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經濟高度依存，為何兩國民眾的好感度呈現非對稱性？_風聞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近年來中德關係可謂飛速發展。政治領域，兩國最高領導人互訪頻繁，賦予中德關係“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和“創新合作伙伴關係”的新定位；在經濟領域，中德雙邊貿易額一直佔中歐貿易的近三分之一。中國是德國全球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外資和技術引進來源地。

2014年，中德貿易總額達1539億歐元。2015年3月，德國作為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大力支持由中國倡導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並於4月1日正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文化方面，兩國之間交流頻繁，目前有3萬餘名中國學生學者在德學習和研修，德國赴華生數量2014年度超過8000人，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除此之外，兩國在伊朗核問題、氣候、環境、能源等全球性問題上密切合作。可以説，近年來中德關係“從未如此親近過”。

中德間的頻繁互動，使2014年默克爾的訪華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德國熱”，中國對德國的好感度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在中國，除了2007年默克爾會見達賴和2008年“奧運聖火”傳遞短暫影響中國對德國的看法，中國民眾對德國的國家形象評價一直居高不下。

尤其近年來，在新浪微博、微信等網絡社交平台，一些關於褒揚德國的文章被廣泛傳播，德國人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被廣泛讚揚，德國企業高質量的產品被熱烈追捧，德國對歷史問題的反思被高度評價，在這些評價中，出現了過度理想化甚至神話德國的態勢。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德國民眾中，中國的國家形象依舊維持一個較低的水平。美國皮尤（ＰＥＷ）公司近年連續調查各國國際形象，均顯示德國人是歐洲大國裏對華看法最為負面的。2014年對中國有好感的德國民眾只有28％（見表1），持負面態度的比例卻高達６4％，在被調查的44個國家中排在倒數第五位。

從表1可以看出：第一，在所有被調查國家中，作為西方國家的德國對中國的正面印象相對較低，幾乎排在對中國有好感西方國家中的最後幾名。第二，在西方國家中，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對中國形象持正面態度的比例不僅遠低於英國等新教國家，也低於法國、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第三，從歷史的德國來看，近年來中德兩國政治的互動和經濟上的合作卻沒有帶來德國人對中國情感上的親近，甚至德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從總體上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國家形象的建構和評價，從來都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因此，帶着以上問題，本文將分別從德國角度和中國角度兩方面來分析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評價較低的原因。從德國角度出發，本文從作為西方國家的德國、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作為歷史的德國三個維度分析處於不同角色和身份的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評價較低的原因。這樣劃分的原因是，作為西方國家的德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程度、社會發展模式等問題上有更多共性，因此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市場競爭、貿易合作、知識產權等經濟議題方面與其他西方國家有相同或相似的視角，同時也有德國獨特的視角。

以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為維度進行考察，是因為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方面有更多共性，因此在看待中國發展模式、人權、法治等議題與其他歐洲國家有相同或相似的視角，同時也有着不同於其他歐洲國家的獨特視角。

以歷史的德國為維度進行考察，主要是從德國的政治文化、特殊的歷史以及德國對中國瞭解程度的變化這三個方面來考察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評價的變與不變的原因。這樣劃分並不是説，其他西方國家在價值觀念上與中國沒有明顯區別，其他歐洲國家在經濟發展程度和發展模式上與中國沒有明顯區別，而是考慮到，一方面是為了突出不同身份的德國看待中國國家形象的不同角度，另一方面是為了儘量避免重複，尋找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認知動態和靜態的影響因素，以及它看待中國國家形象的持續性和變化性，兼顧共性和特性。

從中國角度出發，本文將從中國的多重國家身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作為新興大國、作為東方文明型國家的中國———三個維度考察影響德國對華認知的中國因素，並以此出發，對未來改善德國民眾的對華認知，提高中國國家形象做一些思考。

一、德國民眾對中國國家形象評價較低的德國因素分析

（一）作為西方國家的德國：建立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上的利益考量左右對華認知

1．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模式差異使德國人不認可中國發展模式

影響中國國家形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麼？2013年，北京外國語大學謝滔教授在分析一份來自35個國家的中國國家形象調查中發現，決定一個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認知的最主要因素在於其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名較低的國家，相對排名高的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評價要更高。以2015年最新的皮尤調查為例，對中國持積極評價的人數比例在發展中國家如非洲、亞洲太平洋地區及拉美地區的比例要高於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北美以及歐洲地區。其中，在參加調查的40個國家中，對中國持積極評價的前10個國家，無一不是發展中國家。

