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回憶錄(1928-1983)》裏的故事_風聞

來源：政事兒

2014年7月，《李鵬回憶錄(1928-1983)》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聯合出版發行。該書是李鵬撰寫的一部自傳體書籍，時間跨度從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政事兒”特此選摘部分章節。

前言

《李鵬回憶錄(1928-1983)》是我親自撰寫的一部自傳體書籍，時間跨度從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本書詳細記述了這一時期我的人生經歷，包括動盪的童年、少年時期在延安成長、從延安到東北、在蘇聯學習水電專業、在電力系統工作等。

在電力系統工作的28年中，我在水電、火電、供電和電網等專業領域都工作過，做過技術、行政和黨務工作。1981年擔任電力部部長。

本書分為16章，共計48萬餘字，並配以130餘張照片，其中大部分內容是我的回憶，其餘的資料主要來源於我父母親的傳記、我的日記和工作筆記，以及其他有關資料文獻等。

本書正式出版前曾印製樣書，分送有關同志和親朋好友徵求意見，並據此對原稿進行了部分修改。在此，我謹向他們表示感謝。我還準備繼續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憶錄，包括在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的20年和離休之後的生活。這一寫作任務會更加繁重，我當盡力而為。

李鵬

2014年3月11日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我的父親叫李碩勳，母親叫趙君陶(原名趙世萱)，他們於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成為一對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的革命伴侶。從他們的結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親坐在一個大椅子上，相貌端莊、温柔文雅，父親坐在母親身旁，身材修長，剛強堅毅。這張照片我母親一直珍藏在身邊，這是她幸福而永恆的紀念。

説起父母親的相識，還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親在上海大學讀書。當時的上海大學是我們黨蔘與創辦的一所學校，培養出了大批黨的幹部，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張太雷等都曾在這裏任教。有一位同學叫陽翰笙，他患有胃病，組織上安排他和李碩勳、劉昭黎、雷曉暉等幾位同學一同到杭州養病並補習功課。他們四人在西湖邊的葛嶺山上租了一套四間屋子的平房，自己動手做飯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務。杭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陽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來。我父親隨身帶了許多關於馬列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在那裏苦心閲讀鑽研。有一天，雷曉暉碰到一個叫鍾復光的同學，就邀請她來西湖的住處。鍾復光後來嫁給了上海大學的一位教社會科學的教授施存統，他們的兒子就是新中國成立後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過了幾天，鍾復光來到了葛嶺山上的住處，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位20歲左右的女學生。鍾復光介紹説:這個女孩子叫趙世萱，是趙世炎的妹妹，從北京來到上海，準備明年報考上海大學。就這樣，我的父親和母親相識了。以後他們同時就讀於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他們經過相識、相知，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結為終身伴侶。

我的母親非常喜歡杭州，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湖秀麗的風光，還有她對父親的無盡懷念。母親晚年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她還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牽腸掛肚的地方。1982年她終於如願以償，在西湖邊上的一家休養所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光。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農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號。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父親受黨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從事黨的白區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軍委書記，後又任省委代理書記，所以未能陪伴在母親身邊照顧她。過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親才奉中央的調動，回到了上海。這時候我已經快半週歲了，父親見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興。他就問母親:“給他取名字了嗎?”母親説“還沒有呢，等你來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説“他在我們李家屬於’遠’字輩的，就叫李遠芃吧。”我母親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詩《賀雨》，其中有兩句是“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我父親説:“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這説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後代，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永遠紮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就這樣，我的名字就定下來了，叫李遠芃。後來，我12歲去延安的時候，蔣南翔幫我改名為李鵬，一直沿用至今。

我的家庭

我的父親李碩勳於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賓慶符縣(今屬高縣)、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聖熙，我都沒有見過。我們家在當地是一户比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據説我的先輩是從湖北省麻城縣移民過來的。早在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和疾病的影響，四川省人口鋭減，清政府動員鄰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耕種土地，減免税賦，讓四川重新發展起來。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從麻城遷移到四川慶符縣。家譜中記載，四川李氏從第一世李朝翰一直傳到我這一輩“遠”字輩。後來在湖北省麻城縣也發現了李氏家譜。家譜上説，這個家族的第十代有一個男丁名朝翰，後遷移到四川，他的出生年月是明萬曆十二年。這樣，兩份家譜就對上了。麻城的父老鄉親們聽説我的祖籍是麻城，都很高興。當地的縣領導多次到北京來看望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一看，我也有這個願望。2002年5月，我終於如願以償，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來到我的祖籍地李家壩，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碩勳從慶符縣小學畢業後到宜賓上中學。那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後，他積極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和抵制日貨的鬥爭，並接受了進步思想。他和陽翰笙是好友，兩人都認為宜賓消息閉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學。在1921年的這段時間裏，他們接觸到許多新的進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給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他們結識了吳玉章，欽佩他的革命思想和淵博知識，多次向他請教，思想上受到很多啓迪。吳玉章是同盟會會員，當時在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任校長。共產黨員王右木也向他們講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事情。李碩勳、陽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組建了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

