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怎樣廢止中醫的｜大象公會_風聞

來源：大象公會

與謠傳中的相反，日本人並不愛看中醫。日本沒有單獨的漢醫學專業，行漢方醫也必須拿到「西醫」執照，漢方製劑僅佔國內藥品產值的2%。兩個在「中醫」上起點如此相似的國家，為什麼會走向完全不同的醫學現代化之路？

文｜徐子銘

和中國謠言對日本漢方的吹捧相反，日本人自己並不待見自己的漢方醫藥。

被中國人「爆買」的漢方製劑，2017年的年產值為1968億日元（124億元），僅佔日本國內藥品產值的2%，還不到中國萬億規模市場的零頭。

其中，80%左右的藥材原料依賴從中國進口，又有將近80%的成品賣回了中國。單津村藥業一家，去年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就超過了千億日元。

日本漢方治劑的產值逐年統計

日本沒有單獨的漢醫學專業，所有醫生必須先讀「西醫」，行漢方醫也必須拿到「西醫」執照。估計日本實際行漢方醫的人數為1.5萬，考慮人口比例，也很難與中國的52.7萬（2017年）執業中醫相提並論。

相比中國人，日本人對漢方醫藥的不信、不認、不用可謂一目瞭然。

為什麼兩個在「中醫」上起點如此相似的國家，最後會走向完全不同的醫學現代化之路？

不同的醫學現代化起點

對日本近代西醫崛起的講述，經常以杉田玄白為起點。他出生於1733年，是醫學家和儒學家，與達芬奇式發明家平賀源內是死黨。

杉田玄白像

他對漢醫解剖的質疑起源於他的朋友山脅東洋。山脅東洋在解剖死刑犯時，發現實際人體與中醫典籍所記載的結構相去甚遠，而與「南蠻」「紅毛」的記載接近。

於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譯的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在日本醫界引發轟動，被福澤諭吉等人推廣開來，成為日本「蘭學」（荷蘭人傳入的西方學術）與維新之濫觴。

就在同一個時代，中國也出了一位中醫解剖的懷疑者，叫王清任，出生於1768年，也是由於觀察死刑犯產生了疑問。

這位半路出家的武舉人醫生，全憑自己的大量實地研究，寫成了解剖學著作《醫林改錯》。該書甫一出版，就被中醫學界批得體無完膚，除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倫理批判，還不乏「中醫臟腑與解剖學無關」的論調。

這並不是因為大清的醫師比日本醫生更加愚蠢，而是兩者的起點根本不一樣。

在杉田玄白和王清任的時代，日本引入的西醫就已超過了中國。

歐洲醫學傳入中國，始於1580年的利瑪竇來華。但這些被傳入的歐洲醫學偏重書面理論，仍處於傳統醫學階段，還在大量沿用古希臘古羅馬的過時認知。

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的《性學粗述》、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將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論介紹到了中國。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主制羣徵》、瑞士傳教士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説概》講解剖學，則相當於將古羅馬蓋倫的學説複述了一遍。

更有甚者，波蘭傳教士穆尼格把當時西方的先進學科——「占星醫術」，連同占星術一起，寫成了《天步真原》。

對於16世紀末的明代醫家來説，這些紙上談兵無異於一套西洋版「陰陽五行」。

著名醫家王肯堂是利瑪竇的好友，但他們的交流記錄中隻字未提醫學；王肯堂的著作中吸納了諸多西洋的解剖學與外科法，但他的本體論仍是純中國式的。當時中國人對西洋醫學的態度可見一斑。

同時期到達日本的傳教士，看到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天地。

1552年，葡萄牙傳道士阿爾梅達（Luisde Almeida）抵達日本。此時日本正值戰國時代，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馬上就要開始漫長的戰鬥，織田信長才接任家督不到一年。

武士們的實用主義，讓他們對所有能治療金瘡的方法網開一面。1556年，阿爾梅達在豐後的府內設立了第一家西洋醫院，親自負責外科。葡萄牙傳教士們開辦醫院、廣泛收徒，開創了「南蠻流外科」。

位於大分市的「日本西洋醫術起源紀念像」，表現的即是阿爾梅達給人治病的場景

和劍術、花道、茶道乃至烹飪等各行各業一樣，日本的西洋醫術也迅速以家族和學徒為單位，開始流派化。

豐臣秀吉在1587年開始禁教的時候，「南蠻流外科」已經在日本紮下了本土化的根。慄崎流的初代慄崎道喜，此時很可能已經來到澳門，花20年的時間學習南蠻外科術。他在三十多歲上回到日本，將自己的幾個兒子培養成了醫術上的繼承人。

