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最近，河北打響了一場“吃喝殲滅戰”_風聞

傳説中的“吃喝殲滅戰”最近燒到了河北。

有眼尖的網友發現，七月以來，河北省多地紀委監委披露了一連串違規吃喝的典型案例，**“集中整治違規吃喝問題”**行動也在該省正式展開。

從媒體披露的內容來看，這場“戰役”決心在八月底前打完；而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恐怕也絕無僅有。

河北省紀委監委官網公佈的違規吃喝案例

整治

空前力度體現在哪？

島叔仔細研究了這輪河北“吃喝風”的整治方案，還真收穫不少：

**其一，整治規格高。**本次整治，由省、市分若干小組帶領新聞媒體下沉到各縣市，可謂“一杆子插到底”。

**其二，整治態度堅決。**從已經披露的案例看，黨紀、政紀處分毫不含糊，還有不少領導幹部僅因違規吃喝就被免職。

**其三，整治範圍廣。**省紀委監委制定的《行動方案》就梳理出“違規公務接待、違規使用公款購買高檔食材報銷餐費、不吃公款吃‘老闆’”等3個方面、23種表現形式，針對性之強，如拈針繡花。

**其四，干預力度大。整治行動強調對個人用私款聚餐進行徹查，**誰組織的、與誰吃飯、在哪吃的、為什麼吃，是否存在小團伙、拉幫結派等都要一一查清。

應該説，自從中央八項規定出台之後，全國各地的違規吃喝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就島叔這些年的調研看，幾乎所有的基層幹部都舉雙手贊成整治“吃喝風”。基層幹部都説，自從有了八項規定，“吃喝”負擔確實減了不少。

而這次河北省的整治行動及其披露的案例，則説明“吃喝風”尚有頑固性、常抓不懈有必要性。

今年6月，河北保定市召開全市幹部警示教育電視電話會，通報了徐水區自然資源局局長崔志亞組織黨組班子成員違規到企業餐廳吃喝的問題，隨後，班子成員被集體免職、局黨組被改組；此外，同期另有徐水區委副書記等6名處級幹部因“吃喝”而被查處。

頑固性雖可見一斑，但由此認定去搞畢其功於一役的“殲滅戰”的形式，則是有待評估的。

痼疾

既是陳疾，倒不妨先弄清病因，再下藥根治。

具體説來，“吃喝風”最先起源於制度運行中的隱蔽機制。

比如我們都熟悉的科層體制，在一定意義上，它可以看作是由多重委託代理關係構成的交易體系，上下級之間充滿着各種“討價還價”。

一方面，上級為了調動下級的積極性，會將治理資源“稀缺化”，讓下級來競爭——如此，下級就得“討好”上級；另一方面，當上級也有落實更上級的政策壓力時，就需要具有信息優勢的下級的“配合”。

這樣，上下級之間保持默契，尤其是主要領導之間有點“交情”，實在是制度運行的必要基礎；而交情的維繫抑或是誤解的消除，也總免不了賴於那點美食小酒。

再者，“吃喝”也一度成了基層工作的潤滑劑。

羣眾工作怎麼做？幾乎所有基層幹部都知道，得和羣眾、尤其是村幹部建立交情。畢竟村幹部並非科層體制中的一員，正式制度激勵對其作用有限。

在河北廣大農村地區，黨政領導幹部在羣眾眼裏還算是一個“有身份”的職業，“父母官”要是走入尋常百姓家，坐一坐、吃一頓飯，對多數人而言都算是一個“有面子”的行為。

過去，我們黨強調不拿羣眾一針一線，幹部“吃喝”確實是增加羣眾負擔。但現在，多數羣眾已經步入小康，“吃喝”還真不是問題。並且，只要是經驗豐富的幹部，都不會白吃羣眾的，至少自己帶點酒菜之類。

就島叔的調研來看，很多地區的鄉鎮都存在一類“中堅幹部”，他們經歷過九十年代的鄉鎮工作，在村裏或多或少都有幾個朋友，做起工作來才得心應手。

從更廣義的病源上説，“吃喝”，更是人情社會的必要存在。

廣大基層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人們通過人情往來，構築起一套熟人社會網絡。基層幹部其實也是這個網絡的一部分。大多數基層幹部都是本地人，他們有自己的親戚、朋友，也需要交際；即便是外地的年輕幹部，一旦融入當地，也會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網絡。

毫無疑問，“吃喝”是人際交往的基本載體。工作有交集、有共同話題、甚至階層品味也一樣，幹部之間自然而然就會形成“朋友圈”，而並不必然產生特殊的、具有政治意義的“小圈子”。

目的

從這回嚴整“吃喝風”的目的看，它主要針對的是“科層制度中的隱蔽機制”這一病根兒。其中的“整治違規公務接待”就是典型。

近年來隨着相關規定的細化，“公務接待”的標準、範圍都有了明確界定，這就為整治行動提供了依據。

只不過，這些規定難免和一些習以為常的“常態”做法相悖。

比如，“同城不能招待”這個規定，就很有意思。島叔曾經的工作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和現在的工作單位武漢大學，前幾年被湖北省紀委通報批評，原因就是武大的同志到華中科技大學交流業務，交流到中午，的確到了飯點，那就吃個工作餐吧——這實在是很正常的做法，但就是違規。