因為搞愛國學生運動被發現，李碩勳、陽翰笙等人被四川當局通緝。他們不得不在1922年11月離開成都，坐船到重慶。陽翰笙在離開成都時寫了一首詩，反映了那時他們的心情。詩中寫道:“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魚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東去自由身。”年底，李碩勳又從重慶到北京，進入弘達學院(即今北京市二龍路中學)學習。隨着國共兩黨合作，實行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共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轉移到了南方，李碩勳和陽翰笙又到了上海。他們在1924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學。我父親在上海大學接受了系統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並於1924年由青年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我的母親趙君陶於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陽縣龍潭鎮，她原名趙世萱，後改名為趙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趙從善，外祖母叫陸碧蓮，他們是從江西南豐縣遷到龍潭鎮定居下來的。酉陽位於四川的最東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閉塞。全縣大部分是山區，唯有龍潭鎮這塊地方有酉水經過，土地肥沃，氣候温和，是一塊富饒的地方。從四川的東南五縣要到外地只能走水路，經過酉水，進入湖南省的沅江，然後再進入長江。

我的外祖父趙從善在江西的時候家境十分貧寒，他給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這位桐油商人帶着他經長江到了四川酉陽。那時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還不錯，逐漸積累了一些財產。但是他年紀大了，膝下無子，看趙從善身強力壯，做事勤快，為人忠厚老實，臨終的時候把所有的財產和桐油生意交給了他，要他好自為之。這樣，我的外祖父接管了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產，繼續做桐油生意。他精於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賺了不少錢，後來在龍潭鎮購置了200多畝土地，算是一個富足的大户。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個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親排行第九，名字中間都是“世”字。我的二舅叫趙世珏，三舅叫趙世炯，四舅叫趙世章，五舅叫趙世炎。我瞭解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三舅趙世炯，信仰讀書救國，從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學校畢業後，進入郵政電信機構工作。當時，這類機構的薪水比較高，收入也比較穩定，他對我們全家，特別是我的五舅趙世炎、我的母親和我的三姨趙世蘭，尤為關照，不僅在他們讀書的時候照顧他們，而且在整個革命鬥爭中也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幫助和援助。後來，趙世炯的幾個子女都先後加入了共產黨。周恩來、鄧穎超很熟悉我們趙、李兩家的情況。解放後，鄧穎超專門給趙世炯寫了一封信，稱他為“三哥”，要他從杭州到北京郵電部工作。當時，李強是郵電部的負責人之一，他曾告訴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過。”

我的五舅趙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建立了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青閉組織的前身)，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時期，他參與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1927年7月19日，趙世炎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殺害了，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代理書記。

我三姨趙世蘭，是我們黨內一位比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年隨全家從酉陽遷往北京，後來上了北京女師大，1925年參加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鬥爭。許廣平等學生運動領導人受到反動政府追捕，其中劉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關押，她們在獄中作了堅決的鬥爭。由於社會各界名流對北洋政府的強烈抒擊並多方營救，她們才被釋放。學潮時，我母親也曾在女師大補習功課。

我的父母和趙世炎、趙世蘭等親屬都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他們的革命事蹟影響了我的一生。雖然他們出身於富裕家庭，但後來都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早期的共產黨員，特別是我的父親和五舅都為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並不奇怪，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類似的情況，因為他們從青年時代就抱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特別是在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後，脱離了原來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見到周恩來同志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學校讀書，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去延安。我從學校步行到草街子碼頭，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親也從對岸的黃果樹來接我，母子匯合後一起坐公共汽車前往重慶。

我們先來到重慶曾家巖50號周公館，周公館位於今渝中區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邊朝天門附近的一個小巷裏。1938年冬，中共代表團由武漢遷移重慶後，為便於工作，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這房子，作為中共南方局在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樓房內，中共代表團僅租賃了一、三兩層，二樓的大部分和底層門廳旁的廚房，均為國民黨人居住，真有左右內外夾攻之勢。

在曾家巖，我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我們這些烈士子弟都親切地稱呼他們“周伯伯”和“鄧媽媽”。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伯伯，1939年他曾摔傷了右臂，到蘇聯治療。事情發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騎馬過延河的時候摔了下來，造成右臂肘關節部位骨折。黨中央和蘇聯政府都十分關心，由於國內醫療條件有限，蘇聯政府派了專機來接他。這樣，他和鄧穎超一起赴蘇聯治療，還帶了幾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後代和負責人的孩子去蘇聯學習。我記得有孫維世，她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陳祖濤，是陳昌浩的兒子；高毅，是高崗的兒子;還有陳小達，是陳伯達的兒子。這就是以後被周總理稱作送到蘇聯學習的第二批革命後代。周伯伯在蘇聯治病，醫生診斷後認為，骨折是可以醫治的，治療的辦法就是打釘子，把他的右小臂與肘部固定起來，這樣他的右手還可以活動，但是右臂上的肘關節就不能恢復活動了。在徵求周伯伯和鄧媽媽的意見時，周伯伯表示:只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動，還可以拿槍、寫字，那就沒什麼關係，一樣可以做革命工作。傷養好了以後，他們先被送回延安，然後又回到了重慶。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興，對鄧媽媽説：這孩子都長這麼大了，越長越像碩勳了。鄧媽媽説: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這時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點駝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後又用拳頭輕輕敲了下。他對我説，可不要駝背，要挺起胸膛，這樣身體才健康。這件事我一直記憶猶新，因為以後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見面的時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還駝背。

有一天，周伯伯問我:你在育才學校學習什麼功課?我説在社會科學組。他聽了以後，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張《新華日報》，叫我把社論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説:你能不能把這篇社論的要點給我講一講?我當即根據自己的歸納講了幾點意見，都是比較中肯的。他聽後對我大為稱讚。於是這件事情在曾家巖傳開了，説育才學校有一個孩子，小小年紀就能背馬列主義。這當然是誤傳。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北戴河休息時，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陳舜瑤，當時陳舜瑤問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書內容符合事實嗎?我説:基本符合事實，因為書中有關我的內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説:那你就是當年在曾家巖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説你背馬列倒背如流。我解釋説:那是誤傳，我當時只不過是唸了一篇《新華日報》的社論和歸納了要點罷了。

