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難民營寫作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45-2019-07-22 15:44
今年 5 月,單讀與牛津大學校友,共同未來基金會共同發起了前線計劃,支持從事國際危機報道和記錄的創作者們。今天,我們推出了發自前線的第一篇文章,單讀作者曉宇前往位於黎巴嫩貝魯特的難民營沙提拉(Shatila)進行採訪。
在這所因 1982 年發生的大屠殺而聲名狼藉的難民營裏,有着一羣致力寫作的人,他們因逃難而背井離鄉,卻在文字與創作中重新找回自我、找到歸宿。在如此極端的境況裏,書寫的意義被提純了,而倫理的困境、生活的苦樂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放大。
沙提拉的作家,他們在難民營寫作
撰文:曉宇
下午五點九分,我在沙提拉難民營迷路了。更糟糕的是,我遲到了。我要採訪的作家正在工作室等我。手機沒有網絡,黎巴嫩的通信不便宜。過去的幾天,我在蹭他人的熱點。我可以責怪那個基督徒司機。還沒到沙提拉營的時候,他便停下,指指前方。還沒到我定位的地方,我説。我不會再往前走了,他説。車掉頭,後視鏡上掛着的十字架在橙黃的日光裏搖晃。沙提拉在貝魯特的南邊,離機場不遠。從市內過來,經過一道武裝關卡,汽油桶,沙袋,哨崗,紅白相間的繪着雪松樹的黎巴嫩國旗。1969 年,納賽爾斡旋黎巴嫩軍方和阿拉法特達成《開羅協議》,承認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難民營的控制,黎巴嫩的軍隊和警察不再進入難民營。1982 年黎巴嫩戰爭後,政府宣佈協議失效,但仍沒介入難民營的安全事務。黎巴嫩境內的十二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依舊是國中之國。出租司機把我送到了國界。
我與馬翻譯約定在清真寺門口見面。採訪還有五分鐘就要開始,還沒找到他。我看了一下表,決定先進去。或許能憑記憶找到工作室。比起北邊谷地和邊境難民營,貝魯特市的難民區更像城中村。1949 年,沙提拉成為巴勒斯坦難民的聚集地。UNRWA(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在這裏設立了基本的學校和醫院。自敍利亞戰爭以來,沙提拉難民的數量翻了一番,超過兩萬人(一説四萬)擠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你先會注意到漫天的電線,似蔓藤不規則地爬滿天空。營地被罩在龐大恢宏的蜘蛛網下。兩邊的樓房傾倒樣地壓過來,屋檐之間掛着巴解組織的綠旗,哈馬斯的黃旗,或是聖戰組織的黑旗。經過兩個路口,我完全轉了向。看上去寬敞的巷子漸漸縮窄,直到一處坍塌的門擋住去路。我退出來,站在交叉路口,明顯地引起了旁人的注意。一羣年輕人中傳來英文,“He is lost”。我相信那是一句沒有惡意的描述,略帶調侃,但我聽到時有被人揭穿的惶恐。
▲佈滿各色旗幟的巷道天空
我換了一條路,身後跟上了三個年輕男人。我沒有回頭,刻意放慢了腳步。他們走到我的身後,擋住了光。我在一片陰影中。他們繼續向前,繞開我,到了前面,回頭望了一眼。我等他們走遠了些,沿着路繼續走。這條巷子始終透着光,把我引到主路上,兩邊是琳琅滿目的小店,來往的人熙熙攘攘。我走到路邊,擺出在等人的樣子。看了手機,已經遲到十五分鐘了。沒有路名,也沒人聽説過工作室。真是窮途末路。走進一家手機店,吱吱響的電扇,蓋鴨舌帽的年輕店員。我掏出美元,在紙上給他寫出需要的流量,置辦電話卡。在我等待信號的時候,他對我説,你需要 Wifi 嗎?我反應過來,當然!兩分鐘後,我找到了藏匿在巷子的工作室。
