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引起巨大轟動的“周總理遺言”事件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07-28 22:28
在1976年眾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經被人們遺忘,這就是發生在“十里長街送總理”與“四五天安門事件”之間的,震驚中外讓當權派全力追查的“偽造總理遺言”案。
為什麼一個23歲普通工人炮製的“總理遺言”,讓數以千萬計的人們瘋狂傳抄?為什麼這份遺言讓當權派驚恐萬分?
多年後,記錄這個案件的作家楊匡滿在“總理遺言案”的標題下抄上了1976年清明節的舊作:我已做了父親 / 但我剛剛長大 / 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成熟。1976年的“總理遺言”,不能遺忘。
【經過】“周恩來遺言”引起了巨大震動
1976年1月8日,被宣告病危半年的周恩來與世長辭。這位擔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國總理的黨內元勳,本應享有國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僅僅舉行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連告別儀式上致悼詞的鄧小平,也在儀式結束後事實上無法進行工作。各大報紙上,懷念總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壓縮,世界各國發來的唁電被要求合併、縮小字號,甚至於報紙的頭條都被“反擊右傾翻案風”、“教育革命”等有意佔據。十里長街送總理,也在極為壓抑的氣氛下進行。
2月5日,杭州的幾個熱血青年聚會,議論起了新聞報道的周總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遺囑。“總理遺囑就一句話嗎?肯定有別的指示被隱瞞了!”有人説着情緒就變得激動起來。23歲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也強烈地認為,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於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但事實上,根據各種記載,處於病重之中的周總理確實沒來得及留下什麼遺言。
想着總要做點什麼的李君旭,在經過幾天的思考之後,一個極為大膽的念頭在腦海中誕生了,“遺言!寫成總理訣別信的口氣!”。有了想法,便立刻動起了手來。23歲,如此年輕,還是一個工人,有人不免懷疑,他能模仿出總理的口氣寫出遺言嗎?事實上,李君旭儘管是個工人,但熱愛文學,後來還得過全國報告文學的獎項,父母也是知識分子。並且,他炮製總理遺言還非常用心,蒐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閲讀仔細揣摩。還找來了任弼時去世時的追悼會紀念冊,參考胡志明了遺言。他這份炮製的遺言中,還加入了總理委託鄧小平致悼詞,撒骨灰等細節。甚至還特意把新聞中説的“骨灰撒到海里”改為“撒掉”這種簡練的用法。
“總理遺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動一次手術以後,病情雖有短期的穩定,自下半年開始,癌症已廣泛擴散,雖然還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卻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彙報一下近來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激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的國家和黨掌握,是全國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以來,主席在遵義會議期間和我談話的情景總是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為主席分擔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葉劍英同志年紀已高,要鍛鍊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脱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是一輩人,要以高昂的戰鬥姿態,保持革命的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搞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提口號要注意,要考慮到長遠的影響,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將更大,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我們前頭倒下去的先烈,我們是倖存者。
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説:“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生活時,我們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訴他沒有白死,死者會聽到自己同志的聲音的。“第二年他就犧牲了,多少年來,我總是想着用什麼向他們彙報呢?……在這彌留之際,回顧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共產黨人來説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已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遺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強工作,補回失去的時間,為人民服務了。
同志們一定要將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發展概要,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2.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請小平同志讀悼詞。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19
除此之外,還有一封短信,是給鄧穎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戰鬥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好孩子們,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 周恩來 1975.12.28
當李君旭將這份“遺言”出示給他的幾個朋友,並謊稱這是抄自“某油印稿”時,他的朋友們立刻就被震撼了,進而相信這確實是周總理的遺言。於是,類似文革時期眾多私密流傳的手抄小説,這份“總理遺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傳播開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現,幾天內風靡全城。它藉助着中國人傳統的親朋好友之間頻繁的感情聯絡,藉助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郵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經傳遍了大半個中國。除西藏、青海、新疆這些省份的偏遠地區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萬計的抄本。甚至還有十多家外國及香港的廣播電台播發了這個遺言的消息。