我在曾家巖安定下來後，母親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辦事處一位同志的房間裏面，我們倆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據我的記憶，當時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裏，如徐冰、張曉梅夫婦。徐冰解放以後，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曉梅則成為鄧穎超的得力助手。還有宋平和陳舜瑤夫婦，宋平曾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來到重慶中共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社工作。喬冠華的夫人龔澎也在那裏，據後來陳舜瑤告訴我，當時喬冠華不住在曾家巖，而是在市內另租有住房，不過當時他定期為重慶《新華日報》撰稿。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夫婦成為外交戰線上的優秀工作者。此外還有陳家康等同志。我在曾家巖住了幾天，就看到許多統戰工作對象和重慶的民主人士紛紛來拜訪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陽翰笙、田漢、馮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鄧媽媽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裏，一起商談抗日救國的大事。周伯伯還特別向郭沫若介紹了我，説:這是李碩勳的兒子，叫李遠芃，在育才學校學習。郭沫若和我父親很熟悉，北伐戰爭時期，郭沫若是總政治部副主任，我父親是第二十五師政治部主任，他們經常來往。

我在曾家巖住了一段時間，由於那裏來往人員多，工作繁忙，並且處於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之下，他們覺得我住在那裏也不太方便，把我帶到了紅巖八路軍辦事處。紅巖八路軍辦事處是一座三層小樓，周伯伯、鄧媽媽住在第二層靠東邊的一間房子裏。我住在凱豐的房裏。凱豐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代理部長，在重慶做統戰工作，但他當時不在重慶，聽説去了延安。他的夫人廖似光沒有一道走，因此鄧媽媽把我託付給她，讓她照順我，等待時機，再赴延安。廖似光是一名老共產黨員，是葉挺將軍的外甥女，她原來是上海的一名女工，一直做地下工作，她參加了長征，是我們黨內的一位老大姐。當時廖似光身邊沒有子女，對我愛護有加，就像母親對待兒子一樣，我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

毛主席和我談話

1942年的秋季，我們已經從自然科學院補習班轉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校址在延河東岸原中國女子大學的地方。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從延安大學出發，步行前往楊家嶺。楊家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過幾個山灣後，來到了楊家嶺。我先去找蔡暢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陳雲同志。我和陳雲在窯洞裏坐了一會兒，天色已近黃昏，陳雲説:我們去吃飯吧。

根據中央的規定，在延安有三種伙食標準:一種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員和學員所吃的;第二種叫中灶，是供一般負責幹部吃的;第三種叫小灶，是供中央領導同志用餐的。

中央領導同志雖然在小灶吃飯，但是可以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由勤務員把飯菜打到自己的窯洞吃:另一種方式是領導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陳雲帶着我來到一座兩層建築前，這是中央辦公廳的所在地。這座建築的上層是中央開會和中央辦公廳辦公的地方，下面一層就是小灶食堂，同時也是中央召開參加人數較多的會議的地方。

我們進入小灶食堂。食堂內擺設了若干個小方木桌，每個方桌配有四個座位。我就靠近陳雲旁邊坐下來。當我們正要開始吃飯的時候，毛主席和江青進來了。陳雲見後趕快站起來打招呼，我也馬上跟着站了起來。大家打過招呼後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對面，江青則坐在陳雲對面。毛主席看了看我，問陳雲:這個娃娃是哪裏的?陳雲介紹説:他是延安大學中學部的學生，他的父親是李碩勳。聽了這個名字，毛主席想了一會兒，似乎不大記得起來了。陳雲這時馬上補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兒子。當聽到世炎的名字後，毛主席興致高了起來，他説:世炎啊，我們熟得很啊，我們都在大釗同志手下工作過，他是革命的早期領導人，不過，世炎他們是搞工人運動的，而我是搞農民運動的。

這時毛主席又仔細打量了我，停頓了一會兒，他説:李碩勳同志我想起來了，他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聽説在海南島犧牲了。陳雲講:是的，我和碩勳一起在江蘇省委工作過。這時候毛主席又轉來問我:你們正在學習什麼功課啊?我説:我們正在學習整風文件。他又問道你看小説嗎?我説:看。他問我:看什麼小説?我回答正在看《三國演義》。毛主席問:你對《三國演義》的哪個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聽後感到十分驚訝，就追問我:為什麼呢?我就説:曹操能團結幹部。毛主席説:那你舉個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説:官渡大戰後，曹操取得了勝利，繳獲了許多他的屬下私通袁紹的高官和謀士的書信，但他並沒有採取什麼處置措施，而是當着這些人的面把這些書信都燒了，因此團結了這一部分人。聽完了以後，毛主席點頭稱是。他對陳雲説:這個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個人オ。

江青聽説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辦的育才學校學習過，她很感興趣，問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況，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這次談話雖然簡單，但是含義深刻。十月革命以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都在不斷摸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周恩來、趙世炎等同志是從工人運動搞起，在大革命時期發動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建立了上海市臨時革命政權。蔣介石到上海後，叛變了革命，對共產黨員進行血腥大屠殺，造成大批共產黨人犧牲，這就是歷史上的四一二慘案。我的五舅趙世炎也在此後英勇就義。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義失敗後，就上了井岡山，創建了工農紅軍和紅色根據地，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終於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關於團結幹部的那段話，這也是以後毛主席講過的，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們承認了錯誤，並在實際中改正了錯誤，我們還是要相信他們。

