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 | 中國作為政治和政治經濟學的挑戰_風聞

編者按

七月初，IIPPE的年度研討會在法國召開，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熱點就是如何理解中國在當今世界的位置。本文為盧荻老師在該會針對中國經濟現狀與政治位置的發言以及對本次會議的印象與總結。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演變，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抵抗大於屈從。而在當今批判資本主義成為西方左翼流俗的“政治正確”時，簡單將中國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恰恰抹煞了中國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獨特經驗。

盧荻老師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2019年7月23日。近日來愈演愈烈的香港動盪，一方面固然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激烈爆發，另一方面更關鍵的是香港如同西方世界一樣，面臨怎樣重新理解中國內地快速發展的難題。倘若“激進派”無法擺脱“冷戰”思維，又跳脱不了“政治正確”的陷阱，那就只能表達對“殖民”時期的一味幻想，甚至淪為對改開以來中國實踐的單純否定和惡毒發泄。這在根本上回避了中國作為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挑戰的世界史意義，只能坐井觀天，像鴕鳥一樣無視現實了。

本文由作者授權，感謝盧荻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中國作為政治和政治經濟學的挑戰

盧荻

七月初，“促進政治經濟學的國際連線”(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Economy, IIPPE) 的年度研討會在法國城市裏爾舉行。今次研討會是與法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合辦的，所以規模巨大，宣讀論文達三百多篇，參加者人數更是遠多於此，包括大量來自北美、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學者。

由盧荻老師提供的會議議程

這其中一個相當觸目的現象，是中國作為研討會的熱點之一，相關論文數量在現實研究領域上首屈一指，不僅是遠超關於其它發展中地區和國家的，比研究歐美的論文數量也是不遑多讓。而中國研究也不限於分析中國本身，而是引伸到關於中國作為政經模式的內涵、中國對世界發展的影響、以至於中國經驗的理論意義。

研討會的中國主題部分包括整日的工作坊，以及連續兩天的四場分會，另外還有相當不少的中國主題論文散見於其它現實或理論研究的分會。筆者應邀在工作坊做開場發言，下文是發言的簡要版本兼及事後的印象式總結。

中國為什麼重要、有什麼重要?

這麼多學者、這麼多論文，匯聚一起共同探討中國問題，無疑，其推動力是因為中國重要。

重要性首先來自現實。今日中國與世界發展的系統互動，不僅是決定了中國人民的福祉，也是深深影響着全世界人民。其次是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模式，無論其建樹和欠缺如何認定、評價，畢竟整體而言它的發展表現遠超羣儕，是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的發展失落的對立面。因此，如何從中國經驗中獲取教訓，正面和負面，這是與會學者所關注的。

由此引伸到中國對政治經濟學的挑戰。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政治-經濟變革的主導邏輯是新自由主義，那麼，在模式層面上，中國經驗究竟是以遵循、抑或抵抗新自由主義為主，又或許迄今仍是在遵循與抵抗中奮鬥、或兩者之間雖然未必和諧但還是能夠共存。要解答這些問題，就不僅需要認識中國現實，而且需要重新審視同期的世界發展以及新自由主義，這是政治經濟學的重大任務。

    再由此引伸到中國對政治的挑戰。在這個年代，從反新自由主義延伸到批判資本主義，這變成左中右多種勢力共同擁抱的政治正確性，例如美國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近期大力鼓吹“進步的資本主義”，民主黨的總統競選者Bernie Sanders乾脆投向 “民主社會主義”，各路人馬都是以批判資本主義來包裝訴求。於是，將中國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這好像有利於“自稱左派”政治，其代價是必須從政治到社會到經濟各個領域統統否定中國現實，任務極其艱難。

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現實中國是一個混合性質的政治經濟實體，將發展表現與制度特性放在一起考察，更突顯出這個混合性質及其複雜性。

在發展表現上，經濟增長、工業化與產業升級、發展水平向發達國家趨近，這些都已經是明顯不過的事實。工資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自然環境漸為改善、人民健康程度和預期壽命提升，這些也都是可以驗證的事實，雖則“槓精”者往往要強加否認。另一方面，經濟震盪、社會分化、競爭壓力、物質條件和精神狀態的不穩定等等，同樣也是事實。總體上實際發展表現的波動起伏，推進與逆轉，正反映了政治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或複雜性。

對於這種複雜性，一個直觀上好像很有效的認知框架，是認定中國經驗是“從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 過渡到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這個認定在相關的學術羣體和政治羣體應該都是主流，之所以好像很有效，因為直觀上國家的作用、影響確實是無遠弗屆，是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以至制度設置的主導決策者。

然則憑什麼説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原則看，這裏的關鍵是勞動者在經濟、政治、社會上的主人翁地位問題。在社會生產過程中，隨着市場原則延伸到所有制領域以及僱傭關係的普遍化，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確實是喪失了，上述的過渡説法有其道理。只是，在社會再生產領域，經濟剩餘資本化（轉化為利潤導向的配置）迄今並沒有成為主導，收入分配也沒有主要遵循資本邏輯，實際經驗是與資本攫取剩餘的狀況很有差距。既然社會再生產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勞動者的利益，反映了社會或本身或透過國家對資本邏輯的抵抗，那麼，至少是在間接意義上，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

面對中國反思政治和政治經濟學

以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概念來理解中國現實、要求現實，這有一定道理，不僅是猶如普世價值觀念那樣能用來指示方向，而且概念本身就有分析意義。正如上述，從共和國的立國原則看，要理解和要求現實，必須聚焦於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問題。

然而這個道理還是遠遠不夠。社會主義追求猶如現代化目標是理想，但這種理想是科學不是空想，因此，總結經驗就不能也不應該純粹以價值或理想原則來觀照現實、要求現實，而必須考察現實是否、以及如何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下向理想推進。

立足於既有的歷史條件，就是説，社會主義實踐必然也只能以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體系作為出發點。現代世界史是資本主義史，意味着資本主義是世界性體系，所有的社會，不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捲入這個體系之中，都是必須面對這個體系的運作邏輯的壓力。這個運作邏輯是系統性的利潤追求，而非任何抽離歷史的價值原則。從現代歷史直至今日的經驗看，無論是在世界範圍還是在中國，這個運作邏輯並不一定、甚至完全不是要在被捲入體系的所有社會複製發達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經驗，而僅僅是要強制它們服從系統性的資本追求利潤的原則。

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是經濟的金融投機化，並由此派生出對勞動者的廉價化要求、以及屈從於“普世價值政治”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演變，固然有屈從於這個邏輯的成份，同時也有抵抗的成份，從實際表現看應該説後者迄今還是佔據了上風。

無論是在知識上還是政治上，既然中國現實距離理想的社會主義尚遠，同時卻又獲得難以否定的發展建樹，那麼，對於堅持“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必須擯棄資本主義（包括“進步的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傾向，如何面對中國就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2019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