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明珠亂象根因，探尋香港成長之路_風聞

原文見微信紅眾號 風雲雜談

東方明珠惑亂蒙塵。

回看兩年前主席在香港迴歸20週年慶上的講話，尤顯深刻：

“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度還需完善，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社會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問題上還缺乏共識，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香港雖有不錯的家底，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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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香港再次遊行失控，鬧事者部分行徑堪稱暴戾。多名警察與記者受傷，2名港警慘遭斷指。

7月20日，香港警方在荃灣大樓發現國際恐怖分子IS常用炸藥。被捕疑犯中，鄧姓男子被指與國際恐怖分子有聯繫。

7月21日，反動分子進一步做出衝擊中聯辦和侮辱國徽的行為。

事實上5月伊始，香港的泛民主運動就已經向暴力事件惡性轉化。

運動最初的口號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根據現行《逃犯條例》，香港只能向簽訂雙邊協議的國家及地區移交逃犯。

而目前香港只與英國、新加坡等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議。這意味着，全球大部分國家的重罪逃犯，在香港可以合法避罪。

在港犯案後逃出的嫌犯，港府也無從引渡他們來港受審。

今年兩會期間，原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達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但受《逃犯條例》的限制，香港並不能將這些逃犯移交內地入罪。

在此背景下，香港保安局提出修改逃犯條例的建議，並召開記者會，局長李家超對修訂建議作出解釋。

新的條例草案十分謹慎，僅針對符合雙地標準的重罪類逃犯，且排除了死刑、政治類型的移交。這一公開且符合法治精神的修法流程，卻遭遇反對派的密集炒作和攻擊抹黑。

香港多個反對派政黨枉顧事實，宣稱修法會成為內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藉口。

“佔中”黑手黃之鋒撰文，聲稱修法“將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對港人的法律保障，且台灣政界人士在香港過境、逗留或旅遊，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國大陸的可能”。

7月9日，港政府妥協，宣佈條例修訂全面停止。然而一系列暴力事件並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

顯然，反修例並不是香港亂象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香港密集發生暴力反動事件的背景，是中美兩國在世界舞台中央令人矚目的博弈對峙與底線較量。

這場百年曆史變局下的消磨對抗，初起於貿易制裁，卻實質波及了貿易、科技、金融、軍事，地緣勢力縱橫，輿論道義紛爭。

雖初始強弱明顯，然隨着事態不斷演繹，中方堅決的底線戰略和強大的韌性已經讓多數第三方國家乃至國內悲觀者大跌眼鏡。

2 來看看明珠亂象是如何越演越烈的。

5月10日，中美11輪磋商之後形勢陡轉直下，談判陷入僵局。美方隨即在關税、南海、華為等方向施壓。

中方並未退讓，稀土反制、清單制度、巨浪亮相、官媒喊話，堅決捍衞底線。並且中方始終清醒的把戰略重心放在國內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矛盾方面。

而就在這段時間，香港反對派以修改逃犯條例為引，加速散佈誤導信息，發動遊行，一系列暴力事件開始醖釀，且明顯呈現外部勢力參與組織的跡象。

6月29日，大阪G20峯會之後，中美進入新一輪談判前的籌備期。與此前10多輪談判不同，中方首次佔據到談判主動權，在尊重主權、不新增關税、華為鬆綁、重回中方底線的前提下，由美方主動確認元首會面，重啓磋商。

這一形勢下，美國連同西方盟國加大了向香港、台灣、新藏等方向干預和施壓的動作，旨在干擾中方發展重心，積累新的談判籌碼。

其中香港亂象尤為引人注目。丟失理智的青年暴徒在難稱高明的操縱撩撥下頻頻突破底線。香港淪為西方的政治籌碼。

3 香港淪為西方意圖擾亂中國發展重心和施壓中美談判的籌碼棋子。這是香港一系列事件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為什麼是香港？或者説香港的問題在哪裏？不少人認識到，香港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

