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法國殖民罪行 爭奪歷史記憶的阿爾及利亞人_風聞

自從2019年2月起，阿爾及利亞人民發動反對總統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謀求第五任總統的示威以後，除了呼籲大規模民主改革的要求之外，還要求重新審視和定罪法國的殖民暴行，甚至一度傳出與法國斷交的聲浪。尤其是在3月布特弗利卡宣佈推遲總統大選時，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竟出面宣稱希望布特弗利卡下台、阿爾及利亞能在“合理的過渡期限”後儘速選出新總統，更招來阿爾及利亞人的憤慨，示威羣眾舉着“法國，132年就夠了，停止干擾”（法國自1830年至1962年間殖民阿爾及利亞，一共132年）、“愛麗捨宮（法國總統的官邸與辦公室所在地），停！我們是在2019年，不是在1830年”、“管好你的黃背心”等標語抨擊法國干預內政，並指責執政的“民族解放陣線”（簡稱民陣，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英語縮寫為FLN）與法國互相勾結。

儘管早在2010年阿爾及利亞就曾提案立法審判法國的殖民罪行，試圖設置刑事法庭制裁參與殖民的戰犯，但時任國會議長齊亞里（Abdelaziz Ziari）在2010年9月宣佈，出於外交和法律考慮不再推動法案。如今，基於對民陣和法國的抵制，阿爾及利亞人決心要更積極地清算這份殖民記憶。根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2019年7月的報道，阿爾及利亞史學家聲稱，即使法國冥頑不化、即使審判只具象徵性，但恢復殖民的刑事定罪依舊很重要，阿爾及利亞人“有權審判法國”，這是未來數代人的使命。

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罪惡擢髮難數，打從1830年的侵略開始就造成當地無盡的苦難。比如被法國人譽為“法屬阿爾及利亞之父”的首任阿爾及利亞總督比若（Thomas Robert Bugeaud，1784─1849年），為了壓制阿卜杜卡迪爾（Abdelkader ibn Muhieddine，1808─1883年）領導的抵抗運動，採取全面戰爭的暴力政策，以屠殺村落、公開斬首、強暴婦女等殘酷手段震懾當地人。最惡名昭彰的種族屠殺案例，當屬1845年柏柏爾人奧列德里亞（Ouled Riah）部落的悲劇。該部落躲入達赫拉山脈（Dahra Range）的洞穴以逃避法國人統治，沒想到法軍發現後竟以大火堵死出口，企圖逼他們出來再開槍殺害，結果奧列德里亞部落抵死不出，上上下下共約800名男女老幼全在洞中窒息身亡。加上法國政府一開始曾打算移民本土人口取代阿爾及利亞人，而非注重吸納或同化，令阿爾及利亞人死傷更為慘烈。根據估計，1850年代中期的阿爾及利亞人口從原先的400萬劇減到230萬，將近一半居民都因法國殖民和攻擊而死。

法國在經濟層面的剝削，也導致阿爾及利亞人陷入貧困與饑荒的境地。1844年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頒佈土地法，規定荒地將被歸類為無主地，除非地主能夠拿出有效文件證明自己的所有權。但由於地理氣候因素與技術限制，阿爾及利亞人有許多土地暫時休耕或未開發，因而俱遭法國殖民當局沒收，許多法國移民也故意利用阿爾及利亞人不諳法語騙取土地。法國還於阿爾及利亞建立詳密的檔案庫，將當地人的姓名、牲畜、財產、對反抗者的態度俱詳列造冊，這不但是為了搜檢出潛伏的反抗者，更為了便於沒收阿爾及利亞人財物所用，顯見法國殖民者存心剝奪與摧毀當地經濟自主權的居心。

法國人劫奪阿爾及利亞人的財產後，還譏稱是阿爾及利亞人“太懶惰”導致自然資源被浪費，自視為開發新天地的“救世主”。法國殖民者得到土地後，將大片原本種植穀物的田地改栽植葡萄以釀酒獲利，令糧食生產嚴重不足。光是在1867年，就有30萬阿爾及利亞人死於饑荒。加上法國為了舒緩內部的人口壓力，積極鼓勵法國人移民阿爾及利亞，結果大批缺乏謀生技能的底層貧民遷居至該處。這批移民發現在法國殖民政策與軍隊的雙重庇護下，比起從事實業生產，奪取阿爾及利亞人的土地並投機買賣，反而更有利可圖，因此加劇了阿爾及利亞人的困苦。

還有這批移民多半是男性，彼輩的到來造成性別失衡，阿爾及利亞女性因此受到頗多騷擾，但法國移民反而認定是當地婦女太過“放蕩”，才讓自己受不住誘惑。此外，素質低落的移民也帶來酗酒的惡習，使酒類成為阿爾及利亞的大宗進口商品，敗壞主張禁酒的伊斯蘭教社會風氣，也提高犯罪率，更加深資本的浪費和阿爾及利亞經濟的依附性。

