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阿長，再見傭人時代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

原創：星爸爸

傭人解放不了女性，工業化和城市化送 good old days 遠去。

兩位長媽媽

“我平時叫她 ‘阿媽’ ，連 ‘長’ 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 魯迅在 《阿長與山海經》開頭這麼介紹自己的保姆 — ”長媽媽“。不過，根據幾篇作品裏的描述和相關人士的回憶，魯迅有過兩位長媽媽。

第一名長媽是 “閏土” 的生母，並不是魯迅憎惡時所喊的阿長。

據閏土後人回憶，魯迅母親生產之後 “身體不好”，在周家做工的章福慶、即閏土父親，就把同樣產後不久的妻子帶來給魯迅做了奶媽，由於身材高大而被人稱為 “阿長”。

在魯迅自己的作品以及旁人的考據裏，沒有直接提及閏土母親通過給魯迅哺乳獲得經濟回報的事例，但在清末民初，哺乳期農村婦女進入富人家、育嬰堂等處以乳汁換取微薄收入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乳母是可以謀生的職業。根據台灣學者梁其姿的統計，1646 ～ 1911 年間民間育嬰堂數量有 973 個，這些由政府、富商鄉紳和民間機構建立的組織裏僱用了大量職業乳母，以低收入人羣和鄉村婦人為主。

《清代育嬰事業中的職業乳母探析》一文論稱：“育嬰堂的乳婦是不折不扣的職業婦女，這樣間接救濟了貧家產婦，是這些弱勢羣體的生活得到改善。”

職業性還體現在，婦女們在成為乳母、按月領取工錢以及其它補貼之前，需要通過健康與品德測試。江南地區育嬰堂數量佔了絕大多數，探析文稱， “蘇州嬰堂到了乾隆四年已擴大為有 140 多間乳婦房，如果兩人一房，則幾乎 300 名乳婦可以同時住在堂內”。

魯迅 1881 年九月出生，據 “閏土” 後人回憶，“真阿長” 後來 “不給魯迅餵奶了，但還是常常到周家作客”。按照當時規矩，當了乳母之後應該停止給親生子女哺乳，而且閏土故里離紹興相距 30 公里，即使兩家關係好而破例允許同時餵養，來回奔波也很不現實。

無論如何，真阿長退出之後，繼承了 “長媽媽” 名號的保姆阿長，才是後來被這位文豪寫入《五猖會》和《百草園》等文章的正牌保姆，並且特意有一篇《阿長與山海經》來紀念她。周作人後來回憶説，這位阿長 “整不多已經因了《山海經》而可以不朽了”。

周作人回憶，阿長和當時很多舊式女人一樣，做了一輩子 “老媽子”。阿長的工作也叫 “做媽媽“，在當時鄉下很常見，可見對於農村婦女來説，這是一份能提供一定報酬的工作，至少足以讓她們離開自己的子女去充當城裏人的媽媽。

長媽死於 1899 年，在魯迅出生十八年之後，也是在魯迅去南京讀書一年之後，那麼她作為保姆在魯迅家做工時間少説也該有個十五年左右。按魯迅的描述，在他的童年時代，阿長對他是負有照看和養育責任的。

有時候阿長還會傳授一些 “規矩” 給他，“不許我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説我頑皮”，正月初一清早要説恭喜、吃福橘，人死了要説 “老掉了”，地上的飯粒要撿起來吃掉，曬褲子的竹竿下不可鑽人……江浙地區的民風民俗就這樣通過朝夕相處，被一位做保姆的農婦轉交給城裏的中產子女。

長媽媽在周家也是深得信賴，在她最後一次癲癇發作前不久，魯迅母親還特地以親友的關係邀請她一道坐船去看戲。途中癲癇發作，阿長對魯老太太説 “我弗對者”，便無救身故。

阿長去世後，她兒子曾來結算工錢，“……付洋二十元……算魚七條”，“至於一總共付多少，前後日記有短缺，所以説不清楚了”。

值得一提的是， 1926 年魯老太和魯迅原配夫人被接去在北京西三條衚衕 21 號四合院同住。月薪三百大洋的魯迅以兩塊大洋的月薪僱用了三個老媽子來伺候她們，分工明確，一人負責買菜做飯和整體衞生，另外兩人分別服侍一位女主人。

