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科學家與諾貝爾化學獎“擦肩而過”之真相_風聞

引子：眾説紛紜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科研人員通力合作，獲得了人工全合成胰島素的成功，一時驚豔世界。隨之而來的該成果與諾貝爾獎的緣分糾葛，也成為中國當代科技史上一樁有名的公案。遺憾的是，不僅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錄説法不一，有關科普讀物和報刊文章的描述更是眾説紛紜，以訛傳訛者眾。茲舉兩例：

其一，《北京青年報》（2001.01.08）刊文稱：“由於人工合成胰島素是‘集體’研究成果，參加的主要科學家有10餘人，最後平衡的結果，國內方面推薦了4位獲獎候選人，而諾貝爾科學獎評選規則上明確規定，每項獎一次最多隻能推薦3人。諾貝爾科學獎再次與中國科學家擦肩而過。”這種説法流佈最廣，至少筆者在中小學階段，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這一説法。

其二，關於中國政府為何只推薦鈕經義一人作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一事，當事人王芷涯回憶説：“我只記得搞來搞去只好四個人……再少也要四個。而候選人最多隻能三個，於是就擺不平了……四個不行，當然一個是可以，所以乾脆給了鈕經義。”（《合成一個蛋白質》第122頁）

上述這兩種説法，在中國流傳甚廣。筆者檢索了多個電子文獻數據庫，發現類似的説法大量存在於報紙、雜誌、著作甚至教材中。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回答是否定的。

那麼，真相又是怎樣的呢？

諾獎之緣的來龍去脈

1965年，中國科學家歷經數年艱苦努力，終於採取人工方法成功合成牛胰島素。這項成果一經公佈，立即在國際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少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和著名科學家給予高度評價，有關該成果“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説法也隨之產生並廣泛傳播。

1966年3月30日，瑞典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主席蒂斯尤利斯到生物化學研究所參觀時説：“你們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島素十分令人興奮，向你們祝賀。美國、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有機合成方面有經驗的科學家未能合成它，也不敢合成它。但你們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驚訝。”

1966年4月26日，法國科學院院士、巴黎大學教授特里亞到生物化學研究所參觀時，也對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並直截了當地説：“這是很好的合作的例子”，“可以獲得諾貝爾獎金”。

1966年4月，王應睞、鄒承魯、龔嶽亭等在歐洲生物化學學會聯合會第三次會議上做了結晶牛胰島素全合成的學術報告。“這個報告成為與會科學家議論的中心。美、英、法、荷、意、比、挪威、瑞典、芬、奧等國科學家熱情祝賀中國科學家取得的重大成果，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1972年夏，楊振寧第二次回國探親，明確提出要為中國的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然而，在當時條件下被婉言謝絕。

1972年的楊振寧（右）

概言之，從人工全合成胰島素的誕生，直至整個“文革”期間，新中國重大科技成就屈指可數，人工合成胰島素因屬於基礎科學領域，加之其本土原創性和國際領先性，使其成為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科學成就的一個典型，同時也成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科學的一扇窗口。

人工全合成胰島素與諾貝爾獎之間糾葛的轉折點發生在“文革”後的1977年——中國科學界開始謀求走出去、請進來，積極改善與國際科學界的交流交往。是年6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應邀率團赴澳大利亞訪問。在一次交流活動中，澳方科學家説：“你們人工全合成胰島素的工作是應該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問題在於你們願不願意接受。”錢三強聽後非常驚訝，因為他對這一研究成果在國外得到的評價完全不知情（錢三強此前主要負責原子彈研製工作）。

錢三強向同團出訪的王應睞、童第周等人詢問，得以瞭解到我國人工全合成胰島素科學研究成果之詳情。錢三強當時還在澳大利亞時就對隨團人員説，我國對諾貝爾獎不宜長期持拒絕態度。從澳回國後，錢三強立即向中科院的其他領導報告了在澳的所見所聞，並專門就參與諾貝爾獎評選一事提出了建議。當時，積極開展對外科技交流已成共識，故而錢三強的建議一經提出，便得到了積極響應。

1978年8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楊振寧。會談中，楊振寧向鄧小平提議，希望中國的人工合成胰島素申請化學諾貝爾獎。鄧小平説：“關於爭取諾貝爾獎金問題，我傾向可以，需要研究一下，因為時間很短（到明年三月之前提名），這是一個新問題。提名獲獎人要選主要的人，要選得準，不能看職位，主要看科學成果。不能弄虛作假，不能鬧笑話。將來出去做學術報告、發表演講，講外行話不行。”10月，楊振寧再就此事向中科院副院長周培源呼籲此事。緊接着，生化所所長王應睞也收到了瑞典方面請他推薦下一年度諾獎化學獎候選人的來信。此外，美籍華人王浩教授也願意為中國人工胰島素科研成果提名諾貝爾獎。

