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突”勢力活動的新特點、內在邏輯及其應對_風聞
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官方账号-新疆在地观察家。公众号：西域都护2019-07-26 19:18
**近年來, 隨着國際恐怖主義的復興，“東突”勢力的活動趨向綜合化、國際化、周邊化，逐漸形成了一條國內、周邊、國際三個層次明暗結合、內外聯動、互為支持的發展脈絡。從社會運動理論的視角看， “東突”勢力活動的內在邏輯主要包括兩種動員、三種框架建構及四種手段。“東突”勢力進行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以獲取國內外支持為主要目標。****診斷式框構、預後式框構、促動式框構構成“東突”勢力進行動員的完整過程。****東突”勢力還將橋接、渲染、擴展、轉變等四種手段融合進診斷式框構、預後式框構、促動式框構的過程中，編織出一整套以“分裂”“獨立”為主框架的謊言， 藉此歪曲新疆的歷史與現實。**針對“東突”勢力活動的新變化，應準確認識“東突”勢力的雙重本質，有效應對“東突”勢力的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 着力開展針對“東突”勢力的反敍事框構，大力壓縮“東突”勢力的國際生存空間。
20世紀以來, “東突”問題一直是危害新疆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 而且對國家的統一與安全造成了極大傷害[1]。近些年，“東突”勢力在國內外的活動愈演愈烈，嚴重危害了新疆的長治久安， 影響了民族團結與國家穩定。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恐怖勢力聚集的背景下，“東突”恐怖勢力打着“遷徙聖戰”的旗號偷渡出境，輾轉西亞和中東等地區參加國際恐怖主義戰爭， 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2]。整體來看，當前理論界對“東突”勢力的研究集中於起源與發展、活動特徵與成因、打擊與治理等方面。既有研究未對“東突”勢力活動的內在邏輯進行深入思考。作為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一部分，“東突”勢力與境外反華勢力及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有密切聯繫[3]。2014年以來，“東突”勢力在國內外的活動更加綜合化、國際化、周邊化，呈現出內外聯動、明暗結合的特點。2019年4月, 斯里蘭卡發生慘烈的連環暴恐事件。這一事件不僅折射出國際恐怖勢力與國內宗教極端勢力之間的勾連, 而且為世界各國恐怖主義治理敲響了警鐘。
一、“東突”勢力活動的新特點
“東突”即“東突厥斯坦”的簡稱。“東突”勢力指的是打着“東突厥斯坦”旗號， 炮製“東突”分裂主義理論, 企圖運用各種手段將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分裂出去， 以建立“東突厥斯坦國”為目的的各種組織的綜合。“東突”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概念, 原意僅為地理概念， 指代中國新疆南部地區。但伴隨英俄在中亞地區的競爭與擴張， “東突”的地理範圍被不斷擴大化， 用以指代整個新疆， 而且在“雙泛”思潮的影響下逐步政治化[1]。冷戰結束後, 中亞五國的獨立、阿富汗塔利班的上台、“基地”組織的崛起等都刺激了“東突”勢力的發展， 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 (以下簡稱“東伊運”) 為代表的“東突”勢力不斷在新疆地區製造暴力事件。然而此時對“東突”勢力的劃分尚不十分明確。“9·11事件”之後, 以“東伊運”“東突伊斯蘭解放運動” (簡稱“東突解”) 等為代表的恐怖團伙遭到國際反恐聯盟的沉重打擊。此後， “東突”勢力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 即“東突”分裂勢力主流開始與“東伊運”為代表的“東突”極端勢力“劃清界限”[4]。21世紀初，“東突”勢力的活動有兩個特徵：一是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 境內“東突”勢力的實力大大減弱、暴恐事件大大減少；二是從境外看, “東突”勢力分化為兩股力量, 一股聲稱主張所謂“非暴力”手段, 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簡稱“世維會”) 為代表, 另一股則仍舊主張暴力恐怖活動, 以“東伊運”為代表。2014年, 伴隨“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的迅速發展，“東突”勢力藉助國際恐怖主義浪潮加緊活動，在境內外不斷製造事端，並表現出綜合化、國際化、周邊化、內外聯動、明暗結合等特點。