主人家和傭人的收入差距達到上百倍，貧富差距是夠大的。不過據人考證，這是當時的市場行情，我們的大文豪並沒有剝削窮人。但這也是二十多年後的事了，而且是一線城市的價格，長媽當時在紹興應該連這個待遇都沒有。

《成都商報》曾經發過一張 1930 年代的 “保姆契約“，這份合同上的乙方周秋菊一年工資只有兩塊銀元，”買不到 100 斤大米“。這還不到同時期魯迅的稿酬下限，根據記載當時他在報刊上的稿費標準是 “5～15 圓/千字”。

魯迅在北平置業時期的中產保姆們，《中國國家歷史》曾經有一篇文章介紹過，只不過舉的都是上海的例子。但魯迅當時已經住在上海，因此也算是應景。

舊上海公園裏照顧小主人的保姆 by 老照片的故事

文章整理稱，上海保姆起初以已婚婦女為主，後又依託鄉下人情關係帶着同鄉姑娘出來，老帶新一起在東家做傭人，“若干年後，王媽劉媽告老還鄉了，這是的大小姐也成周媽陳媽了，順理成章地頂替了上去。”

基於鄉土關係的主僕關係使女傭 “有底可查”，在很多情況下，東家甚至與僕人 “同鄉同裏”。同鄉同裏的關係也給保姆的信用作了背書，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比什麼的都能讓僱主放心，一般的僱傭時間都是十年來記，一個小保姆很容易在大户人家熬成上了年紀的老媽子。

浙江和江蘇地區的農村有向上海提供保姆的傳統，早先是湖州紹興寧波一帶，後來由於這些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鄉村婦女外出做保姆的經濟動因不再，來自蘇北地區的村婦開始進入上海。

與江浙老媽子常住東家，甚至帶着家鄉年輕人一起成為 “世襲保姆” 的習慣不同，《中國國家歷史》文章裏寫道：“這些蘇北保姆大多在上海有個家，她們老公或在上海做男僕，或做工人，為着貼布家用，他們不阻礙老婆再出去做生活，包括 ‘走做’ 保姆。” 

“走做保姆” 類似今日的鐘點工，剝離了主僕之間的人情關係，優質服務換取優質回報。按照時薪來記，做鐘點工的回報是優於當保姆的。據稱，走做和老媽子之間 “老死不相往來”，歸根結底還是兩者的身份認同，前者在自我定位上要更加接近今日的職場婦女，與僱主關係也是純粹的 “物物交換”，而老媽子們雖是自由身，總還是帶有一定的 “奴性” 在內，擅長關係經營、奉上欺下。

從上海地區保姆用工逐漸從江浙地區鄉親婦人向蘇北職業鐘點工的轉變，説明了供給端的大量需求催生了市場，但驅動村婦前往城市尋找保姆工作的主要推動因素還是兩者之間的收入差。

一旦經濟發展帶來就業和收入增加，江浙婦女離家尋找保姆工作的動力就大大下降了，取而代之的則是經濟仍落後的蘇北農村人們。

這個規律在同時期的進入香港尋找保姆工作的廣東婦女身上重現。上世紀初的順德，作為珠三角地區的蠶絲業中心，截止到 1925 年，當地 7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從事養蠶業，其中未婚女性佔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順德媽姐下南洋

香港社會學家蘇耀昌的 《華南絲區》有相關數據：“粗略估算，每八十個女工有一個男工頭。根據 1927 年《中國經濟公報》，對容奇和桂洲 15 家繅絲廠的調查，每家工廠平均有 525 名女工，而男工僅為 15 名“。

廣東地區的蠶絲以外銷美國為主，在 1924 年以後日本生絲業崛起以及隨後而來的經濟大蕭條的逐次打擊下，廣州生絲價格從 1923 年的 2420 每擔跌到 1930 年的 650 元每擔。絲廠數量也大約減少了四分之三。

大量女工失業，在絲廠中培養起來的精神上和經濟上的雙重獨立性使她們比同時期女性更不願意受到婚姻與家庭關係的捆綁，因此大量女工外出尋找機會。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後來絲業萎縮之後，前往香港和南洋做工的順德媽姐和上建築工地的三水女工。前者也是著名的順德自梳女，可以算是丁克一族、LGBT 羣體的先行者。而帶着紅頭巾在建築工地上挑泥搬磚的三水女工則可以稱得上是新加坡的開拓者，在全盛時期 1930～1950 期間，新加坡約有 14 萬人三水女工。