工作室平日提供給婦女編織刺繡,她們的手工藝品和畫作售給訪者。德國作家 Meike 在這裏組織了難民作家的工作坊,教他們寫出第一份正式的作品。九個單獨的故事後來被編織在一起,穿插地描繪沙提拉的生活。Meike 同我説,開第一場工作坊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遲到了。我今天成了遲到的人,大汗淋漓地到了現場。Omar 已經等我半小時了。我一眼認出他是故事中 Adam 的原型,禮貌靦腆,心地善良,又自我懷疑,憂心忡忡。如他所説,Adam 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Omar 出生在大馬士革的雅爾矛克難民營(Yarmouk Camp)。1957 年起,雅爾矛克成為巴勒斯坦難民的居留地。保留了難民營的名稱,但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它已和大馬士革市區無異,設施齊全,道路寬敞,有十六萬居民。2011 年,敍利亞內戰開始,雅爾矛克成了反覆爭奪的陣地。“敍利亞自由軍”與敍利亞政府軍交鋒,巴勒斯坦民兵武裝也分裂成兩派對抗。2015 年後,“伊斯蘭國”進入雅爾矛克,局勢更為複雜。等 2018 年政府軍收復此地時,留下的平民已不足兩百人,六成的營地化作廢墟。
▲工作室裏的畫家老奶奶
Omar 一家五口人2013年遷往黎巴嫩,他們週轉多地,居無定所。到了沙提拉,Omar 對黎巴嫩難民營的混亂無序司空見慣,變得麻木,失掉知覺。學校裏,黎巴嫩人羞辱敍利亞人,兩方動手打架,校園變成一個戰場。Omar 點點眉間説,瞧,打得這裏流血不止。在敍利亞,他寫詩,搬家時手稿全失。打過架回到家,不想出門,不願打開窗户,免得受人辱罵。絕望加深,像是被活埋了。醒來時,天空似乎比前一天更小。這時候,他開始想要重新寫作。當失去其他所有權利的時候,寫作成了無法失去的權利。午夜過後,沙提拉陷入一片寂靜,微風拂過,他拿起筆,跟着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格桑·卡納法尼,巴勒斯坦民族作家的步子。
他從窗外盤根錯節的電線寫起。電,希望,光明。難民營每六小時停電一回,光明每六小時中斷一次。稀缺的電,權力的交集點。霸佔,偷竊,內外倒賣,每一條電線的走向都成了權力爭鬥和妥協的見證。難民營中的事物,似乎帶着兩極的隱喻,引人無限遐想的光明能頃刻消失,墜入谷底的黑暗峯迴路轉。外界把難民營認作是衝突暴力之地,這也是生命存在之所。外界寫不出來切身感受,好比健康人無法形容疾病。
故事裏,Adam 走投無路,在空巷唱歌,意外結識了 Shatha,兩人相互鼓勵,成了貫穿全書的愛情橋段。Shatha 爭取到加拿大的獎學金,不顧家人的反對,決定前往他鄉。這給 Adam 帶來希望,開始尋找去加拿大的機會,想象兩人在海外的新生活。Shatha 的角色不是 Omar 的創造。她的故事來自於另一個作家,兩人的命運在最終的編輯裏走到一起。Shatha 的觸電身亡卻是出自 Adam 之手。這樣的事故在沙提拉司空見慣。Omar 説到這裏,又摸了摸眉心,低下頭,説這是因為我朋友便是如此死去。他無法繼續的話,是這樣寫在故事裏的:
突然間,我的心痛了起來,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攥住了,我努力撥開人羣,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她。Shatha 仰面躺在地上,已經失去了意識。我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大腦一片空白,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
“Shatha!”我聽到自己尖叫着,眼淚止不住地流下。
這時,一個蒼老而絕望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
“Shatha 在哪兒?我的女兒在哪兒?
