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不是“工作”殺手？_風聞

✪ 陳自富 |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導讀】**近年來，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成熟，關於自動化技術取代人類工作導致失業的問題，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和討論。本文作者指出，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視為我們社會未來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而忽視整個進程中政府、非政府組織、勞動者、企業、宗教社團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質上還是一種技治主義立場。技術從內部來看無善惡之分，但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卻需要考慮各方的立場、態度和利益，技術在帶來效率提高、減少崗位的同時，其所帶來的邊際收益應該是遞增的，這種遞增應以新的工作需求為基礎，給勞動者帶來更多的幸福。為達到這個目的，在人工智能產業的規劃和立法中，通過技術民主化來擴大技術參與者的利益範圍，給缺乏技術、金融、文化和政治資本的社會階層賦予獲得技術設計過程的權力，因此勞動者的命運還是要訴諸社會的廣泛協商和共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消失的工作和擴大的貧富差距

2017年6月下旬，谷歌原大中華區總裁、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博士在紐約時報的“觀點”欄目發表了一篇題為《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的專欄文章，他在文中一方面認為從技術上來看，人工智能發展到人類水平智能（即通用人工智能或強人工智能）仍然存在巨大障礙，達成該目標的期限還很遙遠，另一方面在實踐中人工智能卻可以迅速取代很多重複性、低技能的崗位，例如出納、客服代表、股票交易員、律師助理和放射科醫生等，後續還可以代替人類操作半自治或全自治的硬件設施，使得工人、司機、快遞員等職業逐步消失，因此這些趨勢將導致嚴重的失業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

李博士為此提出了一種有趣的“人工智能決定論”的解決方案：對於失業問題，人類可以從事所謂的“愛心服務工作”或充當志願者，因為這些工作人工智能幹不了，而且又能給人使命感，政府可以通過對企業徵税來為這個新的工作計劃提供資金，但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財力承擔人工智能發展問題所帶來的公共開支，因為人工智能創造的財富將主要流向中美這兩個人工智能技術強國，只有他們才能提供資金支持這種轉變；對於貧富差距問題，人工智能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中美兩國，來換取資金來應對失業問題，這種經濟依賴將重新塑造當前的地緣政治，因此人工智能提供了一個通過國際合作來使貧富差距最小化的機會。

好奇與創新比貧富差距更重要

也許是李開復博士在經濟、政治方面的“人工智能決定論”主張過於強烈，來自科技界的另一位著名企業家、亞洲最大的OTA（Online Travel Agency）攜程旅行網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博士在7月初即撰文反駁李開復的觀點。他一方面同意人工智能在短期內難以達到人類水平的技術論斷，另一方面則不認可李開復關於人工智能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判斷，他的論點主要從經濟學角度展開：首先是人工智能導致的生產率提高將促使人類有更多的閒暇時間和購買力，從而導致服務業需求的增長，薪的就業機會將填補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其次是產業史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發明顛覆性技術的企業未必能獲得超額利潤和形成壟斷，在3個或以上的寡頭壟斷市場，利潤會達到一個均衡水平，消費者將獲得技術進步的紅利，因此中美兩國可以成為人工智能技術大國，但其人工智能產業及其公司不足以影響國際地緣政治。

梁建章在反駁李開復文章的基礎上，從新的角度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相對於貧富差距問題而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是好奇、探索和創新，哪天人類不再好奇和創新了，才是真正的大問題。AI將人類從重複性的低技能工作中解放出來，使得人類能從事更多的創新和創造活動，因此研發和創意人員不會失去工作，反而是研發工程師和重複性工作崗位（例如清潔工）的收入差距會擴大，這才是人工智能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但貧富差距從歷史上來看是一個老問題，形成貧富差距的原因很多，從某些方面來看，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經濟繁榮和教育進步反而有助於貧富差距問題的解決。

人工智能是不是“工作”殺手？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信息科學歷史和社會影響的研究者，筆者在技術方面同樣認可李開復的看法：人工智能短期內無法達到人類級別水平，但在很多具體的領域取代大量重複性、低技能工作崗位的技術條件已經逐步成熟，所缺的只是社會制度、文化觀念、法律和資金的支持而已。

關於二戰後以智能、信息為主題的自動化技術取代人類工作導致失業問題的擔憂，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早在上世紀50年代，控制論的主要奠基人諾伯特·維納就在其名著《人有人的用處》中預測：“自動機的採用會帶來失業現象，它同目前的工業蕭條甚至三十年代的危機相比較，後者只不過是兒戲而已”，但是過去的這60年來，與維納的預言相反，二戰後大規模的失業危機並沒有發生，世界經濟總體蓬勃發展，新技術革命反而成為了主要的引擎。以名義價格計算的世界生產總值從1950年的4萬多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77萬億美元，1950年到1973年的世界GDP的平均增長率為4.9%，遠超過上次工業革命中1870年到1913年期間2.1%的平均增速。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由於戰後的和平環境導致了全球化和人口增長，各國通過全球化紅利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國際分工體系，人口增長促進了對工業品、消費品乃至信息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了傳統和新興的服務業吸納了更多的就業人口，維納的預言沒有應驗，

在維納所預言的時代裏，技術發展主要解放了人類的體力勞動，但李開復的觀點是這一次的人工智能革命帶來的是相當一部分腦力勞動的解放，因此某種程度上將摧毀二戰以來形成的中低端服務業吸納大量勞動力的就業市場，傳統勞動力的需求將急劇減少，勞動力供給出現過剩。

