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特朗普”能實現脱歐嗎：民粹主義、反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的未來_風聞

劉金源 |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編者按】21世紀以來，民粹主義思潮、反全球化運動在歐洲各國風起雲湧，政治上“黑天鵝事件”頻發，不斷挑戰着歐洲政治制度和一體化走向。7月24日，鮑里斯·約翰遜接任英國首相。作為脱歐強硬派，他在發表獲勝演講時重申，將帶領英國在10月31日前脱歐。英國內部針對脱歐形成的兩極化格局重新得到聚焦。這場持續三年的“脱歐風波”真的能在短時間內平息嗎？它對歐洲文明的發展，又會產生怎樣的深遠影響？本文指出，當今歐洲各國政治亂象，從本質來看是新一輪反全球化運動復興，反映出各國民粹主義與精英政治的對立，也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歐洲治理之間的衝突。但它不太可能顛覆或逆轉一體化進程，而是會以一種糾偏、糾錯或制衡的方式，推動歐洲一體化朝着公正、普惠、共贏的方向邁進。我們特提前推出本文，以供讀者進一步思考。

英國新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

站在21世紀門檻上，回望過去百年，“歐洲曾以世界領先者的身份進入20世紀，世紀中葉它一度成為一片廢墟並受人支配。到世紀末，它又重現繁榮和自由”。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歐盟東擴以及一體化加速，歐洲大聯合的美好圖景似乎近在咫尺。但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後，隨着全球化的逆轉以及一體化受挫，歐洲各國競相上演着一幕幕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的政治亂象。**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及其引發的憲政危機，被認為是“黑天鵝事件”的代表；****而有着“英國特朗普”之稱的鮑里斯•約翰遜在2019年7月入主唐寧街10號，標誌着英國在反一體化及逆全球化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與英國隔海相對的法蘭西，同樣備受政治與社會層面民粹主義及反全球化運動的困擾。瑪麗娜·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在政壇的影響力不可小覷；這不僅挑戰各國建制派主導的精英政治以及民主制度，而且不斷動搖歐洲一體化的根基，引發了人們對一體化未來的擔心。“黃馬甲運動”於2018年11月迅速興起，並發展為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法國最為嚴重的社會抗議運動。在意大利，民粹主義勢力發展迅猛，五星運動黨和聯盟黨兩大右翼民粹主義政黨2018年聯合組閣。有學者對此評述：“這不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個西歐政壇上，都是真正新奇的事情。”

不難發現，儘管英、法、意三國政治亂象的表現形式各異，但民粹主義、反一體化、反全球化是其共同特徵。這不僅挑戰各國建制派主導的精英政治以及民主制度，而且不斷動搖歐洲一體化的根基，引發了人們對一體化未來的擔心。英國《衞報》撰稿人肯尼思·羅格夫認為，歐洲各國政治亂象是威脅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由此引發的反全球化有可能撕裂歐盟。確實，當前歐洲各國興起的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運動，已經成為戰後歐洲文明面臨的最為現實的挑戰。

早在20世紀上半葉，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就在其鉅著《歷史研究》中，探討了人類文明演進的機制及規律，提出了關於文明生長的“挑戰與應戰”理論。在湯因比看來，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都會經歷週期性的變化，會經歷挑戰和應戰的相互作用。“最適度的挑戰不僅必須激起受到挑戰的一方進行成功的應戰，而且刺激對方獲得一種將自己推向前進的動力，即從一次成功到新的鬥爭，從一個問題的解決到另一個問題的提出，從暫時的歇息到展開新的運動，從陰再次到陽。”

換言之，對於任何文明來説，挑戰既是壓力，也是動力；而面對挑戰的成功應戰，則不斷推動文明前進。當前歐洲各國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的政治亂象，可以視為歐洲文明面臨的現實挑戰；而歐洲文明能否成功應對這場挑戰並獲取新的前進動力呢？從當前歐洲政治亂象的現實入手，可以分析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的表現形式，管窺政治亂象背後所折射出的各國制度困境，縷析其歷史鏡像及未來走勢，進而探討其對歐洲一體化及歐洲文明走向的影響。