人羣自動分開一條路讓一個佝僂着身軀的老頭通過。我認出了他,他是 Shatha 的父親,我之前在才藝大賽上見過他。幾個人把我拉離了 Shatha。然後 Youssef ——難民營的藥商出現在了 Shatha 父親的身旁。我感到這一切都好像電影場景一般。不,這不是真的,這不應該是真的。Shatha 就這樣躺在地上一動不動。Youseef 和 Shatha 的父親交談着。然後他彎下腰,抱起她的身體,迅速地把她放到停在小巷盡頭的車上。
我毫不猶豫地跟上了他們,擠進 Shatha 和她父親所在的後排座跟在車後。汽車發動了,我用力地關上身側的車門。在那一瞬間,Shatha 的父親和我對視了一眼。沒有人能把我從這輛車上帶走,即使是軍隊也不行。
▲根據Adam和Shatha的愛情故事製作的刺繡外套
六年零五十九天。我們快談完時,Omar 對我説。他瞥了一眼手機。沒錯,六年零五十九天。我數着在黎巴嫩的日子。
還有七個小時。第二天,做過第一個訪談,我心裏數着。晨光中,我們穿過門口黑紗婦女,她們在等待工作機會。一排孩子靠牆,不安分地站着,時而因為奔跑撞到什麼被訓止。我做好在齋節不吃午飯的打算。七個小時,還有一升水,只有我和小孩能在工作室裏喝水。飢餓不是最難熬的,熬兩個小時就過勁了。難纏的是渴,口乾舌燥,嗓子眼冒着火。對面坐着滴水不進、口舌不歇的馬翻譯,看着也渴。強烈的日光把屋子曬癱,不一會兒就暈暈沉沉。水還剩下三分之一時,我開始找到訪談中的交叉點,他們的人生和筆下故事的重疊。虛構和現實的區分明顯起來,暈沉就深潛到下一層。我有時覺得上位作家沒走,時刻能插話進來。有時,我分不清是他們在講角色還是在講自己。
難民不只短暫的狀態,它是根本的身份。至少有三位作家來自雅爾矛克難民營。他們從出生就是難民,且只是難民。他們的祖輩 1948 年後便沒有回到巴勒斯坦,祖國成了代代相傳的念想。從敍利亞到黎巴嫩,仍然是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關係不至糟糕。除了巴勒斯坦,他們還有物質上的統一:鑰匙。沙提拉的水塔上,橫着一把鐵鑰匙,龐大,鏽跡斑斑。它象徵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流亡時,隨身攜帶的房門鑰匙。他們相信自己很快就會回去。直到如今,多數巴勒斯坦家庭仍保留這把鑰匙。
▲Heba與水塔上的鐵鑰匙
很難置信是不是。Heba 看出我一臉懷疑的樣子。她沒戴頭巾,豐饒的栗色頭髮,墨綠的裙子,説起話來有條有理,時不時補充英文解釋。她的自信只在一瞬間漏了餡。我問,你對於家的概念是什麼。旁邊大媽經過,聽到我們的對話,説,那自然是找到老公。Heba 攤開雙手,轉過頭去,好像是説,嘿,你這樣讓我還怎麼認真講。當她把頭轉過來的時候,我才發現她雙頰漲紅。她呼了一口氣,拿手扇扇風,嘗試恢復認真的神情跟我説,寫作,是為了注入希望,保留一段歷史。
希望,那是因為我們女人內心要光明正義一些。眼前的面孔變成了 Fatima。她寫東西,也是積極的活動家。黑色頭巾搭過肩膀的一處總落到前面,她伸手把它搭回去。她笑起來靦腆,一直不停,説話輕柔。她在大學修心理學,同時在“玩具世界”兼職做售貨員。她説,難民營是堆積的秘密。如果你在這裏住上一段時間,比起什麼陰暗或是積極的概括,你最受觸動的是無處不在的秘密,無法抵禦的細節。她的神情像是在描繪窗檐上的雕花,一片初冬落雪的形狀。男人被推向社會,他們要負責生存,拜託未謀面的遠親,找到非正式的工作。兩居室在難民營裏租下來要花上 300 美元,一天賺上 1 萬敍利亞鎊(約 6.6 美元),供五六人吃飯。難民還只能在三個行業裏幹活(農業,服務業,建築業)。傳統意義上,這是男人的責任。他們要去接觸陰暗,以此謀生,難免受到感染。你看街角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氾濫成災的毒品。由於生存的艱難,我們女人也開始工作,但這提供了來之不易的自由。