再引兩段迴歸二十週年主席講話：

“ “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另一方面就是為了促進香港發展，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着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特別是這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間。 ”

迴歸以來，香港發達的金融業和自由貿易港優勢，在內地快速發展對資金和進出口貿易需求的劇烈增長下更加明顯。

然而港府治理下的二十一年間，香港GDP僅僅增至2.05倍，堪稱龜爬。

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深圳GDP增至18.66倍。

若説深圳享受了特區紅利，那麼看看大陸整體，GDP增長至11.30倍。

即便是同為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GDP也增長至8.4倍，達到全球人均GDP排名第三的水平 (2018年盧森堡人均GDP 11.395萬刀，瑞士人均GDP約為8.358萬刀，為全球前二)。

九十年代，深圳是為香港廉價打工的小弟。2018年，深圳GDP一舉超越香港。

這二十年間，深圳緊緊抓住內地發展機遇和創新核心，完成一系列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相比之下，香港曾經坐擁亞洲最好的大學、最開放的市場和最發達的金融投資市場與充足資金，卻迷信市場化，放棄政府引導，缺乏科技等領域的長遠投資。

利益階層始終固守金融與房地產，亦無力封堵英殖民留下的制度漏洞。因此完美避過全球最大的製造業發展紅利，科技升級紅利，互聯網產業紅利。

4

香港發展陷入困境，可以歸結於治理失敗，與現行體制脱不了干係。

歷史上實現快速發展的有效治理方式可分為兩種，無為而治和勵精圖治。

同樣是無為而治，漢初文景二帝採用休養生息的方式恢復生產，充盈國庫，獲得成功。但清朝嘉慶帝徒有勤勉，在世界工業革命興起的時期，躬守舊制不思變革，坐看清朝落後世界大潮，留下千古遺恨。

史實證明，無為而治有其適用背景。權貴不顯，內無強患，外無掣肘是必要條件。

那麼香港的發展背景是什麼呢？ 概括起來無非四個方面：

首先是特區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帶來的客觀優勢。例如因自由港享受轉口貿易中心紅利，因特區地位受到政策自主待遇，税收無需上繳等財政紅利。

其次是緊靠內陸高速發展帶來的巨大市場和產業升級機遇。這裏面，教育、醫療、金融旅遊等巨量消費市場的打開，通信、電子、汽車、機械等廣泛科技製造業的轉型升級，衣食住行涵蓋各個方面的互聯網產業蓬勃發展，為香港提供無數的直接參與或間接投資機會。

第三是多年資本主義體制下形成的少數大財團家族，把控經濟命脈，佔據社會主要資源，形成食利階層，深度影響香港治理政策和發展重心的現狀。

財團對短期資本回報率的剛性訴求，造成香港地產資本綁架政治與經濟，反覆攫取香港多數人勞動成果，榨乾了香港經濟前進的動力，成為香港實業無從起步的主要原因。

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曾投220萬美元獲得騰訊20%的股權，僅一年後便拋出套現。相比港內安穩獲利的地產民生壟斷業，新興產業難以成為香港財團的投資重點。

第四是殖民歷史背景下，外部勢力留下制度掣肘，對島內發展持續產生負面影響。

這方面例子不勝枚舉。

英管時期，港民沒有隨意示威遊行的權利。香港迴歸半年前，英港督突然修改《香港公關秩序條例》，從此香港遊行示威，不用香港警察批准。

92年港英政府修訂《社團條例》（1992年第75號條例），放寬對社團的管制。迴歸後港內媒體多次公然邀請藏獨、台獨分子演講，依據就是英國人臨時改的《社團條例》。

香港是間諜之都。英國軍情五處(情報部門)曾在港設置政治部並經營多年。迴歸之前，將原政治部打散，人員被混編進入全港政府部門，學校，廉政公署，公共機構，人員記錄全部銷燬或帶走。

迴歸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人員編制常年超出千人規模，英國駐港大使館超過500人，所圖匪淺。

