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後的神聖羅馬帝國史相關德國史論簡記_風聞

   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迎來了歷史的拐點。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推動各項政治改革，試圖將一種新的政治模式引入帝國，以便適應新時代下的統治需求——愈演愈烈的地緣競爭對君主們的財政能力、軍事能力和司法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儘管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統一帝國財政和軍事的努力流於失敗，但至少他創造了一段時期的帝國和平，並且帝國高等法院和司法體制的革新為帝國的和平秩序提供了一定保障。

    與其他君主國一樣，此時的神羅也呈現出中央集權化的趨勢。然而神羅的憲政體制不同於英格蘭、法國和西班牙的絕對主義君主政體，反而更像波蘭立陶宛的貴族共和政體，或者同時期已經開始發育的瑞士聯邦政體以及之後出現的尼德蘭聯省共和國。16世紀以來的神聖羅馬帝國政體是一套雙重體制，上層是在中世紀封建制度基礎上發展出的皇帝與貴族間的人身隸屬關係，這套封建制度一直運行到神羅壽終正寢，相形於英法西，皇帝受到更多的體制限制。在下層，王公及其他隸屬主體及個人享有較高的自治權，財政税收、軍事動員、社會規範的各個方面都是在這個層面上完成的。位居下層的地方實際統治者並不享有完整的主權，他們仍然受制於帝國法律與皇帝權威。

    在此後的幾個實際裏，德國史家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神羅雙重體制的本質及對德國曆史發展的影響。

    首先，影響整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民族史觀通常將16世紀以來的近代早期視為神羅的衰亡期。在德國民族史觀的視角下，一直存在一個關於神羅的浪漫主義觀念，即神羅曾是一箇中世紀德意志基督教帝國，宗教改革之後四分五裂的神羅與之形成了鮮明對比。故而19世紀德國的天主教史家將宗教改革視為中世紀普世主義的終結，民族史家則哀嘆德意志的衰敗，強大的中世紀德意志帝國由此陷入無政府的混亂與分裂之中。不過普魯士及德國其他地方的新教史家則把宗教改革視為一場德式英雄成就，但除此之外的神羅歷史，在他們眼裏依然是滿目衰敗，王公對皇帝的成功挑戰帶來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分裂與宗教衝突。

    17世紀之初，宗教衝突引發了三十年戰爭這場國際衝突，而德國是主要戰場。戰爭對德國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在戰爭的廢墟上，德意志王公建立起不受限制的絕對主義王權，在民族史家看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賦予了王公們絕對的權利，並規定了皇帝與德國人民的法律地位，這是德國統一進程的最低點。在之後的一個半世紀內，神聖羅馬帝國只剩一個老邁的軀殼。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認為，1648年之後的神聖羅馬帝國沒有歷史。

    主流民族史家認為，18世紀的兩大歷史發展為德意志擺脱困境鋪就了道路，其一是勃蘭登堡普魯士的出現，這個強大的君主國為日後德意志的統一打下基礎。其二是18世紀鑑證了真正的德國文化登上歷史舞台，即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期初這一思潮與國家和政治保持着一定距離，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對德意志的影響讓其政治化。德國統一進程與德國民族文化的興盛在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之時統一在一起，繼續推進中世紀晚期以來被打斷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歷史進程。

   在1945年之前，儘管來自不同地域（普魯士和南德諸邦）或不同信仰背景（新教或天主教）的史家在歷史敍事上的側重點不盡相同，但民族主義史學視角沒有遭遇多少挑戰。有必要提及的是德國民族主義史學的開山鼻祖蘭克（Ranke），1864年，James Bryce的《神聖羅馬帝國》一書出版，雖然Bryce是個英國曆史學家，但是受到蘭克及其同時代歷史學家的深刻影響，在Bryce的書中，關於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三個世紀的篇幅只有28頁，所佔篇幅很小，而在1906年的增補本中，Bryce敍述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部分竟然和敍述神羅後期的篇幅一樣多。

    德國民族史觀常被視為普魯士德國的“官方”歷史，在此之外，非普魯士出身的新教史學家也曾試圖構建替代視角，不過他們從未佔據主導。反倒是1815年之後，奧地利和天主教的德意志歷史視角提供了理解神羅歷史的第二個維度。奧地利史家同樣認同1648年之後德意志歷史的悲劇性，但他們更着重於凸顯普魯士的“非德意志”特徵。