歐洲各國面臨的制度困境

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國的英、法、意等國，其政治亂象是經濟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出現危機的產物。紛繁繚亂的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亂象，折射出近年來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的制度困境。

首先，從經濟層面看，歐洲政治亂象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歐洲國家造成社會兩極分化的必然後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英美等國帶動下，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各國迅速擴展，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削減福利等新自由主義的方案，“幾乎橫掃整個西方世界，併成為西方各國政府為緩解危機而推行的施政方針”。不過，這種片面追求經濟效率而忽視社會公平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但同時也造成國家內部貧富鴻溝的加劇。正如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所言：“全球化已經幫助上億人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對於另外千百萬人來説，全球化沒有發揮作用。許多人的現狀實際上比過去更差了，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工作不保，生活也變得更加沒有安全感”，由此出現對於全球化的不滿或抵制。 在歐洲危機蔓延、經濟低迷背景下，各國普遍面臨中產階級財富縮水、社會下層收入下降、失業率上升等難題。普通民眾產生強烈的挫敗情緒，並往往將自身困境歸咎於一體化與全球化帶來的競爭，進而對歐洲一體化或全球化持疑慮或反對態度。與此同時，“隨着歐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對於一體化進程的本質持懷疑或直接批判態度的政黨勢力也迅速增長”。二者的合流導致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

以英國為例，撒切爾政府以來，一直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為企業減税、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政策，結果造成國內發展失衡。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僅社會階層間差距拉大，而且英國各區域間的鴻溝也擴大了。英國脱歐公投中，英格蘭中北部工業區大多投票“脱歐”，因為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這些地區屬於工業“鏽帶”，長期經濟不振，與投票支持“留歐”的倫敦等大城市的繁華形成巨大反差。在這裏，公投可被視為草根階層對全球化不滿情緒的發泄。

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同樣也屬於經濟低迷背景下社會下層自發性的抗議行動。受歐債危機影響，法國近年來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失業率維持在9％—11%之間，而且貧富差距巨大，最富裕的20%人口收入幾乎是最貧困20%人口的5倍。2007—2017年間，法國GDP增長率為-2.9%，深陷經濟停滯甚至倒退，面臨高失業率、民眾購買力持續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等各種問題。馬克龍為富人減税、增加燃油税的改革，激起民眾的憤怒，而這股怒火很大程度上來自歐洲一體化與經濟全球化對法國社會下層的傷害。“黃馬甲”這種缺乏統一組織、缺乏領導核心、缺乏鬥爭綱領的社會抗議運動，符合傳統反全球化運動的基本特徵。

法國“黃馬甲運動”

在意大利，21世紀以來的意大利主流政黨在歐盟壓力下，實行了減少福利開支、降低勞動力市場保護力度等改革舉措，結果加劇了社會失衡；金融危機、難民危機以及恐怖主義威脅，進一步增加了社會邊緣羣體的不安全感與對主流政黨的不滿，這成為反對主流政黨的民粹主義勢力復興的重要原因。

其次，從政治層面看，各國的政治亂象反映出大眾民主與議會民主、民粹政治與精英政治的衝突與對立，體現了當今歐洲民主的困境。民主包括兩種基本形式，其一為體制內的代議制精英民主，即間接式議會民主；其二為體制外民粹化的草根民主，即直接民主或大眾民主。在21世紀的歐洲，“民粹主義已經成為當今政治景觀的一個重要特徵”，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機發出預警信號的作用。這些信號包括：“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已不再起作用，應儘快修補，而通行的標準世界觀也在坍塌。”目前，歐洲各國普遍實行代議制，直接民主或民粹政治很少有機會嶄露頭角。不過，當精英們進行政治冒險或者其推行的內外政策危及民眾切身利益時，民眾對於精英政治的不滿，最終會以民粹主義的形式爆發出來。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的基本指向是反對精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其主張是由平民大眾直接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又常常為政治精英所利用，通過強調全民公決、民眾的創制權等，對平民大眾實施誘導和操縱。民粹主義的復興，“意味着政治兩極分化和更具對抗性的政治風格的迴歸”。而聚集了民眾不滿的民粹主義，通常被認為是“民主治理的隱患”。