等到天下太平，德川幕府把洋人清除出去，道喜的孫子正羽（慄崎道友）已經成了幕府的醫官。

稍晚，在寬永、正保年間，另一派西洋外科進入了日本。荷蘭商人在長崎開辦醫院，帶來了「紅毛流外科」。1650年，德國醫生尚柏格（Caspar Schamberger）治好了一位高官，使「紅毛外科」成為了幕府認可的顯學。

Caspar Schamberger

流行於上層的「紅毛外科」也培養出了自己的本土流派，比如河口和鳥飼等侍醫家族，並且在繁盛程度上很快勝過了「南蠻外科」。到17世紀末，這兩大流派還一度出現了合流的趨勢，後者向前者歸宗拜師。

這兩派醫家雖然僅能在漢方醫的夾縫中求生，但綿延不絕的理脈一直影響到百年之後的江户中期。

比如説，杉田玄白醫學上的師傅是西玄哲，他的父親西玄甫是沢野忠庵的門徒。而沢野忠庵是棄教的葡萄牙傳教士，本名Cristóvão Ferreira，是最早在日本收徒的「南蠻外科」始祖之一，培養出了杉本、吉田、西玄等多個世家。

西洋醫學的本土化和有序傳承，沒機會在古代中國發生。

方以智、王宏翰、畢拱辰、汪昂，是中國少數在17世紀就接觸西方醫學人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識》是當時的西洋科技全書，王宏翰的《醫學原始》堪稱中西醫匯通第一作，畢拱辰則身體力行開晚明西學東漸之先河。

不過，也就到此為止了。

​這幾位先驅之後，中國人主導的西醫研究幾乎斷了線。他們超越時代的學説大多沒有通過弟子繼承下來。

明朝滅亡後，傳教士西醫繼續服務於清廷，雖然經歷了短暫的教禁，但清國從未徹底把傳教士清除出去。洋人開辦醫院、成為御醫，甚至還有兩名法國傳教士白晉和巴多明進宮給康熙皇帝講過解剖學。

《欽定骼體全錄》，史上第一部滿語醫學譯著，也是康熙皇帝的學習內容

​康熙同時意識到：此書乃特異之書，故不可與普通文籍等量觀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學無術之輩濫讀此書也。

這麼精神污染的東西，朕研究一下也就算了，怎麼能拿給大家看呢？

在大清國的限制下，科學有意不向士人普及。西醫仍然依賴傳教士和洋人醫師，除了痘師、眼科等少數門類，西醫在清前中期沒有培養起傳承有序的本土師徒關係；翻譯的圖書也大多沒有刊印。

於是，當生活在乾隆到道光年間的王清任走向屠宰場觀察動物的時候，他在認知工具上就已經輸給杉田玄白將近二百年了。

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並未提及西洋醫學，著作中也有諸多西方解剖學早已解決的舛誤。他很可能只讀過方以智、王宏翰等人一百年前的著作，這些人又只能參考的明中後期傳教士的著作，所以保留了一些更早的舛誤。

在威廉·哈維《心血運動論》出版二百年之後，王清任仍然認為動脈中流淌的是氣體，可見百年間毫無交流之景況。

所謂「中西醫匯通學派」直到19世紀後期才登上歷史舞台，重新發掘這幾位明末清初的前輩。那時，日本已在討論要不要廢止漢醫。

幸運的杉田玄白，不幸的王清任

杉田玄白之後的故事仍然並不簡單。西醫從一羣人的醫學流派，成了日本唯一被國家認可的醫學體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中不能忽視的一大因素，是「西醫」自身的進化。

16世紀的「西醫」，還是體液學説和帕拉塞爾蘇斯這樣的術士的天下。除了解剖學開始走向科學外，其醫學理論、臨牀效果甚至還不如中日傳統醫學。

但就在這三百年間，「西醫」與現代科學合流，成為科學醫學（scientific medicine），發展出了細菌學説、疫苗、消毒術、化學方法提取藥物等新科技，在處理公共衞生問題方面，逐漸產生了碾壓漢醫的趨勢。

