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癮，到底是誰的病？_風聞

世界衞生組織在2018年發佈的《疾病和相關健康問題國際統計分類》中，儘管首次將沉溺於強迫性電子遊戲列為一種精神健康的特殊狀況，但明確將參與遊戲的時間、頻率、強度等納入考量範圍，強調將時間標準作為一個重要的量化因素，相關行為至少持續12個月才能確診。尤其與網絡遊戲相關的“遊戲行為失調”等概念，也依然處在科學論證階段，並未最終確認和定性。而在最新版的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雖然也提到了“遊戲行為失調”，但也止於“有待研究”。不僅如此，在北美學界還出現了針對“遊戲行為失調”等概念的抵制活動，認為不能未經充分科學驗證就對其進行草率定義。

世界衞生組織發佈的第11版《疾病和相關健康問題國際統計分類》

更何況，所謂“網癮”，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精神疾病，而是已知的“衝動控制障礙症”在互聯網使用者身上的具體體現。特別是從我國的具體臨牀經驗來看，絕大多數被認定為具有“網癮”的網絡遊戲用户，只是處於不適當使用的初級階段，遠沒有達到癮性疾病的程度。而且，在相關話語中，還隱藏着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偷換：就算真有“網癮”這一回事兒——全互聯網的鍋，讓網絡遊戲全背了——即不科學，也不講究啊。

楊永信式強制電擊戒網癮治療早已被衞生部叫停

所以，我們不妨坐下來仔細想想，究竟得是焦慮到什麼地步，才會將“玩物喪志”“精神鴉片”這些來自1840年的歷史結構的詞彙，安置在150年之後的青少年身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呈現出週期性規律特徵的道德恐慌背後的“救救孩子”，這些看似正義凜然的大聲疾呼之中，到底隱藏着怎樣不可名狀的歇斯底里？

在這裏，如果我們換一種敍述，或許能更有效地表達出這種不可名狀的歇斯底里的社會代價。

楊永信在用電擊“治療”所謂的“網癮”，進而謀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還將其網戒中心的227個孩子，作為醫學研究的受試者，以謀取其學術上的“成就”。截至目前，楊永信和其合作者，在中文期刊上共發表近60篇論文，有7篇論文發表在被SCI收錄的核心期刊。

楊永信和其合作者的每一篇論文，都通過了醫學界的相關倫理委員會和學術雜誌的審查、審核。

圖片來自《楊永信靠電人發了 SCI 和近百篇核心期刊？》·生物學霸·丁香園

那麼，誰又該負這個責任？還有哪些人、哪些機構逃脱了法律制裁？

227個孩子以及更多尚未被社會知曉的孩子們，他們最寶貴的童年和青春，這個責任，又該由誰來承擔？

網絡遊戲火了，民科、民哲們也開始了他們的表演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由於我國的階層結構、教育結構、家庭結構等多重社會結構的長期變遷和累積，以移動互聯網為表徵的媒介槓桿效應的持續性釋放，再加上各類資本不斷進場所卷攜的新的商業模式，我國青少年以網絡遊戲為代表的文化娛樂消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和表達，也出現了多重意義上的過度透支。這些新現象、新症候，同電影、電視、文學、戲劇等傳統文藝領域有着時代性的區隔，對於面向未來的文化治理，也同樣是一項歷史性的挑戰。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國的學術界、新聞界等領域的相關討論，卻依然停留在娛樂至死、烏合之眾、消費主義、大眾文化、流行現象等上世紀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認知水平，相關理論、知識來源也侷限於北美、西歐的有限著述和暢銷讀物，已嚴重滯後於當下的中國經驗和中國現實。這種理論上、知識上的無能，為“救救孩子”“玩物喪志”“精神鴉片”“電子海洛因”“網癮”等事實上的“民科”“民哲”話語，留下了可以興風作浪的巨大空間。因為就是在這樣不知不覺的20多年間，網絡遊戲治理之爭，已然成為匯聚了各色“民科”“民哲”的“娛樂圈”——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各式各樣的“異裝癖”閃亮登場。對此，我國的知識界、新聞界要負相當大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