英國脱歐充分體現出大眾民主與議會民主的對立。一貫倡導留歐的卡梅倫居然頗具諷刺意味地提出脱歐公投，其目的是為了平息國內脱歐派的不滿，並以此為砝碼與歐盟談判。如果訴諸議會民主，留歐幾乎成為必然；而一旦訴諸大眾民主，由全民公投決定，則會變成巨大的政治冒險。由於社會下層被剝奪感、被排斥感的增強，公投成為民眾向政府集體宣泄不滿的方式。在公投前的動員中，民眾對精英們的理性分析往往採取“選擇性忽視”的態度。如首相卡梅倫為首的留歐派根據財政部一份長達200頁的正式文檔推算，如果英國脱離歐盟，那麼英國每個家庭將減少4300英鎊收入，從長遠來看會變得更加貧窮。但只有17%的人對此願意相信，70%的人則認為全是謊言。然而，當脱歐陣營領軍人物、保守黨議員鮑里斯·約翰遜聲稱英國每週要交給歐盟3.5億英鎊時，卻有近一半的人表示相信。 而事實上，英國每週支付的數額僅為1.63億英鎊。脱歐公決結束後，全世界為之震驚，雖然後悔脱歐、要求重新公投的呼聲持續高漲，但結果已無法挽回。脱歐公投的結果，揭示了英國社會在脱歐與留歐問題上的重大分裂，表明草根階層與政治精英已陷入嚴重對立。在一些學者看來，脱歐公投“對作為英國憲政制度既是的議會主權原則本身構成了嚴重挑戰”，並造成“精英民主政治陷入困境”。

英國前首相卡梅倫

如果説英國脱歐公投是保守黨政治家們的玩火自焚之舉，那麼法、意兩國民粹主義政黨的復興甚至當政，則成為當今歐洲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成立於1972年的法國民粹政黨國民陣線，其政治主張包括反歐盟、反歐元、反外來移民、反建制等。這個強調法國優先、反對歐洲一體化的右翼民粹政黨，在20世紀長期遊離於主流政治之外，但到21世紀，當歐盟及法國遭遇經濟社會危機時，國民陣線卻迅速復興，進入法國政治輿論的中心。這同樣意味着法國傳統政治精英的危機。

在意大利，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因其極端民粹主義的政治主張而長期處於邊緣地位，卻在2018年的大選中異軍突起。這主要緣於其反一體化、反移民、改善民生的綱領，贏得了社會中下層的廣泛支持，而主流政黨對社會下層利益訴求的態度則引起普遍不滿。正如美國學者法裏德·扎卡利亞所説：“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傾聽和解決民眾的擔憂，新興政治力量就會煽動恐懼和偏見，致使民粹主義抬頭。” 意大利的民粹主義勢力不僅抬頭，而且還走到了權力的中心，實現了對傳統政治格局的顛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民粹政治對於精英政治的勝利。

