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國家視角下的地中海文明與中華文明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徐義華

原帖：http://whis.cssn.cn/sjs/sjs_lsjd/201907/t20190724_4938226_1.shtml

　　從歷史的角度看，世界上早期文明與國家起源區域主要有三個，自東往西分別是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區，以印度為核心的南亞次大陸地區，涵括古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在內的環地中海地區。這三個地區的自然條件、歷史進程和文化面貌各有特色。

　　地中海文明形成宗教與軍事傳統

　　環地中海地區早期的文明與國家主要出現在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即大家熟悉的表述為古巴比倫和古埃及的地方。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的地理條件有相似之處，都是被周邊沙漠、高山、大海所包圍的河谷，具有很強的封閉性。正是這種封閉性，使人口和財富集中在河谷之中而不容易分散，從而形成人口和財富的高密度佈局，加速了階層分化和社會複雜化，使河谷成為最早出現文明和國家的地區。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內，外來影響較小，一旦某一種社會力量獲得優勢地位，即能夠穩定地維持並不斷擴大自身優勢，發展成壟斷性力量，主導社會的發展進程。最先在社會中取得優勢地位的力量是宗教，宗教通過對世界萬物的闡釋和社會事務合理性的説明，成為社會運作的中心力量，使文明和國家在起源與發展過程中表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明顯的神權特徵。

　　古埃及、古巴比倫所處環境的另一個特徵是周邊環境十分複雜，有沙漠、高山、大海等各種地區，自然條件差別很大，其中居住和生活的人羣也多種多樣。這些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比河谷地區遠為艱苦，河谷對周邊人羣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周邊人羣通過貿易、遷徙等方式進入河谷，使河谷地區的人口、財富和信仰更為集中，進一步促進了人口構成和社會結構的複雜化。同時，出於覬覦河谷地區財富或應付自然災害的目的，周邊人羣對河谷地區的武力侵擾也經常發生。而河谷中的人羣憑藉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和社會組織優勢，希望用武力獲取周邊的資源，也會對周邊人羣進行侵擾。因此，這些地區的早期國家還表現出明顯的崇尚武力和征服的特徵。

　　隨着武力衝突日益頻繁，武力開始成為河谷社會中常規性的存在，並開始與宗教競爭社會運行的主導權。宗教具有先發優勢，武力具有效率優勢。如果宗教利用先發優勢，將武力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構成以宗教為主、軍事為輔的神權型國家；如果武力利用效率優勢，將宗教轉化為服務自身的力量，則形成以軍事為主、宗教為輔的軍權型國家。比較而言，古埃及和古兩河早期國家神權色彩更為明顯，宗教的主導能力更強，幾乎所有社會活動都冠以神的名義，最高首領同時也是大祭司甚至本身即是神；但利用軍事權力進行的王位爭奪也時常發生，對外的軍事征服更是常見，所以軍事色彩也十分濃厚。環地中海區域最早出現的國家都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軍事色彩，並一直延續下來。

　　古希臘、古羅馬所處的意大利半島和希臘半島，缺乏封閉性的環境，人口和資源容易分散，所以國家出現較晚，直到生產、軍事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開始國家化進程。由於缺乏封閉性環境，宗教一直未能擴大和形成壟斷力量，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制性和高效率才進入國家階段。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國家起源和形成中，軍事力量主導社會的運行，國家表現出較強的世俗性，宗教所起的作用不像古埃及和古兩河地區早期國家那樣關鍵。但宗教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提供社會事務的合理性方面極受重視。古希臘、古羅馬也保留了濃厚的軍事色彩和宗教色彩，但與古埃及、古兩河早期國家不同的是，古希臘、古羅馬社會中軍事力量所起的作用明顯更為重要。

　　可以説，在環地中海地區各個文明中，宗教色彩和軍事色彩傳統濃厚，宗教和軍事是社會運行的組織性力量。作為環地中海文明主要繼承者的歐洲文明，之所以普遍接受天主教並曾經長期保持教會與國王的雙重治理，是有其濃厚的歷史傳統的。

　　中華文明人本與倫理化傳統悠久

　　中國早期國家起源於晉南、豫西的“中原”一帶，而“中原”在地形上是一組位於黃河中游的盆地羣。這個盆地羣的北面是以汾河河谷為主的臨汾盆地，向南是以涑河河谷為主的運城盆地，再向南是包括黃河、伊河、洛河谷地在內的洛陽盆地，從洛陽盆地向西則是以渭河河谷為主的關中盆地，這些盆地中的河流都注入黃河，通過河道連接成一個盆地羣。

　　將文獻和考古相結合可以看到，文獻中的堯都平陽和考古上的陶寺遺址，恰在臨汾盆地，文獻中的舜都蒲阪和考古上新近發現的周家莊遺址，正好位於運城盆地，文獻中的禹都陽城、夏人之域和考古上的王城崗遺址、二里頭遺址以及文獻中的湯都西亳和考古上的偃師商城遺址都在洛陽盆地，文獻中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以及考古上的周原、豐鎬遺址都在關中盆地。即從堯、舜、禹到夏、商、周，中國早期國家的核心舞台都處於黃河中游的這個盆地羣內。

　　與古埃及和古兩河流域的早期國家起源於獨立的封閉性很強的河谷不同，中國早期國家起源於一個地形較破碎的由河道連接組成的盆地羣。因此，中國的早期國家不像上述兩個文明一樣是在同一地域內連續地成長起來的，而是有一個明顯的二次整合過程。中國早期國家前段的社會分化和複雜化是在各個盆地內分別完成的，各個盆地內的人羣利用盆地的優越生產條件和盆地的相對封閉性，完成人口、財富的增殖和積累，實現初步的社會分化，進入國家的萌芽狀態；後來，隨着社會的發展和人羣的擴大，獨立的盆地已經無法容納，各盆地之間的交流、衝突和整合不斷加劇，最終融合成一個更大的政治實體，進入國家階段。

　　因為不同盆地內的政治實體的文明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度，沒有一方擁有壓倒性的力量，誰也無法輕易征服對方，如果採取軍事方式進行社會整合，則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且無法達成目的。所以，各方更傾向於採取和平協商的方式進行整合。例如禪讓制即是地域國家向跨地域的中央王朝整合過程出現的首領承位方式。由此產生的和平合作、選賢任能思想影響深遠，與其他文明誇耀武力崇尚征服有很大不同。這導致中國早期國家和思想中的軍事性和征服性色彩十分淡薄。

　　同時，國家整合過程中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在各方表達自己的訴求時，無法像在原政治實體中一樣利用宗教的先發優勢提供合理性，而是必須向他人證明訴求的可信性、可證性和可行性，這就使得純信仰的、難以驗證的宗教的作用下降，而可驗證的人的行為和事的邏輯地位上升，最終形成以人為中心視角的思想。所以，中國早期國家的宗教色彩十分淡薄，而有明顯的人本化特點，後世之所以能發展出儒家這種倫理化的價值體系，與早期國家形成中的人本化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祖先崇拜和注重歷史成為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特徵，由此發展出獨特的以祖先為主的信仰體系並很早就建立起發達的史官系統和構建出完整的史學體系，為社會提供闡釋和合理性。祖先記憶和歷史學成為當前行為合理性的重要來源，這與其他文明注重宗教提供合理性也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由於中國早期國家進行了重新整合，打破了宗教、軍事本有的優勢，所以沒有發展出神權主導或軍權主導的國家，而是發展出一種將宗教和軍事糅合在內的政權主導型社會，其宗教色彩和軍事色彩相對淡薄，而具有明顯的人本化和倫理化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