人們興奮、激動,又有幾分緊張,就象在暗夜中發現了火光。在人們被壓抑得窒息的時候,“遺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並肩而行的自行車上,人們交頭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們輾轉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間一談起時局,一談起遺言,也會像磁石一樣立即引為知己。
然而,這份力挺鄧小平的遺言也引起了當權派四人幫的極大恐慌。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説,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與收繳。凡看過、抄過、傳過“遺言”的,一律要受到盤問。
在東北某省的某個文化局內,局長大人親自坐鎮,召集幾十名幹部訓話,限令當晚二十四點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現的“遺言”是從哪兒來的,不然一個都不準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學,“工、軍宣隊”命令所有的學生都交一份書面保證,講清楚自己同“遺言”有關的一切情況。連理髮的師傅,都因涉嫌傳播謠言而捱了批鬥。
但傳播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公安部門使出了十八般武藝,調動了現代化的偵破技術來對付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眾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後收繳上來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而對最初的謠言,在幾天之內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並同時牽連到了他的幾個朋友及他們的父母一共7人。經過一系列審查之後,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幸好四人幫倒台,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們就被平反了,因為這是屬於“反四人幫”的行為。李君旭被教育“製造謠言是不對的”後,也被釋放了。
以上,就是這次“總理遺言”案基本的來龍去脈。
編造“總理遺言”的李君旭(1953—2014)

【疑問一】為什麼人們理解“總理在遺言中稱讚四人幫”
然而,回到這篇偽造的“總理遺言”本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裏面明顯提到了對鄧小平的讚揚,但“總理”明明也是讚揚了王洪文與張春橋的,為什麼説這還是一份反四人幫的材料?總理與四人幫的矛盾,任何一個稍微關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為什麼李君旭還要如此偽造總理遺言,為什麼人民羣眾還如此的興奮?
親歷者是如此解釋的:“……心裏唯一有點疑惑,就是周總理為什麼要誇王洪文和張春橋,那時候,中國人民的普遍情緒,已經對那幾位非常反感了,後來轉念一想,周總理是很有戰略的,只要鄧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們心目中,周恩來在文革中顧全大局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總理病了,病得很重,還必須與四人幫周旋。他們相信這是總理與四人幫鬥爭的一種戰略。假如“總理遺言”中沒有這些內容,反而不可信。
這也跟文革的演進過程有很大關係。從批“彭羅陸楊”,再到批“劉鄧陶”,到“林副統帥”出逃,到“美帝國主義”總統尼克松訪華,再到鄧小平的復出與再次倒台。經歷了這麼多的波譎雲詭的事件,羣眾們的心理承受力與判斷力已經提高了很多,也在一波一波的運動中變得狡黠,不再是純粹的驚弓之鳥。甚至在追查何處聽到這個“總理遺言”的時候,全國上下幾乎都學會使用了黑色幽默式的、護人護己的謊言:“我是在某某公廁蹲坑時聽隔壁女(男)廁所的人説的。”
顯然,人們對“遺言”中的話不會簡單從字面上去理解的。

【疑問二】為什麼人們願意相信這是真的“總理遺言”並進行瘋狂傳播?
著名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分析了謠言傳播的三個特點:1、“並非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遞,而是通過口耳相傳等私人媒介的方式進行傳遞”;2、“這個信息必須是人們在等待之中的,他滿足人們或是盼望或是恐懼的心理,或符合人們多多少少已意識到的預感”;3、“這個信息對羣體來説必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會帶來直接重大後果的。”
從文本上分析,這篇“總理遺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個特點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還是內容上,都符合人們對周總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國務院的事物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戰友,又提出了對未來的展望,十分恰當,符合人們對總理遺言的預期。
進一步分析,對於為數更多的手抄者來説,這份“總理遺言”之所以看上去並不可疑,乃是因為它既暗合了他們的心思,又煽動着他們的不滿。在已經展開“批鄧”的環境下,“遺言”力挺鄧小平,又“曲筆”點出了人們所憤恨的四人幫,自然會受到歡迎。
除去對人事交待的內容以外,“總理遺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後工作重心轉入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時刻,“總理遺言”猶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劍,人們瘋狂傳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説是我國有史以來政治謠言最發達的一年。發達到了在幾億人口中婦孺皆知的程度。這些謠言的矛頭,無一不是針對着把中國拖入十年內亂的極左派們。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燙岩漿,隨時都將噴湧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負重、苦心孤詣的周總理自然成為民意最大的寄託。
在這種情況下,“總理遺言”中那句發自肺腑“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怎能不讓人們心情激盪?從“十里長街送總理”,到“舉國傳抄總理遺言”,到三月底悼念總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門事件”,圍繞着周總理逝世,中國民眾首次在建國以後發起了大規模的自發抗爭。從某種意義上説,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時期的起點。
“總理遺言”案當事人之一袁敏所著紀實文學《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資料來源:
李君旭《遺言:震驚世界》:
楊匡滿《“周恩來遺言案”始末》;
袁敏《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看歷史《“總理遺言”:捲入政治的年輕人》;
劉東《黑天的故事:文革時代的地下手抄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