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日美《廣場協議》見證者行天豐雄反思前車之鑑_風聞

“失去的20年”

日本是亞洲少有和美國有過大規模貿易戰的國家，而行天豐雄則是上世紀80年代那段歷史少有的健在見證者。1980年代，他曾先後擔任日本大藏省國際金融局局長及副相，是《廣場協議》簽署現場的日方官員之一。

美國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曾評價，行天豐雄斷然否定了廣泛存在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國際合作的努力，尤其是《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出現“失去的20年”。

對於日美之爭，學術界一直有一個頗具爭議的描述——“失去的20年”，意指日本經濟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的繁榮後陷入90年代以來的長期困境。其因果邏輯是：在經濟實力逼近美國之後，日本被逼簽訂廣場協議，被迫升值日元，進而形成泡沫經濟，泡沫破裂後即遭遇失去的20年。簡單説，“罪魁禍首”是美國。

這種觀點認為，1985年9月，美國憑藉霸權地位打壓日元，成功實現強勢美元向弱勢美元轉向——《廣場協議》拉開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也奏響了日本經濟被絞殺的悲歌。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掄起301調查大棒，先後對日本的半導體、計算機等十餘種產品進行貿易制裁。本幣升值讓日本出口遭受重創，而為了刺激經濟，政府投放大量貨幣，輪番降息，造成國內流動性氾濫，使本來就存在通脹的日本經濟病入膏肓。

日本之鑑：錯失結構改革機會

行天豐雄卻説，過去近30年日本遭遇的失落，原因首先在於日本自身。

“雖然1980年代日本遭遇了巨大的動盪，但卻沒有抓住機會進行必須的、對自身經濟和社會進行的結構改革，”他説，“我們失去了一次完成結構改革的機會，這種（改革需求的）苗頭其實在貿易戰後期就開始出現了。”

這位歷史見證者堅持説，1980年觸發日美之爭的貿易問題，原因絕不僅僅在於美國。

“日本和美國當時都沒能清楚看到並解決各自的國內問題，這才是根本原因，”言下之意是，日美兩國都將各自的國內問題帶到了國際舞台，沒有找準真正的癥結和藥方。

中美困局癥結：還是結構問題

對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戰，行天豐雄的着眼點首先仍是結構問題。

“我感覺中國也有結構改革的挑戰，”他分析説，和當年的日美之爭類似，中美兩國也都各自面臨着棘手的國內問題，這同樣是催生貿易戰的重要原因。

“但區別在於，現在的中國不是1980年代的日本，中國現在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挑戰者。”

行天豐雄在《時運變遷》一書中闡述：美日同盟關係基於幾個不可分割的核心因素，第一，日本接受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第二，美國默許日本自由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美國將日本示威忠誠而順從的追隨者和支持者，日本得到的好處則是，依賴美國實力賦予的穩定環境，日本防守擴大出口，石油、糧食和原材料的進口穩定性也得以保證。在同一套體系和規則下解決分歧的模式，和現在的中美之爭明顯不同。

道不同會產生什麼結果呢？華為事件之後很多人在討論，這個星球上有沒有可能生長出兩套互不依賴的系統，涵蓋科技、金融系統，甚至貿易和投資系統？

“我認為這非常難”，行天豐雄的答覆來得非常快。他解釋説，這正是日美之爭和中美之爭的區別——1980年代日本和美國的分歧只體現在宏觀及微觀經濟政策。而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分歧融合了系統性、結構性矛盾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分歧。

“但‘修昔底德陷阱’這種前景仍然是可以避免的”，行天豐雄話鋒轉向，他解釋説，現在的中美兩國都能充分意識到全面衝突對抗的後果，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之間如果發生激烈衝突甚至戰爭，沒有一方能獨自存活。“但目前的困境也在於此，在雙方沒有激烈對抗衝突這個過程的情況下，誰會做出妥協呢？”