對於李的觀點，梁建章的反駁實際上隱含了兩個勞動經濟學的假設：一個是從生產要素的觀點來看，技術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互補性大於替代性，另一個是當由於技術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帶來工資水平增長時，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產生的個人收入增長足以產生新的消費需求，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

通俗地説，人工智能技術作為生產要素，其投入的增加將導致與之匹配的研發、技術、運維崗位的勞動力邊際生產率提高，這個稱之為技術要素與勞動力是互補性的，另外，人工智能也導致重複性、低技能的勞動力被取代，即技術要素對勞動力要素是替代性的。雖然在當前的場景下兩者兼而有之，但顯然梁認為通過新需求帶來的新崗位，本質上使得技術要素和勞動力要素之間的互補性要大於替代性。

當工資水平由於效率提升而提高時，一方面勞動者可能減少勞動時間，減少供給，在獲得原來同樣報酬的同時增加閒暇時間，這個稱之為收入效應，另一方面勞動者覺得休息時間比原來更加昂貴，因此願意增加勞動時間獲得更高收入，從而增加勞動供給，此即替代效應。梁文的假設是技術發展後，由於替代效應的存在，人們並不會減少工作時間，而是繼續保持同樣或類似的供給，獲得更高的收入，從而增加了對閒暇時段各種服務的需求，創造了新的崗位。

筆者的觀點是李、梁二位的主張對於人工智能發展是否會顛覆性地取代大量工作崗位的問題，都不具有足夠的説服力，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兩人的立場都站在各自的利益點，並未客觀、全面地反映事實。由於李開復本人是人工智能產業的投資者和推動者，其在文中對人工智能的定義都別樹一幟：“人工智能到底是什麼？粗略來講，人工智能技術指的是獲取某一領域（比如貸款償還記錄）的海量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對具體案例（是否應給某人貸款）做出判斷，以達成某一特定目標（貸方利益最大化）的技術。這些技術在給定任務中所展現出的工作能力已經被證明可以完全超越人類的表現。”但是在學術界和產業界，雖然當前人工智能商業化應用的成功很多是大數據驅動的，但大數據是否為人工智能的核心必要條件並不是廣泛的共識，按照國際人工智能促進會（AAAI：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定義則更為中性：“對作為思維和智能行為基礎的機制的科學理解及它們在機器中的具體實現。”

李開復的主張中還有一些比較強的觀點，即將金融領域中人工智能應用帶來的效率提高簡單地推廣到了更廣泛的行業，他甚至舉了一個創新工場投資的貸款公司作為例子。實際上，由於金融、醫療行業的數據質量和數量相對於其他行業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人工智能商業化的進程往往以這兩個行業為重點，但是即使從技術維度來看，在法律、會計、教育培訓、製造、物流等領域是否能替代絕大數工作崗位，也絕非輕而易舉。

對於梁文而言，在勞動者關於工作—閒暇時間分配的決策模型中，過於簡單地假設勞動者願意保持工作時間以獲取足夠的收入，並將收入用於購買閒暇時間的服務，這裏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否使勞動者的貧富差距達到一個合理的水平，使得富人的服務消費需求有足夠的生產者來提供？而不至於因為劇烈的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失衡？另一方面在於服務業吸納的就業人口總量是否能填補因為技術進步而失去的工作崗位，這個比維納之後的幾十年還是有所不同，歷史經驗是否能重現是一個疑問，梁一手創立的攜程旅行網是中國服務業的代表性企業，其員工數量高達3萬多人，是全球最大的OTA企業Priceline的兩倍，站在這個立場上提倡服務業對就業人口的吸納，難免會有失偏駁。

其次在於任何一種技術的開發、部署和推廣都是受到外部社會環境干擾的，而不單純是由技術本身的先進性來決定。英國工業革命時期有工人的“盧德運動”，愛迪生與西屋電氣有直流電和交流電之爭，中國高鐵有磁懸浮和輪軌技術之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社會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選擇涉及文化傳統、法律、倫理等一系列考慮，人工智能技術涉及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機器學習等諸多領域，在每一個行業的開發和應用都涉及諸多方面，例如鐵路12306服務中心所導致的整個鐵路售票系統變革，就帶來了農民工與老年人的“信息鴻溝”問題，至於人工智能在醫療中的應用，以及無人駕駛技術的部署，都涉及到了觀念轉變和法律體系的修訂，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時技術開發和商業化所需的資金與人才資源，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都具有稀缺性，人工智能中相關技術開發的優先級和先後秩序，也都存在着社會利益的爭奪。

因此，從以上的分析來看，人工智能是不是“工作”殺手，遠不是李、梁這兩篇文章能夠給出結論的。

勞動者的命運誰來掌握？

我們很難直接把維納的預言或正或反地應用於這一輪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技術革命中，對於未來難以簡單地基於經驗外推，尤其是當前的技術、經濟和社會條件與維納時代已經大相徑庭。但我們很難認同李開復博士為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就業問題開出的處方，對於梁博士的樂觀預測也心存疑慮，無論如何，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視為我們社會未來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而忽視整個進程中政府、非政府組織、勞動者、企業、宗教社團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質上還是一種技治主義立場。技術從內部來看無善惡之分，但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卻需要考慮各方的立場、態度和利益，技術在帶來效率提高、減少崗位的同時，其所帶來的邊際收益應該是遞增的，這種遞增應以新的工作需求為基礎，給勞動者帶來更多的幸福。為達到這個目的，在人工智能產業的規劃和立法中，通過技術民主化來擴大技術參與者的利益範圍，給缺乏技術、金融、文化和政治資本的社會階層賦予獲得技術設計過程的權力，因此勞動者的命運還是要訴諸社會的廣泛協商和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