關於《三國演義》的那些評論，其實也並不是我個人想出來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議論給了我啓發。不過當時我用比較簡單和肯定的語言回答了主席的提問，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讚。

走上工作崗位

我在張家口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習一直持續到1946年7月末，校方宣佈我們一班畢業了。當時的局勢很緊張，國民黨軍隊準備大肆進攻張家口，根據中央的方針，解放軍不會在張家口和敵人正面展開戰鬥，而是按計劃撤退到晉察冀老根據地。根據統一部署，上至晉察冀中央局，下至我們這樣的學校以及銀行、工廠等基層單位都準備離開張家口。校方向一班同學宣佈:你們已經畢業了，如果願意工作，學校可以負責介紹，如果想繼續留下來，那麼就跟着學校轉移到晉察冀老區，然後進入那裏的華北大學繼續學習。大部分同學還是想到華北大學學習，只有黃毅誠、楊國富(後改名為楊欣)和我三人報名要去工作。我們覺得在延安學習的時間已經很長了，到張家口又學習了半年多，想趕快到工作崗位上去鍛鍊。

正當我們考慮怎樣找到總部機關，以便安排工作的問題時，同學李倫來找我們了。李倫是我在延安時的老同學，他曾於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大學中學部三班學習。1944年，他就參軍去了，分配到炮兵，打過仗。解放軍收復張家口以後，他隨軍也調到了張家口，作為軍代表被派到張家口火車站，擔任副站長。當時擔任平綏鐵路局局長的是吳德。李倫到學校來找我們，老同學見面當然很高興，我們談到就要從張家口撤退的事，他跟我們説:你們跟我們一起走吧。從張家口撤退到晉察冀邊區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東線，要經過懷來縣進入老根據地；另一條是西線，要經過陽原縣進入老根據地。因為要退出張家口了，鐵路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李倫就臨時被調到晉察冀中央局黨校，當一名組織部幹事。這時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麼這時候李倫來找我們。原來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就是楊國富的父親，李倫約我們一起走，顯然是有原因的。恰巧，我們三個人要上太行山，去我們工作的單位報到，據説他們都在河北阜平縣等我們。於是，我們就隨着晉察冀中央局黨校一起從西線進入晉察冀老解放區。

説來也湊巧，在黨校的隊伍裏我遇到了楊獻珍副校長和組織科科長廖似光。我去延安之前，在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廖似光受鄧穎超的委託照顧過我，我當時就住在她的房間裏。廖似光看到我已經長這麼大了，又入了黨，非常高興，一路上對我非常照顧。我們從陽原縣進入老解放區，在蔚縣西合營鎮附近一個村子停下來，準備繼續南行。

這時候，我和黃毅誠、楊國富就商量各自去找分配的單位，我報名的專業是電業，他們報名的是機械行業。從張家口撤退之前，我們就到晉察冀中央局轉了黨的組織關係。我們的檔案材料很簡單，裏面有一張履歷表，還有一張入黨志願書以及批准入黨和轉為正式黨員的文件。中央局組織部轉關係的工作人員對我們講:中央局要轉移了，這個材料你們就自己帶上吧，戰爭打起來，在混亂中，你們這些檔案也可能丟失，由你們自己帶上還更穩妥一些。同時，又以組織部名義給我們寫了封介紹信去單位報到。我的指定單位就是張家口電業局，局長是劉建章，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過鐵道部部長。黃毅誠和楊國富的單位是張家口機械局，局長叫陳朗環。

臨別前，我告訴廖似光:我們要到指定的單位報到去了。她聽後還是有些擔心，她説:“這兵荒馬亂的，你自己一個人出去闖，太不叫人放心了，將來你要有三長兩短，出了什麼事，我不好跟你媽媽交代，我也不好跟鄧大姐交代啊。”我很堅定地説:“你就放心吧，我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應該在困難的時候鍛鍊自己了。”

小鵬的出生

1958年7月10日，我和朱琳結婚。1959年初，朱琳出現了嚴重的孕期反應，反覆嘔吐，連飯菜味都不能聞。起初我們還不能確定，到醫院檢查後才證實是懷孕了。消息傳到北京我母親那裏，她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她盼望已久的孫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1月到4月這段時間，朱琳是在豐滿度過的。到了1959年的5月，在母親的不斷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親那裏待產。我母親對她千方百計地加以呵護，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親坐5路公共汽車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車上朱琳和母親互相謙讓座位時，公共汽車突然急剎車，朱琳向前一衝，一下子蹲下來，結果發現出血了。母親就急忙叫車把她送到協和醫院保胎。

一週後，母親又帶朱琳到協和醫院。大夫聽朱琳主訴後，經過檢査，發現情況嚴重，就讓朱琳立即住進危重病房。大夫責怪母親疏忽，並嚴肅地和母親説:“孕婦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險，必須卧牀休息!”朱琳一進協和醫院婦科就單間隔離，不許下牀，鞋子收走。

過了兩天，還是沒有什麼消息，母親是多麼盼望孫子能平安降生啊!她非常着急，就給鄧穎超同志打電話求助。鄧穎超同志馬上聯繫中國當時最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協和醫院婦產科會診。當天，林巧稚大夫到了協和醫院，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診斷，她瞞着朱琳問母親:“孕婦的情況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母親想都沒想説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對母親這樣急迫而懇切的態度，林巧稚大夫説:“那好，我盡力而為吧。”隨後，林巧稚大夫對主治醫生説:“不能再保胎了，打催生劑。”