《解體新書》日文版出版於1774年，向前距離阿爾梅達218年，向後距離日本正式廢止中醫94年。上下三百年間，西醫在日本逐漸普及開來。

從1720年德川吉宗將軍放寬禁令開始，長崎一波波輸入的醫學翻譯著作從未停止；醫術講習所和醫院的創辦也源源不斷。

蘭醫佐藤泰然開辦的診所兼學校「佐倉順天堂」，是日劇《仁醫》中仁友堂的原型，創辦於1843年，很快成為日本西醫教育的中心

牛痘技術在發明之後，很快傳到日本。1858年，蘭方醫（學習荷蘭醫術的醫師，逐漸成為西醫的統稱）伊東玄樸等人設立江户種痘所，開始向全國推廣，到20世紀之前基本在日本消滅了天花。這是對漢方醫「胎毒」理論的沉重一擊。

梅毒則更能説明問題。據現代醫學史家估計，江户中期可能有50%以上的城市居民攜帶梅毒。雖然當時西方提倡的汞劑療法並無效果，但依託俄羅斯人和英國人的財力，蘭方醫進行廣泛的檢疫和隔離治療，事實上控制了梅毒的傳播。

到維新時代前，不斷進化的日本西醫在水平比試的拉鋸戰中，已經大幅勝過了漢醫。

現在，是時候為自己的師祖正名了。

《重訂解體新書》（1826年），作為對解體新書的勘誤出版。當時正是確立西醫地位的關鍵時刻，重要譯者前野良沢和中川淳庵的名字為什麼未能出現在書上，至今仍無好的解釋

重訂《解體新書》的重要人物之一叫大槻玄沢，是杉田玄白的學生。他有一個重要的徒弟，叫緒方洪庵。緒方洪庵開了一家蘭醫學堂「適塾」，培養出了數十位活躍的幕末維新派門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以「脱亞入歐」理論知名，在日本維新中作出卓越貢獻的上一代「萬元男」

當初棄教的葡萄牙傳道士沢野忠庵，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六代徒孫會成為如此顛覆性的人物。

1868年，明治維新伊始，日本開始奔走在「脱亞入歐」的路上。1874年政府實行《醫制》，逐漸取締漢方醫教育、推行西洋七科醫學考試方案，不合格者不得執業。

此後的三十餘年間，漢方醫的遺老遺少雖經大力奔走、在腳氣病之爭上小規模獲勝，仍無法證明漢方總體上真實有效，《醫師免許規則改正案》兩次投票未獲議會通過。

從此，日本漢方退居生藥製藥和學術領域，在臨牀上一蹶不振。

日本漢方藥的市場越來越集中於中國，也變得越來越懂中國人

中國的西醫遠沒有如此的幸運。當大清撲街、傳教士重新來華，傳播一種和三百年前迥乎相異的「西醫」時，「匯通學派」們才把明末清初先輩們的著作翻出來，奉為鼻祖。

這樣軟弱無力的本土化，結果可想而知。民粹主義一回潮，沒有本土根基的中國西醫跟洋教一起成了排斥對象。1900年，義和團僅在山西一省就燒燬了二百餘家教堂和醫院。

到了20世紀20年代，全中國的西醫才不過數千人。當時的衞生部長薛篤弼也説：「現在全國約有二千縣，有西醫地方尚不能佔十分之一二。」

1929年，民國政府也曾想要學習日本，廢止中醫。

該案的提出者餘雲岫就是日本留學的海歸。他提出了「廢醫存藥」，並且跟汪精衞等人提了通過行政命令廢止中醫的提案。當時，國民黨的高級衞生官員，像湯爾和等人，全是海歸派西醫出身，因此議案順利進入討論。

餘雲岫質疑中醫的著作《靈素商兑》，出版於1916年。他認為，中醫理論皆憑空杜撰與巫術同源，中醫脈法自欺欺人，中醫不能預防疫病，中醫病原學説阻遏科學化

不過，當時的西醫在上層也沒有羣眾基礎。很多元老，比如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就是「挺中醫」的代表。而且「廢中醫」者多是親日派，在那個時間節點上，難免遭到政敵發難。

沒過多久，餘雲岫的提議就一地雞毛地結束了。

1949年後，西醫更沒了翻盤的資格。一窮二白卻又要在農村普及醫療，只能依賴中醫和連中醫還不如的赤腳醫生，於是領袖欽點。晚年的餘雲岫也研究上了中醫，寫成了煌煌醫史鉅著《古代疾病名候疏義》。

今天的中國輿論場上，「中醫粉」與「中醫黑」無休止的爭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醫在中國省略了一兩百年的磨合、碰撞、切磋的過程，直接跳到了最後一步。

日本人則用他們的醫藥系統和藥物市場雄辯地證明，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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