**第一, “東突”勢力的活動在近些年逐漸表現出綜合化的趨向。**最突出的是“東突”勢力由此前的兩股力量劃分, 逐漸呈現出“三個方向、兩種方式、一股勢力”的特徵。伴隨國際恐怖主義浪潮的出現，“東突”勢力的活動重點側重於三個方面：一是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重點的中國境內， 二是國際恐怖勢力波及的中亞、中東地區；三是以“人權”“自由”等為旗號的國際輿論。儘管側重的方面有所不同， 但“東突”勢力活動的方式仍以暴力、“非暴力”兩種為主。近些年， 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極端“東突”勢力積極參與全球恐怖主義活動, 以彰顯自身存在, 而以“世維會”為代表的非暴力“東突”勢力則積極在國際社會運作、活動, 試圖干擾國際輿論的判斷, 混淆是非。“東突”勢力看似有“東伊運”與“世維會”兩種組織, 實際上二者的最終目的均為分裂、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在本質上屬於同一股勢力。正如羅瀚·古納拉特納所言，“東伊運”與“世維會”聯繫緊密，“世維會”中有眾多“東伊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5]。
**第二, “東突”勢力的國際化傾向已十分明晰。**一方面, 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東突”極端組織依託國際恐怖主義浪潮, 藉機壯大自身實力， 彰顯自身存在價值。自“伊斯蘭國”崛起以來，“東突”極端勢力不斷鼓動疆籍極端分子赴中東參加“聖戰”。在2016年的幾個月內, “東伊運”製作的網絡宣傳視頻和材料就超過30份。藉助國際恐怖主義浪潮的有利時機，“東伊運”在意識形態方面做了積極調整。2010年以來, “東伊運”自稱對意識形態和戰略目標進行了較重大的調整，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更趨激進。其過去更多強調以暴恐手段對抗中國政府以達到分裂的目的, 而現在其目標更具全球化特徵。在宣傳中，“東伊運”極端分子往往號召全球穆斯林加入對抗西方國家的“聖戰”[6]。另一方面, 以“世維會”為代表的非暴力“東突”勢力積極在國際社會運作，鼓動相關國家和國際組織以“人權”“自由”等為武器對中國政府的國內政策進行“批評”。非暴力“東突”勢力不僅利用人權觀察組織等歪曲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去極端化和預防暴恐的措施[7], 而且利用一些學術、媒體等機構發表一些抨擊中國人權的言論[8]。此外，非暴力“東突”勢力還利用美國等國內反華羣體對中國的新疆政策橫加指責[6]。種種跡象都表明，“東突”勢力正在全面走向國際化。
**第三, “東突”勢力的活動呈現出周邊化的特徵。**2014年前後, “東突”勢力在我國境內的活動十分猖獗, 在新疆莎車製造了“7·28”暴恐襲擊事件, 在昆明火車站製造了“10·28”暴恐襲擊事件。2016年8月,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出台《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辦法》, 將反恐維穩工作推進到常態化、法制化的軌道之中[9]。最近幾年, 在國內反恐措施的壓力下, “東突”勢力的活動開始向與中國利益相關的周邊擴散。一方面, “東突”勢力開始在周邊國家制造恐怖事件, 以凸顯自身存在, 如2016年發生在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使館的“8·30”恐怖襲擊事件等。另一方面, “東突”勢力依託與“基地”組織的密切關係, 加強了在中亞地區的活動。據報道, 2015年8月, “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 (簡稱“烏伊運”) 宣誓效忠“伊斯蘭國”, 並與“基地”組織與阿富汗塔利班斷絕關係。此後, “烏伊運”在中亞的實力遭到削弱, 而與其存在一定競爭關係的“東伊運”則是獲益者[6]。
**綜上所述, “東突”勢力的活動越來越趨向於綜合化、國際化、周邊化, 本質上呈現出一條明暗結合、內外聯動的發展脈絡。**明暗結合指的是“東突”極端勢力與非暴力“東突”勢力之間在國際國內相互呼應。一是以“世維會”“美國維吾爾協會”等為代表的非暴力“東突”勢力不斷以“人權”“自由”等為旗幟, 在國際社會歪曲新疆治理的成果, 鼓動維吾爾族同胞對抗中央政府。