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引起巨大轟動的“周總理遺言”事件_風聞

在1976年眾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經被人們遺忘，這就是發生在“十里長街送總理”與“四五天安門事件”之間的，震驚中外讓當權派全力追查的“偽造總理遺言”案。

為什麼一個23歲普通工人炮製的“總理遺言”，讓數以千萬計的人們瘋狂傳抄？為什麼這份遺言讓當權派驚恐萬分？

多年後，記錄這個案件的作家楊匡滿在“總理遺言案”的標題下抄上了1976年清明節的舊作：我已做了父親 / 但我剛剛長大 / 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成熟。1976年的“總理遺言”，不能遺忘。

【經過】“周恩來遺言”引起了巨大震動

1976年1月8日，被宣告病危半年的周恩來與世長辭。這位擔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國總理的黨內元勳，本應享有國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僅僅舉行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連告別儀式上致悼詞的鄧小平，也在儀式結束後事實上無法進行工作。各大報紙上，懷念總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壓縮，世界各國發來的唁電被要求合併、縮小字號，甚至於報紙的頭條都被“反擊右傾翻案風”、“教育革命”等有意佔據。十里長街送總理，也在極為壓抑的氣氛下進行。

2月5日，杭州的幾個熱血青年聚會，議論起了新聞報道的周總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遺囑。“總理遺囑就一句話嗎？肯定有別的指示被隱瞞了！”有人説着情緒就變得激動起來。23歲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也強烈地認為，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於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但事實上，根據各種記載，處於病重之中的周總理確實沒來得及留下什麼遺言。

想着總要做點什麼的李君旭，在經過幾天的思考之後，一個極為大膽的念頭在腦海中誕生了，“遺言！寫成總理訣別信的口氣！”。有了想法，便立刻動起了手來。23歲，如此年輕，還是一個工人，有人不免懷疑，他能模仿出總理的口氣寫出遺言嗎？事實上，李君旭儘管是個工人，但熱愛文學，後來還得過全國報告文學的獎項，父母也是知識分子。並且，他炮製總理遺言還非常用心，蒐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閲讀仔細揣摩。還找來了任弼時去世時的追悼會紀念冊，參考胡志明了遺言。他這份炮製的遺言中，還加入了總理委託鄧小平致悼詞，撒骨灰等細節。甚至還特意把新聞中説的“骨灰撒到海里”改為“撒掉”這種簡練的用法。

　　“總理遺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動一次手術以後，病情雖有短期的穩定，自下半年開始，癌症已廣泛擴散，雖然還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卻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彙報一下近來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激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的國家和黨掌握，是全國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以來，主席在遵義會議期間和我談話的情景總是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為主席分擔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葉劍英同志年紀已高，要鍛鍊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脱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是一輩人，要以高昂的戰鬥姿態，保持革命的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搞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提口號要注意，要考慮到長遠的影響，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將更大，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我們前頭倒下去的先烈，我們是倖存者。

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説：“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生活時，我們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訴他沒有白死，死者會聽到自己同志的聲音的。“第二年他就犧牲了，多少年來，我總是想着用什麼向他們彙報呢？……在這彌留之際，回顧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共產黨人來説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已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遺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強工作，補回失去的時間，為人民服務了。

同志們一定要將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發展概要，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2.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請小平同志讀悼詞。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19

除此之外，還有一封短信，是給鄧穎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戰鬥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好孩子們，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 周恩來 1975.12.28

當李君旭將這份“遺言”出示給他的幾個朋友，並謊稱這是抄自“某油印稿”時，他的朋友們立刻就被震撼了，進而相信這確實是周總理的遺言。於是，類似文革時期眾多私密流傳的手抄小説，這份“總理遺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傳播開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現，幾天內風靡全城。它藉助着中國人傳統的親朋好友之間頻繁的感情聯絡，藉助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郵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經傳遍了大半個中國。除西藏、青海、新疆這些省份的偏遠地區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萬計的抄本。甚至還有十多家外國及香港的廣播電台播發了這個遺言的消息。

人們興奮、激動，又有幾分緊張，就象在暗夜中發現了火光。在人們被壓抑得窒息的時候，“遺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並肩而行的自行車上，人們交頭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們輾轉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間一談起時局，一談起遺言，也會像磁石一樣立即引為知己。

然而，這份力挺鄧小平的遺言也引起了當權派四人幫的極大恐慌。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説，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與收繳。凡看過、抄過、傳過“遺言”的，一律要受到盤問。