這主要是因為，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總量不僅趕上並且超越了德國、日本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均收入、社會福利等物質方面依然有很大差距，國內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較大等社會問題依然比較突出，這些問題的存在削弱了中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吸引力。

中國和德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德國經過200多年的工業化，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而中國依然處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且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巨大壓力。因此，儘管高達半數的德國民眾認為中國將會代替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超級大國，但是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甚至“中國模式”的未來走向看法卻很矛盾。德國《時代》週報就批評説，資本主義和集權統治相結合的“中國模式”對西方而言越發成為政治和智慧的挑戰，經濟上的挑戰更毋庸置疑。《明鏡》週刊甚至提出，中國通過對西方的具有攻擊性的貿易政策和對非洲和拉美的廉價貸款。

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持有質疑態度：“怎麼可能恰恰在中國這樣一個一黨統治中……實現經濟繁榮呢？人們每次到中國的時候都會這樣問自己。……總有一天這個國家中存在的矛盾會終止其增長，或者至少會使其增長緩慢下來。”

媒體是德國民眾獲取有關中國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作為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明鏡》週刊這種論調對普通德國民眾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如果人們獲得的是二手信息，那麼他們當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提供二手資料的媒體的影響。”

2．經濟合作密切帶來的分歧與糾紛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中國經濟的發展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的建立為全球經濟帶來活力。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受益於中國經濟的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正面評價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

2013年在英國ＢＢＣ公司與全球調查機構Ｇｌｏｂｓｃａｎ聯合開展的一項針對25個國家的調查顯示，金磚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持正面態度的比例普遍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從中國獲得的大量投資，不僅為這些國家創造了就業，盤活了部分瀕危企業，增加了税收，產生了較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對中國的國家形象評價總體也比較高。

對德國來説，儘管近年來中德經濟相互依存度逐漸增強，但是德國企業和民眾對中德之間的經濟競爭、經貿合作、投資等經濟議題的看法受國內利益影響，評價也非常複雜。首先，中德兩國經濟結構相似，近幾年來中徳兩國關係的競爭性日益增強，德國看待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2008年以前，德國對中國對評價較為積極，因為中國市場的迅猛增長為德國企業提供了商機。

但是德國很快認識到，兩國都是製造業大國，都實施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兩國在爭奪世界市場的過程中存在競爭，同時伴隨着中國企業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德國進行投資，中國產品大量出口德國，中德間經貿摩擦加劇，於是對中國的恐懼增多，很多德國民眾將中國看作只顧追求經濟利益，無視產品質量、不尊重知識產權以及肆意惡化環境的不道德的競爭者。

其次，即便近年來中德經貿往來頻繁，雙方都從經貿合作中獲益，但是德國民眾對獲益羣體和獲益程度的看法卻不盡相同。作為中國吸引投資的重要來源國，德國是歐盟國家對華投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在中國投資的德國企業超過2500家，但在中國投資最多和獲益最豐的是德國的經濟大省和大企業。

例如，巴伐利亞州是德國經濟實力最強的聯邦州之一，該州企業對華投資踴躍，涵蓋了汽車、機械、新能源和金融等眾多行業。巴伐利亞州目前已有400多家企業在華投資，投資方包括了西門子、奧迪、寶馬和曼恩等大公司的大手筆投資項目。

僅以大眾一家公司為例，迄今累計在華投資就已經達到了124億歐元。從巨大的雙邊經貿中獲利最多的，主要是大眾、阿迪達斯等大公司，中小企業獲利較小。而德國99％的企業是中小企業。因此，就普通民眾來説，他們不但沒覺得自身從中德經貿合作中受益，反而常視中國為威脅。德國全球與區域問題研究所（ＧＩＧＡ）以及德國民調機構埃姆尼德（ＴＮＳＥｍｎｉｄ）受中國電信設備企業華為委託進行的一項針對2600多名德國民眾的問卷顯示，58％的德國人認為，本土製造商受中國產品排擠。

