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就發佈性侵兒童犯罪典型案例答記者問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四件強姦、猥褻兒童的典型案例，即韋明輝強姦幼女被判處死刑案、小學教師張寶站猥褻多名女學生案、蔣成飛以招募童星為名誘騙女童在網絡空間裸聊猥褻案、李堉林猥褻男童案等。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就有關問題接受了專訪。

問：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社會普遍關注，請您介紹一下人民法院審理此類案件的總體情況。

答：當前，姦淫幼女、猥褻兒童等性侵害兒童犯罪仍處於多發態勢。以猥褻兒童犯罪為例，2017年至今年6月，全國法院共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2017年審結2962件，2018年審結3567件，2019年1-6月審結1803件。需要指出的是，性侵害兒童犯罪隱蔽性強，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不排除還有一定比例的案件尚未進入司法程序。近年來，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數量有所上升，原因複雜，其中與人民羣眾兒童保護意識增強、發現後及時報案有一定關係。比如對有些觸碰、親吻兒童身體進行猥褻等犯罪行為，以往重視不夠，沒有及時發現和報案。

問：人民羣眾十分關注性侵害兒童犯罪的處罰情況，有些人存在擔憂，認為對猥褻兒童犯罪的處罰較輕，不足以震懾犯罪，請您對相關情況作一介紹。

答：性侵害兒童犯罪嚴重損害兒童身心健康，嚴重違背社會倫理道德，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對犯罪性質、情節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重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絕不姑息。**2019年7月24日，人民法院對控制、姦淫多名幼女並強迫幼女賣淫牟利的罪犯何龍執行死刑；本次發佈的案例中，強姦幼女致人死亡的罪犯韋明輝已於近期被執行死刑，三名猥褻兒童的被告人也被從重判處刑罰，彰顯了人民法院對性侵兒童犯罪一以貫之的零容忍態度。

猥褻兒童的情形比較複雜，因為猥褻手段、情節千差萬別，危害性大小各異，因此刑法規定，對構成猥褻兒童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據猥褻兒童的手段、情節、後果等因素，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以2018年為例，在判處刑罰的猥褻犯罪分子中，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達23%以上，高出全國同期刑事案件近8個百分點；對即使因犯罪情節較輕而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亦要求一般不得適用緩刑，最大限度體現了依法從嚴懲處的政策精神。人民法院綜合考察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存在教育、監護等特殊關係，以及猥褻手段、情節、人數、次數、造成的後果等因素，對應當認定為情節惡劣，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堅決依法判處。比如本次發佈的案例中，對利用教師身份多次猥褻多名年幼女學生的被告人張寶站，對利用招募童星名義在網絡上猥褻眾多女童的被告人蔣成飛，法院均認定屬猥褻兒童情節惡劣，依法從重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誘騙男童發生同性性行為的被告人李堉林，依法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問：本次發佈的案例中，有2件涉及利用信息網絡結識被害人後實施犯罪，或者本身就是在網絡空間實施猥褻，鑑於這種新情況，應該如何更好地防範性侵兒童犯罪的發生？

答：隨着互聯網特別是移動通訊設備的普及，通過網絡性侵害兒童的現象越來越多，危害越來越大，確實需要引起社會更多的關注和思考。據部分地區法院統計，近年來審理的性侵害兒童的案件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網絡聊天工具結識兒童後實施。網絡信息魚龍混雜，兒童好奇心強，對不良信息的甄別和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從而給一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機。相對於傳統上多數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性侵犯罪，網絡性侵害兒童的隱蔽性更強，更難發現和追蹤，而且從已發案件來看，受到網絡性侵害兒童的低齡化現象突出，使得許多兒童暴露在網絡侵害的危險之中。

為防範和減少網絡性侵害發生，需要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企業、社會、學校和家長攜手合作，通過加強管理、行業自律，改進技術，設置兒童對特定網絡的禁止鏈接和不法信息識別、屏蔽，強化兒童使用網絡的安全教育等多種途徑，共同為兒童成長營造安全、健康、綠色的網絡環境。特別是父母和老師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幫助兒童增強預防網絡侵害的意識，讓兒童瞭解和掌握識別性侵的能力，及時發現兒童的一些異常變化，遇到疑似性侵害，及時發現和報警，進行干預，避免嚴重侵害發生。

問：對預防兒童性侵害犯罪，近年來各地司法機關進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建立性侵犯罪人員信息庫，對申請從事特定行業的人員查詢是否有性侵前科劣跡等。對此，人民法院採取了哪些舉措？對進一步做好相關工作，您有哪些建議？

答：性侵兒童犯罪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也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從我國司法實踐和國際社會的經驗來看，治理性侵兒童犯罪，需要秉持打擊與預防並重的原則，建立跨部門協作、干預機制，將行政、司法、家庭、學校、社會資源統籌協調起來，形成打擊和預防犯罪的合力。作為司法機關，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研究出台司法政策文件，加強業務指導培訓，始終堅持對性侵害兒童犯罪的依法嚴懲態勢，形成強大震懾。同時，人民法院積極延伸審判職能，對於案件審理中發現的社會管理薄弱環節和問題，一直也將繼續以司法建議等形式，及時通報有關部門，合力做好相關預防保護工作。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山東、四川等地法院在懲治和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和留守兒童犯罪方面，探索開展由法院、檢察、公安、教育、民政、團委、婦聯等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動機制試點項目，構建跨部門聯席會議平台，明確、細化各成員單位在防範兒童性侵方面的職責，預防、減少性侵害犯罪的發生，確保犯罪發生後及時被發現、被制止，並使受侵害的兒童得到更好地救助和保護，在一些個案中取得積極成效，相關試點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合作方好評。當然，我們也發現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性侵犯罪再犯率高，近年來，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呼籲建立兒童性侵強制報告制度，建立性侵兒童犯罪者信息數據庫並公開其信息，部分地區在進行試點探索。但因涉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目前對不報告的法律責任後果不明確，對公開性侵前科劣跡人員的標準、範圍、程序不明確，且公開信息制度只有與對該類人員的特殊矯治、管控措施協調配合，才能更好發揮應有的預防作用，而相關的上位法律依據均付之闕如，亟需立法作出明確規定，補足社會治理短板，構建對兒童更加安全、有力的社會保護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