    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分家以來，圍繞誰是德意志“正統”的問題，奧地利與普魯士的齟齬從德意志聯邦議會一路延伸到史學家的歷史敍事中。不過奧地利史學家更傾向於敍述他們自己的“民族史學”，儘管他們和德國人同文同種，但在奧地利史家的敍事中，神聖羅馬帝國的重要性反而大幅降低，幾乎沒有歷史學家堅持“大德意志”視角，即把奧地利視為神羅框架下德國的一部分。在1919年奧匈帝國崩潰以後，“大德意志”視角更具政治爭議性，特別是在關於德奧合併的議題中。1938年，納粹德國合併奧地利（Anschluss）之後，這一問題再一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納粹德國崩潰之後，奧地利史家再次試圖將奧地利歷史中的德國維度最小化。在奧地利史家的歷史敍述中，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最後一位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具有重要影響，他在1804年為了對抗拿破崙而建立奧地利帝國，自封奧地利皇帝，兩年後因為兵敗於拿破崙，又被迫放棄神羅皇帝的封號。以此為拐點，奧地利史家在研究奧地利帝國建立之前的神羅歷史中，熱衷於強調奧地利區別於帝國其他部分的歷史要素。

    1806年神羅壽終正寢之後，德意志邦國在拿破崙的軍事幹涉下擴大自己的版圖和主權。1815年之後，經拿破崙之手改造後的德意志邦國成了德意志聯邦中的主權國。在這些已經完全獨立的邦國中，基於本邦的身份認同思潮風起雲湧，人們撤下公共建築上所有關於皇帝和帝國的標誌，類似於奧地利史家的“民族”史觀也開始在這些邦國的歷史敍事中流行開來，本土史家更願意強調“符藤堡王國史”、“巴伐利亞王國史”，而非神聖羅馬帝國下的封地史，神聖羅馬帝國則被視為德意志諸邦實現現代政體的障礙。

    1945年之後，伴隨着納粹德國的倒台，有關德意志歷史的敍述視角也發生了重大轉折，以往的“民族史觀”遭遇了幾個新興歷史視角的衝擊，並在戰後的史學研究中被不斷修正。

    將神羅視為11世紀到13世紀期間存在的中世紀強大帝國這一理想化想象首先遭到挑戰。中世紀晚期歷史專家Peter Moraw修正了德國民族主義史學家的傳統視角，14到15世紀這一階段並不是帝國衰退和分裂至無政府狀態的階段，相反，這個階段鑑證了神聖羅馬帝國在政府體制和控制能力上的增強，在這個被延遲的進程中，帝國的政治框架逐漸浮現並增強。這一進程在上層的帝國體制和下層的封建領地中同時發生，在15世紀末達到關鍵階段，最終導致了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與封建領主們分別實施的改革運動，儘管皇帝與領主利益相悖，改革內容南轅北轍，但是引發改革的原因大致是一樣的。皇帝與貴族們在改革問題上的妥協形成了1500之後神羅的基本政治結構。

    在Moraw的觀點基礎上，一批德國曆史學家進一步延伸這一視角，最終創造出全新的歷史視角。他們不再向18世紀的法學家那樣把帝國視為一個靜態體制，反而將帝國視為一個動態變化中的政治實體。在皇帝與帝國和帝國貴族之間繼續延續中世紀封建制度和中世紀法制的同時，帝國也在持續發展自己的憲政體制，在最後的三個世紀中，帝國迎來了一系列重要的體制轉型。

    被之前德國史學家視為帝國衰落轉捩點的宗教改革運動，在這種動態演化視角下，反而被視為變革的複雜動力。雖然宗教改革造成了德意志土地上的信仰分裂，但它也推動了德國人進一步探索維持政體穩定的有效憲政模式，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即這種探索的產物。之後爆發的三十年戰爭，不僅是發生在德國土地上的歐洲大戰，還是帝國內部憲政危機惡化的結果。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則重申了1555年創設的憲政模式，為之後的一個半世紀提供了新的政治框架。

    1648年之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創造了力量均勢的多國體系，正如後來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為一樣，黎塞留的後繼者讓德意志陷入四分五裂，但普魯士的崛起打破了德意志的力量均衡體系。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的軍隊摧毀了神聖羅馬帝國，在法國霸權瓦解之後，德意志地區出現了權力真空，意欲填補權力真空的力量不僅是普魯士和奧地利，巴登、巴伐利亞、黑森、符藤堡這些傳統封建領地全部變成了主權國家。而這正是憲政視角下德意志政治體系轉化的重要時期。

    在1990年，東西兩德統一之後，有關神聖羅馬帝國的德國史論變得更富於時代色彩，這一時期的史論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展開。

   其一，是以歷史學家Georg Schmidt為代表的“統一國家”論，即認為帝國實質上還是一個國家，與英法等君主國的混合王權具有很多共性，不同之處只是在於帝國發展出一套避免宗教內戰和革命動亂的機制。很顯然這種視角受到了兩德統一後完整的德意志國家觀念的影響。

   其二，還有一部分德國史學家強調德國史的歐洲史性質，進而着眼於帝國維護國際秩序的政治功能，即認為帝國是中歐的一套法律與和平機制，帝國與皇帝的作用與當今的歐盟類似。也許這一觀點可以視為冷戰後德版泛歐洲主義的歷史背書，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德國在歐盟中的主導作用也讓德國史家從布魯塞爾的歐洲總部中依稀看到了帝國的昔日光輝。