在東北某省的某個文化局內，局長大人親自坐鎮，召集幾十名幹部訓話，限令當晚二十四點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現的“遺言”是從哪兒來的，不然一個都不準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學，“工、軍宣隊”命令所有的學生都交一份書面保證，講清楚自己同“遺言”有關的一切情況。連理髮的師傅，都因涉嫌傳播謠言而捱了批鬥。

但傳播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公安部門使出了十八般武藝，調動了現代化的偵破技術來對付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眾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後收繳上來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而對最初的謠言，在幾天之內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並同時牽連到了他的幾個朋友及他們的父母一共7人。經過一系列審查之後，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幸好四人幫倒台，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們就被平反了，因為這是屬於“反四人幫”的行為。李君旭被教育“製造謠言是不對的”後，也被釋放了。

以上，就是這次“總理遺言”案基本的來龍去脈。

編造“總理遺言”的李君旭（1953—2014）

【疑問一】為什麼人們理解“總理在遺言中稱讚四人幫”

然而，回到這篇偽造的“總理遺言”本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裏面明顯提到了對鄧小平的讚揚，但“總理”明明也是讚揚了王洪文與張春橋的，為什麼説這還是一份反四人幫的材料？總理與四人幫的矛盾，任何一個稍微關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為什麼李君旭還要如此偽造總理遺言，為什麼人民羣眾還如此的興奮？

親歷者是如此解釋的：“……心裏唯一有點疑惑，就是周總理為什麼要誇王洪文和張春橋，那時候，中國人民的普遍情緒，已經對那幾位非常反感了，後來轉念一想，周總理是很有戰略的，只要鄧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們心目中，周恩來在文革中顧全大局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總理病了，病得很重，還必須與四人幫周旋。他們相信這是總理與四人幫鬥爭的一種戰略。假如“總理遺言”中沒有這些內容，反而不可信。

這也跟文革的演進過程有很大關係。從批“彭羅陸楊”，再到批“劉鄧陶”，到“林副統帥”出逃，到“美帝國主義”總統尼克松訪華，再到鄧小平的復出與再次倒台。經歷了這麼多的波譎雲詭的事件，羣眾們的心理承受力與判斷力已經提高了很多，也在一波一波的運動中變得狡黠，不再是純粹的驚弓之鳥。甚至在追查何處聽到這個“總理遺言”的時候，全國上下幾乎都學會使用了黑色幽默式的、護人護己的謊言：“我是在某某公廁蹲坑時聽隔壁女(男)廁所的人説的。”

顯然，人們對“遺言”中的話不會簡單從字面上去理解的。

【疑問二】為什麼人們願意相信這是真的“總理遺言”並進行瘋狂傳播？

著名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分析了謠言傳播的三個特點：1、“並非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遞，而是通過口耳相傳等私人媒介的方式進行傳遞”；2、“這個信息必須是人們在等待之中的，他滿足人們或是盼望或是恐懼的心理，或符合人們多多少少已意識到的預感”；3、“這個信息對羣體來説必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會帶來直接重大後果的。”

從文本上分析，這篇“總理遺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個特點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還是內容上，都符合人們對周總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國務院的事物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戰友，又提出了對未來的展望，十分恰當，符合人們對總理遺言的預期。

進一步分析，對於為數更多的手抄者來説，這份“總理遺言”之所以看上去並不可疑，乃是因為它既暗合了他們的心思，又煽動着他們的不滿。在已經展開“批鄧”的環境下，“遺言”力挺鄧小平，又“曲筆”點出了人們所憤恨的四人幫，自然會受到歡迎。

除去對人事交待的內容以外，“總理遺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後工作重心轉入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時刻，“總理遺言”猶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劍，人們瘋狂傳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説是我國有史以來政治謠言最發達的一年。發達到了在幾億人口中婦孺皆知的程度。這些謠言的矛頭，無一不是針對着把中國拖入十年內亂的極左派們。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燙岩漿，隨時都將噴湧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負重、苦心孤詣的周總理自然成為民意最大的寄託。

在這種情況下，“總理遺言”中那句發自肺腑“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怎能不讓人們心情激盪？從“十里長街送總理”，到“舉國傳抄總理遺言”，到三月底悼念總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門事件”，圍繞着周總理逝世，中國民眾首次在建國以後發起了大規模的自發抗爭。從某種意義上説，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時期的起點。

“總理遺言”案當事人之一袁敏所著紀實文學《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資料來源：

李君旭《遺言：震驚世界》：

楊匡滿《“周恩來遺言案”始末》；

袁敏《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看歷史《“總理遺言”：捲入政治的年輕人》；

劉東《黑天的故事：文革時代的地下手抄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