二是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極端勢力私下招募國內外“聖戰”人員, 謀求在國內外進行暴恐襲擊, 以實現“分裂”新疆的最終目的。儘管二者之間看似已經出現了分化, 但究其實質, 這兩種“東突”勢力之間其實是“一明一暗”、相互呼應、相互支持的關係。內外聯動是指“東突”勢力在國內、國際之間的相互動員。在國內, “東突”勢力招募潛在的極端分子, 或在境內發動襲擊, 或鼓動其出國參加“聖戰”。例如, 在“伊斯蘭國”的宣傳視頻和材料中, 新疆元素屢見不鮮, 它們不斷鼓動“受壓迫的新疆穆斯林拿起武器、奮起反抗”[10]。在國際上, 不僅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東突”極端勢力積極參與國際恐怖主義活動, 而且以“世維會”為代表的非暴力“東突”勢力不斷將新疆問題政治化、國際化, 鼓動國際輿論對中國內政進行“攻擊”。基於此, “東突”勢力藉助國際恐怖主義浪潮, 逐漸形成了一條國內、周邊、國際三個層次明暗結合、內外聯動的發展脈絡。
二、“東突”勢力活動的內在邏輯
“東突”勢力的活動並非是毫無組織、雜亂無章的, 而是一種有組織、有預謀, 並且最大限度利用國際恐怖形勢的系統性活動。理解“東突”勢力活動的內在邏輯，需從其如何鼓動特定人羣參與分裂活動入手, 需要從其如何編織“疆獨”謊言出發, 進行系統性、理論性分析。
從社會運動理論的視角看, “東突”勢力活動的內在邏輯主要表現為兩種動員、三種框架建構以及四種手段。兩種動員是指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前者指促使他者接受並支持其觀點的過程，意在凝集共識、獲得外界的關注、接受和支持，後者指促使人們採取行動、參與行動的過程，意在推動人們參與行動[11]。三種框架建構指的是診斷式框架建構、預後式框架建構和促動式框架建構。框架建構是指用一個概念框架去塑造和建構人們對社會現實的解讀這樣一種行為和過程[12]。框架建構的視角意在揭示一種社會現象, 即對林林總總的社會現實, 人們總是有一個解讀過程的, 即便是同一種遭遇, 人們在不同框架的作用下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而這種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特定過程的反應[13]。診斷式框構、預後式框構、促動式框構即是某一羣體對特定事件進行特定解讀、建構的過程1。在“分裂新疆”的活動中, 為實現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的目標, “東突”勢力在框架建構的過程中還使用了橋接、渲染、擴展、轉變等四種手段。“東突”勢力依託其對新疆歷史與現實的橋接、渲染, 歪曲新疆的歷史, 以“人權”“自由”等進行掩飾, 不斷對中國政府的新疆政策進行惡意攻擊, 試圖引起周邊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關注、支持, 以將新疆問題進行區域和議題方面的擴展與轉變。獲取國內外支持是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的重要目標, 而這三種框架建構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過程。
**首先， 獲取國內外支持是“東突”勢力進行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的重要目標。**從形式上看, 當前“東突”勢力的活動劃分為暴力活動與“非暴力”活動兩類。二者之間不僅最終目的是一致的, 且其內在動員邏輯也是“相互呼應”的。以“世維會”為代表的所謂非暴力“東突”勢力主要通過共識動員的方式來獲取國內外羣體的支持, 而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暴力“東突”勢力則主要以行動動員為主來獲取國內外羣體的支持。從類別上看, 依對待某一運動的態度, 我們可以將公眾大體劃分為支持者、反對者、旁觀者三種。由於不同羣體對動員的意義不同, 將旁觀者轉化為支持者就成為共識動員的主要作用。非暴力“東突”勢力在國內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因而其共識動員主要體現在國際動員方面。近年來, 針對中國政府幫助新疆貧困人口而採取的職業技能培訓等相關政策, “東突”勢力不斷在國際上組織示威、遊行等活動, 意在獲取國際社會對新疆問題的關注, 進而換取更大範圍的國際支持。據報道, 相關海外人士計劃在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土耳其在內的14個國家舉行示威活動, 以抗議中國政府在新疆開展的大規模技能培訓計劃, 反對所謂同化政策[14]。