   其三，還是Georg Schmidt及其同儕提出的“國家論”，即強調德國現代早期歷史中的國家維度，並且重新強調了帝國中的愛國主義傳統。

   其四，德國曆史學界還有一種傾向，即強調帝國現代早期歷史中各方面的現代性即其成就，比如1555年和1648年取得的兩次信仰和平給予個人信仰自由權和財產權，或者司法權的下放與地方自治的促進，以及推動跨區域合作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等。

    當然，這些新的理論及研究方法仍頗具爭議，尤其是其中包含了太多迎合時代潮流的視角，比如把帝國強行描繪成民族國家，甚至把帝國理想化成歐盟的先驅，異議者認為德國史家的春秋筆法已經脱離了歷史性。另外還有人詬病德國史家又試圖通過民族史鼓吹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尤其是他們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追溯到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的歷史時期。

    除了以上觀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研究視角值得一記，這就是社會史和經濟史視角。社會和經濟史視角在德國史學界還很有“淵源”，起源於二戰後的民主德國。民主德國的史學家主要秉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德國在1500後經歷了一場失敗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宗教改革則被視為一場社會危機，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具有反羅馬教廷和反封建的雙重屬性，而路德的妥協以及對閔采爾等農民起義的鎮壓則導致了德國社會的再封建化，封建貴族的勝利以及宗教衝突的擴大化引發了三十年戰爭，在戰後德意志的廢墟上，封建貴族推動的絕對主義王權讓封建秩序達到了頂峯。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直到18世紀才開始在德意志緩慢發展。啓蒙運動帶來的反封建意識形態並沒有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德國在18世紀末缺乏一場法國大革命式的社會革命，這導致德國在後來發展出了極具侵略性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模式。

    雖然馬克思主義史論沒有產生持久性影響，但其提出的社會和經濟史研究視角倒是一個新的嘗試。在1960年代，西德史學界同樣對神羅的社會和經濟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系列研究紛紛登場，包括德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研究、德意志地區的社會結構、司法和行政、城市和城鎮的發展和作用、非貴族社會羣體的作用等。最近，兩位歷史學家的新作，Peter Blickle的《德國自由史——從中世紀到19世紀早期》和Thomas Brady的《1400年至1650年間的德國史》將社會和經濟史研究置於更宏大的歷史敍事之中。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研究視角要説一下，即思想與文化史視角，關於德國神學、哲學、文學以及學術體制的歷史研究。

    傳統史學研究中，在啓蒙運動之前，路德及其同儕們的成就遮蔽了所有的光芒，致使德國史家長期不重視前康德時期的思想史研究，以及很多人懷疑前康德時期，德國真的存在政治和社會思想這種東西嗎？1988年民主德國史家Siegfried Wollgast的相關論著成了過去唯一關注這一時期社會思想發展的研究專著。21世紀以來，這一領域才得到足夠的重視，史家Howard Hotson及Martin Mulsow嘗試通過全新方法重構前康德時期的思想史敍述，並着眼於天主教思想家的一系列著作研究。

     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在傳統歷史敍事中，歌德通常被視為德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歌德之前的人文主義文化並未得到太多關注。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即便巴洛克文學引發了學界的一些興趣，但仍未掩蓋歌德的光輝。

    關於同時期政治思想的研究則始於1945年，1950年代的政治思想史學者Leonard Krieger和1960年代的學者Hans Maier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關於德國傳統與西方根本區別的全新理解，按照他們的理論，德國的保守主義傳統注重國家和社會，而西方則具有注重權利的傳統。近來，有更多的研究關注帝國政治理論的演進，以及政府概念的發展，比之英法傳統，德國的國家理論傳統更加包羅萬象。這方面的研究包括：Gerald Strauss關於16世紀德意志政治和社會對羅馬法觀念的引入，Robert von Friedeburg關於16世紀德意志地區反抗非正義王權的自衞觀念的研究，這一觀念在德國自然法思想家普芬道夫等的文本中的重要性得以明晰，還有Horst Dreitzel關於16世紀到19世紀王權秩序概念的分析，以及Michael Stolleis關於帝國和各封地上德意志公共法傳統的研究。

   目前德國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仍是熱門議題，不過相關研究還面臨着一個更大的挑戰，即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宏大歷史敍事中整合相關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另外，關於神聖羅馬帝國後期的歷史研究還關涉着兩大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其一，是關於德國政治傳統的問題，即如何以一個現代視角重新德國與西方之間的差異；其二，則關乎德意志民族各個領域的歷史經驗和自我認同，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筆下的那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思想內涵與文化內涵到底指向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