由此看來，“民粹主義是西方民主揮之不去的陰影”，民粹現象“在西方民主社會的頻發，凸顯了民主問題的複雜性，實際上挑戰了民主的價值觀”，造就了當今西方民主制的困境。

最後，從治理層面看，歐洲政治亂象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治理與歐洲/全球治理之間的衝突。作為人類社會步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為應對日益紛繁複雜的發展問題而產生的新理念，治理指的是各類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是使不同的或相互衝突的各方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儘管治理主體日益呈現多元化趨勢，但民族國家的主導地位依然沒有改變。民族國家仍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即便處於一體化進程中的歐盟各國也是如此。英、法、意等國是經濟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的主導者，這些國家普遍面臨着面向國內的國家治理與面向國際的歐洲/全球治理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國內治理意味着各國政府要着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而歐洲治理或全球治理則意味着承擔歐洲或全球層面的責任或義務。如何在二者之間掌握好平衡，對於任何政治家來説都是挑戰。當一些歐洲國家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出現失衡乃至對立時，社會抗議或憲政危機隨之產生。

法國“黃馬甲運動”的爆發，就是全球治理與國內治理之間出現衝突的典型代表。作為《巴黎協定》的誕生地與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旗手，馬克龍政府增加燃油税，其目的“是為了促進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開發可再生的新能源，以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但這一有利於歐洲及全球氣候治理的改革舉措，某種程度上必然增加社會中下層的經濟負擔。在歐債危機打擊下，法國社會下層的經濟社會地位逐漸下降，民生狀況堪憂。馬克龍政府在全球氣候治理方面的改革舉措，難以得到社會下層的支持。民粹主義者提出，法國民眾絕不能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燃油税買單，“要生態環境還是人民權利”等吸引眼球的標語在“黃馬甲運動”中廣為傳播。隨着街頭抗議浪潮的蔓延，馬克龍迫於國內危機而暫停徵收燃油税，並實施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應對氣候危機的全球治理舉措則宣告失敗。

法國總統馬克龍

英國脱歐公投同樣表現出國家治理與歐洲治理之間的矛盾。到底是優先改善國內民生還是履行歐盟成員國的義務，成為脱歐派與留歐派爭論的焦點，這實際上反映出國內治理與歐洲治理之間的對立。脱歐派中的民粹主義者認為，英國留在歐盟並未給普通大眾帶來多少利益，每年支出的鉅額會費本來可以用於社會福利開支，而接納難民不僅增加英國的公共開支，而且會造成國內種族紛爭。因此，在歐盟危機四伏之際，脱歐派大多主張英國獨善其身，以解決國內民生問題為主。與之相反，包括多數政治精英、專家學者、企業家、媒體等的留歐派則堅持政治正確原則，主張英國繼續留在歐盟，在歐盟面臨危機之時，英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應與其他大國一道，為實現歐洲治理而貢獻力量。留歐派關於脱歐危險的警告，並未引起民眾共鳴，不少人甚至還抱着對立心理而選擇脱歐。脱歐公投實際上演變成一場英國與歐洲何者優先的爭論。脱歐公投的結果顯示，在經濟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遭遇挫折的當下，多數民眾秉持國家治理優先於歐盟治理的立場，與主流政治精英截然對立。

民粹主義與反一體化的歷史鏡像

21世紀初英、法、意等國所出現的民粹主義與反一體化的政治亂象，雖然是現實層面的內外因素所導致，但從歷史視角來考察卻並非新鮮事物。20世紀的歐洲各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歷史鏡像。對於這些歷史的瞭解與把握，有助於理解當今歐洲政治亂象的發展態勢及其對歐洲一體化走向的可能影響。

早在1975年，英國就出現過一次脱歐公投。“從某種程度上説，1975年第一次脱歐公投，相當於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的預演。”

20世紀7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對英國造成重大打擊，下層民眾工資水平下降，食品價格上揚。疑歐派將其歸咎於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由此發出脱歐之聲。1975年，工黨威爾遜政府為履行競選承諾，宣佈舉行脱歐公投，讓民眾來決定英國是否留在歐共體。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議會、政黨、內閣中，公投方案都引起了巨大分裂。面對脱歐派與留歐派的宣傳，多數政治家、工商業主、主流媒體及普通民眾持留歐立場。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公投前英國民眾心裏已經有了答案，留歐是板上釘釘的事。經過數月爭論，全民公投結果於6月5日揭曉，67.2%的民眾支持留在歐洲共同體，只有32.8%的民眾不同意繼續歐共體成員國地位。留歐派取得決定性勝利，英國與歐共體的關係進入新時期。英國《每日電訊報》對於公投結果評價説：“這是威爾遜的勝利……也是英國政府歐洲政策的成功。” 公投雖然為英國入歐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此後的工黨與保守黨政府也不得不關注脱歐派的訴求，並在協調與歐共體關係、改善國內民生、強化國家治理方面有所作為。