又過了兩天，經過林巧稚大夫和協和醫院的正確處置和精心護理，朱琳的情況終於穩定下來。6月7日星期天，我母親一早就在產房待等室門口，靜靜地祝福，我的大兒子小鵬出世了，剛生下來時不到5斤重，剛開始準備放到保温箱，醫生看到嬰兒的身體狀況還可以，就沒進保温箱。朱琳和小鵬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母親每天都要從十幾裏外的北京化工學院趕到協和醫院看望照顧。經過醫院觀察情況基本正常以後，朱琳和兒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親的住處一一帽兒衚衕。

我得到消息後，一方面為得到一個兒子而高興，另一方面也非常擔心朱琳的健康。朱琳帶着小鵬在北京坐月子，我只能經常通過長途電話詢問她們母子的情況。時間過得真快，1959年的11月，我接到電報，朱琳將帶着小鵬回到豐滿。我到車站迎接她們，朱琳懷抱着兒子小鵬，身邊還跟着一個保姆。我看到小鵬白白胖胖的，高興極了。我們一起回到了豐滿。

那時豐滿的住房條件不好，大家都住得比較緊張。我在豐滿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間雖然很大，但是隻有一個房間，保姆帶着孩子和我們住在一起很不方便。於是我想了一個笨辦法，用三個櫃子把房間隔開，留出一個通道出入。但這個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鵬晚上哭鬧的時候，我們也會被吵醒。過了一段時間，招待所騰出一個小房間，保姆就帶着小鵬住了進去。

我們在生活中還要克服不少困難，比如招待所沒有燒飯的地方。好在可以訂到牛奶，開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夠，我們就用開水把牛奶煨熱再餵給小鵬吃。招待所沒有浴室，給小鵬洗澡成了難題。我們就買了一個大瓦盆給小鵬洗澡。小鵬的吃住和洗澡問題解決了，但是我和朱琳的吃飯問題也遇到困難。我們白天上班，早飯和午飯可以在單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帶點飯回來，用酒精爐熱飯吃。那時酒精價錢不算太貴，母親從化工學院託人送了幾瓶酒精來，加上我們自己也從北京購買了二鍋頭。這樣，我們在這種簡陋的條件下，克服困難，總算熬過來了。小鵬也一天天長大，而且長得很健康。小鵬長到一週歲的時候，我們一家到松花湖遊玩，拍的照片現在還保存着，其中還有一張在北山公園坐小推車的照片。

1958年2月，電力部與水利部合併，劉瀾波出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60年春，劉瀾波到豐滿來視察。他在視察後，聽取了我們的彙報。這裏有一個插曲，松花江裏的魚有到上游產卵的習性，由於豐滿大壩沒有魚道，因此魚也通不過，有很多魚游到大壩下，停在流坎等低窪的水裏。劉瀾波喜歡釣魚，聽説這裏有魚，很想看看。我們便找了廠裏釣魚技術最好的路春發和賈柱遠，當場釣到了十幾斤重的白魚。

劉瀾波在離開豐滿前對我説:“把你的兒子帶到車站讓我看看。”我就帶着小鵬到了車站，劉瀾波看到小鵬活潑可愛，很高興，當時全國正處於困難時期，劉瀾波把他車上帶的好吃的東西都留給了小鵬。

劉瀾波副部長此行除了看豐滿發電廠以外，還有一個目的是看天池。自從我們到天池尋水以後，天池的情況漸漸為外人所知，天池地處火山口，水平如鏡，還有很大的瀑布，風景不錯，所以劉瀾波很感興趣。陪同劉瀾波考察天池的有吉林省兩位副省長，一位是分管工業的省委常委兼副省長於克，另一位是分管農業的省委常委兼副省長徐元泉，我也陪同前往。劉瀾波一行乘坐只有兩三節車廂的小專列到達中朝邊境的集安下車，順着鴨綠江溯流而上到通化，從那裏前往天池。我們來到天池看到瀑布的水流量比較大，天池上空放晴後，景象十分奇特。劉瀾波督促兩位副省長回去向省委彙報，建議開發天池的旅遊資源。後來，天池周邊修了鐵路，山上修了公路，逐漸成為吉林省的旅遊勝地。

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設想。在討論中，陳雲率先提出，為實現黨內的安定團結，需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錯案。這一建議得到了與會同志的一致響應。12月13日，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主要內容有:(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在開會期間，葉劍英也在會上講了三點意見：一要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二要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要勤奮學習，解放思想。這次工作會議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作好了充分的準備。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十ー屆三中全會。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是一場實現現代化的深刻革命，要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多方面改變與生產力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生產方式。

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全會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深入討論並原則同意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在公報中重申了毛澤東同志1957年作出的我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羣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正確論斷。會議提出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按照憲法和法律程序解決社會矛盾，決不允許損害現代化建設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就恢復發展了黨的八大政治路線。會議還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產生了以陳雲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我讀了三中全會的公報，聽了上級黨組織傳達的關於三中全會的討論情況後，感到十分興奮，深受鼓舞，決心在今後的本職工作中堅決貫徹執行。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歷史上具有深刻轉折意義的里程碑式的會議，從此，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任電力部部長

1980年，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台灣迴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他説，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具備四個前提，即一是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二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三是有一股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四是有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

