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另一重負擔_風聞

誰在餵養中國？

上次我們在《河南慘在哪？》裏寫了黃淮地區在河南省內發展受到制約的一大原因是肩負着繁重的糧食生產任務。我們也答應了，要分析一下糧食產出地保證糧食出產和經濟發展的矛盾。

把這兩個話題一結合，你就會發現，這一矛盾在河南省身上體現得相當明顯。

提起產糧地，你會想到哪裏？是江南魚米之鄉還是“湖廣熟，天下足”？如果把近20年的年糧食產量拿出來看的話，恐怕會大出很多人意料。

1999年到2018年，糧食增產最多的是黑龍江，從3074.6萬噸增長到7506.8萬噸，翻了一番還多。這主要得益於近年來北大荒的資本化和機械化改革。

而在歷史上看，河南和山東才是傳統上的產糧大省，河南從4253.3萬噸增長到6648.9萬噸，增長也超過了50%。山東從4269萬噸增長到了5319.5萬噸，增長了1050.5萬噸。安徽和河北糧食產量稍遜，但是增長也不少，安徽從2771.2萬噸增長到4007.3萬噸，河北從2746.29增長到3700.86萬噸，分別增長了1236.1萬噸和954.6萬噸。

反倒是很多人認知中的南方產糧大省，最近二十年糧食產量增長不多，廣東、浙江、四川的糧食產量甚至還減少了。

可以説，最近二十年“南糧北移”趨勢明顯，糧食生產進一步向東北和華北集中，全國產糧三大省是黑龍江、河南和山東，而且其糧食產量還在不斷增長。

這些省份糧食增產背後，是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的不斷擴大。

國家統計局尚未有2018年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但是在1999-2017年間，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最大的省份是黑龍江，從809.9萬公頃增長到了1415.4萬公頃，擴大了605.5萬公頃。河南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也很大，從903.2萬公頃擴大到了1091.5萬公頃，增長了188.2萬公頃。山東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從809.9萬公頃擴大到了845.5萬公頃，擴大了35.6萬公頃。安徽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從593.4萬公頃擴大到了732.1萬公頃，擴大了138.6萬公頃。河北則從665.8萬公頃擴大到了723.6萬公頃，增長了57.8萬公頃。

而傳統上的魚米之鄉、天府之國，湖南、江蘇、浙江、廣東、四川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都在減少。

這些年全國糧食產量的增產，伴隨着南方產糧大省的糧食產量增長較慢或減少、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縮小以及北方產糧大省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增長的局面。

而在增產和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較為明顯的幾個北方省份裏，黑龍江地廣人少，工業基礎好；山東臨海適宜引進外資和發展進出口貿易，自然資源充足而且政治資源也相當好，也適宜發展工業；唯獨河南，自然資源不大適合發展工業，深居內陸也限制了工業發展，人口眾多，農村人口也很多，產糧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河南的發展。

南陽為什麼這麼慘？

對於農業制約了河南的發展，河南的南陽和我們之前寫過的黃淮地區都是相當典型的例子。

上次我們在《河南慘在哪？》裏寫了黃淮地區在河南省內發展相對不好，就有讀者朋友説了：“我們南陽常住人口一千萬，都還沒高鐵呢！”

之前那一篇之所以不説南陽，很大程度上是我們有點疑惑南陽人對河南的認同感有多少。從地理上看，南陽是河南和湖北交界地帶的一塊比較孤立的盆地，中原文化和荊楚文化對南陽都有影響力，就我們所知南陽人甚至還覺得跟襄樊那邊更親密一點。不過既然這位朋友跳了出來，那我們今天就説説南陽。

確實，南陽常住人口一千萬，這一個地級市就佔了河南人口超過百分之十。可是南陽的發展也並不盡如人意。

南陽的人均GDP遠遠落後於省會鄭州，也常年落後於河南人均GDP，和黃淮地區發展情況類似，在去年低於信陽市。

從城鎮化率來看，2018年城鎮化率，南陽為46.2%，比周口、商丘、駐馬店好些，低於信陽，排名省內倒數第五，遠落後於河南省整體51.71%的城鎮化率。

為什麼南陽和黃淮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呢？

在《河南慘在哪？》裏，我們分析過，黃淮地區有着大量耕地，發展工業就比較困難。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南陽身上。