困擾法國社會的“黃馬甲運動”，則讓法國人和全世界回想起1968年的“五月風暴”，甚至有人認為這是50年前那場抗議風暴的重演。“五月風暴”是1968年5—6月在法國爆發的約1000多萬人次參加的羣眾性抗議運動。運動的爆發，一定程度上緣於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經濟增速放緩所導致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如失業率上升、舊式教育體制的弊端、對物質消費過度膨脹的不滿等。“五月風暴”由巴黎的學生罷課與集會開始，在遭到政府鎮壓後，法國工會發動全國總罷工予以支持，巴黎發生了80多萬人的大罷工，首都處於混亂狀態。面對日益失控的局勢，戴高樂總統被迫解散議會，重新舉行大選。大選結果表明，面對社會失序以及革命威脅，“人們選擇了秩序”。戴高樂派贏得了勝利，重新組閣執政，這場風暴也逐漸平息。“五月風暴”給後來的法國執政者以啓迪，即在國家治理中，必須時刻關注“沉默的大多數”的利益訴求，避免羣眾性抗議的發生。

意大利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聯合組閣，令人不由得聯想起一個世紀前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崛起及執政。一戰後的意大利處於嚴重經濟與社會危機之中：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工人罷工、農民暴動、退伍軍人的憤怒，進而造成政局動盪。墨索里尼領導的極右翼法西斯黨提出一系列民粹主義綱領，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確定最低工資標準、對資本課以累進性特別重税、沒收教會財產、實現普選等，贏得了社會中下層的支持。1922年，法西斯黨成員達到32萬人，成為擁有武裝的全國第一大黨，並以“羅馬大進軍”方式威脅奪權，迫使國王授權墨索里尼組閣。 進入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政權走上了對外擴張道路。今天在意大利執政的右翼政黨，雖然完全排除了擴張性外交政策，但其反移民、反一體化以及反建制的綱領，依然引起人們對於意大利民主制度以及歐洲一體化走向的擔憂。

不難發現，在歷史的長河中，歐洲各國民粹主義、反一體化、反全球化的政治亂象並不鮮見。如果將英、法、意三國20世紀的歷史鏡像與21世紀的現實加以比較，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其一，從內因上看，上述亂象都是經濟社會狀況惡化形勢下政府應對不力的結果。反社會的抗議運動、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右翼政黨的上台，通常都與國內經濟低迷、社會矛盾加劇以及缺乏有效的國內治理有關。當主流執政黨未能及時化解經濟社會危機時，民眾會以不同方式來發泄自身的不滿或憤怒，這就為社會抗議及民粹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其二，從外因上看，都與歐洲或世界經濟低迷有關。20世紀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崛起，源於一戰對各國經濟的打擊；英國的1975年脱投公投，是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下疑歐主義在國內盛行的結果；當今歐洲各國的政治亂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的影響。其三，從歷史教訓來看，着力解決民生問題，是消除民粹主義等政治亂象的重要途徑。一戰後經濟蕭條形勢下，意大利的工人、農民、退伍軍人等階層的生計問題難以得到保障，由此促進了極右翼民粹主義法西斯黨的崛起。英國1975年脱歐公投、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在一定程度上都因民生問題而起，事件平息後兩國執政黨均採取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消解了民粹主義滋生的土壤。而當今歐洲各國民粹主義盛行，右翼政治勢力崛起，與全球化、一體化進程中社會兩極分化、下層民眾利益受損有着直接關聯。如果執政黨不能在改善民生方面有所作為，民粹主義就難以消解，這對民族國家以及歐洲都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