香港中環花園道26號 美駐香港領事館

香港警察在治安守護方面飽受質疑，其弱勢也根源於英港督留下的司法制度。

最典型就是香港的外籍法官制度。中英兩國法官都必須是本國國籍，然而香港除了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兩位首席法官外，其餘法官可由外籍或雙重國籍人士擔任。

2016年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僅有2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這意味着，決定司法價值觀和最終判決的衡量標準，受制於人。

我們來看看這一制度的實際後果：

7月14日遊行中涉嫌暴力的三位青年，包括咬斷港警手指的杜啓華，2天后即被裁判獲得假釋走出法庭。

當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香港七警案，事實清晰無爭議：

“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在佔中運動中，向11名警務人員潑糞液挑釁，之後拒捕。警察在受到襲擊和侮辱後，發生毆打曾健超行為並被拍到。曾健超傷無大礙但拒絕拍照記錄傷情。

經外籍法官杜大衞判決，7名警察被判監禁2年。曾健超獲判監禁5個星期且獲准現金300元保釋。

該判罰隨即引起警界及社會大遊行，指出雙標判決和七警入獄將對執法心態造成極大負面影響。但終審判罰並無變化。

上述四個方面背景，構成香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的主要衝突。

一方面，資本財團通過壟斷地產金融和民生行業，持續吞噬現有特區和自貿港紅利，加劇貧富差距。

必須突破市場化的限制，由政府主動引導做長遠規劃，治理求變，才能真正對接內地製造業繁榮和產業科技轉型的風口。

另一方面，現有政經體制下所謂精英治港的弱政府結構，內有資本財團權貴，外有西方勢力掣肘，無法主導完成這一轉型。

要知道，所謂治港精英，本身就被深受財團和外勢力影響的既得利益羣體深度捆綁。

概括起來，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對短期利益的剛性追求，阻礙了經濟結構轉型和分配調整(馬太效應)。而外部勢力的掣肘和干擾，極大影響了發展秩序，加劇和固化這一矛盾。

發展必須變革，但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精英治港模式，深刻制約政府主導變革的意願和能力，這是香港發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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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在香港再一次上演，解決發展困境的根本手段是政治制度改革，這突破港人的認知底線，一國兩制下也並無實現基礎。

可行的手段是通過經濟制度改良緩解發展困境。

香港的弱政府結構是相對的，背後有中央政府強大的主權支撐，又享有特區足夠政策自治空間。

如果能夠拿出正確的政策規劃，依靠良性的民主體制來制約利益集團，仍然有望落實產業與民生政策，緩解發展困境。

但事實上，多次這樣的嘗試都歸於失敗。民眾基數足夠強大，卻不具備看清自身命運的認知水平，矛盾頻頻被轉移。

做為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首次施政報告中就明確提出每年興建不少於 8.5 萬個公屋（“八萬五”計劃），矛頭直指拖累香港經濟的房地產業。

他提出商貿，文化、旅遊，製造，科技，教育上的一系列方略，準備帶領香港轉型。這份今天看來十分對症的施政報告，現在網上仍可公開查詢。（可搜索97年董建華施政報告）

董施政期間，房價在5年多時間內貶值70%，伴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香港樓市崩盤。不僅地產財團元氣大傷，許多已經上車的和炒樓的中產階級，也損失慘重。

利益階層和外部勢力掌握了傳媒在內的多數社會資源，有心宣傳下，港人將經濟衰退、房價下跌歸罪於“八萬五”建屋計劃，由此質疑董的整套轉型方略。

港人紛紛上街抗議，港府不得不撤銷“八萬五”計劃，其後再不提遏制房地產，反而貫徹兩大原則：減少土地供應，減少公屋興建。房地產一飛沖天。

要知道，當時上街抗議最兇的，並不只有飽食暴利的地產財團和財富受損的有產階級。

相當多享受政策利好、甚至住上公屋的基層階級，不但沒有為董建華髮聲，反而大規模參與抗議，讓董建華下台。

殊不知，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到來，新加坡的樓價同樣發生深度調整，但新加坡從未放棄房地產調控，其祖屋制度對房價遏制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地產問題並非無解。香港絕大部分土地屬於郊野地區，法律明確禁止開發。拋開英港府留下的這一爭議法律不去談。

