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城，值得永遠記憶_風聞

延安，舊稱膚施。

佛傳屍毗王在清涼山修行之時，遇老鷹捕食小鴿，紛爭中，屍毗王割膚肉餵飽老鷹以解救小鴿。

膚肉恩施，息事寧人，膚施之謂，得源於此。今天的清涼山上，還有聖蹟可尋。

也似乎是從這一源自北魏時期的佛傳故事開始，陝北這座不大的城池，定格了它影響中國大半個世紀的精神魅力——

人的魅力。

一

1937年11月，詩人柯仲平到達延安，站在延安街頭，將一代青年眼中的“朝聖地”寫入了詩：

“青年，中國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麼你要愛延安/青年回答/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飯/不能到前方抗戰……”

當時的延安，剛剛成為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中共抗日戰爭的總後方不久，全城只有十字交叉的兩條街，一從南門到北門，構成南北向通路；一從東門到鳳凰山麓，所過之處，房屋、設備極為簡陋。

沒有人想到，偌小個彈丸之地會忽然住進中央機關及紅軍部隊；也無人料想，自中共中央對進步青年定下**“來則歡迎，去則歡送”的“來去自由”政策**，短短數年間，延安的人口，從三千人擴充到了四萬人。

全國各地的青年，像被磁石吸引着，毅然決然來到延安。

各地愛國青年奔赴延安

二

通往延安的路絕非坦途。

有陝北民諺稱：“寧肯往南移一丈，不願向北挪一步”。黃土高坡受積年風雨，已成溝深梁高、縱橫交錯。山與山之間，人可對面而歌，行卻半天不即。

而就當時中國的政治情狀，一般知識青年要先突破淪陷區與大後方重重障礙、冒極大風險才可至西安；此後向北，要通過咸陽、草灘、洛川等九個軍警關卡。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將如是行程以四字相概括——“殺身成仁”。

但也是如此行程如此路，觸動了一代青年人的心靈——退路幾近被斷絕，只有延安是歸途。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揹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初到延安的作家何其芳如是寫下當時當境、延安創造的“自由、寬大、快活”的“歷史奇觀”。

年僅19歲的印尼歸僑孔邁，瞞過父母、為抗日冒死北上，一張寫有**“媽媽，把我獻給祖國吧”**的7寸相片自途中寄出，畢生再未見過家人。

當年初到陝北窯洞的丁玲，於馬燈昏暗下向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講述往日在南方的生活，“就像從遠方回到家裏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末親暱的喋喋不休的饒舌”，後來這一段交心，被這位“延安文人”視作“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

有人將延安稱為“赤腳天堂”，意即奔赴延安，難免肉身“赤腳”，卻可獲精神上的天堂。

能在貧瘠的黃土地上辨識出“天堂”的那代人，是不無艱辛而得幸福的。

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講話

三

“延安是鄉氣、安靜、樸素，與其説像中國共產主義的軍政中心，毋寧説更像中世紀學院的校園。”

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走入延安，與其間的“青年學員”擦肩而過，對一個“鄉野地方”所給予半個中國的紅色指引，有了更深的好奇。

青年人走入延安作何？

那時全城惟一的一所好房子，就是坐落在十字街口東北面的天主教堂，教堂後方及旁邊的東山上，排排窯洞，正被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人才的朝氣所填滿。

1938年短短4個月間，各地八路軍辦事處幫助進步青年奔赴延安人數共計2288人；也是在同一年，延安文藝界聯合公演的四幕話劇《血祭上海》大獲成功。

人心有待。戲劇、文學、音樂、美術對於抗戰宣傳，鼓動與組織羣眾的作用日益突顯。

1938年4月10日，以已故的魯迅先生為名、旨在培養抗戰“不可或缺”的藝術工作幹部的魯迅藝術學院正式成立。

同月，毛澤東在學院講話中寄語青年，

“不應當是只能簡單地記述社會生活的藝術工作者，而應當有為新中國奮鬥的遠大理想。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不但要為民主共和國，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

這些青年人自己挖窯洞、建校舍、延河邊洗漱、寶塔山下露天上課，堅守的信條倒也簡單——以水洗浴，可以潔體；以雪澡滌，可以淨心。

延安的古城牆上同時豎起了啓蒙之音與建設之旗，也是在黃河水深深的“九”字彎彎裏，人們得窺城外的血與火之間，來之不易的心靈的自由、行動的大膽。

1940年魯藝成立兩週年前後，朱德對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做一方向性指明——我們的藝術作品不是給少數人看的，而是給中國廣大民眾和軍隊看的。