▲Fatima靦腆地笑着
流亡生活打破了日常秩序,巧妙帶來性別結構的瓦解。沒有穩定工作支撐權威的男人,要藉助非常規的手段,精明遊走,不憚暴力。即便他們大體保住了經濟地位,在道德上卻是無可挽回地失敗和沉淪了。不只是 Fatima,每一位女作家都敏鋭地察覺到了這點變化。她們的視角此處變得客觀冷峻,不留情面,超越捆綁在一起的不分性別的難民命運。這解釋了作品中異常強烈的道德感,對下一代的規勸,在秩序的真空裏尋找新的倫理力量。
敍利亞人 Safa 創造了 Youseef 的形象,後者是沙提拉比比皆是的混混及惡霸。他腰上彆着槍,一邊一個,牽扯毒品、走私、人口倒賣的生意,欺良壓善。他是難民營裏反道德的集合。Safa 説,這樣的人沒有閃光點,沒有品質,特別不喜歡孩子,唯獨是在想盡辦法控制別人。流亡是逐步上繳對生活的控制,Youseef 代表的即是難民營對自我場域的吞噬。他的原型是 Safa 的兄弟們。一位去了德國,留鬍子,文身,戴粗戒指。在沙提拉的兄弟則開始兇狠地酗酒,向她索錢。難民的狀態,不論地理區分地侵蝕人心。它形成強烈的道德反差。變化不是悄然發生,而是即刻而至。長久以來的教育陷入危機,人要不然變壞,要不然頹廢。過去,成了一場善良的美夢。
▲Safa
談及自己親密兄弟的還有 Safiya。她的家鄉在敍利亞伊德利卜,此時仍是活躍的戰區。和其他作家不同, 32 歲的 Safiya 成了家,和老公及兩個孩子抵達黎巴嫩。她的大哥在意大利,人脈廣闊,黑白通吃。在敍利亞,她的一位兄弟被政府關押,另一位兄弟翻進監獄要去會面,兩人都被抓獲,都要上絞刑架了,大哥出手撈出二人,送到黎巴嫩。
▲Safiya
她的故事同樣關注道德崩塌的那一刻。但是,這個崩塌不是因為流亡,而是因為流亡中新生命的誕生。一對年輕的夫婦,幸福地等待新生兒。得知幼兒的不健全時,平日體貼入微的丈夫換了面孔,他執意要拋棄孩子。這樣的例子在難民營裏不勝枚舉,遺棄養不活或是身有殘障的幼兒。妻子力排眾議,一人撫養孩子。孩子最終因為先天心臟病早夭。丈夫回來了,她始終無法釋然。經歷了一場漫長的掙扎,她決定離婚。此刻,她覺得無所畏懼。
“我不明白,”他説。“我以為這件事已經過去很久了。”
“我想要離婚,”我平靜地説。
Marwan 用拳頭捶了牆,他指責我毫無理智,根本不知道我在説什麼,他會禁止我工作。他像瘋子一樣撲向我,開始打我。我哭了,尖叫,但是我打不過他。他繼續打我,威脅要割了我的喉嚨。我蜷縮在角落裏,試圖用舉起手臂保護我的頭部。突然,有鄰居敲門。正如我希望的一樣。在沙提拉,我們都住得那麼近,牆那麼薄,一點隱私也沒有。每個人都瞭解彼此的一切。許多人在這裏變得暴力,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她們的孩子。這是施加控制的唯一手段。所以鄰居不得不習慣干預,以防止最壞的事情發生。我衝過去,打開門,然後倒在鄰居們身後的地上。
儘管我的母親整晚一直在嘗試用電話、WhatsApp 和 Skype 説服我回到 Marwan 身邊,但我第二天就去了伊斯蘭教法庭,和幾位律師談了下,請求他們幫助我離婚。他們建議我提出離婚申訴,條件是放棄我對丈夫的所有權利。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在聽證會上,Marwan 和我站着,面向伊斯蘭教法官。他試圖説服我回到我丈夫身邊。但是在我堅持表示我不會複合,並且我願意放棄我的所有權利,包括歸還我的嫁妝之後,他轉向 Marwan 並要求他提交離婚聲明。Marwan 愣住了,他的眼睛充滿了淚水,他的嘴唇在顫抖。他一句話都説不出,心碎地看着我,懇求我憐憫他。我開始為他和他潛在的悔恨感到難過。
