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日美《廣場協議》見證者反思前車之鑑_風聞

中美貿易戰：日美《廣場協議》見證者反思前車之鑑

來源 漢風1918

1980年代日美貿易戰的親歷者88歲的行天豐雄接受BBC中文專訪，總結當年的經驗教訓。

行天豐雄，號稱“日元大師”，已經88歲高齡的他，仍然在比鄰日本銀行總部歐式風格大樓的建築裏，在曾供職的國際通貨研究所保有一間辦公室。

眼下，中美貿易戰正酣，國際形勢跌宕起伏，這位當年日美貿易戰親歷者的見解或許更顯得具有現實意義。

**“失去的20年”**日本是亞洲少有和美國有過大規模貿易戰的國家，而行天豐雄則是上世紀80年代那段歷史少有的健在見證者。1980年代，他曾先後擔任日本大藏省國際金融局局長及副相，是《廣場協議》簽署現場的日方官員之一。

20世紀80年代國際合作的努力，尤其是《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出現“失去的20年”。行天豐雄斷然不予認同。

歐洲風格的日本央行本部大樓，建於1896年。1985年，日本美國等國央行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兑美元出現大幅升值。

對於日美之爭，學術界一直有一個頗具爭議的描述——“失去的20年”，意指日本經濟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的繁榮後陷入90年代以來的長期困境。其因果邏輯是：在經濟實力逼近美國之後，日本被逼簽訂廣場協議，被迫升值日元，進而形成泡沫經濟，泡沫破裂後即遭遇失去的20年。簡單説，“罪魁禍首”是美國。

這種觀點認為，1985年9月，美國憑藉霸權地位打壓日元，成功實現強勢美元向弱勢美元轉向——**《廣場協議》拉開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也奏響了日本經濟被絞殺的悲歌。**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掄起301調查大棒，先後對日本的半導體、計算機等十餘種產品進行貿易制裁。本幣升值讓日本出口遭受重創，而為了刺激經濟，政府投放大量貨幣，輪番降息，造成國內流動性氾濫，使本來就存在通脹的日本經濟病入膏肓。

日本之鑑：****錯失結構改革機會行天豐雄卻説，過去近30年日本遭遇的失落，原因首先在於日本自身。

980年代，日本豐田一度超過美國通用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美國針對日本汽車等商品發起了多次貿易戰。

“雖然1980年代日本遭遇了巨大的動盪，但卻沒有抓住機會進行必須的、對自身經濟和社會進行的結構改革，”他説，“我們失去了一次完成結構改革的機會，這種改革需求的苗頭其實在貿易戰後期就開始出現了。”

這位歷史見證者堅持説，1980年觸發日美之爭的貿易問題，原因絕不僅僅在於美國。

“日本和美國當時都沒能清楚看到並解決各自的國內問題，這才是根本原因，”言下之意是，日美兩國都將各自的國內問題帶到了國際舞台，沒有找準真正的癥結和藥方。

G20大阪峯會期間特朗普和安倍會面。美日同盟關係基於日本接受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這和現在的中美貿易戰區別很大。

中美困局癥結對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戰，行天豐雄分析説，和當年的日美之爭類似，中美兩國也都各自面臨着棘手的國內問題，這同樣是催生貿易戰的重要原因。

“但區別在於，現在的中國不是1980年代的日本。”

特朗普和習近平在大阪G20峯會期間會面，宣佈暫不加徵新關税。但中美貿易衝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行天豐雄在《時運變遷》一書中闡述：美日同盟關係基於幾個不可分割的核心因素，第一，日本接受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第二，美國默許日本自由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美國將日本視為忠誠而順從的追隨者和支持者，日本得到的好處則是，依賴美國實力賦予的穩定環境，日本防守擴大出口，石油、糧食和原材料的進口穩定性也得以保證。**在同一套體系和規則下解決分歧的模式，和現在的中美之爭明顯不同。