35％的德國人認為，兩國都得益於技術合作。但是42％的德國人覺得德國在這方面吃虧，獲益不及中國。

再次，在德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上面，儘管德國之聲中文網對600個德國中小企業的問卷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興趣濃厚，而且有進入中國市場的願望，但同時，他們的中國印象也並不總是積極。比如，在打算進軍中國的中小企業中，有多達54％的企業認為中國夥伴不可靠。所以只有5％的企業打算建立合資企業。

在另外一份由德國商務諮詢公司施道芬（Ｓｔａｕｆｅｎ）和巴伐利亞中國論壇（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ｕｍＢａｙｅｒｎｅ．Ｖ．）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德國企業對中國市場存在不信任，７9％的參與調查德國企業擔心與中方合作就必須轉讓技術，四分之三的德國企業在調查中認為，品牌保護和產品專利權益方面存在的風險是阻礙與中國夥伴進行產品開發合作的因素。

（二）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以文明模式和文化差異為根據的價值判斷建構了被異化的中國形象

從文明的模式來説，中華文明不同於西方文明，這種文明的差異經常被歐洲國家無限放大，甚至以此將中華文明視作歐洲文明的對立面，建構了一個被異化的中國形象。歐洲普遍將歐洲現代文明視作“普世價值”“普世規範”，將中華文明視作一種異質文明，從根本上不同於歐洲文明。在理念上，《海殤？歐洲文明啓示錄》一書認為，歐洲現代文明模式可概括為八個特點，即程序理性、強勢社會、個人主義、自由競爭、人權優先、民意為大、民主至上、自我中心。

這與中國尊崇結果理性和實踐理性，強政府、羣體主義、“和為貴”、發展優先、民生為大等文明特徵有非常大的不同。這些理念的差異在很大層面上使歐洲人強化了歐洲作為“道德高地”的心態。

表現在對外政策上，歐洲提出以“規範性力量”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和規範，積極推行人權外交、價值觀外交。許多歐洲人相信，通過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中國可以“順利地轉向一個穩定、繁榮、公開的國家，它將全面地接受民主、自由市場原則及法治”，但是，中國政府對人權、民主、法治內涵的理解與歐洲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以歐洲標準來衡量中國，中國必然會被歸入人權和法治缺失的非民主國家。在這種標準影響下，中國的法治、人權、民主等問題經常被媒體無限放大，影響民眾對中國的態度，阻礙中歐關係發展。

以德國民眾對西藏問題看法為例，除去政治和利益的因素，德國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受很強的價值觀念影響。在德國人看來，達賴喇嘛集他們所崇尚的價值和理念於一身，是引領後現代西方世界的精神領袖，對他的同情和支持就是對那些普世價值的尊崇和貫徹。

至於中國在全球的政治活動，華為2014年的調查表明，只有四分之一受調查的德國人對此持積極評價。、

比如，在對非洲的援助問題上，一些德國民眾認為，中國的援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不強制非洲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具體來説，中國政府所理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法治是指執政黨和政府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中國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制度下長期行使對國家的政治領導。中國政府所理解的人權既是個人人權，又是集體人權，即“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德國人對西藏問題有情感和價值觀的親近感。

二戰後變化的政治現實激起了德國人對其他文化

（尤其是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興趣，導致西藏被神化為世界上碩果僅存的世外桃源，達賴被看作是“同情、寬容、非暴力、和平和世界團結”的象徵，這些都與德國的價值觀相契合。

反腐和優化政治領導，將使西方在非洲國家的良政努力泡湯。在言論自由、新聞審查等問題上，德國對中國也一直持批評態度。

在皮尤公司2014年的調查中，德國民眾認為中國不尊重個人自由的觀點竟然超過94％，這一比例遠超俄羅斯、美國等國家對中國的評價，在所有被調查國家中僅次於日本，位列倒數第二。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的“專制＋現代化”十分可怕，有人將其與“第三帝國”相提並論。200７年德國聯盟黨議會黨團的一份“亞洲政策”文件，公開對中國提出批評：“既不民主、也不自由的中國成功崛起，不顧環保和人權標準貸款給發展中國家，不僅與歐洲的利益相沖突，也對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體制帶來挑戰”。

不過，德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並不這樣認為，例如，前德國總理施密特認為，“用西方民主的憲法標準去衡量中國……，並且要求中國實現它還無法達到的那些人權標準，這是狂妄自大的表現”。