此外, “東突”勢力還藉助人權、自由等旗幟, 博取西方國家的同情, 以換取更大範圍的國際支持。例如, 2018年9月, 加拿大和美國官員在接受採訪時提出子虛烏有的中國新疆穆斯林的“人權”問題[15]。當然, 以中國政府的新疆政策為攻擊點是“東突”勢力進行共識動員的主要方式。“東突”勢力在此過程中通過媒體報道、相關國家表態、自身活動等, 試圖影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的穆斯林羣體。例如, “東突”勢力通過地下講經點等向目標羣體灌輸“分裂”思想, 弱化其國家認同, 強化其族羣認同。
共識動員並非“東突”勢力活動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進行行動動員。在非暴力“東突”勢力的共識動員基礎之上, 暴力“東突”勢力更側重於行動動員, 即推動人們參與到製造暴力事件、分裂新疆的具體行動之中。克蘭德斯曼等學者認為, 行動動員一般需要經過四個步驟:識別、瞄定、激發、參與[16]。某種程度上, “東突”勢力近年來的活動與行動動員的四個步驟是較為契合的。伴隨中國政府在新疆反恐、反極端工作的加強, “東突”勢力在新疆地區的破壞活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這並不意味着“東突”勢力行動動員的終止。2014年後, “東突”勢力藉助國際恐怖主義的高潮, 鼓動疆籍極端分子出國“聖戰”。在此過程中, 東突“勢力”往往首先選擇那些自認為受到歧視或被邊緣化、心存不滿的維吾爾族羣眾。這些自認為受到歧視或被邊緣化的人“不僅與國際恐怖勢力並肩作戰, 而且可能會回到中國, 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17]。“東突”勢力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鎖定為下一步動員的目標, 利用誘惑、灌輸、吸引等手段推動他們加入“東突”活動, 最終經過對這些人的培訓、指導, 唆使他們在國內外進行暴力活動。2015年“東伊運”的活動範圍開始從中亞向敍利亞擴展, 他們積極參與到敍利亞內戰之中, 據悉, 敍利亞的疆籍“聖戰”分子可能已超過1 000人[18]。可見, 為獲取國內外支持, 非暴力“東突”勢力與極端勢力分別進行了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兩者看似有所側重, 但實質上互為支持:共識動員是行動動員的基礎, 可以為“東突”勢力吸納新成員提供幫助;行動動員是共識動員的強力保障, 製造暴力事件不僅可以彰顯“東突”勢力的存在, 而且可以“強化”他們“受壓迫、進而奮起反抗的形象”。
**其次, 診斷式框構、預後式框構、促動式框構是“東突”勢力進行動員的完整過程。**從過程看, 框架建構有三個任務, 即問題的識別與歸因、提出解決方案、論證自己代表的合法性。這三個任務分別對應診斷式框構、預後式框構、促動式框構。診斷式框構的第一步是確認問題的存在, 即識別;第二步是指認“加害者”, 即歸因;第三步是論證自己有資格代表那些“受害者”, 即建立合法性。“東突”勢力往往歪曲歷史, 將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新疆視為“入侵”、視為對“東突厥斯坦國”的“吞併”[19]。這種對歷史與現實的歪曲, 是“東突”勢力診斷式框構的主要內容。其目的一是通過否認歷史、歪曲事實, 博取國際社會對新疆問題的關注;二是將歪曲歷史與現實的責任強加於中國政府。此外, “東突”勢力還視1933年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為其現代國家的原型, 認為現代新疆維吾爾族認同根源於此, 以此為“東突”的存在及其“訴求”尋找合法性來源。通過這三步, “東突”勢力不僅實現了對新疆歷史與現實的曲解, 而且將自己偽裝成所謂“受害者”的合法代表, 鼓動人們積極參與“聖戰”。
預後式框構指的是提出一個面向未來的構想, 以對解決該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及現實路徑等進行説明。預後式框構與診斷式框構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 即做出什麼診斷就會開出什麼藥方[12]219-220。但是兩者並不存在一一對應關係, 即相同的診斷式框構並不必然導致相同的預後式框構。就新疆問題而言, “東突”勢力在歪曲新疆歷史、詆譭中國政府政策、將自己視為維吾爾族的“代言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但在這種“診斷”基礎之上, 不同勢力之間開出的“藥方”卻不完全一致。以“世維會”為代表的非暴力“東突”勢力的處方是“漸進疆獨”, 即採取漸進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策略, 妄圖實現“獨立”的終極目標。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暴力“東突”勢力的處方則是“聖戰疆獨”, 即從屬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主張以武力、“聖戰”等吸引疆籍極端分子參與, 在新疆或中國周邊地區從事恐怖活動, 最終在全球“聖戰”的大趨勢下實現“分裂”“獨立”目的。