總之，推薦人工全合成胰島素諾貝爾獎候選人這件事，是在改革開放肇始的歷史背景下，在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的聯合主持下進行的。啓動這件事的願望是好的：如果真的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意義自然很大；即便不能獲得諾貝爾獎，也能趁此機會總結成績和經驗，鼓舞士氣，並加強我國科學界與國際科學界的溝通和聯繫，可謂一舉多得。

推薦“諾貝爾獎候選人”的過程

1978年11月3日，國家科委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聯席會議，聽取王應睞全面彙報關於胰島素人工合成工作。會議經過討論，一致認為該項研究成果可通過楊振寧向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推薦。時不待我，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此項工作立刻由副院長錢三強主持研辦。

1978年11月6日，錢三強給楊振寧發電報，通報中國政府同意人工合成胰島素申請諾貝爾獎的意見，並徵詢楊振寧是否願意提名及有關手續和材料準備。這一行動算是中國政府對楊振寧的明確答覆。8日，楊振寧回電同意提名，告即有信寄到。11月27日，楊振寧回信：

提名人數不能超過三位。①提名要有“評價”……②另外要有一簡單説明工作為何重要，約一二段文字即可。③要有論文摘要和複印本。如果贊成我提名，請速將①②③項所需寄下……請於一月十日前付郵。

正是楊振寧的這封信，為中國推薦人工合成胰島素諾貝爾獎候選人的國內評選推薦工作指明瞭方向。1978年12月7日，錢三強回信楊振寧：“振寧先生：你的電報和11月27日的信收到，謝謝。你熱心關懷中國科學事業，你願意提名，我們感謝。我們正在按你的意見作必要的準備工作，在一月十日以前將資料寄上。”是日，錢三強立即就此事致信方毅、蔣南翔、李昌：

①一週前我曾打電報給楊振寧,問關於申請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人數問題,他回電稱最多三人。今天已收到他的信,經與李昌同志商量後我寫了回信。

②有關獎金的準備工作,我們正在做下列幾件事:

A請上海生化所、北大、上海有機所有關工作人員約30人於十二月十日到北京友誼賓館開會。十一日—十二日由有關單位和人員作人工合成胰島素先後經過和科學成就的報告,初步推薦有較大貢獻的科研人員,總結經驗以利於在當前的核酸合成的大協作中取得更大的勝利。

B組織評選委員會:童第周(主任)、周培源、嚴濟慈、華羅庚、錢三強、楊石先、貝時璋、馮德培、于光遠、黃家駟、王應睞、汪猷、柳大綱、張龍翔、邢其毅、梁植權、過興先等十七人。

十三日由評選委員會無記名投票進行評選。

大家都非常重視這件事,都盼望方毅同志能在十三日(上午或下午)任何時間與大家見見面,鼓勵鼓勵,希望南翔同志和李昌同志一齊參加,共同照像以留紀念。希望方毅同志能夠同意。我將在十二日向方毅同志彙報情況,時間由方毅同志定。

彼時，方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中科院黨組書記，蔣南翔是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李昌是中科院黨組副書記，錢三強是中科院副院長（郭沫若於當年6月剛去世，中科院院長空缺）。由此可以認為，方毅、蔣南翔、李昌、錢三強構成了當時中國科技界的領導決策層。錢三強的建議很快得到了方毅、蔣南翔、李昌的認可和支持，召開人工合成胰島素總結大會的工作迅速啓動。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科技界的“大總管”方毅（1916—1997）

12月10—13日，人工合成胰島素總結報告會在北京友誼賓館隆重召開。會議分析整理出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中的主要環節和關鍵點，以及在科研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員。會議過程中，激烈的爭論和“爭功”都是難以避免的，對此，一些當事人都有回憶，在此不贅言。

12月13日，評選委員會17人開會。經過無記名投票，會議選出了4位貢獻突出的科學家：生物化學所的鈕經義、鄒承魯，有機化學所的汪猷，北京大學的季愛雪。需要強調的是，儘管當時中國科學界較為封閉落後，但也知道諾貝爾獎每一個單項獎的獲獎人數不會超過3人的慣例，4人方案顯然不可行。為此，評審委員會在周密論證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套方案，以供中央決策參考。