華為事件之後很多人在討論，這個星球上有沒有可能生長出兩套互不依賴的系統，涵蓋科技、金融系統，甚至貿易和投資系統？

“但‘修昔底德陷阱’這種前景仍然是可以避免的”，行天豐雄話鋒一轉，他解釋説，現在的中美兩國都能充分意識到全面衝突對抗的後果，**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之間如果發生激烈衝突甚至戰爭，沒有一方能獨自存活。****“**但目前的困境也在於此，在雙方沒有激烈對抗衝突這個過程的情況下，誰會做出妥協呢？”

中美打破僵局的前提

美國已對價值2000多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了關税。行天豐雄認為，雙方需要先劃出一條紅線，不要導致全面衝突。

“可以劃出一條紅線，雙方達成共識，不要從上面跨過去”，行天豐雄開始用輕描淡寫的口氣談起了此前幾天在朝韓邊界剛剛發生、震驚世界的第三次“金特會”。

**“有時候甚至跨過去也沒關係不是嗎？****特朗普跨過了那條線，雙方還是保持了和平狀態，並沒有激起衝突。**但在1951年，跨越紅線的結果就是戰爭”，他提醒説，重要的是雙方都願意為維持和平做出妥協並遵守承諾。

行天豐雄總結説，彼此讓步，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妥協，將是中美之間打破僵局的一種可能。

“除了劃出這條紅線，我希望中美雙方不要壓制各自國內出現的變革苗頭。”

在美國方面，歷史經驗顯示，其二戰後數次出現的重大貿易赤字現象，原因都在於“個人貪婪的過度膨脹”，這種貪婪和膨脹現象甚至出現在美國普通民眾當中，影響着美國的消費和經濟模式。

“他們忽視了社會效益，忽視了300年前美國建國先驅們強調的公平價值觀，”行天豐雄毫不留情地指出，希望美國能重新重視社會投資，改變在經濟和個人領域的貪婪思維，這樣才能調整涉及預算以及開展國際合作的方式，並進而改變其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局面。

他表示，在強調“自由、公平、保障個人權利的價值觀”的前提下，這些變化有可能促成二三十年後世界上出現更加互相包容的國際體系，而不是維持現在這種對抗局面。

“美利堅治世”難再

行天豐雄（右）親身參與過二戰後主要的國際合作體系，他堅稱自己仍是“國際合作必要性和價值觀的信奉者”。

除在日本政府任職外，行天豐雄還曾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親身參與過二戰後主要的國際合作體系。雖然WTO這樣的國際合作機構如今備受指責，他仍堅稱自己是“國際合作必要性和價值觀的信奉者”。

“特朗普並不是國際合作的反對者”，行天豐雄很直接地説，“他只是抱着一種強烈的受害者心態，想找回所謂公平貿易的機會。****”

美國曾經盡力保持強勢美元，保持開放的國內市場，這些行為都讓戰後各國尤其是德國、日本受益良多。但二戰後那種美國製造巨大需求、讓界各國受益的“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模式現在已經不再具備可持續性——這種做法的背後支撐是美國不停打開印鈔機，同時製造巨大的赤字。

訪問話題回到中美。行天豐雄説，像特朗普這樣的美國人就會有強烈地找補回“損失”的心態，想通過加徵關税等強制措施讓主要的貿易盈餘國中國減少對美貿易順差。但要説服美國放棄依賴高消費，會非常困難。

“要成功實現未來的國際合作，有一些新前提”，行天豐雄闡述説，**第一，各方都要承認國際合作能帶來好處，但必須謀求共同受益，不能搞零和遊戲；**其次，必須做出某種程度的犧牲。

“唯一一個能夠説服自己的原因是，這種犧牲能夠幫助全球經濟，而且自身遲早能從全球經濟的復甦中獲益”，行天豐雄説，“説服自己的人民去做出這種犧牲，是政客的責任。”

**“‘美利堅治世’模式的終結，**也正是現有國際機構面臨的難題，它們用老模式難以應對新局勢。現在到了開門納諫、改革國際合作機制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