反全球化的本質及歐洲一體化的未來

歐洲各國風起雲湧的政治亂象，標誌着反全球化運動在21世紀歐洲的復興。反全球化運動並非新鮮事物，它曾在20世紀末及21世紀初的歐美各國盛極一時。1999年11月世貿組織部長會議期間美國的“西雅圖之戰”、2001年7月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期間意大利的“熱那亞之戰”，已成為西方反全球化運動的標誌性事件。如果説此前反全球化抗議更多地具有草根性特點，那麼當今，歐洲反全球化運動則逐漸脱離草根色彩而走向政治層面。反全球化運動興起於全球化進程中，是全球化推進到特定階段的產物。當今具有民粹主義與反一體化特徵的歐洲反全球化現象，也是歐洲一體化推進到特定階段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弊端，尤其是各個層面的發展失衡以及兩極分化，引發了人們對全球化的質疑與不滿；那麼，當歐洲一體化迅猛推進過程中各種危機或問題不斷暴露之際，人們對於一體化的疑慮和擔憂就會日益增強，反對一體化的民粹主義浪潮興起成為必然。“民粹主義是在特定背景下由政治精英發起、以人民的旗號反對主流政治以及社會現狀的社會運動。”民粹主義這種帶有批判反抗意識的社會思潮，逐漸成為大眾表達不滿的武器，歐洲下層民眾在“對社會不安全和相對被剝奪愈加不安”的情況下，特別容易受到民粹主義的蠱惑。

1999年西雅圖反世貿運動

當前歐洲反全球化運動的本質何在？這場運動以民粹主義與反一體化為特徵，對傳統政治體制和一體化構成威脅與挑戰，有人將其視為一種反體制的力量。的確，無論從民粹主義政治家的言論還是從“黃馬甲運動”的口號中，都不難發現其反體制的特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反體制運動雖然成分複雜、目標多樣，但從其主流來看，其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非顛覆或替代既有的體制，而是通過揭露現有體制的弊端，引發人們對於一體化與全球化的反思，進而推動既有體制的改革與完善。例如，有學者認為，黃馬甲運動“正在以一種全新的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民主形式，來推動當前治理更有利於被‘體制’邊緣化的羣體”。 從這個角度看，反全球化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建設性力量。這是因為，當主流政治精英一味地堅持政治正確、對全球化與一體化大唱讚歌而越來越漠視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時，反全球化勢力則站在社會下層立場上，傾聽與關注民眾的呼聲，揭露全球化與一體化的弊端，抨擊精英政治的腐朽，並探索解決全球化問題的方案。基於此，有學者認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其別名即“全球正義運動”。 另有學者指出：從某種角度來看，歐洲的反全球化力量，正以一種另類的方式推動歐洲一體化的議題設定，使其更加合理有效。雖然精英們不喜歡民粹主義的訴求，但近年來民粹主義在歐洲的快速發展，反映了社會基層最強烈的政治訴求，以一種“負反饋”的方式影響着歐盟進行“議題設置”。

那麼，當前歐洲的反全球化運動，是短暫地曇花一現，還是會持續前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縷清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之間的辯證關係。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是一對矛盾統一體，二者之間存在着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一方面，反全球化以全球化作為反對目標，體現出二者間的對立；另一方面，反全球化通過對全球化的糾偏或糾錯，推動全球化向公正、合理的目標邁進，這是二者的統一。 這種對立統一關係決定了全球化進程中反全球化運動的未來走向。具體到歐洲而言，民粹主義的反一體化運動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相生相伴：當一體化進展順利、高歌猛進之時，反一體化勢力則處於低潮；而當一體化出現危機、遭遇挫折或困境時，反一體化勢力則迅速復興。因此，可以預見，只要一體化進程中的各種危機或難題未能得到合理解決，各國的疑歐主義就可能演進為反一體化運動，而政治亂象也會以新的形式爆發。但總體而言，當前歐洲反全球化運動具有偶發性、暫時性特徵，當各國經濟社會狀況好轉、歐洲一體化走出困境時，就可期待民粹主義的反一體化運動的消解。

