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幼珉：香港動亂如何結束_風聞

吳幼珉來自*/*聯合早報

近些月來，在香港接連發生多起羣體事件，反“修例”遊行很快就演變為區域性暴動。暴徒在街上橫行，反對派政客卻譴責警方過度使用暴力，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修例”已“名存實亡”，反對派遊行已不旨在反“修例”，卻是要“廢”香港警察“武功”從而奪權，21日晚衝擊“中聯辦”更直接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我們關注的是，為什麼香港這些羣體事件規模如此大，又那麼暴力；接下來香港會變成啥樣子。

當前，多種矛盾在香港交匯。第一個矛盾是中國崛起，美國等西方國家卻要阻撓。香港近月的遊行、暴動搞亂了香港，不少西方國家卻叫好；香港多次遊行的某些參與者更公開打着“港獨”和外國旗幟。

外國勢力如此深入、高調和公開介入中國香港事務是前所未有的。反映美國特朗普政府把中國視為敵人，貿易戰壓不垮中國，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目標轉變為聯合西方國家共同反對中國，在支持中國一切分離主義勢力的問題上做文章。

西方盟友難以在封殺華為問題上與美國步調保持一致，為敷衍美國，也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於是支持“港獨”等分離主義勢力。

敵對勢力早已在物色時機發難，剛好又有一些反對派政客因反“修例”而投懷送抱。有外國政界和傳媒的撐腰壯膽，香港遊行的規模自然能搞得大一些。

二，台灣民進黨當局希望抹黑“一國兩制”來證明台獨的合理性。在台灣大選前夕，蔡英文和民進黨完全可能利用台灣特務組織在香港製造事端，謀求私利。

21日晚衝擊“中聯辦”事件究竟誰在幕後指揮，值得關注。

三，香港社會本身存在着矛盾。香港有兩個須要解決的經濟挑戰，其一是房價過高，特區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如試圖增加土地供應，那是希望通過樓市的內源因素來解決問題。政策實現起來有難度，更重要的是當前香港房價高企是由於低利率、寬鬆貨幣環境等樓市的外源因素引起。在這個問題上，特區政府至今的作為並不足夠。

其二是香港經濟在過去20年增長不快，找工作的人卻增加了不少；加上資產價格上升，貧富差異擴大，許多市民並不認為自己在與內地經濟融合過程中獲益，經濟矛盾又引起許多市民對現實的不滿，言行也變得激進。

當然，目前香港面對的問題主要還是政治較量。

四，“一國兩制”框架與政策制定、政府貫徹不協調。

香港與新加坡在擺脱殖民統治後有三個不同：一是人口組成不同。許多新加坡人是中國南方無地農民的後裔；香港1997年人口則主要是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從中國內地移居當地的居民及其後人組成，有相當一部分港人對新中國政權有牴觸情緒。

二是新加坡政府在立國之初即狠抓了學校教育和媒體，香港則不然；鑄成今天的局面，並積重難返。

三是新加坡與各大國關係保持平衡，沒有大國有明顯顛覆新加坡政府的企圖。而中國本身就是大國，國力崛起使它必須直面美國和西方的挑戰，那也波及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是一個明擺的事實，內外敵對勢力卻在窺測這個機制的灰色地帶和缺陷，並從中進行破壞。

如果“一國兩制”不能繼續完善，適時制定和貫徹合適的政策，香港問題會接踵而來。

在2018年，香港地方選區登記選民人數約為380多萬，其中支持反對派的選民應該略多於建制派。

一般來説，熱衷政治的市民會登記當選民，支持某一黨派或某候選人的選民會去投票，強烈支持者還會參加特定的遊行。

拿香港6、7月份兩次反“修例”遊行的現場人數相比，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會是百萬數的。當然，背後的同情市民可以在一兩百萬人以上。

遊行組織者“報大數”目的有三，一是進一步動員支持者，二是為顏色革命爭取合法性，三是為了領賞錢。

“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的可行方案，中國政府對此的做法沒有改變。然而，儘管一些內外勢力享受着“一國兩制”帶來的好處，卻並不希望“一國兩制”在香港能成功實踐。

部分反對派“勇武”分子鬧事後到台灣尋求庇護；香港警方也搗破一個涉及香港民族黨成員的炸藥製造工場。近日，建制派也舉行了羣眾集會。

在本文截稿前，雙方角力並沒有結束。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公開支持特首，林鄭月嫦也表示不會辭職。

事態如何收場要看激進反對派把事情搞到什麼程度。一些反對派政客可能希望在亂中獲利，但局面發展未必如他們所願。

（作者是資深香港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