法官重複了對 Marwan 的要求。Marwan 嘶啞地説,如果這是她的意願並且她不會改變,那麼他同意。但他要我留着嫁妝,説不會讓我歸還。在向法官判定時,我接受了這些條款,並要求將我的嫁妝捐贈給戒毒所。
我離開法庭時,抱着離婚證像得了獎盃。
而我的小天使 Malak,正在向我微笑。
還有一個訪談在下午五點,距離開齋兩個半小時。我的肚子空空,情感的額度極度飽和。我發信息問能否提前。Rayan 説,不行,我五點下班。但我們可以都去 Samin 家,這樣你一下子聊兩個人。齋節到了下午,人都陷入無精打采的狀態。Rayan 是個例外。她活力四射,一路領着我們在沙提拉穿行,我都跟不上她的步子。她在德國之聲工作,社交媒體和視覺新聞。她戴着牙套,每月去大馬士革檢查,那裏的牙醫便宜。我們上綠色的台階,擠過餘暉中的孩子,到了鐵門前。開門的女孩讓我等一下,讓屋裏的人戴上頭巾。我進入一間淡黃色的房間,瓷磚地,三排靠牆的沙發。他們問我是要咖啡還是果汁,最後把它們都給了我。我們把兩排沙發拉近,面對面坐在電扇的風口。Rayan 先開口,我們以英文交流。
Rayan:我生於沙提拉。四歲的時候,母親去世,外婆把我帶大。長大一點後,我發現了母親的書屋。我不僅可以通過照片想念母親的樣子,還能以書一窺她的內心。除了馬哈茂德·達爾維什之類的作家,書架上還有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我後來把馬爾克斯也補上去。我從小到大就有要了解所有事情的衝動,所有的事情。追在每個人的後面,刨根問底。
我寫的故事,那個童婚的故事,外婆是現實中的原型,這都是問東問西問出來的。她和我母親都是童婚,一個十三歲,一個十歲。這樣的事情在我們這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很少了,在生計困難的敍利亞人中還存在。我從小寫東西,八年級的時候參加寫作比賽得了第一名。獎品是大富翁的桌遊(大笑),你能相信嗎。
回去講我的外婆吧。她有身孕的時候,丈夫死掉了,生完孩子後,自己被丈夫的家庭拋棄,在孤兒院一樣的機構裏生活(這時候她年齡也不大)。那時候,蘇聯和巴勒斯坦的關係尚可,她被挑中去蘇聯學習護工,十八歲回到黎巴嫩。她拒絕戴頭巾,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認識第二任丈夫。她一生養了六個女兒一個兒子。在七十年代高漲的軍事行動和襲擊中,第二位外公犧牲。這可能是我對夫妻關係感興趣的原因,它在我的長輩那裏總是短暫無常。
(Samin 加入我們的聊天,Rayan 做臨時的翻譯。)
Samin:我不是沙提拉人,我 2013 年從雅爾矛克來,全家八個人一起。雅爾矛克的條件可比這兒好。當然,那是戰爭之前。我們上的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學校。回敍利亞嗎?我們年輕男人回敍利亞是很難的,你在國外待過四年,法律上必須回到敍利亞服兵役,不然也可以交 8000 美元的罰金。我們既不想送命,也交不起罰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各地都分裂了。長期生活在敍利亞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不少加入了敍利亞的軍隊,他們和反對派或是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組織各自為營。
談我的寫作?我九歲開始寫詩,還是愛情詩。(我:那你太早熟了!)在難民營裏談戀愛是件難事兒。年輕人沒有工作,容易捲入暴力。我的那個故事寫的是 Shatha。沒錯,那個談戀愛的女孩。她自強,上進,善良。(彎起嘴角笑起來)。
我:在沙提拉談戀愛是怎麼樣的?