1980年3月30日至4月24日，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長期計劃的編制方針和政策，議定事項中有:一是降低積累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以25％為好，適當提高消費基金比重;二是基建總投資三年內控制在500億元左右;三是工業每年増長7％至8％，如果有困難，5％至6％也可以;四是經濟結構要適當調整，使農業、輕工業發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築業要加強。7月8日，國務院頒發了《關於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強調對現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各種弊端必須進行改革。他在講話中指出，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該努力實現三個方面的要求: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組織上大量培養、發現、提拔、 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希望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來個大轉變，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オ。8月31日，政治局通過了這篇講話，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同意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了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肯定了十ー屆三中全會以來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根據實際情況，各地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通過三項決議:一是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二是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之前，由胡耀邦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主持軍委工作，但都不用正式名義；三是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請六中全會討論通過。在長期考察和充分醖釀的基礎上，中央於1981年2月25日決定調整國務院部分組成人員:(一)錢之光、劉瀾波、李強、曾生任國務院顧問;(二)康世恩兼石油部部長，免去其國家經委主任、黨組書記職務;(三.)袁寶華任國家經委主任、黨組書記;(四)林乎加任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五)郝建秀任紡織部部長、黨組書記;(六)李鵬任電力部部長、黨組書記;(七)彭德清任交通部部長、黨組書記;(八)饒斌任一機部部長、黨組書記;(九)安志文任六機部部長、黨組書記;(十)文敏生任郵電部部長、黨組書記。這次任命中，我和郝建秀算是中青年幹部，郝建秀45歲，我52歲。康世恩和饒斌是懂業務的專業幹部。

説到我被任命為電力部部長，還經過了曲折的過程。從1980年四季度我就陸續聽到一些傳聞，但我根本不相信，直到1980年12月31日下午，劉瀾波部長邀我到家裏去。他首先説，中央已決定一批老同志任國務院顧問，他是其中之一。另外準備更換一批部長，紡織部由郝建秀當部長，電力部部長由我擔任。這時，我向瀾波同志再三説明:電力部許多老同志都是我的老上級，我資歷淺，難孚重望，不能勝任，請他把我的想法轉告中央。

1981年2月14日下午，我到劉瀾波同志處。他説電力部人事情況有變化。電力部有幾位同志聯名給中央寫信，不同意李鵬當部長，理由是李鵬太年輕，雖然是一個可以培養的對象，但是馬上當部長在部裏難以服眾，不如先讓李鵬同志在部裏多承擔一些工作，更成熟些，更加熟悉全國電力的情況，再當部長為好。劉瀾波還對我説，有同志反映説四五運動時，北京電管局也有民兵參加，還在水電部介紹過經驗。我當時想，自己上不上也沒有什麼關係，但這種説法完全是顛倒黑白的，實在令人感概萬千。幹部“四化”談何容易！我堅信，這件事是會搞清楚的。

2月17日上午，李鋭副部長找我談話。劉瀾波同志委託他告訴我，昨天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同志去看望劉瀾波，商談了電力部部長正職的三個方案，第一方案是李鵬上，第二方案是從現在的副書記中定一人，第三方案是王林同志回來任部長。宋任窮同志説，二、三方案都是過渡方案。我對李鋭説:我早就表過態，我不適合擔任部長，但萬萬沒想到有的同志在政治上攻擊我。不久，這件事查清了。據北京熱電廠廠長李振奇報告，這次會議是受水電部邀請，並沒有經過北京電管局，李振奇在會上發了言。李振奇説，在四五運動中，他們是受朝陽區民兵組織者的委派，帶熱電廠民兵去天安門的，是作為預備隊去維持秩序的，他們也沒有對悼念羣眾做過什麼事情。1976年4月5日前後，我和大琳幾乎天天都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2月19日晚，劉部長來電話説，中央已決定我擔任部長。以後，宋任窮找我談話。他説：我們都知道你對周總理的感情，我們從來都不相信這封信。現在事情已搞清楚了，你更應該氣魄大一點，只有寬宏大量，才能團結同志。

1981年3月2日，劉瀾波部長召開電力部黨組全體會議，宣佈中央對電力部領導班子的決定。王林、李代耕、李鋭和張彬等同志發了言，表示支持中央的決定。劉瀾波講:“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但李鵬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年輕，懂業務，希望大家幫助他，見了缺點及時指出。”王林説:“幹部‘四化’是我們老同志的職責，比什麼都重要，我對新班子是有信心的。”李代耕表示將用實際行動擁護中央的決定。張彬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維護新班子的團結。李鋭講:“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黨內論資排輩太厲害了，要衝一下。”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座談會，議題是提拔中青年幹部問題。我參加了這次會議。陳雲主講，鄧小平、胡耀邦做了補充，其中有些講話舉了電力部的例子。陳雲説:提50多歲的，並非沒有爭論。李鵬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搞電30多年，這次提拔當部長還有爭論。我看到的名單，第一次不是李鵬，第二次オ是李鵬，是劉瀾波同志力爭的。他一定要提李鵬，因為年輕，搞電是內行。這個時候鄧小平插話:我們黨內出了一個開明人士，建議向劉瀾波同志學習，他推薦了李鵬。胡耀邦也説:萬里和我都贊成提李鵬，我們先提出來，部裏通不過，劉瀾波一馬當先，出來説話，才扭轉了形勢。陳雲還説提40多歲的爭論可能更大一些，説太嫩了，提郝建秀這樣的幹部只有一個，她是50年代的勞模，今年45歲。

對於中央領導同志的這些講話，我抱着更加謙虛的態度。我想中央是藉此來推動幹部年輕化、專業化，自己並沒什麼了不起，只是個代表人物，千萬不能翹尾巴。

我擔任部長後，對老同志都很尊重，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制，一時定不了的事，也等等再作決定，直到大家基本一致，才作決定。在我任部長的一年時間內，電力部的班子是團結的，工作是得力的。

黨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二大的召開和大會制定的新的奮鬥綱領，標誌着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結束和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開始。十二大以後，改革開放全面展開。