相對於英國、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來説，德國文化中重程序而非結果、從理性而非感性看待問題，以先驗論來理解中國的實踐理性的思維方式，影響了他們的中國觀和對華政策。歐洲人看中國，總有一種律師看商人的心態，防範和規範中國，也是自然的，因為中國進入國際體系，超越歐洲知識體系和理解把握能力。

這種看法在德國最為明顯。這一點就不同於沒有成文憲法、信奉實用主義的英國，也不同於具有較長封建傳統的法國，在價值與利益面前，他們更懂得自我調適。而在德國，批評中國成為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正確”，甚至成為政治活動中的潛規則。另外，德國市民社會發達，各種政治性和非政治性利益集團、公民志願性社團、公益組織、宗教社團和組織遍佈德國，他們經常作為政府的批評者，與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疏離，所以像中國有些持不同政見者自然被很多民眾視作中國市民社會反抗所謂專制的代言人，在德國受到追捧和支持，普通民眾也會在德國媒體的渲染中，因一些個案而對華產生負面看法。

本質上來説，德國對中國的國家形象依然逃脱不出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愛德華·賽義德在其專著《東方學》裏所講的“東方主義”的窠臼。

近年來，一些德國學者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思。德國全球與區域問題研究所、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

（ＤＩＥ）等多家智庫的研究指出了西方部分媒體和民眾對於中非關係存在的錯誤認知。它們認為，中非經貿合作對非洲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效應，中國對非的發展援助新理念受到了非洲國家的廣泛認可。

是西方“用於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大部分時間裏，‘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東方）是與‘ｔｈｅｏｃｃｉｄｅｎｔ’（西方）相對而言的”，西方學者對“他者”文明進行定義和構建，其目的在於彰顯自我的理性、權力和價值，並以此實現強權政治，強調自我主體的優越地位並期望永遠保持下去。

這種東方主義的認知本質上是一種基於歐洲中心主義的信條，它採用二元對立的眼光看待東方，並造就了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同時又支持了歐洲中心主義思想。時至今日，歐洲中心主義雖然變換了表現形式，但卻一直都以優越立場在世界範圍內潛伏，根深蒂固的紮根在人們心底深處，制約着人們看待問題的視角。

在看待中國的問題上，東方主義的思維依然在很多德國人心中作祟，“中國過去是而且仍舊是處於絕大多數歐洲人和德國人經驗範圍之外的國家”，通常沒有被“納入正常的歷史發展進程”。即便德國人依然認為中國是一個彬彬有禮、重視集體和家庭觀念以及等級制度的一個傳統型的國家，但是“由於難以把握那種異樣的價值模式和行為方式而引起的激動情緒和不安全感很容易轉化為畏懼、排斥和反感……對於中國的興趣———如果説有這種興趣的話———總是具有一種或更趨於理想化、或更偏於詆譭的非理性特徵”。

德國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消極態度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改善國家形象的努力。

以孔子學院為例，儘管中國在德國已經建立了十幾所孔子學院，但是其效果卻不盡人意。一些民眾認為，“只要中國政府還在通過審查和威脅來壓制棘手的話題”，那麼這些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中德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差異也嚴重影響了兩國的政治互信。目前兩國在政治領域的合作主要建立在一系列密集的協商對話基礎上，但是其形式大於實質，在國際舞台上很難做到用一個聲音説話。兩國之間的政治和經貿往來也經常受一些或大或小的風波影響。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沃爾福·洪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德之間是一種“沒有深層、共同價值觀基礎的夥伴關係”，這條橫亙在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深壑是很難用經濟利益來填平的。

（三）歷史的德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歷史使德國民眾以“帶入式”思維和“放大鏡效應”看待中國不可否認的是，德國對所有國家包括本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比例相對來説都高於其他國家。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國民眾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德國著名傳記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將之稱為“國家與精神的分裂”，他在其著作中借用德國詩人席勒的話説，大多數人從來不信賴他們的統治者，他們遠離政治，有自己的價值觀。同樣，德國民眾不止對中國，也對美國、俄羅斯等國家抱懷疑態度。皮尤公司2014年的調查表明，德國民眾對美國持積極評價的人數為51％，遠低於意大利（７8％）、法國（７5％）、英國（６６％）等國家對美國的評價。