至於下級招待上級，那就更是存在諸多“人之常情”了。“四菜一湯”的規定就有待商榷。怎麼説呢，**飯桌也是交流工作的重要場合，吃喝也是談心交心的常見渠道，真按“四菜一湯”，怎麼談？****怎麼交流？**估計草草吃完飯就走人了。

故而，幾乎沒有哪個屬地政府會嚴格按照“八項規定”的要求來搞“公務接待”，很多時候，大家之所以要“違規”，是基於“抹不開的情面”。

但平心而論，這種針對官場“隱蔽機制”的整治的適度推行，對於恪守配套的工作紀律、公務員生活的健康化、工作的輕便化尚有助益。

據一位在河北基層工作的朋友的説法，這次嚴查特別涵蓋的“私款聚餐”一項，倒也不無道理：畢竟據當地此前案例，所謂“正兒八經”的喝酒吃飯、聯絡感情的“私人聚會”，總難免摻雜一二“公家事宜”。

而有針對性地查處，就能對基層負重達成一定的“減重”效果、對幹部個人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真正有點麻煩的是，“吃喝”的“基層工作潤滑劑”與“人情交往中介”這兩重“身份”。

本身出於這兩種緣由的“吃喝”是有合理性的，但在一些時候，它又難免和官場“隱蔽機制”絞結糾纏、難分難辨。

比如“不吃公款吃老闆”這事，在很多地方就甚為普遍。就紀律規定而言，“吃老闆”是鐵板釘釘的違規“吃喝”，當事人被處理也不冤枉；**但就實際工作而言，這種“吃喝”還得分情況——如果“吃老闆”是出於利益交換，那必須嚴肅處理；**但如果是為了工作暢通，則另當別論。

這回臨城縣紀委通報了一個案例：7月16日，臨城鎮黨委書記馬延法帶着項目負責人（私企老闆）到橋東區學習拆遷工作經驗，對方不僅工作接洽得很好，還預定酒店安排了晚宴。當然，最後是私企老闆買的單。

如果是在平常，馬延法估計受個黨紀輕處分就行了——畢竟也無涉於利益交換。但他的錯在於“頂風違紀”，結果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並被免職的處分。

餘地

從執紀執法的角度看，基層社會要是一片清澈那是最好。但在實踐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哪怕是其沒有任何貪念和私心，也必定會在日常工作和交往過程中形成相對緊密的關係。

甚至於這種關係還會成為一種制度性行為。比如鄉鎮工作中普遍有駐村、包村和聯村制度，那些工作做得紮實的駐村、包村和聯村幹部，必定會和村幹部建立緊密的聯繫。

而鄉村工作又沒規律，也沒那麼多講究，鄉村幹部之間在“吃喝”過程中把工作商量好了，是常態。

“吃喝持久戰”的真正難處，恰在於如何應對這種常態。

從河北省各地的行動方案看，這次整治要運用數據篩查、調取錄像等方式，重點在大型酒店、農家院、特色的牛肉店、驢肉店、燒烤店、海鮮店等十類飯店倒查私款聚餐，深挖背後是否存在小團伙、拉幫結派現象。

按照這種查法，沒有哪個公務人員敢去外面消費，哪怕是正常交往也直接清零。問題是，這樣好麼？

如今的年輕幹部也需要社交。島叔曾對一個鄉鎮的所有80後幹部挨個做了訪談，發現他們自己建有一個羣，不僅在工作中相互幫忙——如哪個辦公室文字工作特別多、要加班，其他人都會來幫忙；並且大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縣城“嗨皮”一次。

該鄉鎮地處偏遠山區，年輕人在上班期間只能住宿舍，工作生活長期一起，能不形成“朋友圈”？年輕幹部如此，那年紀大一點的幹部，長期在一個地方工作，不就更典型麼？

把任何一個基層幹部拎出來，清理其社會關係，都會有所謂的“拉幫結派”的嫌疑，如此，又真要一一下猛藥？

 “吃喝風”是該管，但是，在基層社會還是一個熟人社會、還講究人情的情況下，整治的同時，也要避免損害基層社會的常規運轉。

比較合適的做法是“明晰界限”：**官場內部的吃喝要嚴管，溢出官場之外的就少管；****八小時之內的嚴管，八小時之外還是要慎重；**有利益交換嫌疑的要嚴懲不貸，僅是社交行為就當理解。

我們通常説，紀律要比法律的標準高，這是應該的。但也正因為此，執紀行為就更要謹慎，不能用高要求來規制常態社會。

歸根到底，黨員幹部是體制一員，也是社會的普通一員。所謂嚴管，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而非把幹部捆成粽子。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