另外，法國還企圖抹殺阿爾及利亞人的宗教和民族認同，命令當地人將子女送往法國開設的學校，學習天主教義、法語、算數等知識，至於阿拉伯語與歷史、柏柏爾語、伊斯蘭教教義等則一概不授，企圖以此創造一批忠於法國的新一代社羣。儘管阿爾及利亞人的信仰與認同在法國的摧殘下，頑強地生存下來，但仍有一部分人為了改善待遇而改宗天主教。不過這些人會失望地發現，即使1865年法國正式合併阿爾及利亞後讓當地人擁有法國國籍，但仍沒給予公民權，且法國人對伊斯蘭教與阿拉伯人的歧視根深蒂固，根本沒法指望法國會平等待之。

例如參與侵略的法軍將領歐仁‧杜馬斯（Melchior Joseph Eugène Daumas，1803─1871年），就輕蔑地説道：“拿一個法國佬和阿拉伯人丟入鍋中用高温一起煮。經過24小時後，你仍將能辨認出從穆斯林變來的基督徒”。即使到了1903年，阿爾及利亞法庭也將皈依基督教的當地人定義為“基督教的穆斯林本地人”（Christian Muslim natives），徑行將穆斯林當作一種身份標籤而非單純的教徒，凸顯殖民者的偏見。而且阿爾及利亞的當地議會也幾乎由法國男性移民把持，阿爾及利亞人罕能發聲。因此在如此嚴重的歧視下，即使是傾向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也沒法獲取多大利益，反而成了自家族羣中的叛徒，給阿爾及利亞人的團結刻上無法癒合的傷痕。

面對這長達百年的殖民暴行，法國人又是如何看待呢？2017年，當時還只是總統候選人的馬克龍宣稱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是“反人類罪”，立刻頓使法國朝野譁然，大批指責其“叛國”的聲浪猛然襲來，迫使馬克龍不得不出面致歉。2018年，馬克龍改口為這段歷史定調成“不否認也不道歉”，但又承認法軍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施用酷刑的行徑，接着向在1957年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遭法軍折磨致死的共產黨籍數學家莫里斯‧奧丹（Maurice Audin，1932─1957年）遺孀表示歉意，因為當年法國向其家屬謊稱莫里斯逃獄失蹤。結果這種僅向境內公民哀悼、對阿爾及利亞反倒不聞不問的雙重標準，又招致阿爾及利亞人的強烈反感。加上馬克龍上任後出訪多個非洲國家，一面宣稱承認法國殖民罪責、又一面渲染“中國威脅論”與引領非洲人邁向“文明”的言論，更在在顯露法國人傲慢的殖民霸權心態依舊不改。

對當前的阿爾及利亞人來説，追究法國殖民罪行不但牽涉司法與歷史的“轉型正義”，更代表突破民族解放陣線對建國過程詮釋權的壟斷。因為抵抗法國殖民的組織還有柏柏爾人、民族獨立運動（MNA）等羣體，但民陣成立一黨制國家後，將獨立之功全攬到自己身上，並透過國有企業控制大多數資源。接着民陣又於1963年成立“聖戰者國家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Mujahideen）和“聖戰部”（Ministry of the Mujahideen），向革命軍人發放退伍證書，軍人們可憑這些證書享有住房分配、醫療津貼，造就一批繼承法國殖民遺產的特權階級。阿爾及利亞憲法還規定，總統參選人的門坎之一，就是1942年7月以前出生者，須證明自己參與過1954年11月1日後的獨立革命，這天即民族解放陣線正式起義的日子；如在1942年7月後出生者，則得提供自己雙親未反革命的證據。換言之，民陣不單利用革命神話塑造執政合法性，還藉以甄別非己陣營與排除渠等執政的機會，更因此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在1992年遭解散的反對黨伊斯蘭拯救陣線（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便曾因此抨擊民陣腐敗不堪、自己才是獨立時期民陣的真正繼承者，這除了顯示民陣的嚴重腐化之外，也代表伊斯蘭拯救陣線想奪取歷史話語權的企圖心。

雖然民族解放陣線一度利用豐厚的石油收入，推行許多社會福利安撫人民，也避開了“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席捲，但近年油價下跌與工業化的遲滯，逼使阿爾及利亞人民對執政黨的長期不滿爆發出來。且在推翻布特弗利卡的過程中，竟有羣眾趁機揮舞柏柏爾獨立旗，這招來軍方的嚴厲譴責。因此阿爾及利亞反對派試圖爭搶歷史話語權，企圖以清算法國殖民罪責的方式，一面向法國表達不忘歷史的怒火、一面瓦解民陣的執政權威，以及阻止全國人民分裂。儘管定罪法國殖民暴行有法律與歷史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但在政治鬥爭的考慮下，究竟能夠實踐多少、抑或只是成為阿爾及利亞反對派攫取政權的工具，不免令外界感到一絲困惑。但無法否定的是，法國殖民的傷痛與阿爾及利亞人為爭取獨立所流的鮮血，已經成為該國共同繼承的歷史記憶，如何面對、如何詮釋、如何傳遞，都將影響阿爾及利亞未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