黃淮地區和南陽的耕地面積加起來佔了全河南省耕地面積的一半還多，其中南陽耕地佔全省耕地的13.0%。

黃淮地區和南陽是河南省耕地較為集中的區域，而它們也是河南省經濟發展緩慢的縮影。糧食生產任務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河南省的經濟發展，而省內有條件、有政治資源發展工業的地市發展相對較好。

南陽的城鎮化率為46.2%，考慮到其1000萬左右的常住人口數，農村人口在540萬左右。黃淮地區常住人口裏有將近1600萬人是農村人口，南陽和黃淮地區常住人口裏農村人口加起來就超過2000萬人。

然而這些人在自己的家鄉找到農業之外的工作並不容易。南陽的第一產業佔經濟總量14.7%，第二產業佔41.4%，第三產業佔43.9%，也就比黃淮地區四個地級市要好一點，還是遠落後於河南平均水平，更別説和鄭州比了。

所以我們在《河南慘在哪？》裏提到“既然是常住人口，那麼他們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還是留在當地的，不可能跨市打工，這約1600萬人會常年被束縛在土地上”，這個觀點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為黃淮地區四地市和南陽都不能提供大量非農業崗位，當地人也不傻，怎麼會不出市打工呢？加上南陽，這五個地級市有兩千多萬農村常住人口，不可能全束縛在土地上的。

畢竟常住人口數字統計起來並不精準，可能其中不少人已經出市乃至出省打工了。在去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上，南陽的年末全市總人口1198.07萬人，常住人口1001.36萬人，也就是將近200萬人出市打工，實際數字大概率要比這個多。然而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所以此處存疑。

南陽位於中國古代地理上著名的板塊交界地帶南陽盆地，隨處可見大片的平地。在農業社會，這是極好的條件，尤其在東漢年間，南陽可能迎來了其歷史上的巔峯期（畢竟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出身於此），由此看來山東人諸葛亮“躬耕於南陽”也絕不是為了“不求聞達於諸侯”。

但是現在，它大量的耕地和糧食生產任務使得它發展工業受到制約。當然，南陽的自然資源比起黃淮地區要優厚一些，但它同樣離海比較遠，在改革開放後大力引進外資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時代背景下，這一點是相當大的劣勢。

而且按理説放在古代，南陽多少處在交通要道上，連接着襄陽和洛陽。但到如今，河南的中心東移到了鄭州，湖北的中心東移到了武漢，京廣線在河南境內經過鄭州南下過許昌、漯河、駐馬店、信陽後就能進入湖北並在湖北境內聯通武漢，不用經過南陽，所以南陽除非修專線或託其他線路的福，不然也就像現在這樣，沒有了直通鄭州的高鐵。

糧食安全也是公共服務

為什麼種糧食會越種越窮？除了農業產值根本比不上工業等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國家政策向工業、城市傾斜，導致農村承受了很多經濟壓力。

比如為了保證糧食安全，也保證種糧農民的利益，國家會制定最低糧食收購價。但是這一價格有時候是低於市場價格的，甚至在有些時候低於成本價，那就等於產量越大越虧本。

而正如剛才我們提到的那樣，有些省份的糧食產量和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在減少，有些則在擴大，這就意味着產糧任務愈發集中於像河南這樣的省份。而近幾年糧食不斷增產，價格又被平抑（糧價飆升是會影響社會穩定的），此時糧食的主銷區（輸入糧食的地區）處於主動地位，而主產區（輸出糧食的地區）則陷入被動。

一方面，糧食價格相對較低，主產區賺不到多少錢，有的時候為了維護糧價穩定地方政府還可能給糧食生產提供補貼，但這筆補貼隨着糧食以相對較低價格流出主產區，等於變相補貼了糧食主銷區。

另一方面，糧食主產區為了保證糧食安全，發展經濟作物種植或工業都受到了制約，逐漸增長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即可説明這一點。而主銷區則可以放手批土地搞工業，或者發展經濟作物種植，等於糧食主產區變相承受了工農業剪刀差。

可以説，最近二十年糧食產量增長，河南這樣的產糧大省做出了很大犧牲。

而且河南糧食增產還有其他代價。

眾所周知，糧食增產要靠地裏的氮磷鉀。但是自然界裏補充氮磷鉀的機制不多，金坷垃也沒法吸收兩米下的氮磷鉀，最終只有地表那一層的營養是可用的。農民只能靠人工不斷補充才能保持土壤肥力，堆肥什麼的週期太長，效率高還得是用化肥。