中美打破僵局的前提

“可以劃出一條紅線，雙方達成共識，不要從上面跨過去”，行天豐雄開始用輕描淡寫的口氣談起了此前幾天在朝韓邊界剛剛發生、震驚世界的第三次“金特會”。

“有時候甚至跨過去也沒關係不是嗎？特朗普跨過了那條線，雙方還是保持了和平狀態，並沒有激起衝突。但在1951年，跨越紅線的結果就是戰爭”，他提醒説，重要的是雙方都願意為維持和平做出妥協並遵守承諾。

行天豐雄總結説，彼此讓步，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妥協，將是中美之間打破僵局的一種可能。

“除了劃出這條紅線，我希望中美雙方不要壓制各自國內出現的變革苗頭。”

行天豐雄闡述説，在中國方面，有很多嘗試讓市場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呼聲和行為，同時需要賦予私營企業更多自由，放寬來自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管控。而在美國方面，歷史經驗顯示，其二戰後數次出現的重大貿易赤字現象，原因都在於“個人貪婪的過度膨脹”，這種貪婪和膨脹現象甚至出現在美國普通民眾當中，影響着美國的消費和經濟模式。

“他們忽視了社會效益，忽視了300年前美國建國先驅們強調的公平價值觀，”行天豐雄毫不留情地指出，希望美國能重新重視社會投資，改變在經濟和個人領域的貪婪思維，這樣才能調整涉及預算以及開展國際合作的方式，並進而改變其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局面。

他表示，在強調“自由、公平、保障個人權利的價值觀”的前提下，這些變化有可能促成二三十年後世界上出現更加互相包容的國際體系，而不是維持現在這種對抗局面。

“美利堅治世”難再

除在日本政府任職外，行天豐雄還曾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親身參與過二戰後主要的國際合作體系。雖然WTO這樣的國際合作機構如今備受指責，他仍堅稱自己是“國際合作必要性和價值觀的信奉者”。

“特朗普並不是國際合作的反對者”，行天豐雄很直接地説，“他只是抱着一種強烈的受害者心態，想找回所謂公平貿易的機會。”

美國曾經盡力保持強勢美元，保持開放的國內市場，這些行為都讓戰後各國尤其是德國、日本受益良多。但二戰後那種美國製造巨大需求、讓界各國受益的“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模式現在已經不再具備可持續性——這種做法的背後支撐是美國不停打開印鈔機，同時製造巨大的赤字。

訪問話題回到中美。行天豐雄説，像特朗普這樣的美國人就會有強烈地找補回“損失”的心態，想通過加徵關税等強制措施讓主要的貿易盈餘國中國減少對美貿易順差。但與此同時，中國想長時間保持7%左右的較高增長，又必須維持強大的生產能力，這就會繼續帶來強勁的出口以及貿易順差。要説服美國放棄依賴高消費，或者説服中國放棄依賴出口和投資，都會非常困難。因此，雙方都應該約束現有行為，才能找到新的平衡。

“要成功實現未來的國際合作，有一些新前提”，行天豐雄闡述説，第一，各方都要承認國際合作能帶來好處，但必須謀求共同受益，不能搞零和遊戲；其次，必須做出某種程度的犧牲，甚至是在一些主權問題上做出讓步。“比如説，當全球其它國家遭受需求短缺的時候，你可能需要刺激本國經濟，但可能你又不願意接受加劇財政赤字這樣的安排。”

“唯一一個能夠説服自己的原因是，這種犧牲能夠幫助全球經濟，而且自身遲早能從全球經濟的復甦中獲益”，行天豐雄説，“説服自己的人民去做出這種犧牲，是政客的責任。”對中美來説，這不可避免會導致政策變化，以及各自國內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結構的變革。

“‘美利堅治世’模式的終結，也正是現有國際機構面臨的難題，它們用老模式難以應對新局勢。現在到了開門納諫、改革國際合作機制的時候了。”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