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低收入、“棺材房”：香港混亂的經濟根源_風聞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一篇文章，給大家看看

香港——用比紐約、倫敦或舊金山更高的租金，只能租到一半面積的公寓。近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困中。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82美元。

這座今夏因大規模抗議活動震動世界的半自治中國城市擁有740萬人口，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居住地。人們不滿於日常生活日益受中國大陸影響，加上渴望由自己來選擇他們的領導人，都推動着抗議者的行動。但在這種政治憤怒的背後，隱藏着一股對自身經濟命運深感焦慮的潛流，他們擔心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我們本來覺得更好的教育會帶來更高的收入，”有大學學歷的55歲抗議者肯尼斯·梁(Kenneth Leung)説，“但在香港過去20年裏，人們也許能夠接受到大學教育了，但並不會賺到更多的錢。”

肯尼斯·梁加入抗議活動是因為香港允許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計劃……他也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憤怒：他是一名保安，每天工作12小時，每週工作六天，時薪5.75美元。 房價中值是家庭年收入中值的20多倍。

這些在五年前已經成為突出的問題，當時被稱為“佔中”或“雨傘運動”(Umbrella Movement)的抗議活動封鎖了該市部分地區數週時間。法國的“黃馬甲”(Yellow Vest)等類似的抗議活動也表明了同樣的焦慮：蓬勃發展的全球經濟讓太多人掉隊。

“那裏的生活條件是很嚇人的，”居住在香港深水埗區隔斷公寓中的肯尼斯·梁説。像許多抗議者一樣，他戴着口罩以避免被警察識別身份。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天，抗議者的焦點是香港領導人擱置但未徹底取消的引渡法案，以及在一個受北京影響的政治體系中推動直接選舉。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有自己的法律，但抗議者表示，香港的獨立正被破壞，它選擇的香港領導人是為北京、為房地產開發商和大公司工作，而不是為人民。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者表示，她正試圖解決香港的問題。

親北京的官員説，長期的解決方案是與大陸實現更大程度的融合，而不是減少這種融合。香港立法機構立法會中親北京的自由黨領袖鍾國斌(Felix Chung)説，年輕人可以利用香港政府幫助創業者的一個項目，在聯繫着香港與大陸的新經濟特區粵港澳大灣區做生意。

“從珠海到香港往來有什麼大不了的？”鍾國斌説，珠海是附近的一座中國城市，也是該項目的一部分。“香港人被寵壞了，”他還説。

對菲利普·陳(Philip Chan)來説，這些反應表明香港領導人已經和民眾脱節。27歲的菲利普·陳是抗議者和公立醫院的護士，目前仍與父母住在一起，與30歲的姐姐共用一張雙層牀。他睡在下層。

住房問題是許多煩惱的根源。太多人因房價過高被擠出住房市場，很少有不與父母或家人同住的年輕人。

“很多香港人都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問題，比如房價高企，”菲利普·陳説。“他們努力工作，但是沒法掙到足夠的錢來改善生活條件。他們看不到未來，所以感到沮喪。”

香港坐落在一系列島嶼以及從中國大陸向下延伸的大片山地上，已經沒有多少土地可用於住房建設。

批評人士説，政府偏袒房地產開發商的政策使情況更加糟糕。他們説，政府通過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來賺錢，因此它會調整銷售速度，實現收入最大化，並傾向於開發豪華住宅，而不是經濟適用房。

他們提到去年，活動人士曾要求市政府官員考慮將一片高爾夫球場改為公屋一事。這個54洞球場內駐有一個2600名會員的高爾夫球會，周邊就是香港的混凝土多米諾骨牌式景觀，它本可以用來修建可容納3.7萬人的公寓。最終，政府選擇留出這片土地的不到五分之一。

“整個體制完全被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所控制，”支持抗議運動的香港職工會聯盟(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秘書長李卓人(Cheuk-Yan Lee)説。

政府還偏袒富有的大陸人，認為中國買家可以推高物業價值，讓香港家庭感覺更富有。2003年，香港爆發了抗議活動，反對一項禁止煽動叛亂、顛覆國家政權和叛國行為的爭議性法案，此後，香港官員放寬了對大陸投資的限制。儘管這項提案被否決，但總體結果卻是物業價格飛漲，這讓房主更富有，卻把一代人擠出了市場。

“很多年輕人認為在經濟和政治上幾乎沒有出路，而這是他們對現狀產生絕望與憤怒的背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Ho-Fung Hung)説。

香港長沙灣地區的政府經濟適用房開發項目。政府的批評者説，官員們不願建設更多經濟適用房。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座城市的經濟適用房一直沒能跟上步伐。

當前，超過25萬人在等待獲取公共住房。這一數字甚至可能更大，但香港官員已將收入上限限制在每年1.2萬美元以下。批評人士稱，香港官員拒絕改變這一門檻，是因為這意味着香港將不得不建造更多公共住房。

“對於生活貧困的人而言，政府對公共住房資格的要求不現實，”倡導組織本土研究社(Liber Research Community)的黃肇鴻(Brian Wong)説。

工資上漲的速度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特別是低收入階層。香港的最低時薪約合4.82美元，這一數字政府每兩年更新一次。多個非營利組織已呼籲政府將其上調至7美元，這是英國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根據平均家庭成本所計算出的香港最低“維生”工資。

立法者指出，今年早些時候的最新一次最低工資上調，是自香港設立法定最低工資以來幅度最大的一次。但他們也強調保持香港相對於外企競爭優勢的重要性。香港的企業税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屬最低之列。

很多抗議者表示，直接選舉將在這些關鍵經濟事務上給予他們更大的發言權。

抗議者羅傑·鄭(Roger Cheng)現年52歲，從事消費產品銷售工作，7月1日參加和平遊行時，附近的另一羣人開始用金屬棍棒衝擊立法會的玻璃門。和身邊很多人一樣，他不打算去反對這種暴力。

“我們想要比較和平的抗議方式，”羅傑·鄭説。“但也不反對比較激進的方式，因為香港政府完全沒有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