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環的《經行記》：唐朝戰俘第一次記錄歐洲大陸_風聞

張騫、甘英經營西域之後，又過了7個世紀，才有一箇中國人再次到達亞洲西境並第一次留下平實可靠的記載。這個人的身份很獨特，是阿拉伯人的一名戰俘，他名叫杜環。他筆下的《經行記》，不僅有栩栩如生的阿拉伯世界，更有那個國跨亞歐大陸的東羅馬帝國。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寫下有關歐洲大陸的景象。

最強兩大帝國間的碰撞：怛羅斯之戰

公元750年。中國被稱為“天寶年間”，整個社會都處於前所未有的鼎盛裏。

在李隆基統治的時期裏，唐朝的國力達到了頂點，也進行了多次的對外用兵。儘管此時李隆基已日益沉醉於酒色之中，不再是那個勵精圖治的英明君主，繁榮的社會表面下也隱伏着嚴重的危機，但大唐至少在那時還是“大”唐，當時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強國。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東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統哈里發以來，穆斯林已經控制了亞述人、波斯人和羅馬人想都沒敢想過的遼闊版圖，從阿拉伯半島上的幾個部落擴張成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國，向西佔領了整個北非和西班牙，向東則把整個西亞和大半個中亞攬入囊中，地中海成為了阿拉伯人的內湖。阿拉伯帝國成為中國、吐蕃之外影響西域的另一極強力量。

對漢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的“蠻荒之地”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因為這些土地不能大面積種植農作物；而漢族的“擴張”多是因為不堪周邊民族為爭奪過去屬於自己的領土而進行的屠殺、劫掠和騷擾，出於穩定本國疆土、以絕後患的目的才大舉興兵。

阿拉伯帝國由於地理上的巨大優勢，再加上唐軍主力這個時期在青海與吐蕃國大打出手，無暇顧及西域，阿拉伯的影響力慢慢地體現出來，西域諸國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等自己的傳統宗教，對伊斯蘭文化的東進感到不安，更畏懼彪悍的穆斯林戰士，於是不少國家向唐朝求援。起初唐朝並不以為意，直到“石國事件”的發生，才把戰火燃燒起來。

公元750年，唐朝統治者以西域藩國石國“無番臣禮”為由，由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領兵征討，石國請求投降，高仙芝允諾和好。不久高仙芝違背承諾，攻佔並血洗石國城池，捋走男丁，格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搜取財物，俘虜石國國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將被俘的幾位國王獻於玄宗面前，並因赫赫戰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將軍，並將石國國王斬首。此時高仙芝達到了征戰生涯的最高峯。

僥倖逃脱的石國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軍計劃襲擊唐朝西域四鎮，高仙芝先發制人，主動進攻大食。高仙芝率領大唐聯軍長途奔襲，深入700餘里，最後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遭遇。

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軍趕到，從背後襲擊唐軍，雙方在怛羅斯河兩岸展開了決戰。葛邏祿部僱傭兵見勢不妙突然叛變，唐軍陣腳頓時大亂。阿拉伯聯軍乘機出動重騎兵突擊唐軍陣營的中心，連日征戰的唐軍在內外夾擊下再也支撐不住，終於潰敗，高仙芝在夜色掩護下單騎逃脱。

此役唐軍損失慘重，兩萬人的安西精鋭部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千餘人得以生還，陣亡和被俘各自近半，而杜環正是這俘虜中的一位。

更西的西方

杜環的足跡所到之處，已經跟“拂菻”接近了，這些地方的文化中，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拂菻的文化氣息。而且當時大食和拂菻也征戰連年，在大食也一定會有拂菻戰俘，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環有所接觸。這個拂菻，就是和大唐、大食同樣雄偉的帝國——東羅馬。

杜環《經行記》裏的拂菻國“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幹餅……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如實記載了東羅馬人膚色白裏透紅，男人穿單色衣服，婦女愛好服飾，喜歡喝酒，吃麪包，每七天有一天休息娛樂的實際情況。

杜環的經歷説明，人們只有互相接近，才能瞭解彼此。可惜他身不由己，未能繼續向西到達歐洲，留下了和張騫、甘英一樣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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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記》翔實地記載了拔汗那國、康國、師子國、波斯國、碎葉、石國、大食等國的地理環境、山川河流、土產風物、生活風俗、宗教、節日娛樂等諸方面的情況，為我們研究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如杜環曾隨高仙芝轉戰西域各地，對西域各地的相關情況瞭如指掌。如碎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朝曾在此設立碎葉鎮，為安西四鎮之一。據杜環記載，天寶七年(748年)碎葉城屢遭戰火摧毀，邑居零落，但在原來交河公主的居止之處所建大雲寺猶存，清楚地反映了唐朝對碎葉的管轄和經營。

《經行記》是中國記載伊斯蘭教的最早漢文典籍，杜環也成為第一位準確理解伊斯蘭教的中國人。杜環被俘期間正是伊斯蘭教“率土稟化，從之如流”的興盛和繁榮時期，他客觀準確地記錄了伊斯蘭教的信仰、禮拜、齋戒以及行為規範、飲食、衣飾、禁忌等教義、教法。杜環還記載了襖教、基督教、佛教的情況，這對研究世界宗教的演變發展和傳播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如《經行記》記載了唐朝被俘士兵中有不少身懷絕技的金銀匠、畫匠、綾絹織工、造紙匠等，他們將中國先進的科技成就，特別是造紙術帶到當地，並在撒馬爾罕開辦第一個造紙作坊，之後逐漸擴展到大馬士革、開羅以及摩洛哥與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平滑柔和、適於書寫的中國紙張很快取代了此前廣泛使用的埃及紙草、羊皮、樹皮等書寫載體，西方文明也因此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歷史學家白壽彝曾經把《經行記》對於伊斯蘭教的記敍與中國造紙術的西行並列為怛邏斯之戰的“兩種影響”，是中世紀阿拉伯帝國與唐王朝間文化交流的成果，成為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史和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史的珍貴史料。

遺憾的是，杜環的經歷在那個年代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經行記》的散佚便説明了這一點，隨後漫長的農耕歷史裏，人們對於遠西，基本上依然只有一些志怪傳説，而其來源仍無外乎半路傳聞，姑妄聽之。如北宋《太平御覽》中“拂菻海中有島，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這樣的故事，在《天方夜譚》中水手辛巴達所講的故事、塞浦路斯地方主教厄皮法尼烏斯的書中都有類似的記載。

而段成式的筆記《酉陽雜俎》中也記錄了孤女為後母所苦，得仙人相助，腳穿黃金鞋赴會，終得國王迎娶的故事，無疑和歐洲童話《灰姑娘》有着某種奇特的聯繫。

杜環當時是帶着敵對情緒進入阿拉伯的，在阿拉伯整整度過十年的戰俘生活，他被放回國後，不但對阿拉伯和伊斯蘭教沒有反感，反而寫出了這部讚揚阿拉伯，讚揚伊斯蘭教的著作《經行記》。

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夏天，杜環結束了其遊歷生涯。杜環最後返航的地方是埃塞俄比亞的馬薩瓦港，他從那裏回到波斯灣後，終於搭上了大唐的商船，隨商船在廣州登岸，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