當時作為邊區民眾劇團負責人的柯仲平在發言中提及：每次演出後，羣眾送來許多雞蛋慰勞我們；我們一邊吃着雞蛋，一邊向新的演出地點走去，雞蛋皮就撒了一路。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去了，那不用問，只要順着雞蛋皮，就準能找到。”

延安魯藝文化園區

四

今時今日，延安魯藝舊址旁的東山上，依然有二十孔窯洞矗立。

山下的老百姓指認，排在最前面的一孔，正是《黃河大合唱》的曲作者、音樂家冼星海的舊居。

1938年9月，冼星海在武漢致信妻子，

“我們到陝北去吧，那裏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勇氣，那裏可以使我們更瞭解真正的愛，再去創立我們的事業和將來。”

延安的熱土讓曾躑躅在巴黎閣樓裏、從牛眼窗中探身出來練琴的天涯人有了歸意，在魯藝教起了唱歌、指揮起合唱。

1939年延安歡度第一個“五四”青年節的夜晚，近萬名青年聚集在城北門外西山腳下，聽冼星海指揮《生產大合唱》。據當時的學員回憶，其時聲浪幾番迴盪往復，越過延河、於羣山迴響；同年，光未然據兩次渡黃河和在呂梁前線的戰鬥經歷，寫成400多行的《黃河吟》長詩，冼星海僅用六天時間、不眠不休譜成《黃河大合唱》。

千百年來黃河迂迴曲折，在民族危亡之際爆發出積蓄已久的力量，周恩來不禁為之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30年代置身於陝北黃土地的女作家丁玲，同樣在東山上擁有一孔貼滿窗花的窯洞。當年從西安北上途中，丁玲曾在洛川停留一日，剪短了頭髮、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以土坑為馬背，跳上跳下——自謂獲得“一種新的人生”。

這位昔日的“莎菲女士”先後下隴東前線、組織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過軍事化、半軍事化的生活，生活的苦楚，在不斷的動作中遺忘。

“這快樂是站在兩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參加戰鬥，不在驚濤駭浪中去搏鬥，不在死的邊沿上去取得生的勝利的人無從領略到的。”

居住在東山坡上的藝術家的“工作倫理”簡明卻超乎於一整個時代——“到羣眾中去”。

夏天的晚上，農人乘涼坐於長凳之上，手執大芭蕉扇，那其中有故事；魯藝的學員人手一個小本子，在田間地頭集起信天游、於黃土畔聽放羊娃唱歌。

因而當賀敬之一朝聽聞“白毛仙姑”的故事，就在土窯裏透支了健康、澆注於揪心的情節，寫下了那部劃時代的歌劇。

1945年的《解放日報》記載，每次《白毛女》演出時，觀眾都達三四千人；人們或對黃世仁喊打不絕，或因“窮人的心裏話”潸然淚下。

“不對黑暗寬容，對新社會之弱點，須加積極批評與匡正”、“不滿足自己的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不輕視別人的即使最小的努力”……魯藝人的十條《藝術工作公約》，始終懸於校舍外牆上，伴隨其服務抗戰、振奮軍民。

在一切打擊與鬥爭中，得回個體與國族應得的新生。

冼星海指揮魯藝百餘人排練演唱《黃河大合唱》

五

奔向延安的路，是艱險漫長的；走出延安的路，更是激盪而長遠的。

於一代知識青年而言，他們在延安得以脱胎換骨，脱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融精神思考於行動實踐，從歐羅巴帶回蘆笛的詩人，自己開荒種地，投身於時代洪流。

聖城之下，各人都拄一根用棗木或其他木料自制的手杖——仿若把兩條腿變成三條腿，赤腳跨過萬水千山，打碎了荒涼。

沿着歷史往下走，多少男女青年絡繹於途、意氣風發的過去似從未遠去。

**“有人説陝北不好，我説，陝北有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毛澤東在延安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如是講。

延安十三年，十三個春秋的血肉生命、鋼鐵精神，描畫出一個歷史時代的至高點。

其後的中國，會永遠銘記母腹之中這一輪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朝日。幸福之時代和幸福之世紀，亦必隨之到來。

策劃/獨孤九段

文/點蒼居士

視頻拍攝/百里雲鶴

視頻製作/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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