特殊的歷史因素是造成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評價較低的一個因素。

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起國，曾經給世界人民帶來嚴重的傷害。戰後，伴隨着經濟文化復興而來的，還包括對納粹暴行的揭露和罪責問題的探討，更重要的是對納粹主義出現的深刻反思。德國民眾對希特勒打着“國家社會主義”旗號發動戰爭的那段歷史、對希特勒在《德國宣言》裏宣稱的“以嚴格的紀律，力量和自我節制來實行”的革命深惡痛絕。

另外，二戰以後，德國領土被一分為二，柏林牆成為分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符號，成為德國人永遠揮之不去的集體回憶。特殊的歷史道路，使德國不可避免地將歷史記憶“帶入”中國現實，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與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東德聯繫在一起，進行類比，甚至將中國看作

“放大了的東德”，把中國看成德國的鏡像，在裏面照見了自己的過去，尤其是不甚光彩的那段歷史。矯枉過正導致的去軍事化使得德國民眾最不認可中國的軍事崛起，以及外交的軍事化色彩。德國對人權問題的態度也是如此。

“回顧充滿痛苦的歷史和當時德國沒有人制止侵犯人權的做法，德國政府對保護人權特別敏感。”由於自己“痛苦的歷史”和“對保護人權特別敏感”，所以德國人對“大規模破壞人權的行為”特別關注，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也最為激烈。德國的這種“代入式”思維給中德關係蒙上了陰影。其實，只要不抱偏見地對比一下中國共產黨和德國統一社會黨形成的歷史，新中國和前東德推行的政策路線以及兩者不同的發展結果，就不難看出把中國與前東德混為一談起碼是無知的表現。但是，在一些媒體推波助瀾的報道中，這種觀點在那些並不瞭解中國的民眾中依然有很大的市場。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中國國家形象在德國的下降，恰恰是伴隨着德國民眾對中國認知的加深而產生的。過去，中國在德國民眾眼中是一個陌生的存在，是一種因為缺乏瞭解而建構起來的較為神秘的、具有異國情調的形象，這種形象來自於民眾對異域自然資源、風俗、氣候、古老文化的新奇感。在馬可·波羅眼中，東方的中國遍地珍寶，城鎮繁榮；在歌德筆下，中國哲學至臻至善，先賢道德高尚；在衞禮賢（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眼中，中國儒學發達，人民生活平實，而經歷過

６8學潮的一代德國人，則對中國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想象，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看

作一門科學，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推動老年人前進的現代化進步運動。在他們看來，東方的中國充滿了魅力。中徳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貿往來擴大，文化交流頻繁，人員流動增強，尤其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德國普通民眾對中國的瞭解加深，其中國印象也變得更加現實、客觀，過去關於中國的不切實際的想象逐漸破滅。

尤其近年來，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顯著增多，報道的內容也超越歷史、美食、傳統文化等，中國的政治事件、社會問題、環境問題、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等信息時常見諸於報端電視。但是，媒體上的高可見性並不必然意味着對國家形象認知有促進作用，理解加深也不必然意味着信任增強。

相反，有時候一些摩擦衝突、突發事件會因為媒體的過度渲染而增加在德國的可見性，產生“放大鏡效應”，左右民眾對國家形象的認知。即便是國家開展危機公關，在當地媒體上説明事實，也無益於改善當地民眾中的負面情緒，甚至有時候會因為急於説明事實，而被動地陷入論戰，最後反而事倍功半。

二、德國民眾對中國國家形象評價較低的中國因素分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國民眾對中國的國家形象認知是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何看待中國不但取決於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西方的意識形態氛圍以及利益關係。用英國當代漢學家雷蒙·道森的話説，“我們對於中國（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反應，一部分是由那裏的客觀現實決定，一部分則是由我們個性中有意識的利益和潛意識的需求決定的”。另一方面，對國家形象的認知，從來都是兩個國家互動的過程。中國的多重國家身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型國家的中國———限制或制約了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甚至造成國外民眾對中國形象的負面認知。