所以在中國有了大規模生產化肥的能力之後，糧食產量才有了長足進步。很多小清新一提化肥都覺得是有害無益的東西，肯定是吃太飽了。

然而化肥的作用也是有邊際效應的。長期施用化肥對增產的邊際效應遞減，就會出現化肥施用量增長很快，糧食產量增加相對較慢的局面。2000-2017年，河南農用化肥施用量增長了68.0%，糧食產量則僅增產59.1%。

化肥施用邊經濟效應遞減，一方面形成了為了增產，就要施用更多化肥的情況，使得農民種糧成本進一步被推高；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化肥濫用，破壞土壤結構造成土壤板結，多餘的化肥流入地表或地下徑流，在河流湖泊造成水體富營養化——濫用化肥會造成土壤污染和水污染。

對於國家來説，由於穩定低價的糧食是必需的公共服務，產糧區的糧食生產任務自然是重要的利益訴求；對於產糧區地方政府來説，產糧區的糧食生產任務則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執行並不堅決，需要自上而下的壓力；對於農民，由於成本收益比不划算，產糧區的糧食生產任務執行的積極性不高，而且還會有環境隱患。

三方博弈，真的太難了。

農村負擔曾經很重

除了產糧和其他農業產品，農村還做出過很多貢獻和犧牲。

比如2002年, 農村所創造的增加值佔中國GDP總量的46.1%，但是佔用的貸款只佔全社會貸款總額的10.4%——流入農村幫助農村發展經濟的資金本來就少，徵收效率卻相當高。類似的，還是在2002年，中國全社會教育開支裏僅僅23.1%用在農村，全國各級財政衞生事業經費開支裏只有15.5%用於農村，而當時中國農村人口還佔總人口的大多數。

基層財政甩包袱後，為了維持基層基本運作，加在農民身上的額外税費曾經越來越重，農民的負擔也一度加重。

比如“三提五統”中“三提”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按規定從農民生產收入中提取的用於村一級維持或擴大再生產、興辦公益事業和日常管理開支費用的總稱，包括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三項。“五統”是指鄉（鎮）合作經濟組織依法向所屬單位（包括鄉鎮、村辦企業、聯户企業）和農户收取的，用於鄉村兩級辦學（即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的款項。這些就是用於鄉村日常運作的費用負擔。

現在的人可能對“三提五統”比較陌生，對上世紀末的各種農村税費也並不熟悉。税收好歹有法可依，費用罰款則沒輕沒重，“一税輕，二税重，三税四税無底洞”就是説的這一現象。就更不用提計劃生育的罰款了，“扒房牽牛”不是隻停留在口號上。

所以本世紀初取消農業税和各項農村繁雜税費，無疑是一項善政，城市反哺農村也有其必要性，扶貧的意義也並非只停留在維穩之上。

城裏人欠農民的東西太多了。

而上文提到糧食主產區提供的糧食安全保障是一項公共服務，則更有助於大家理解在我們這個大一統國家之下不同地方的利益博弈問題。比如很多河北人覺得北京治理環境建立在河北經濟自我限制的基礎上，值得一份轉移支付，那麼負責產糧的河南同樣值得一份轉移支付。

農村起到的另一大作用是消化多餘勞動力，為就業提供緩衝區。

受金融危機影響，東南沿海大片工廠停工的時候，在2009年第一季度末，不再繼續外出的返鄉農民工中有64.1%在本地從事農業——雖然現在種地餓不死也富不了，但假如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恐怕失業問題就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了。

而對於河南省來説，全力發展鄭州也是不得不採取的策略了。全省保障糧食生產安全的任務重，只能在本身工業基礎好、政治資源多的省會大力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儘量吸納省內勞動力。起碼他們不用離開河南去打工了——2018年河南省際淨外出人口增量比2017年減少31萬人。其他人口向省外流動的大省打造強省會吸引省內人羣到省會發展，也是類似的迫不得已。

而像南陽這樣的地方，誰都靠不上，一面要守住耕地紅線為全國一盤棋做貢獻，一面也要拼命擠基礎工業用地並吸引客商前來落户——青年水氫車看上去是很荒誕，但是，領導不點贊又能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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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