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變遷史_風聞

中國的國歌，名為《義勇軍進行曲》，本是田漢於1935年創作的電影劇本《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田漢(左圖)作詞，聶耳譜曲。在抗戰時期流傳甚廣。

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聽取各界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的意見。馬敍倫提議用早已廣為流傳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 部分委員認為需要對歌詞進行一些修改，理由是歌詞在抗日戰爭中產生過歷史作用，有歷史意義，但現在形勢已經變了。譬如有人提議：“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詞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最後，由毛澤東拍板，決定對原歌詞不作任何改動。

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陳伯達、張春橋整理出一份《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文藝界的冬天由此開啓。田漢不久即因為其編寫的京劇《謝瑤環》，而被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全國各報刊點名批判，與周揚、夏衍、陽翰笙一起，被誣衊為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始終存在的一條又粗又黑的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田漢還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對其施以批鬥、遊街、關押。1966年12月，田漢入獄。1968年12月10日含冤死於獄中。

田漢如此遭遇之後，其作品自然也就成了“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包括《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在內的所有田漢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國歌要在各種莊嚴的場合不能不演奏， 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當時的國歌只有曲沒有詞；只能演奏不能唱。

​廣東省大埔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的《大埔文史·第21輯》載有張天蔚撰寫的一篇回憶文章，題為《“文革”期間參與全民修改國歌歌詞的回憶》。

老人回憶：

“1967年春夏之交，中國大地風起雲湧，其中一股便是全民參與修改國歌歌詞之風。為什麼要修改國歌歌詞?據傳有二個原因：一是原詞作者田漢是資產階段文藝黑線的黑頭目之一；二是原國歌歌詞沒有新時代特點，已經過時。至於是哪一級組織提出要修改的，我們沒有看到“紅頭文件”，只是聽領導的口頭傳達。”

“4月初，大埔縣“抓促”領導小組的一位負責人指派羅青田、羅春光、張天蔚等3人到楓朗、大埔角去深入生活。任務是：一邊和貧下中農“三同”，一邊修改國歌歌詞。要求在5月中旬交稿上送。下到大埔角，我們分散住在幾户農家，參加了幾天勞動之後，召集人羅青田把我和羅春光邀到大埔角供銷社的一間小店(原天成號)二樓商議改國歌歌詞事宜。説實在話，我們三個也稱是文藝圈內人，對產於抗日戰爭年代的這首“義勇軍進行曲”確實很讚賞，對戲劇大師也很崇拜。然而，在“文革”那個年代，任何荒唐事都不覺得荒唐，大多數人都神差鬼使般地做着荒唐事。

“我們先對原歌詞進行分析：首句“起來!”這是一個富號召力的動詞。號召誰起來呢?“不原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怎麼幹?“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為什麼要用我們的鮮血?因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是一句核心詞，後面的幾句歌詞都是圍繞這句核心詞的情緒而產生的。面對這麼完整，這麼充滿激情，這麼有感召力的國歌歌詞，我們該從何處落筆改呢?商議的結果是從兩個方面着手：一是時代特點；二是中國人民在偉大的時代應肩負的革命責任。方法是先由各人寫出修改稿，然後取各人之所長定稿。

“5月初，一首作者署名為田春蔚的新國歌歌詞拼湊出來了——

“起來!忠於毛主席的紅衞兵，把我們的血肉，築成中國的反修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奮發的時候，每個人們勇敢肩負革命的重任。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胸懷世界，高舉馬列的旗幟，前進! 高舉馬列的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我們把“新國歌歌詞”油印20餘份發給當地貧下中農徵求意見，並於5月中旬將稿子上交。此後，修改國歌歌詞的事再也無人提起，國人似乎也很快忘記了這段歷史笑話。上了年紀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所有的大型集會幾乎都以唱、奏《東方紅》代替國歌。”

1976年“文革”結束後，為填補國歌歌詞“空白”的尷尬，由文化部牽頭，成立“國歌歌詞徵集辦公室”，發出通知，向全國徵集國歌新歌詞。經過幾個月的徵集，收到大批新歌詞詞稿，在多次討論會之後，最終出爐的國歌新歌詞內容如下：

前進!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衞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 前進! 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 進!

新歌詞被提交至全國人大討論，並於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隨即以大會主席團的名義予以公告。

為配合新國歌歌詞的宣傳和推廣，“國歌歌詞徵集辦公室”撰寫了一篇題為《鼓舞我們繼續長征的戰鬥號角》的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1978年第3期上。為了擴大影響，文章作者署名為三位著名音樂家：呂驥、賀綠汀、李煥之。但新歌詞的傳播始終沒有打開局面。

1982年12月4日，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決定恢復原國歌歌詞。據《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刊文介紹，作家陳登科是首位提交恢復國歌原歌詞提案的人大代表。

據陳登科回憶：

“早在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新歌詞時，我就持有異議。首先是一個對國歌原歌詞的情感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在那個年代，就是唱着這支歌走進槍林彈雨，走上抗日救國戰場的。那時，一 唱起這支歌，就想起中華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國山河被踐踏、人民被蹂躪的現實，就抑制不住那種誓為祖國人民獻出熱血、獻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們對田漢同志的這首歌詞懷有深厚的情感。至於對新歌詞，我們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內容也是硬湊的，空空洞洞，索然無味。但由於當時田漢同志的問題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議論議論，沒有寫出意見來。

“到了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時，田漢的歷史冤案已經得到平反。這時，我再也忍不住了，作為與會的文藝界代表，向大會提出了這個議案——要求大會討論通過恢復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

“就此事我曾同肖馬、韓瀚二位作過深入的討論，得到他們的支持，為議案擬出三條理由：一，原國歌的詞和曲，都是毛主席親自參加選定的，經歷屆人大通過決定的。二，現行的新歌詞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很粗糙，經過一年多的實踐證明，人民羣眾對這個詞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親自一個人一個人地問過上百位代表，他們絕大多數不會唱。你看，全國人大代表不會唱自己舉手通過的國歌，豈不是個大笑話?三，原詞作者田漢同志已經平反，並有了明確結論。人平反，作品也應平反並受到充分的尊重。現在抽掉原詞，以集體填詞充數，這對國家的尊嚴、藝術的完整都是不嚴肅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倫不類。

“不過，議案的辦理也經過了曲折的過程。當年大會秘書處只講交付常委會研究，便沒了下文。後來在五屆三次、四次會議上，我也一次再次堅持地提，直到五屆五次會議才得到通過。終於使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詞，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本文資料來源： 

張天蔚《“文革”期間參與全民修改國歌歌詞的回憶》，載廣東省大埔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著《大埔文史·第21輯》；

陸志成《陳登科的兩件議案》，載《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

雷聲宏《國歌歌詞從廢止、取代到恢復的曲折歷程》，載《黨史博覽》2008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