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銅時代到漢唐之際：古代亞歐大陸的文化交流”系列學術報告會概況_風聞

來源：來源：中國世界史研究網 作者：劉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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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4-5日，中國歷史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中心主辦“從青銅時代到漢唐之際：古代亞歐大陸的文化交流”系列學術報告會。

　　中國歷史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中心於2019年6月12日正式成立。該中心旨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充分發揮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學科優勢，組織和協調國內外從事中華文明與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學者開展合作研究和比較研究，對中華文明和世界古代文明的起源、結構、模式、發展和變遷等進行全方位的比較研究，對人類歷史上古代文明的傳承、交流、互鑑與斷裂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對人類古代文明的制度與社會發展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進而探究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

　　此次報告會是比較文明中心成立以來主辦的第一次學術活動。會議主題聚焦古代歐亞大陸的文明交流，從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等角度，討論不同時期歐亞大陸物質和文化交流的內容、路線及其所體現的社會演進、經濟體制、民族和文化特徵等。報告會邀請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華研究員、美國新澤西學院歷史系劉欣如教授和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鵬博士擔任主講人。

　　7月4日上午，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華研究員以“孔雀河青銅時代：一頁失落的亞歐文明史”為題，系統講述了中國新疆孔雀河中下游地區的青銅時代文明遺址的發現、發掘和研究狀況。孔雀河青銅時代文化，是指分佈於孔雀河中、下游河谷綠洲、距今4000—3500年的古文化，代表遺址是古墓溝和小河遺址，也包括鐵板河遺址以及在孔雀河中游鹹水泉以下至孔雀河尾閭地段的十多處墓地遺址。該文化的獨特性在於，上述遺址中發現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可能屬於“白種人”的人類居住的遺址，這批人從面目和體質上接近於今高加索居民。因為孔雀河地區氣候十分乾燥，他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遺存能夠提供較為豐富的考古學研究資料。學界圍繞這批人的來源、去向、物質和精神文化特徵等問題展開過深入討論，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王炳華研究員首先詳細梳理了自20世紀初以來斯坦因、斯文赫定、貝克曼、黃文弼、徐文堪、林梅村、維克多·邁爾（中文名梅維恆）等中外學者對孔雀河文化的考察、發掘過程，以及由此引發的有關吐火羅問題的爭論。之後，王炳華研究員仔細講解了他所主持的古墓溝、鐵板河、小河遺址的發掘過程、主要特點及重要發現，並對出土遺存中體現的喪葬習俗、陪葬器物的文化特徵、數字七崇拜所反映的宗教觀念進行了深入的解讀。王炳華研究員認為，這批人應該來自高加索地區，在距今4000年左右通過高加索山地走廊到達孔雀河區域，並在此生活約500年左右。這批人並非孔雀河地區最早的居民，考古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當地已經有人類居住。關於孔雀河文化的衰落問題，王炳華研究員指出，因為新疆地區氣候環境獨特，這批白種人在生活了500多年後，當地資源已經耗盡，生態環境惡化，因此在大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這批人南遷至克里雅河流域，後逐漸融入新疆南部人羣。從物質遺存看，他們的文化與古代中國、伊朗和印度文化在不同方面存在共同性特徵，應是廣泛的文化交流的結果。對於新疆考古、孔雀河文化以及孔雀河地區古今居民對於數字七的崇拜，與會學者展開了熱烈討論。王炳華研究員進一步指出，新疆不是華夏文明的邊陲，它是歐亞文化聯繫交流的重要渠道。從世界史的視角看，古代絲綢之路中天山中間的道路十分重要，研究中應予以重視，同時應當關注遊牧民族的貢獻。

　　美國新澤西學院歷史系劉欣如教授是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此次報告會，劉欣如教授以“絲綢之路和漢唐之際的中國對外貿易”為題，分“絹馬貿易始末”和“從奢侈品壟斷到市場交易”兩個專題，討論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經濟的相互作用。7月4日下午，劉欣如教授講述絹馬貿易始末。她指出，公元2世紀絲綢之路起源的動力，是東漢朝廷對馬匹的需求，而用以交換馬匹的主要輸出品就是絹。中國古籍記載，絹是國庫收入的主要產品，絹馬貿易也是絲綢之路貿易活動的主角。劉欣如教授認為，絹馬貿易始於漢代與遊牧民族的契約交換，東漢朝廷通過修建基礎設施、與西域各地建立宗主－附屬關係等手段，以朝廷壟斷的高級絲織品交換所需要的馬匹。三國及兩晉以後，南方地區成為新的馬匹來源地，絹馬貿易逐漸擴展到東西南北各個方向。在絹馬貿易中，中亞粟特人的商業網絡；祆教、佛教的早期傳播；伊斯蘭教向中亞擴張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粟特人成為中原政權與突厥政權絹馬貿易的中間商，並在這個過程創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產品，所謂波斯錦就有可能是粟特人的發明。伊斯蘭教向中亞擴張的過程中，眾多粟特人可能皈依伊斯蘭教，繼續發揮東西方絹馬貿易中間商的作用。安史之亂後，由於唐朝廷對馬匹的需求量下降、新產品大量湧現、海上貿易通道更加便利等因素，陸上絲綢之路的絹馬貿易逐漸萎縮。