第一，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國家實力尤其是軟實力發展的侷限影響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雖然中國經濟與30年前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對內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法治、民主等諸多問題，對外面臨領土爭端、海權歸屬、經濟競爭等許多挑戰，這些問題與挑戰掣肘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發揮，在國際社會里容易引起別國的緊張，甚至出現“經濟越發展，形勢越緊張”的安全困境。崛起的硬實力往往導致軟實力受損，這也是一般規律，尤其在沒有其他國家墊襯的情況下———烏克蘭危機後德國人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一定程度轉移了對華負面看法。同時，相比經濟、軍事等硬實力，中國的軟實力建設依然不足，並存在滯後性。2015年，英國知名雜誌《單片眼鏡》（Ｍｏｎｏｃｌｅ）發佈的

2014／15《全球軟實力排行榜》中，中國的軟實力不但低於美國、德國等經濟強國，也低於韓國、新西蘭、意大利等中小國家。目前，中國的軟實力在內容上主要藉助

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非現代價值，在範圍上主要影響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非發達國家，而在德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中，中國軟實力發揮不論在內容上還是範圍上所發揮的作用都很有限。正像有西方學者所評論的，“儘管中國在國際上塑造了一個在經濟、軍事方面的硬實力大國形象，但卻常被描繪成一條在思想和觀念全球化浪潮中游泳的小魚”。

第二，作為新興大國，中國調整與國家實力相匹配的外交政策引起部分德國民眾的不適。首先，從外交實踐上來説，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和政治影響力擴大，中國政府對領土主權的堅定主張、對擴展與保護海外利益的迫切期望、對當今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挑戰以及國家領導人帶有強烈個人特色的執政風格改變了德國人心目中傳統中國的形象。德國等國家正在對中國“咄咄逼人”（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的外交政策產生警惕和防範之心。他們認為，中國正在改變現狀，尋求成為地區甚至全球霸權國家。他們視中國發展道路為對歐洲發展道路的挑戰，甚至認為中國的發展是冷戰後對西方最大的意識形態威脅。

其次，從外交理念來説，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政治和外交影響力，德國對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的期望加大。中國在利比亞、敍利亞、伊朗核問題六方會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國在建設負責任大國身份的建構上所面臨的外在兩難和內在緊張———既存在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負責任大國的矛盾，又存在作為嚴格威斯特伐利亞意義上的主權國家身份與謀求完全融入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國身份之間的矛盾———限制了中國國際責任的發揮。

比如，在德國關注較多的烏克蘭危機等問題上，中國發揮的作用依然有限。在對非洲援助問題上，由於中國堅持實施援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而德國等國家則將援助與人權和民主狀況國掛鈎，雙方援助理唸的分歧使中國的對外援助行為在德國引起爭議。

第三，作為東方文明型國家，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爭奪中的弱勢地位制約了中國國家形象的積極傳播。作為歷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崛起，在西式話語霸權和宗教文明體系下，中國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ｙｏｕｄｏ，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ｙｏｕｄｏｎ’ｔ）的境地。加上長期受中國無為、不爭的傳統文化所影響，

中國外交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長期處於被動地位。同時，與西方國家牢牢掌握主流話語權相比，中國缺乏一套比較系統的、符合本國國情併為世界所廣泛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因此在對外表達的過程中，中國時常陷入一種被別人所定義或定位的被動局面。比如面對德國關於中國法治、人權、環境等方面的批評，德國媒體常常率先發難，先聲奪人，形成對中國強大的話語壓制，而中國常常被動應付，或者消極應對。

三、如何改善中國在德國民眾中的國家形象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喬舒亞·庫珀曾説，國家形象問題是中國當前最棘手的戰略難題。誠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這些利益常常互相沖突，良好的國家形象可以將巨大摩擦產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負面的國家形象則能使小衝突的成本放大好幾倍。德國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消極認知無疑會阻礙兩國間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在經貿、文化領域會造成或加劇衝突和摩擦，在政治方面影響雙方的互信。

中國與德國之間，儘管經濟差距、社會發展階段不同、體制與模式不同是真實存在的，但這並不是説，中德之間不存在利益契合點。事實上，兩國有很多共同點，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説是惺惺相惜。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認為，在戰略上，如果將中國置於亞洲、德國置於歐洲的背景下看，就會發現，兩國面臨相同的問題，即對鄰國來説，他們顯得過於強大了。

在經濟上，兩國都是各自地區的穩定之錨，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巨大活力帶動了亞洲地區，鄰國也從中受益。在歐元區，德國也是如此。中德兩國的政治實力和影響力都不建立在軍事實力上，而是依靠各自的經濟實力。在民族性格上，兩國都是儲蓄型國家，在經濟結構上，中德兩國都是出口導向型國家，製造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都很高。