十二大代表的選舉1982年4月就已經開始。我原已當選北京市黨代會的代表，雖已調水電部工作，但根據中央組織部的正式通知，我和七機部副部長宋健參加選舉十二大代表的選區不變，即參加北京市的選舉。

我參加北京市黨代表會議，被分在第12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是由化工、儀表、醫療、電力等四個系統的代表組成的。醖釀選挙十二大代表時，第12代表團分六個小組，電力小組把760名候選代表名單過了一遍，提出44名候選人。全團共提出150多名候選人，其中鄧小平、胡耀邦、彭真都是全體提名，我和宋健也是全體提名。各代表團共提名712名候選人。

在第二輪討論中，我所在的小組全體通過胡耀邦、鄧小平、華國鋒、彭真，還有我和宋健的提名。4月17日下午，市委提出66人的十二大代表候選人名單，其中有我。

4月19日投票選舉十二大代表。候選人66名，實行差額選舉，選出正式代表50名，候補代表5名。經過統計選票，有效票740張，其中前六名為胡耀邦、鄧小平、彭真、宋健、陳希同、李鵬。

7月31日，我到中南海蔘加七中全會的徵求意見會，討論十二大報告和黨章修改報告。會議一直持續到8月5日。我和王林編在石油、化工、煤炭、輕紡一組，高揚文為組長，秦仲達、楊波為副組長。7月3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中央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辦法，採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如果能實行兩屆，就要十年，這個過渡是必要的。

對兩個報告的討論很認真，是逐段進行的。在討論到十二大報告國際形勢部分時，喬明甫説，蘇聯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應該在報告中肯定一句“我們對此表示歡迎”。這個意見得到高揚文、孫大光、胡明等同志的贊同。也有一部分人，如秦仲達、孫敬文認為對蘇關係問題不能説得過多了。孫大光在討論各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時，認為過去我們給人家扣了那麼多帽子，現在應落實政策。當時有人插話，人家也給我們扣了不少帽子。

討論十二大報告中黨的建設部分時，一些老同志認為文件中強調糾正領導幹部的不正之風，説得過多、過重，矛頭是對準老幹部的。有的説，為什麼不講許多基層組織還掌握在“三種人”手裏，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我發言提出，在工人中發展黨員的同時，還要提拔幹部，問題是應給工人必要的學習機會。

討論黨章修改稿時，關於主要矛盾的論述，大家認為“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是正確的。在討論黨組問題時，我提出黨組也可以任命下一級黨組，即分黨組。大家都表示同意。

8月6日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召開了，通過向十二大提出的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並決定9月1日至11日召開黨的十二大。

十二大有正式代表1600人，候補代表149人，列席800人，我部列席人員為張彬、劉向三、蹇先佛、劉漢生。列席人員只參加9月1日大會、9月6日全體會議和9月11日的閉幕式。

8月28日下午3時，我到北京市委報到，出席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北京代表團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彭真出席，選舉段君毅任團長，焦若愚、周冠五任副團長。會後，代表們分乘兩部大轎車去代表團駐地一一五棵松炮兵招待所。山西、河南代表也住此地。第二次全團會議我被提名參加主席團。代表名單裏有兩個李鵬，軍隊裏也有個，大家問提名的是哪一個，秘書處回答是北京的。

30日下午，十二大預備會議通過主席團名單、資格審査委員會名單、會議議程等文件。主席團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31位同志組成主席團常務委員會。

我在炮兵招待所閲讀了十二大的文件。經過討論和修改，十二大報告成熟多了。黨章中規定，現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好，社會生產既包括生產力，也包括生產關係，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總的任務來解決這個矛盾。

9月1日黨的十二大在北京開幕。出席當天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國共產黨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致開幕詞，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新的命題。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同志的開幕詞成為這次大會的指導思想。

胡耀邦代表十一屆中央委員會作了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報告共分六個部分:歷史性的轉變和新的偉大任務;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高漲;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這個報告我們在參加七中全會時已閲讀過，並且提出了修改意見。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報告宣佈:我們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鉅任務，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到本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

我坐在主席台左邊第三排，相鄰三個位子坐的依次是李一氓、李強、李鋭。李一民和李強同志都是革命的老前輩，是我父親的好戰友。

3日，十二大主席團開會，討論人事安排問題。耀邦説:中央5月份組織了17人蔘加的人事小組進行醖釀。書記處聽了四次小組彙報，並進行了討論，8月上旬又開了一個130人蔘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拿薄一波同志的話來説，這個名單是“九全九美”的。他説:要選拔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幹部，共120多名，將來如果有10個、20個不合格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同志一下子提到中央委員，他們是現有人選中比較優秀的。中央委員和顧問委員裏都包括個別犯過錯誤、但在歷史上對黨作過貢獻的同志，這樣做有利於團結同志，穩定一部分人。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名單不能再加了，因為這次被提名的人多(三委600多名)而且彼此不瞭解，只能由主席團提名。

鄧穎超説: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我特別滿意中青年幹部進的多，大會應該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但不能道聽途説，似是而非。

徐帥説，決議好壞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事在人為。他認為，中央顧問委員名額不能再增加。李井泉很誠懇地表示，他身體衰弱，説話不清，當不了顧問。

主席團分組討論時我分在第一組，楊秀峯、張啓龍帶頭表示不當顧問，願意為廢除終身制開道。

李鋭介紹:55歲以下進中央委員會的12人，都作了非常詳細的調查。“文革”中表現好的27人，比較好的52人，一般的22人，只有3人有問題:文化程度為大學的58人，中學50人，小學4人;解放前入黨的47人，“文革”前入黨的63人，“文革”後入黨的只有2人;家庭出身於工農和革命幹部的60人，其他勞動人民23人，削階級16人。