所謂的兩套方案，也就是“推薦一位候選人”的方案和“推薦三位候選人”的方案。為何要這樣煞費苦心呢？原因在於，推薦三位候選人的方案，主要是考慮到取得這一研究成果的特殊性——多家單位參與並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會上各參與單位的“爭功”就很激烈。推薦一位候選人的方案，主要是考慮其他國家科學家也在這一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做出類似科研成果的並非獨有中國。

總結大會結束以後，12月14日下午，聶榮臻、方毅等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與會人員，並一起合影留念。

之所以要請聶榮臻、方毅等國家領導人接見與會者，一方面當然是對中國科技工作者過去科研工作成績給予充分的肯定，以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起到鼓舞科技界士氣的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參與這一科研工程的單位較多，各單位對誰的貢獻大的看法又不一致，以致當時會上會下的爭論很激烈。也就是説，本來是一件好事，卻給國內有關科研單位埋下了矛盾和衝突的隱患。因此，從領導者層面，不想因為此事影響了學界的團結，不想讓一件好事變成壞事。請國家領導人出面接見，算是給科學界一個安慰和暗示，此事到此為止，不要再生是非。然而，領導層所擔心的，還是在後世發生了，圍繞這一事件的是非，不知產生出多少流言與誤解。

推薦鈕經義作為唯一候選人的真實原因

12月10—13日的會議後，錢三強主持起草了《關於向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成果的請示報告》，該請示報告於12月25日由錢三強簽發上報國務院。

這一報告對推薦人工合成胰島素諾貝爾獎候選人有着非常清晰的説明：

諾貝爾獎金只發給個人。起初每項獲獎者均為一人,後每項獲獎人數雖不限一人,但至今尚未超過三人。

我國人工全合成胰島素的研究成果,是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晶。經過這次總結評選會議初步選出成績較突出者四人,他們是:鈕經義(生物化學研究所)、鄒承魯(原生物化學研究所、現生物物理研究所)、季愛雪(北京大學,女)、汪猷(有機化學研究所)。但是,如以四人申請,難以被接受；出三人,又牽涉到各方面矛盾較多,內部工作難做；而且西德、美國在胰島素合成方面,也取得較好成就,有可能此獎由兩國或三國科學家同時獲得。據此,我以一名代表申請獲獎為宜。北京大學和有機化學研究所表示,如出一名代表,應由生物化學研究所選出；生物化學研究所推薦鈕經義為受獎代表。

我們建議,以鈕經義同志一人名義,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全合成胰島素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金。為促進內部團結協作,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對在胰島素合成工作中做出貢獻的單位和人員,將由國家給予榮譽和物質獎勵。

鈕經義（1920—1995）

長期以來，這一事件的當事人和研究者都沒有機會完整看到這一官方文件。結果是，在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研究者的著述裏，都因缺失這份最關鍵的官方文件而對評選推薦候選人的最終決定的理解存有缺憾，致使謬誤流傳廣佈。這份文件至少可以澄清：

第一，儘管國內在推薦人工合成胰島素諾貝爾獎候選人的過程中有非常大的爭論，1978年12月10—13的會議也的確推選出了鈕經義、鄒承魯、季愛雪、汪猷4名代表。但是，中國政府最後確實只推薦了鈕經義1人作為諾貝爾獎候選人，而不是像社會上流傳的那樣，“最後平衡的結果，國內方面推薦了4位獲獎候選人，而諾貝爾科學獎評選規則上明確規定，每項獎一次最多隻能推薦3人，諾貝爾科學獎再次與中國科學家擦肩而過”。應當説，大眾媒體的以訛傳訛在傳播擴散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另外，為中國的這一重大科研成果未能獲諾貝爾獎尋找一個人為的藉口，似乎也成了人們願意接受這個傳言的社會心理基礎。

第二，中國政府最後決定選擇“推薦一位候選人”的方案而不是“推薦三位候選人”的方案，就是現在看來也是一個明智之舉。這是因為，人工合成胰島素在1960年代是國際熱門的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特別是美國、西德等發達國家的科研機構，也做出了類似的科研成果。如果我國不顧實際情況而貿然推薦3人，那麼我國獲得諾貝爾獎的概率就更小——儘管最後中國也並未獲獎。因此，中國政府充分考慮國際因素而推薦鈕經義一人作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代表，是完全正確的決定。那種因“擺不平”而“乾脆給了鈕經義”的説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本文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參考文獻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葛能全：《錢三強年譜長編》，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熊衞民：《合成一個蛋白質》，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