　　7月5日上午，在“從奢侈品貿易到市場交易”的報告中，劉欣如教授關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奢侈品貿易。她再次重申，高級絲織品是中國朝廷最早實行壟斷的產品，因為服裝和服飾是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而高級絲織品是中國主要的輸出奢侈品。外來的奢侈品包括來自中亞、西亞的毛掛毯藝術品，地中海的玻璃器，地中海、紅海的紅珊瑚、阿富汗的青金石，波斯灣和南印度的珍珠、水晶製品，阿拉伯半島的乳香、沒藥等。文獻記載，漢代戍邊將領、使節將這些珍稀產品帶到中原。魏晉南北朝時期，來自草原的皇帝仿效漢朝宮廷禮儀，上述珍品也成為這些遊牧君主追逐的目標，馬匹、金瓶、銀甕、酒器、絲毛製品等進入中國。隨着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佛教七寶成為奢侈品貿易中的主要對象，犍陀羅藝術傳入中國，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佛教學者開始大量翻譯佛經。佛經中，特別是《妙法蓮華經》和《西方淨土經》所推崇的七寶禮佛推動了奢侈品貿易。金、銀、透明的水晶、藍色的青金石、紅色的珊瑚、白色的珍珠、條紋多彩的瑪瑙等七種珍品從各種途徑進入中國。佛教對奢侈品的需求給朝廷壟斷的奢侈品貿易造成衝擊，而鳩摩羅什、法顯等宗教傳播者的行動往往與商旅同行，也是對朝廷壟斷奢侈品貿易的侵蝕。隋唐以後，佛教得到宮廷的更多支持，大量高級絲織品、袈裟等被贈予寺院和僧人，曾經被朝廷壟斷的高級絲織品通過寺院流入市場。儘管唐朝廷建立了嚴格的官僚服飾標識制度，但是經寺院流出的高級絲織品以及不列入朝廷管制的來自域外的高級紡織品進入市場，對朝廷壟斷制度造成破壞。伊斯蘭教興起對歐亞大陸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阿拉伯人的科技文化成果應用到奢侈品生產中，導致部分絲織品價格降低，絲綢、珠寶、馬匹、茶葉、瓷器等大量湧入市場。奢侈品壟斷已經名存實亡，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再次發生巨大轉變。針對絲綢之路與漢唐時期的對外貿易問題，與會學者展開富有成效的討論。參會者不僅補充充實了這個時期回紇人、北方民族所發揮的作用，還對貿易活動的不同路線、新疆出土絲織品的種類、絲綢之路上馬匹的來源和種類等問題展開了深入交流。

　　7月5日下午，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鵬博士作題為“歐亞草原考古與東西文化交流”的報告。王鵬博士首先報告俄羅斯學界歐亞草原考古工作的歷史脈絡和基本狀況，總結了吉謝列夫、捷普洛霍夫、奧克拉德尼科夫、魯登科、格里亞茲諾夫、莫羅金等人在南西伯利亞考古中取得的主要成就。之後，王鵬博士詳細論述了南西伯利亞地區主要考古學文化及其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依次描述了阿凡納切沃文化（公元前3300-前2300年）、奧庫涅夫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公元前1900-前1300年）、卡拉蘇克文化（公元前1400-前800年）以及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器的時空範圍、主要發現，並對上述文化的發現與相應的中國境內發現的器物和遺存進行比較研究，試圖勾勒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圖景。與會學者對南西伯利亞的考古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圍繞歐亞草原以及遊牧民族所發揮的作用，一些特殊器物的特徵和傳播路線展開討論，並提出了進行青銅成分分析、注意重熔的社會政治背景等可供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的學者、學生，三聯書店、《新京報》等出版界人士和媒體記者以及部分史學愛好者30餘人參會，並參與討論。此次報告會由世界歷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室承辦，劉健擔任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