北京代表團召開全團會議，討論了小平同志重要講話、十二大報告和修改黨章草案。我先作了簡短的發言，講了報告中感觸最深的五點:六年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最大的功績；二十年奮鬥目標具體化了，翻兩番，是力爭;把建設精神文明提到應有的高度，不僅是保證，而且是目的;外交政策的立足點是獨立自主，指導思想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從而擺脱外交上的被動，有利於爭取和平;整黨，三個根本好轉應從黨風好轉做起。

接着，我又講了兩點:在六年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老同志:今後，勝利的保證也要依靠老同志做中流砥柱。我又説，問題不在於能不能翻番，而在於我們的經濟體制是否能改革，能不能把廣大羣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們的生產力固然落後於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樣生產關係也存在既適應、又不適應的問題，所以黨章中對主要矛盾的表述很正確。

關於經濟發展我講了三點意見:總產值要翻兩番，電力也必須翻兩番。政策要對頭。前後十年要接。前十年速度太低不行。結論是經濟要振興，電力必須先行。我的發言要點被整理到了大會簡報中。

食品廠廠長李錫春作了一個很生動的發言，大聲疾呼基層幹部的困難，反映輕工行業待遇低。

5日下午，大會主席團舉行第三次會議，胡喬木就十二大報告的修改和黨章的修改作了説明。他説，代表不能實行常任制，因為又多一個體系，很難應付。又説，不一定要實行任期或年齡限制，只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就可以避免毛主席晚年所發生的失誤。大家舉手通過了，準備第二天提交全體會議表決。主席團會議通過三個醖釀名單，提交代表討論。

6日上午，傳達胡喬木的講話錄音，並演示電子計算機處理選票系統的錄像。下午3時，十二大召開全體代表大會，通過十二大報告和新黨章，然後葉帥和陳雲都做了簡短的講話。陳雲專門講了新老交替問題，中心意思是要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中青年幹部要德才兼備，德重於オ，其中五種人不能提拔，即造反起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打砸搶分子、反對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路線的、嚴重違法亂紀的人。

8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對三個委員會的委員進行預選，使用電子計算機，但結果不公佈，只向主席團常委彙報。

9日上午，召開主席團會議，胡耀邦傳達前一天晚上主席團常委會的意見，對幾位候選人進行了調整。

10日上午，十二大進行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委員的選舉。實際參加選舉的代表1575人、有效票1574張。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中央幾位領導同志鄧小平、鄧穎超、葉劍英、胡耀邦、陳雲、趙紫陽、李先念、楊尚昆均以高票當選。我作為中青年幹部的代表人物，也以1567票當選為中央委員。

我當選中央委員後，寫了幾句話自勉: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有理有節，不要以勢壓人，對上對下都一樣，態度和藹，耐心説服，處處嚴格要求自己。

11日，十二大舉行閉幕式，選舉中央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結果是全部當選。至此，十二大選出十二屆中央委員210人，中央候補委員138人:中顧委委員172人;中紀委委員132人。李先念致閉幕詞，勉勵新進中央委員會的中青年同志，戒驕戒躁，謙虛謹慎，並努力負起責任。下午，召開十二屆一中全會小組會。

12日上午，十二屆一中全會繼續進行小組會，醖釀中央領導機構。下午，召開全體會議，選舉中央領導機構。

13日下午，十二屆一中全會繼續開會，批准中顧委和中紀委的領導人員名單，胡耀邦對今冬明春工作作了部署。

十二屆一中全會閉幕後集體照相，代表、三個委員會委員共2000餘人，階梯不夠站了，在地上還坐了兩排。會後，政治局的同志接見新當選的39名年輕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是:王兆國、王崇倫、伍精華、李鵬、李瑞環、張壽、陳希同、郝建秀、鐵木爾・達瓦買提、崔乃夫。中央候補委員是:鄭光迪、彭土祿、年得祥、胡平、胡錦濤、楊析綜、金寶生、朱訓、吳文英、樑棟材、于振武、朱厚澤、李慧芬、楊嶺多吉、劉貴謙、孫維本、盧功勳、張萬年、王忍之、魏金山、李鐵映、李淑錚、何光遠、聶奎聚、何竹康、宋健、鄒家華、李際均。

陳雲拉着我的手説:多年不見了。李先念説，久仰，久仰。鄧小平説:你爸爸是李碩勳，我們熟得很。聶榮臻説:你媽媽身體可好?從我開始，每個人都和中央領導同志握了手。

到國務院工作

1983年6月4日上午，我到水電部上班，處理一批文件。部值班室通知，新華社記者要來採訪並做專題報道前一天晚上.我去李鋭處，他已調中組部任青年幹部局局長。他説我有可能到國務院工作但沒有透露擔任什麼職務，我也沒有間新華社記者的採訪，進一步證實了有這件事。

6日下午，接到中辦通知，要我列席7日下午在懷仁堂召開的中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委和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七五”建設的規模問題。鄧小平提出，在人大會議後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文件為(集中資金和物資，保證重點建設》。在會議討論過程中，胡耀邦點名要我介紹一些電的情況。我説，在“六五”計劃中，電力是按每年400萬千瓦安排的，還不能做到與用電需要同步。第一次參加會議，我沒有多説話。會議期間，郝建秀和李漢平都向我祝賀，習仲勳書記對我説，我被提名為副總理已不是什麼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