診斷式框構、預後式框構的最終目的都是要讓人們加入某一運動之中, 但二者不足以完成該目標, 還需促動式框構説服人們採取實際行動。“東突”勢力在促動式框構中往往通過強調問題的嚴重性、採取行動的緊迫性、有效性以及適當性等, 論證自身的合法性, 以此來促動潛在的極端分子付諸行動。早在2006年, 中東某網站上就出現了一段長達一小時的視頻“東突厥斯坦聖戰”, 鼓動全球“聖戰”[20]。近些年, “東突”勢力不斷在網上發佈鼓動“聖戰”的信息、視頻等, 試圖營造一種緊張氛圍, 以此論證其“聖戰”的緊迫性與有效性。“東突”勢力還宣稱參加“聖戰”是每一名“突厥人”的“責任”, 以此來為其破壞活動建構個人道德上的正當性, 並將自己偽裝成“突厥人”的“合法”代表。2015年, 泰國政府向中國遣返109名維吾爾族穆斯林。相關報道指出:“這些被遣返的維吾爾族同胞承認他們受到了‘世維會’和‘東伊運’的煽動。”世維會副主席歐默·卡納特在接受採訪時聲稱:“這完全是謊言, 所謂的激進分子是那些希望逃離中國, 在一個安全、自由的國家過上穩定、有尊嚴生活的人。”[21]此外, “東突”勢力通過國際人權組織等指責新疆的人權狀況, 以此來説明新疆狀況的嚴重性及其“聖戰”活動的緊迫性。比如, 美國國會的一個兩黨議員小組就稱目前中國新疆“正在發生人權危機, 並希望白宮採取行動”[22]。
再次, 橋接、渲染、擴展、轉變是“東突”勢力活動展開最常用的四種手段。“東突”勢力在進行框架建構、動員的過程中, 勢必要對歷史事實、現實狀況等進行歪曲, 以為其“分裂”新疆的行徑建立“合法性”。從框架建構的視角看, “東突”勢力活動的主框架是建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國”。為實現對主框架的謀劃, “東突”勢力不得不對新疆的歷史與現實進行歪曲與粉飾, 即通過橋接、渲染、擴展、轉變等手段實現對主框架的充實與論證。
橋接指的是將兩個或多個意識形態上相互吻合但在結構上又互不關聯的框架連接到一起[23]。從本質上看, “東突”勢力是一種融合國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思想, 以“分裂”新疆為目的的極端恐怖組織。為尋求其活動的“合法性”, “東突”勢力將不得不對新疆的現實與歷史進行橋接, 如使用“東突厥斯坦”的名稱、編織“新疆不屬於中國”等説法。“突厥斯坦”一詞其實是中亞南部對其北面操突厥語諸族居住地的泛稱, 是個不規範、寬泛和模糊的地理概念[24];而“東突厥斯坦”一詞則是19世紀由尼基塔·比丘林創造, 用來指代清朝新疆西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地區, 以取代“中國突厥斯坦”一詞[25]。使用“東突厥斯坦”一詞一方面試圖歪曲“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歷史事實, 另一方面試圖加強與“西突厥斯坦”的聯繫, 為其訴求尋找合法性來源。
渲染是對既有價值和信念的美化、潤飾、顯化和激發。“東突”勢力使用渲染的手段, 一方面為自己所從事的恐怖行為進行粉飾, 另一方面美化自己的“受害者”形象, 將責任強加於中國政府。比如, 自2008年起“東伊運”信息中心就製作了一本名為《伊斯蘭突厥斯坦》的在線雜誌, 2016年5月的一期中就刊載了諸多反華、“聖戰”的文章。該雜誌還持續關注新疆穆斯林的狀況, 使用諸如“東突厥斯坦是中國鎮壓下的沸騰”“穆斯林的苦難史”“中國採用有爭議的法律打擊恐怖主義”“東突厥斯坦的傷口”等帶有粉飾色彩的標題[6], 以達到渲染緊張氛圍、掩飾最終目的的效果, 為其主張和意識形態披上“華麗的外衣”。2016年7月, “東伊運”發佈的一段名為《我的渴望》的視頻中, 突出展示了維吾爾族“戰士”在敍利亞戰鬥、與中國軍隊鬥爭的照片, 並在最後的維吾爾族歌曲中寫道“我們要成為真正的穆斯林, 並對異教徒發起‘聖戰’”[6]。