從德國的角度來講，增強德國民眾對中國的國家形象認知，需要在發揮中國主觀能動性基礎上，引導中德關係實現“共贏、共享和共識”。具體説來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與作為西方的德國進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推動中小企業合作、通過投資德國關鍵地區，讓中德經濟合作更多普惠於德國民眾。“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後，德國可以説是歐洲大國裏最為興奮的，不只是德國人李希霍芬1877年率先提出“絲綢之路”概念，更在於渝新歐鐵路等將中德從歐亞大陸上鉚合在一起，幫助德國開拓中國內地市場。

中國可藉此充分加強中德之間的經貿合作，做到產業互補，優勢互補。比如，在發展中德創新夥伴關係方面，近年來德國推出的“工業4．0”戰略與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國可以在產業變革中發掘合作機會，把競爭轉變為共贏，碰撞出新的經濟火花。

中國可以通過與德國的合作進一步促進“新四化”，即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以及實現在交通、電動汽車、高端製造業、能源、食品安全、清潔水和資源效率等領域的合作，真正實現國內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提高國內人們生活滿意度的同時也會打消德國對中國經濟體制、社會模式和未來發展的疑慮和恐懼，提高中國國家形象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第二，與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開展積極對話，在平等基礎上塑造共享價值觀。兩國都關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都反對謀求霸權，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都主張多邊主義，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主張尊重和加強聯合國的權威和作用。雙方可以本着共同利益與共享價值，在雙邊、多邊以及中國和歐盟關係框架內深化外交和安全領域戰略合作，更加積極參與解決地區與國際衝突，就烏克蘭、阿富汗、伊朗等問題進行密切溝通，就國際和地區危機以及環境、氣候、國際發展合作、糧食安全、能源與資源安全等全球挑戰進行定期交流。

第三，與作為德國的德國開展歷史、文化交流，積極調動地方積極性，通過城市外交、文化外交等，加強中德人文感情紐帶，特別是推動青年、學者以及“意見領袖”之間的交流，增強德國民眾對中國的認可。

國之交在於民心通，只有民眾基礎上的理解與信任才能促成國家間的政治互信與諒解。中國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充分利用中德合作新機遇，大力加強人文合作與交流，使“民心相通”成為實現“五通”的關鍵。同時，發揮青年、學者以及“意見領袖”的引領作用。華為的報告顯示，德國年輕人對中國的態度更為開放，評價更為積極。在是否擔心中國經濟強大方面，僅36％的年輕人表示擔心，而這一比例在年長者中佔到51％。另外，在通過技術合作實現雙贏的看法上，年輕人也表現出更為樂觀的態度。通過交流，可以加強德國民眾尤其是年輕民眾對中國的認識和認同，減少對中國的消極評價。

從中國的角度來説，提高中國的國家形象，不能僅僅依靠經濟等硬實力，還要注重文化、輿論等軟實力，不僅要重視對外傳播，也要切實呼應國內需求。

為此，要充分做到“自立、自強、自信”。具體説來，首先，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發展中國家，要堅定不移地擴大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努力改善民生，切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滿意程度，這是國家形象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其次，作為新興大國，推行對外政策，在堅持原則的同時，施展智慧，通過對話、斡旋、妥協、擱置、國際法、多邊場合等方式更容易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最後，作為東方文明型國家，既要在實施對外經濟交流的同時充分利用金磚國家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和制度、組織，將中國的價值觀念和理念融入其中，推進國家的軟實力或巧實力，也要努力爭奪國際話語權，與故意抹黑中國的輿論做鬥爭。

中德建交40多年來，在雙方領導人的務實推動下，中德關係在歷經波瀾之後，逐步走向成熟和穩定。中國作為德國全球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德國作為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兩國關係不應只侷限在經貿領域的合作和官方層面的互動，兩國的友好也不能完全無視價值理念的差異，而僅僅建立在彼此利益需求的基礎上，畢竟基於利益的合作是短暫而不穩固的。未來，在鞏固和改善雙方的“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和“創新合作伙伴關係”合作的基礎上，中德之間理應全方位地朝着更加積極的方向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