新加坡電視劇 《紅頭巾》

新加坡和香港有不少順德保姆湊錢買下的齋堂或屋子，以供年老者羣居，所有權也在她們之間繼承，到最後導致房屋無法處置的問題。由三代自梳女資助修建，現在已改造成文化博物館的順德均安沙頭村冰玉堂，就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媽姐們共尋落葉歸根之處的證據。

大蕭條和戰亂不止使工作崗位數量驟減，做工人的收入也比不上去海外撈金。拿女傭來説，除了賬面上的工錢之外，東家還包吃包住，識時務的聰明女傭從賞錢、小費裏獲得回報要遠超於工資收入。

《桃姐》裏少爺仔的原型李恩霖，曾經做過自己的調查，“如在有錢人家打工，那方面（小費）的收入往往會多過人工很多，特別是有些電影界大老闆出手都很闊綽”，他所訪問的一名 1940 年代服侍過影星的 Amah，“試過下欄（小費）月入數千元”。

後來很多自梳女回到順德老家，還能慷慨解囊，紓困親友。即使沒有小費，靠普通工資，香港的女傭也能過得比家裏滋潤很多。香港一媒體曾在報道中提到，三、四十年代香港一個大户通常出價 “30 至 50 元”，“買得起幾十袋百米，夠吃夠穿還能寄錢回鄉”。

自梳女歐陽煥燕和李光耀女兒李瑋玲合照

十四歲離家的廣東人歐陽煥燕先後在陳嘉庚和李光耀家裏做過工，新加坡淪陷於日本之前，陳嘉庚把小女兒託付給歐陽煥燕。後者與親姐一起照顧了小女兒三年多，在此期間，歐陽煥燕前往李光耀家裏做傭人。根據她的回憶，當時的物件水平是 “兩三份錢吃一碗雲吞麪，一個月的生活費只需三塊錢左右”，五六月月薪 “綽綽有餘，還可以將餘錢寄回家鄉”。

兩相對比之下，前面提到的 1930 年的成都女傭周秋菊，一年工資還買不了一百斤大米。

對於南下的順德婦女來説，媽姐、阿嬤和 x 姐的稱呼，與標誌性的白衣黑褲打扮一起，成為當時香港和南洋一帶中產家庭的共同回憶。至今在網上仍能搜到很多關於兒時保姆的回憶文字，前兩年口碑上佳的電影 《桃姐》，講得就是類似的故事。

桃姐是那個時代踏出國境尋求生存之道的獨立婦女的代表，就像上面説的，她們的足跡遍佈香港、新加坡和馬來亞，從事的工作也包括農業、礦業、橡膠和建築業等等。在新加坡、檳城和吉隆坡，家庭幫傭是大多數華裔女性的選擇。

歐陽煥燕的新加坡綠卡

在香港，清末民初的家庭傭人大部分都是由帶有奴隸屬性的妹仔（Mui Tsai）充當。1938 年港英政府立法禁止人口買賣之後，大陸地區充沛的人力供給很快補上對家庭傭人的需求空白。同時期，在新加坡等南洋國家，經濟影響下的移民政策則給中國大陸婦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時機。出於政治和經濟因素，當時的政策限制了男性移民，卻並沒有給女性加上限額。

1934～1938 年間，新加坡和馬來亞的中國籍女性移民數量淨增了 19 萬人，幾乎所有人都借道香港。大部分人選擇富裕而且有着近似文化背景的新加坡，對於新加坡人和馬來華人來説，媽姐留下的印象可能要更深一些。

下船的自梳女們

歐陽煥燕在接受《廣東媽姐》一書採訪時曾回憶説，新加坡的市場裏混合着廣東話、潮汕話、福建話，到處都是 “手提菜籃的媽姐的身影”。

作為當時南洋女傭界的金字招牌，順德媽姐只是對一羣人的統稱。從工作內容和 “等級” 上來看，還可以大致分為幾種，從低到高依次為：打雜的 “一腳踢”，煮飯的廚娘，照顧小孩的 “湊仔”，以及最高等級的 “近身”。

媽姐們在香港和南洋華人歷史中留下屬於自己的一筆，不僅是因為提供過優質的服務。十幾年矜矜業業下來，除了她們服務的肯定之外，僱主還接納了她們成為家庭一員，這是從工人到半個家人的轉變。