(噔的一下,屋子的光滅了。電扇苟延殘喘地轉完最後幾圈。大家攤攤手,知道每日的停電又來了。裏面和外面,突兀的寧靜,熱氣還沒來及起來,給人一股短暫虛渺的的清涼。這時候,我看見瓷磚上的夕陽。過了不久,電燈恢復,夕陽的影子黯淡了,電風扇又開始嗡嗡地勞作。Samin 想説些什麼,Rayan 先開了口。)
Rayan:好吧,這是個秘密,要告訴你。我倆就在談戀愛。(他們相視一笑。)
我:等等……所以,Samin,你的女主角 Shatha 其實是 Rayan?你寫詩是寫給她的嗎?
Samin:也沒有這麼簡單。
Rayan:(站起身子,裝作生氣的樣子)難道你還有別的女主角?這提醒我了,你都沒給我寫過詩。快,我的詩呢?
我:那比起故事,現實裏談戀愛的困難是什麼?
Rayan:還能是什麼。當然是家庭了。Samin 的家裏人對我沒問題。
我:那你家裏人不同意了?
Rayan:你應該理解老居民和新來者的關係。
我:(問 Samin)那為什麼故事裏是去加拿大呢?
Samin:加拿大是個甜美的國家,他們瞭解難民的生活狀態。還有一層更深的原因。去加拿大的話,只能坐飛機。坐船是難民更普遍的交通方式,但太多人死在了水上。坐船,離死亡太近。飛機去的地方,是想象和寄託。
Rayan:他不會游泳(大笑)。死對我們來説太日常了。故事裏 Shatha 觸電身亡,現實中我們每個人都認識觸過電的人。一天大雨,我領着侄女,積水深,我怕她觸電,把她舉起來,只聽頭頂噼裏啪啦一陣。我居然沒注意頭頂的電線!嚇死我了,趕緊放她下來,幸好沒事。這件事,我想起來就後怕。死亡,是會時刻提醒我們的。
▲ Rayan 和 Samin
在他們開飯之前,我起身結束對話。下次來參加你們的婚禮,我説。我們還年輕,Rayan 回答。他倆笑出聲來,向我們揮手道別。夕陽還沒撤出沙提拉,營地陷入一片橙黃色的光暈。接連的羊腸小巷,頭頂的天羅地網,我走起路來小心翼翼,又很自由,和迷路的時候是不一樣了。我們經過沙提拉大屠殺紀念堂,門前掛着阿拉法特的頭像。1982 年的黎巴嫩內戰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國際社會的監督下撤出黎巴嫩。以色列軍隊進入貝魯特,包圍了沙提拉。九月的夜晚,黎巴嫩長槍黨下的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的默許下,進入沙提拉。屠殺持續了三天,遇難者上千,包括婦女和兒童。我是因為這場屠殺,第一次讀到這三字:沙——提——拉。
▲沙提拉大屠殺紀念堂
紀念堂是幾十平方米的房間,白色的瓷磚地,角落擺着風扇呼呼作響,彷彿下一秒要因年邁倒下。一面牆上,密密麻麻的可查的遇難者名單和照片。從窗户上交叉的鐵桿望出去,一位母親正領着孩子,在糖果鋪前挑選今晚的甜點。旁邊的牆上,色彩絢麗的塗鴉,伊斯蘭古城在五彩的雲朵上。下面是巴勒斯坦的國旗。旁邊是政黨的競選海報和持槍的烈士照片。他們都在笑。身後,馬翻譯拿起吸滿污水的拖把,試圖把白瓷磚上我們留下的泥腳印抹去。他橫豎幾下,黃昏和腳印一同消失了。我想起沙提拉一處的標語:不瞭解這裏,就不要談論這裏。記不清是故事裏,還是現實中,或兩者兼有。他們只是一筆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