林鄭月娥18年公佈了“明日大嶼願景”計劃，通過填海建造人工島嶼，新增土地用來建設 26-40萬住宅單位，此舉可大大緩解住房緊張的民生問題。

然而這麼一件利民好事，竟遭到強烈反對。反對派無視計劃具體內容的科學闡述，指責填海損害自然環境、質疑填海耗資太大、認為交通連接無法解決，更有甚着，直接反對填海蓋樓，蓋的太多了。

“填海計劃”對高房價形成衝擊，對龐大的既得利益羣體構成威脅，遭遇巨大阻力。命運路口，仍然在考驗港內多數基層羣眾的認知水平。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

去年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因一位66歲的東涌居民老太太朱綺華説大橋環保評估有問題，耽誤工期一年多，工程費用增加65億元，相當於每位港人均攤近1000港元。

18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香港高鐵一地兩檢事件。

為便利旅客從香港入境內地安檢，擬在香港口岸同時設置出境和入境海關，這一做法在深圳口岸、英法海底隧道都順利執行，卻遭遇一些港內人士強烈反對。

反對者宣稱這將造成內地法律入侵香港，破壞一國兩制。好在此事經過磕磕絆絆，香港立法會最終以“區域借賃”形式通過一地兩檢方案，避免耗資844億港元的香港高鐵耽於爭議。

5名亂港派議員大鬧議會，兩名保安受傷。“一地兩檢”草案在混亂中通過：

民主映射的是公平，與之相對的是效率。

民主限制效率，香港不是特例，英國脱歐，法國黃馬甲遊行，一系列鬧劇已經足夠證明，民主對基礎認知水平有着極高要求。

民主體制下，人民的認知水平限制了政府的效率，阻礙了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生產關係改良，這是我們看到的現實。

6

認知不是天然形成的。認知形成的背後，是教育和輿論。

完整的教育，會讓我們相對客觀的看到歷史發展軌跡，用以搭建基本世界觀，掌握邏輯分析和自我糾錯的思辯能力。

在此基礎上，通過社會現實、交流溝通、傳媒輿論對已有判斷不斷完善、修正和鞏固，由此形成不同人羣的價值觀。

香港平民教育是畸形的。

現有教育大綱嚴重缺乏歷史和政治常識的基礎要求。上大學只需要考四門：語文、英語、數學和通識。

2011年港府推出的德育和國民教育課程，被香港極端反對派扭曲為“洗腦”，發起一系列遊行，遭遇抵制。

唯一的通識教育課程，教材無需送審，諸多錯漏。

開放式的通識教育碎片化不成體系，不看重對待事物的完整觀察，分析問題的邏輯框架和思考方式，片面提倡關注和時政多元思考，淪為通俗教育。

不僅如此，香港的基礎教育水平令人不敢恭維。來看看這些天香港遊行衝突中反對標語中的錯別字：

教育師資中存在明顯偏激的誤導傾向。記得上面提到英港政府打散政治部匿名混入專業機構嗎？教育機構中有多少立場存疑的所謂精英，不得而知。

香港的傳媒輿論難稱客觀。

傳媒行業深受資本和政治勢力影響，不吝片面報導，迎合偏激立場的媒體大行其道。

同時西方媒體從未停止過在香港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否涉及主權內政，這類聲音的出奇一致的以攛掇恫嚇和煽風點火為主。

這次明珠之亂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反對派港媒和西方媒體就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他們絕口不提示威者先行攻擊，也不播放暴徒施暴畫面，只展示警察朝着“無辜市民”揮舞警棍的兇狠畫面。