順德媽姐的 “品牌” 形成之後，中產階級依賴這塊招牌來僱傭傭人，某種程度上也類似魯迅年輕時代的江浙滬城市中產依靠鄉土關係來尋找老媽子的模式。

這類僱傭關係，即使結果往往使人感到温暖，但其中有抹不去的封建色彩。回憶文裏常常充滿的類似親情的感覺，其實都是經過歲月上色後的主僕情懷，年老的保姆回望過去時，想起來的都是 “少爺”，“小姐”，“太太”，“先生”，恩情的成分大過親情。

少爺仔唐景鋒與自梳女顏姐 —— 香港 01

但比起上海灘 “走做” 保姆和後來隨着香港和新加坡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外籍職業保姆們，基於鄉土的紹興保姆和順德媽姐們還是更有人情味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進入快速工業化，六十年代開始成規模引入外籍傭人，並在大約十多年後開始目送最後一批傳統傭人啓程回鄉的香港和新加坡，在之後的文學和新聞媒體裏時常看見追憶舊時代傭人的例子，影視文化作品裏也有經典的保姆形象。

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了人均收入及受教育水平的顯著增加，城市裏雙職工家庭的出現造就了更大的幫傭市場，作為供給端的農村人口也因為經濟發展受益。

但這帶來了問題，原本作為人力資源池的低收入人羣有了更多的就業選擇而導致供給不足不説，觀念的改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使她們得以在精神上更加獨立，成為一名像長媽或桃姐那樣的 “不朽女傭” 的精神條件和文化條件隨着工業化的進行而消失了。

後來湧入東南亞發達經濟體做幫傭的菲律賓和印尼等地的女傭，雖然仍由收入差距推動，在與僱主的關係上卻更接近舊上海在外國人家裏做鐘點工的 “走做”，是純粹的商業合同而缺少了鄉土關係作保障的恩情、賞賜和忠誠之類的建立在經濟與教育差距基礎上的等級概念。

與此同時，亞洲的發達地區在追思傳統傭人的同時也形成了對東南亞女傭充滿矛盾的依賴：一邊是無數雙職工家庭通過轉嫁家庭責任而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逃避各式家庭責任，一邊則是系統性得對後者實行歧視性的描述和政策對待。

左下報紙文字：調研顯示更多的新加坡孩子在講他加祿語！

對於這些東南亞女傭的處境，台灣社會學家藍佩嘉給她們取了一個很貼切的名字 — 跨國灰姑娘。

外傭來了

“星期日哪裏菲律賓人最多？”

普通人會答菲律賓，而香港人則可能會回答中環。

禮拜日中環皇后廣場和遮打花園就像是一個小菲律賓，而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裏會坐滿印傭，另有一些新界或九龍的外傭，為了省電路費，在旺角天橋上相聚。對於台灣和新加坡家庭來説，台北火車站和 Lucky Plaza 也能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香港《僱傭條例》規定，除了每年法定的 12 天年假之外，還必須每 7 天至少給予 1 天的休息時間。

菲傭聚集的中環 by 攝影人老酒

休息日是這些外國傭人逃避繁忙的工作和寄人籬下的生活、做回自己的時間。她們會穿上民族服飾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化好妝，與同鄉一起做回自己。《跨國灰姑娘》的作者藍佩嘉把這形容為女傭們 “週日的後台領域”，是讓她們遠離平常僱主的監視，在與同鄉的相聚中獲得歸屬感和自主人格的空間。

“而很諷刺地”，獲得這種歸屬感和隱私感的空間卻是週日的公共場所。本地人對這個現象也有着不友善的解讀，比如開頭的冷笑話就是一例。香港的媒體小報最常用 “佔領中環”，“外傭入侵” 等詞語來形容此景，就連政府公務員有時候也會感嘆街區的淪陷。

“而很諷刺地”，在剛進入香港的初期，外傭還是被視為 “解放香港女性” 的 “懂得感恩和謙虛” 的家政幫手。以菲傭為代表的海外勞工還給母國帶去了大量外匯，海外勞工數量特別突出的菲律賓還把海外勞工提到國家英雄的高度，因為後者輸送回國的外匯曾經接近 GDP 的 10%，算是一大經濟支柱。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殖民地時期給菲律賓留下了一個非常不錯的國民教育基礎，美國在期間推廣高等教育，這使得菲律賓的國民受教育水平位居東南亞之首。