擴展是指擴展自己的框架, 以便塑造容納更多人羣的框架。轉變是指改變人們原來的某種理解, 創建和代之以新的理解和意義。20世紀90年代, “東突”勢力在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下, 以恐怖暴力為主要手段, 在中國新疆從事分裂破壞活動, 甚至公然宣稱恐怖暴力是實現其目標的唯一途徑[26]。此時, “東突”勢力活動主要集中於新疆, 整個90年代在新疆製造了數十起暗殺、爆炸、襲擊警察和政府機構、縱火等恐怖活動。隨着國際反恐力量的不斷增強與中國政府反恐決心的增長, “東突”勢力在中國新疆的活動空間不斷被壓縮, 不得不通過擴展和轉變框架的方式謀求生存和發展。一方面, “東突”勢力內部開始走向分化, 以“世維會”為代表的所謂“非暴力”派開始搶佔國際輿論高地, 利用國際人權組織等對中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 “東突”勢力的活動範圍開始越來越區域化、國際化, 如積極招募中南亞國家的極端分子、參與敍利亞內戰等。“東突”勢力的分化是其框架轉變的重要體現之一。與此前堅持暴力恐怖的途徑有所不同, 以“世維會”為代表的所謂“非暴力”派開始採取“漸進疆獨”的策略。此外, “東突”勢力開始與國際恐怖主義對接。這種擴展不僅可以為“東突”活動獲取更多外部支持提供便利, 而且對其影響範圍的擴大、實力的增強等也有幫助。
三、應對“東突”勢力活動的新思路
從短期來看, 應對“東突”勢力活動需着眼於兩個層面:明確“東突”勢力的本質, 密切關注“東突”勢力的動員情況。從長期來看, 應對“東突”勢力活動需要更宏大的視角:一方面, 針對“東突”勢力的框架建構, 要建立有針對性的反敍事框構, 尤其是應重視對新疆發展的宣傳, 以打破“東突”勢力歪曲新疆歷史和現實的框構設計;另一方面, 在“一帶一路”等重大倡議的基礎上, 要妥善處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大國關係, 壓縮“東突”勢力的國際生存空間。
第一, 準確認識“東突”勢力的雙重本質。“東突”勢力的“分裂”活動早在19世紀末就斷斷續續地出現了, 但其極端化在近20餘年體現得尤為明顯[27]。伴隨國際分裂勢力、恐怖勢力的發展, “東突”勢力以暴力手段, 企圖“分裂”新疆的本質逐漸顯現。儘管在“9·11”事件後“東突”勢力內部出現分化, 但這種分化只是“東突”內部的一種策略調整, 即採取所謂的“兩條腿走路”策略, 規避國際社會的壓力[27]106-107。分化出的“世維會”“東突信息中心”等儘管宣稱走和平道路, 但實際在暗中支持“東伊運”等恐怖活動。此外, “東突”勢力的分化為自身增加了粉飾, 加劇自身成為西方國家反華的重要工具。“東突”勢力適時打出“人權”“自由”等旗幟, 契合西方國家反華的需求, 藉此獲得西方國家的資金援助、國際輿論支持等。比如, 美國的“索羅斯基金會”“國家民主基金會”等就一直在資金上支持“世維會”, 其中前者通過吉爾吉斯斯坦的網絡與“東突”保持着密切聯繫[28]。美國政府資助了臭名昭著的“新疆工程”, 打着學術研究的名號, 為“東突”分裂活動和“疆獨”進行辯護, 將其歪曲為民族問題和“內部殖民主義”問題[29]。
**第二, 有效應對“東突”勢力的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要重點關注“東突”勢力在國際層面的共識動員和國內層面的行動動員。儘管“東突”勢力的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在國內外均有體現, 但基於我國的實際情況, 應重點關注“東突”勢力在國際層面的共識動員和國內層面的行動動員。“東突”勢力的國際共識動員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國家反恐的“雙重標準”密切相連。這種“雙重標準”着重體現在西方國家對本國恐怖事件和他國恐怖事件態度上的不同。“東突”勢力巧妙利用西方國家反恐話語的“雙重標準”, 精心打造以“人權”“自由”等為旗幟的共識動員, 其目的就是迎合西方國家反華的需求, 以獲得支持。對此, 我國應在國際層面重點突破西方國家的人權議題, 揭示其反恐“雙重標準”帶來的危害。此外, 要在國內層面重點防止“東突”勢力的行動動員。當前, 我國已經借鑑世界其他國家的反恐經驗, 進行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的有益嘗試與積極探索, 加強了對相關人員的引導和教育,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廣大人民羣眾免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傷害。正如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新疆職業教育培訓中心等問題的回答:打擊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是世界性難題, 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是標本兼治、綜合施策, 消除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的土壤……中方的做法與英國、法國、美國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反對在反恐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 希望有關國家正確認識和理解其他國家依法採取的有效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的努力[30]。