片面和煽動報道只是一方面，部分媒體本身就是一系列暴力行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在7月接連受到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接見和鼓勵，並公然要求美國政府幹涉香港。

這是香港議員何君堯因與元朗“白衣人”握手，被暴徒破壞祖墳後，港媒的報道。

對於7月14日沙田遊行中警察手指被殘忍咬斷的事實，《紐約時報》是如此報道的。

記者在文章中篤定的瞎編：一名警官在用手指挖抗議者的眼睛時，一根手指被部分咬斷。

7月20日下午，30萬香港市民冒雨表達對警方的支持、希望和平穩定，並要求嚴懲暴徒。

集會臨近結束時，BBC記者來到現場報導，他説現場只有“數千人”，並稱接下來危機會進入一個新的暴力階段。記者説的正歡時，現場多位市民怒喊，“你們是假新聞（fake news）！你並沒有在講實話！“

深受資本與西方勢力影響的教育和輿論，成功扭曲了港內羣眾的認知。

畸形的教育讓香港青年不知歷史與現狀，不具成熟思辨能力，無法判斷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有心的誘導，更讓香港人無力正確選擇對香港、對自己有利的立場。

7

香港的問題是制度問題，也是認知問題。

政治制度改革不可行，基於民眾認知覺醒的經濟制度改良路線，也被反動勢力從教育和輿論的源頭掐斷。這是香港目前面臨的真正困境。

香港的問題短期無法根本解決。樂觀去看

1、接下來的中美對峙中，中方通過堅決的底線意識與美國達成互相制約的局面，進而明確限制到香港興風作浪的外部勢力，這是釜底抽薪解決香港暴亂，短期緩和香港問題的辦法。

2、後續的香港治理中，精英階層需要意識到關鍵問題所在，頂住壓力對香港教育和輿論進行規範和有效引導，在此基礎上落實民生措施，逐步改良民生、法治方面的制度漏洞。這是中期緩和香港問題的有效方針。

粵港澳的配套已經搭好了，就等香港融入。

3、長期來看，待一國兩制到期時，港人通過切身經歷和客觀對比，意識到根本制度的侷限性，從而廣泛選擇新的制度道路，在民智開啓的前提下逐步落實人民普選的民主集中制，這是根本上解決香港問題的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駐港部隊沒有列入上述短長期手段中。

駐港部隊從來都是香港主權的底線保證，在港人現有認知情況下，一次出手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當然，如果運動真正失控，雷霆手段仍然是可選項，包括抓捕別有用心的變節組織者，酌情抓捕、控制或驅離西方勢力的黑手特工，但不包括對廣大被蠱惑者採取暴力行為。

8

香港陷入劫數固然是港人治港的失敗。更深一層去看，卻不能撇清國家整體的責任。

落後是原罪。 中國曆經40年瘋狂追趕，圖志崛起必然遭到打壓。

仍然不夠強大的硬實力，讓西方勢力在香港、台灣、新疆各個方向極盡施壓，有恃無恐。

明顯短板的軟實力，讓國人無法具備抗拒外來文化入侵和輿論扭曲的基本免疫能力。 更成就了西方主流媒體輿論一副教師爺的雙標姿態。

誅心自問，即便經歷了舉世罕有的發展歷程，在目前這個階段，若是沒有廣受吐槽的內地輿論管控，而是陷入立場叵測，流言四溢的所謂輿論自由環境中，有多少自詡為獨立思考的國人會陷入自我懷疑，然後進一步裹挾成為部分港人一樣的暴力自由愛好者？

7月24日，中央全面深改會上決議，支持深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兩種制度，百米之隔，將繼續上演一堂宏偉生動的國民教育課。

“ 少年希望快樂成長，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壯年希望事業有成，長者希望安度晚年 ”

二十年過去，香港並未真正成年，仍然引用主席的話做結尾，希望香港施展才能，與祖國命運一道，共同邁向壯志得酬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