這個基礎帶來的結果就是在識字率和受高等教育人數方面遠超其它東南亞國家，藍佩嘉整理的 1993 年數據，菲律賓海外勞工一半以上受過高等教育，三分之二受過中等教育，這使菲勞暢通全球勞動力市場。而對於人羣數量排第二的印尼傭人來説，鼓勵出國勞動則是緩解人口過剩問題的 “權益之計”。

但最終它們成為勞動力輸出大國的還是要靠 “一推一拉” 的力量。

以菲律賓為例，“推” 是指八十年代初期的經濟崩潰，當時的情況是物價飛漲，貧困人口規模擴大至六成。美利堅給菲律賓在 1950 ～1980 年之間的繁榮起到了保障，實際上卻也埋下了隱患：殖民者在土地政策上向精英階層妥協，貿易和關税上大力向美國利益妥協。

《論 1898 ～ 1935 年美國在菲律賓經濟政策的舊殖民性》的作者陳遙認為，前者使菲律賓土地大部分集中在掌權精英手中，中下階層沒有土地所有權，“加劇了貧困的狀態，使得工業化所需的國內市場非常的狹窄”。後者形成的畸形雙邊關係，雖然為菲律賓的農產品出口等行業帶來了輝煌的成就，但迴流的免税美國工業品遏止了菲律賓的製造業發展，並且也扼殺了菲律賓與其它國家的貿易。

因此在經濟崩潰後，菲律賓本土並沒有足夠崗位數量來支撐這批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國民。而同時期的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卻引來了工業化高潮，香港紡織工廠的數量從 1947 年第一家建立開始，二十年後增長至 1.1 萬家，用工數量 43 萬人，製衣、塑膠、印刷和電子行業也以飛速發展。同時期的新加坡政府，也在脱離馬來西亞之後開始大力發展製造業，獨立十多年之後即成為主要電子產品出口國和重要港口。

迅速的工業化催生了龐大的雙職工家庭和相當數量的富裕階層。同時，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工業化帶來了大量工作崗位，雙職工家庭成為普遍現象。另一方面，做 “廠妹”的收入也開始反超家庭傭人，本來就日趨稀少的大陸女性選擇回老家去當香港老闆工廠裏的廠妹或者在香港尋找類似的工作。

東南亞發達經濟內對家政服務的旺盛需求以及雙邊經濟落差形成了 “拉” 的力量。

這樣的背景下，菲律賓女性勞工就自然成為了主要補充，並且僱主的主要構成也從之前的大户人家變成了尋常中產階級，市場規模迅速擴大。藍佩嘉的數據顯示，1980 年女性工人佔海外勞工比例為 18%，七年後便漲到 36%，到了 2002 年則已高達 69% 了，而且當時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菲律賓外勞從事家務服務。

香港在七十年代分別與菲律賓、泰國和印尼達成了引入勞工的協議。從一開始的 2000 名勞工到達香港之後，外國勞工數量就迅速膨脹。拿菲傭來説，1975～1985 年之間，香港菲傭數量從 1350 人增長到約 2.7 萬人，2017 年的數字是約 20 萬人，總外勞人數則逼近超過 36 萬。

外籍傭人和本地僱主的關係整體上是使雙方同時受益的。對於僱主來説，女性把照顧家庭的指責外包給菲傭印傭，從而得以進入職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而外籍傭人則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以此補貼留在祖國的家庭。

以菲傭來説，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進入香港時，菲律賓國內每人每天收入近一美元左右，而在香港做傭人則有三倍左右的收入，即使考慮到要為培訓費用和中介費墊資，這也是一筆很不錯的投資，菲律賓本土能提供類似收入的崗位太少或者根本沒有。

南華早報曾經為一名叫 Marciel 的菲傭寫過一篇專題報道。Marciel 大學意外懷孕生下女兒之後便選擇輟學，數度前往中東和香港做家庭幫傭，目的就是資助女兒上私立學校、日後考上好大學，母女遷往加拿大。