**第三, 着力開展針對“東突”勢力的反敍事框構。**反敍事框構是打破“東突”勢力對新疆歷史和現實歪曲的關鍵一環。近年來, 依託框架建構的內在邏輯, “東突”勢力藉助“伊斯蘭國”發展的有利契機, 積極參與敍利亞內戰, 四處招募維吾爾族“戰士”, 藉此壯大自己。據悉, 2013年“東伊運”部分成員加入了“伊斯蘭國”, 與兩個烏茲別克人團體一併成為“努斯拉陣線”的一個派系;2016年在敍利亞西北部的中國籍、中亞籍的“東伊運”成員超過2 000名[6]。然而, “東伊運”始終沒有宣佈效忠“伊斯蘭國”, 因為實際上它仍是一支從屬於“基地”組織的恐怖勢力。藉助“伊斯蘭國”掀起的國際恐怖主義浪潮, “東伊運”在與“烏伊運”的競爭中佔得了先機。“烏伊運”宣佈效忠“伊斯蘭國”, 逐漸失去了“基地”組織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與此同時, “東伊運”逐漸在中亞地區佔得了優勢, 並依託此地, 大量散發反華的視頻、資料, 以壯大自己的力量[6]。這也是近些年“東伊運”日漸活躍的重要因素之一。基於此, 應着力開展針對“東突”勢力的反敍事框構, 從意識形態、內容、邏輯上打破“東突”勢力對新疆歷史與現實的歪曲。“東突”勢力企圖切斷新疆各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之間的血脈關係, 妄圖將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據此, 開展針對其框架建構的反敍事框構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多元一體, 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 也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優勢。”這是我們正確認識新疆歷史問題的大邏輯、大前提、大道理[31]。在此基礎之上, 揭露“東突”敍事框構的謊言與險惡用心, 對新疆的長治久安意義重大。“東突”勢力使用“突厥”概念, 意在混淆“語族”和“民族”的概念, 從而否認“維吾爾族是經過長期遷徙、民族融合形成的, 是屬於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員”等事實[32]。
**第四, 大力壓縮“東突”勢力的國際生存空間。**壓縮國際生存空間也是打擊“東突”勢力活動的重要方面。“東突”勢力的活動空間一方面來自其內在的框架建構, 另一方面來自國際社會中反華國家的背後支持。對此, 應積極展開與相關國家的外交, 妥善經營大國關係, 使相關國家瞭解中國發展、認清“東突”勢力的邪惡本質。這不僅可以有效壓縮“東突”勢力的國際活動空間, 而且能為我國國際形象的塑造提供助力。近年來,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新疆問題的公開指責, 伊斯蘭世界並未參與其中,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帶一路”等使相關國家越來越瞭解了中國新疆的發展, 從而在新疆問題上的發聲更為謹慎。更好地展示新疆的新面貌、新形象, 使各國透過新疆瞭解中國的發展, 對揭露“東突”勢力的謊言十分重要。2016年, 英國將“東突”列入恐怖組織名單, 承認“東突”是一個恐怖和分裂組織[33]。此外, 土耳其對中國新疆問題一貫敏感, 近年來也沒有參與到指責中國政府政策的行列之中,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一帶一路”等的推進[34]。只要我國堅持發展與相關國家的友好關係, “東突”勢力活動的國際空間必將不斷被壓縮。
四、結語
“東突”問題的形成既有國內因素, 也有國際因素, 是多重因素長期、複雜、綜合作用的結果。“東突”問題從最初的局部問題演變為全疆問題, 從新疆問題演變成國際區域性問題, 折射出了該問題的緊迫性、艱鉅性和長期性。對此, 我國應有清醒的認識, 不僅要從理論層面加強對“東突”問題的剖析, 重視對其活動內在邏輯的把握, 而且要加快自身發展, 積極發展與相關國家的關係, 打破“東突”問題中的國際“人權困境”, 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註釋略
**作者簡介：**靳曉哲。
您的轉發點贊，是對都護君最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