歐洲一體化曾被普遍認為是“一條適合該地區和平與發展的道路”。 而在民粹主義浪潮中興起的歐洲反全球化運動，則大多以反對歐洲一體化為目標。這場運動對歐洲一體化的未來走向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回答這個問題應基於如下認識：當前歐洲各反全球化勢力或民粹主義政黨，雖然大肆宣揚其“疑歐”或“反歐”論調，但從其本源來講，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迎合社會下層的利益訴求，發泄對主流政治精英以及經濟社會狀況的不滿，其最終目標往往並不是要徹底顛覆歐盟或逆轉一體化進程。以在意大利成功執政的右翼政黨為例，其組閣前後的態度或立場發生了明顯變化。在2018年大選中，右翼政黨延續了此前的民粹主義綱領：五星運動黨大力宣傳其反對外來移民、退出歐元區的主張；北方聯盟黨的核心競選政策是驅逐難民、指責歐盟應對難民危機不力、要求抵制歐洲貨幣聯盟、拒絕承認歐盟在司法及內務等方面的權力等。 人們曾普遍擔心，這兩大右翼政黨如果組閣，可能會像英國那樣發起脱歐公投。但事實表明，這種擔憂純屬杞人憂天。2018年6月兩黨聯合組閣、成為執政黨後，人們驚訝地發現，曾經帶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兩大右翼政黨，在進入體制後也不那麼反體制了。新政府在難民政策上遠不如競選宣傳時激進，驅逐難民的綱領變成了收緊難民政策；在對待歐元區以及是否脱歐問題上，其態度或立場也比競選時緩和許多。由此可見，民粹主義政黨的“批歐”或“反歐”，很大程度上可視作吸引眼球、獲取選票、謀求政治權力的一種競選策略而已。

由此看來，儘管當前歐洲反全球化運動中民粹主義盛行，並不斷出現反歐盟與反一體化的聲音，但在歐洲主流民意仍然支持一體化的前提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雖然觸及到歐洲一體化的邊緣問題，不過，它們並不會將自己逼入絕境”。從長遠來看“極右翼思潮難以成為歐洲政治的主流”。因此，我們不必太擔心這場運動會顛覆歐盟或毀掉一體化進程。恰恰相反，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融合了草根階層與政治精英的反全球化運動，對於歐洲一體化的未來走向會起到一種糾偏、糾錯或制衡的作用。正是因為有這些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勢力，它們揭露歐洲一體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弊端、猛烈抨擊脱離草根階層的精英政治，才推動越來越多有識之士去關注一體化及全球化的消極後果，重視全球化進程中弱勢羣體的訴求，反思傳統精英政治的弊病，由此為民族國家、歐盟及國際層面的改革與治理提供動力，進而推動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朝着公正、普惠、共贏的方向邁進。

回望過去百年，歐洲文明在20世紀經歷了危機與戰爭、分裂與整合，但始終在跌宕起伏的挑戰與應戰中奮力前行。21世紀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風起雲湧的反一體化運動，成為歐洲文明面臨的現實挑戰。湯因比認為，文明總是在不斷的挑戰與應戰中向前推進，但要使挑戰能激起成功的應戰，挑戰必須適度；挑戰超出了人們應戰的能力，人們就會被壓垮；挑戰不足則不能刺激人們積極的應戰。 當前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運動對於歐洲文明的挑戰，總體來看是適度的。相信來自國家及歐盟層面的積極應戰，一定會為歐洲文明的發展帶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