像她這樣的人不在少數，除了經濟落差和國內工作崗位缺失形成的動力，把香港台灣地區作為前往更發達地區的跳板也是常見的原因。菲律賓海外勞工的主要來源並不是低收入的鄉村地區，反而是城市及城郊結合處受過良好的交互的城市人羣。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中於是進一步稱，這是她們對這些發達經濟體的現代化的想象和期待。

菲律賓中介的海報 —— 《跨國灰姑娘》

可惜的是，但外籍傭人大量湧入這些經濟體時，這些現代化地區的人並沒有給予她們現代化的對待。除了開頭提到的那些歧視性解讀，外傭受虐的處境也向來是政府和人權組織指責東南亞富裕階層的話柄。香港政府在 2014 年做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被調查的三千名外傭當中，有 58% 聲稱遭受言語虐待，18% 遭受過肢體虐待，更有 6% 遭受過性侵。

2014 年，香港人羅允彤虐待印尼女傭的案件在國際上引發了軒然大波，最終她被起訴 20 項涉及虐待和人身傷害的罪名，受害女傭共有三人。整件事件最戲劇化的一點是主要受害人在遭受棍棒毆打之後被迫繼續工作，直到喪失工作能力被解聘回國都不敢報警，直到登機前同行同胞發行傷勢，通報印尼領事館才引起整個事件。

虐傭案引發的外傭抗議

摩擦是常態，但富裕僱主和跨國女傭之間的關係還是互補的。國家之間也是，發達地區用經濟來不足勞動力不足，而欠發達地區地區用勞動力來換取現金。但是女傭藉助外包自己來爬出貧困陷阱的代價遠遠不是通過算經濟賬能完全呈現的。

藍佩嘉在 《女傭或者女士？》中提出，金錢交換 “家務活” 的形式忽視了家庭中女性承擔的道德和情感價值，甚至有時候後者還會非常矛盾地被當作壓低金錢補償的手段。比如，讚揚傭人的忠誠和無私奉獻，給予心理上的滿足感，刻意地迴避服務者低收入的事實。

在跨國女傭的事例中，僱主用金錢購買菲傭做飯、掃地、洗衣和接送孩子之類的純技術型 “家務”，然後把哄孩子睡覺和陪玩這樣的 “高級家務” 留給自己。母性勞動的轉嫁使那些具有較高社會階層的女性職業只享受女性角色帶來的情感滿足，卻不用付出勞動，永遠只做女士而避免做了女傭。

對於跨國而來的外傭來説，相當於是暫時拆碎了她們的家庭來滿足別人家庭的辛福，唯一的不同是原來免費的家務換個國家來做之後就成了一份職業工作。“有時候我會在晚上哭。我會想，我正在照顧別人的小孩，那誰來照顧我的小孩呢？”

從發達地區的角度來看，似乎能看到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女性解放和社會進步，但其實發達經濟體只是把傳統中由女性承擔責任轉包給外族女性。這是一種層層傳遞的轉嫁，藍佩嘉的調查得知，在台灣工作的菲傭會有部分人在菲律賓僱傭鄉下婦女來照顧自己的孩子。

一個台灣中產家庭婦女，享受着經濟騰飛的成果，成為一名獨立女性，而最終失去 “母親” 的則可能是菲律賓鄉村裏的一個貧苦人家。

外傭並不能解決問題

2010 年發生的菲律賓人質事件，不僅導致了港府與菲律賓政府交惡，也暴露了當時的外傭荒焦慮。事件發生後，當時身在香港的近十四萬菲傭人心惶惶，無故解僱甚至遭到攻擊的新聞也出現在媒體上。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菲傭來港的申請數量明顯下降，有中介在博客上抱怨説，平時十多個申請，事發後一段時間內都是零申請。

當時香港官方預測未來五年的保姆缺口將會是 50 萬人。人質事件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憂慮，儘管 “外傭荒” 的根本原因還是人口老齡化。根據香港統計處當年的推算，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例將在 2039 年達到 28%，每千人中 15 歲以下及 64 歲以上的撫養人口比例也將從 2009 年的 337 上升到 635。

於是，從 2010 年開始，香港 “外傭荒”、內地保姆入港、柬傭緬傭入港的消息就一直不斷。同時，菲傭入化的消息也開始傳出，2018 年時，菲律賓勞工部長就曾經對外宣佈中方將引入 30 萬菲律賓勞工。大陸市場更大的中產家庭數量和更高的消費能力也構成了更大的吸引力。

