在糖果鋪前挑選今晚的甜點。旁邊的牆上，色彩絢麗的塗鴉，伊斯蘭古城在五彩的雲朵上。下面是巴勒斯坦的國旗。旁邊是政黨的競選海報和持槍的烈士照片。他們都在笑。身後，馬翻譯拿起吸滿污水的拖把，試圖把白瓷磚上我們留下的泥腳印抹去。他橫豎幾下，黃昏和腳印一同消失了。我想起沙提拉一處的標語：不瞭解這裏，就不要談論這裏。記不清是故事裏，還是現實中，或兩者兼有。他們只是一筆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