小小的香港都有五十萬人缺口，有着三億中產的大陸就更不用提了，“廣州家政服務人員缺口達 30 萬”、“浙江家政服務人員缺口 15 萬”、“北京家政服務員缺口達 150 萬”……拼拼湊湊，根據央視財經的估計，我國家政市場的供需缺口是 1000 萬～3000 萬人。

政府部門的估計就更誇張了，2018 版《中國家政服務業發展報告》測算，到 2035 年我國家政服務需求將達到 1.39 億人。即使把整個菲律賓搬來都填不上這個缺口，依靠外部來源完全無法滿足國內的家政用人需求。

何況對於大部分人來説，外傭的用人成本要遠高於表面上的七八千元月薪。一般來説，一個七千元菲傭背後，還隱藏着至少五萬元的中介成本，以及對大部分人來説隨時可能遭到處罰、中介跑路等風險。即使三十萬菲傭入境，能夠滿足的也是富裕人羣的舒適生活。

供需的嚴重不平衡註定了大陸的雙職工中產家庭無法像當年的東南亞中產那樣從容地享受發展差距帶來的紅利。不過問題是，即使可以，舊值得這麼做了嗎？

人類學家 Nicole Constable 把女傭的作用形容為家用電器，“就像一台洗衣機或者電冰箱那樣，一名家政工人對自己所承擔的家務活沒有話語權”。這有點悲劇，但點出了 “女傭解放女性” 的實質，她們只是中產家庭女性勞務角色的替身，而不是女性從傳統角色中釋放出來的解放者。

如果單論解放，那麼舊上海的 “走做” 和現在的終點工反而更像一個令所有人都受益的工作。既然是功能的替代，其實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做到真正地解放現代女性，食品外賣、智能家電和幼兒託班等等都能夠無原罪地承擔這些勞動。你看，人類傳承了幾千年的矛盾，無法通過經濟發展解決，最終還是要靠冷冰冰的技術。

長媽和桃姐是回不來的

月初的時候，上海某個家政羣出現了一張 “最嚴家規” ，業主為一份月薪一萬二的保姆工作開出了二十條需要背誦的家規。包括了請假要有醫生證明、未經允許不能使用電話電視、每天上崗前洗頭洗澡、不過度化妝等要求。

這份聲明的內容很像菲傭在出發前收到的 “notes to the new helper” 之類的信件，上面會基本列明主人家的情況和一些預期期望。因此在引起口誅筆伐的同時，也有人説乾脆直接僱個菲傭來得省事。

Marciel 收到的 “家規”

上海僑報幾年前的一則報道曾經提過，當時上海的菲傭已經有兩千多人。週末在仁恆濱江園等外派人士常駐的社區裏，三五成羣的菲傭早就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些由港台家庭帶來的順從傭人似乎是行走的廣告，象徵着社會地位和家庭財富。這是我們的 “阿姨” 所無法提供的。

《香港的定製女傭：菲傭故事》曾註解過，“香港對外籍幫傭的敍事是基於他們對傳統奶媽或保姆（amah）的體驗” 的，“Amah” 們服務一家數代人的忠誠，高超的廚藝或持家技巧使她們成為港人口中 “高級傭人”。

作者 Nicole Constable 認為給本土保姆 “高級傭人” 的稱謂是香港人在隱晦表達對外籍家政服務者的不滿，以及對 “amah” 們的追憶。傳統的中國 Amah，甚至更早期的僕人們，是這些外來傭人應當參照的模版。

如果瞭解了菲傭和 amah 們的無奈，知道了那些充滿温情的回憶至少大部分是建立在她們悲慘境遇之上，那麼任何浪漫化的表述和復刻過去的嘗試都會變得虛偽。《綠皮書》上映時獲得了大量的歡呼聲，這部普通觀眾眼中的種族和諧大電影在一些對歷史敏感的評論家眼裏卻是一場造作的迎合之作，骨子裏還是白人救助黑人的故事。

強行做個對比，大多數看完綠皮書被感動到不行的人就像香港人通過給菲傭定高要求來尋求理想中的 amah 一樣，説得嚴重點，這和美國南方懷念自己 “忠誠” 的老僕人有何區別呢？但是在迅速工業化的社會里，農業時代和鄉土社會才有的衷心僕人們已經一去不復返，桃姐和長媽是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