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污名化，家政工人會怎麼做呢？_風聞

編者按：本期推送的是Kim Bosmans於2016年發表於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的題為Dirty work, dirty worker? Stigmatis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domestic workers的文章。因為涉及處理污垢、低職業聲望、與僱主有密切的關係，家政工作被視為“骯髒”的工作。這種污名化，對家政工人的自我意識產生負面的影響。本文通過分析43名比利時家政工人的訪談情況，探討了如何調節家政工作污名化與自我意識的矛盾。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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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工人被污名化，物理層面上是因為做清潔工作會接觸較多垃圾、廢物、污垢，社會層面上則是僱主與工作人員的奴役關係。此外，家政工作被認為是不需太多技巧、每個人均可做的工作，也即非生產性無償家務勞動。從地位、權力、工作情況、教育質量、收入情況等維度分析後，可將家政工作總結為“低職業聲望”的工作。這些使得僱主不尊重家政工人，或許忽視她們辛勤工作，亦或是公開欺騙她們。

外界如何評價，影響家政工人的職業身份，因此，屈辱感會對家政工人的自我意識產生負面影響。自我意識指的是一個人的自我形象或身份，它包括自尊、人格特質、優勢、弱點、社會角色和關係等要素。

本文作者首先研究了社會壓力理論中的應對策略，該理論解釋瞭如何從工作污名化中調適，走向身心健康。本理論將社會認同理論與制度正當化理論加以整合，探索適應性良好、適應性不良的應對策略。此外，之前研究描述了家政工人如何應對孤獨、剝削、壓迫和種族主義，但未研究其如何面對污名化。

家政工人如何被污名化？

家政工作的污名化會讓人緊張，從而可能導致心理健康狀態較差。與之相關的應對策略，要麼以問題為中心，採取行動改變壓力源（如積極面對僱主的羞辱行為），要麼以情緒為重點，旨在減少情緒痛苦。在適應良好的情形中，個體通過與其他羣體相比，增強自尊心。社會認同理論認為，“我們”與“他人”的差異，促進了個體對於“優勢”的感知，也增強了成員的自尊、價值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而在適應較差的情形中，制度正當化理論認為，被污名化的羣體傾向於接受、內化自己的負面評價。

事實上，在更廣闊的社會框架下，社會認同理論和制度正當化理論同時發揮作用。社會壓力理論認為，人可以管理壓力源（無論是以積極還是消極方式進行）。

方法

參與者

本研究訪談了比利時服務券計劃中工作的43名家政工人，2004年啓用的比利時服務券計劃是比利時政府資助的就業幫扶制度。截至2013年，該制度累計服務149782名家政工人。這一制度的特點是家政工人、服務券公司和僱主的三方僱傭關係。

通過以下渠道選擇家政工人：（1）工薪階層聚居的一個社區的初級衞生保健NGO（2）工會（3）不同的服務券公司（4）為大型服務券公司工作的護工。由受訪者介紹其他潛在受訪者。經過被訪者同意後，與受訪者進行深入會談。

以下是被訪者信息：

性別：男性1人，女性42人

年齡：19-29歲14人，30-49歲20人，50+歲9人

教育程度：初低等教育38人，高等教育5人

籍貫：比利時16人，外籍人27人

研究過程和分析

本研究使用現象學的觀點，關注的是人們對所經歷的事情的感受、認知，而非經歷本身。在列出相關主題後，對信息進行蒐集。相關主題包括：工作質量（僱傭合同穩定性、收入、權利、培訓狀況、僱傭關係、工會代表性、身體接觸、自主性、任務難度），工作意義（工作職能和作用），身心健康，處理與工作有關的問題/需求，移民史。這些問題與家政工人的應對策略密切相關。會談主要關注（1）對生命歷程的態度，重點關注家政工人的就業、移民史；（2）典型的工作日安排。

訪談於2012年2月至2014年10月進行，時間在37-112分鐘之間，訪談被逐字轉錄。

為了便於分析，本文根據應對策略的類型進行重新編碼，並研究應對策略如何影響家政工人自我意識。

研究結果：恥辱感和自我意識之間的調解策略

應對策略

描述

面對或反對觀點和行為

改變他人的觀點和行為

1.面對或反對他人對污名化的看法

1.通過改變價值觀來改變看法

2.面對或反對他人對污名化的行為

2.通過改變價值觀來改變行為

主要的意識形態

一系列信念，幫助解釋職業，並賦予工作積極意義

1.重構

1.轉變職業所帶來的屈辱感，將屈辱的工作注入正面價值，或忽視/中和/地址屈辱感

2.重新定位

2.通過最小化不受歡迎的方面，來調整評估工作的標準

3.重新聚焦

3.強調工作的非污名化

社會權衡

與其他羣體相比的優勢

1.對於譴責者的譴責

1.批評那些批評的人，從而質疑其合法性

2.對於支持者的支持

2.對於這份工作評價積極的人，予以更多信任度

3.選擇性的社會比較

3.與不如自己的人作比較

4.組內偏好

4.對於本組（同樣工作的人）的讚美，傾向於與他們交往

5.組際偏好

5.對於其他組的讚美，傾向於與他們交往

6.組內的刻板印象、污名化

6.關於自身職業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

抗爭性策略

以適應現狀為重點的應對手段

  1.指責、疏遠僱主

1.指出僱主是造成屈辱的原因

  2.迴避

2.迴避自己家務的貢獻

  3.接受

3.辭職、一直忍耐下去

  4.遠離角色/組內身份認同感

4.把自己從污名化中分離出來；將自己視作局外人

​討論與結論

本文討論了家政工人如何通過不同的應對方式，建立積極/消極的自我形象。家政工人有四種應對策略。第一，她們可以選擇面對/反對觀點和行為。第二，可以通過改變意識形態來應對。比如，重構意味着積極或中立的價值觀，忽視消極的評價（例如，她們把打掃屋子視作榮譽）。重新定位意味着不關注工作主要的部分、不受人尊敬之處，着眼於工作的次要部分、受人尊敬的地方，例如，她們把自己定位為照顧者。她們不關注屈辱的部分，而關注非污名化之處，如，她們會關注彈性工作時間。第三，她們可以使用社會權衡，這意味着在與其他非家政工作者交往時，選擇支持那些對家政工作持積極態度的人。組內偏愛與支持非常重要。她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尋求同事的幫助。組外支持也很重要。第四，她們使用一系列防禦策略，如指責/疏遠不尊重自己的僱主；避免選擇為自己所在社區的客户服務；接受家務勞動；迴避自己的家政工角色。

本文從社會壓力的角度探討恥辱，但是，適應性策略和不適應性策略可以相互轉化。比如，把打掃房屋當作過渡工作，這是一種“適應性”的“接受”策略，而當找不到其他工作時，“接受”就成了不適應策略。此外，為了避免其他人看不起自己，“迴避”（不告訴其他人自己的工作），可以被理解為適應性策略。然而就“迴避”自身而言，也確實是不適應性策略。此外，研究成果表明，儘管有些家政工人已經內化了恥辱，但也會使用適應性策略來避免更深層次的污名化。“雖然做家政工人很丟臉，我從不為社區內的家庭服務，但做家政總好過失業”一位家政工人説到。此外，一些家政工人使用幾種適應性策略，來創造更積極的自我意識。比如，一位家政人員雖以做家政為榮，卻也會內化職業的恥辱。

本文研究侷限是未能區分應對策略和自我意識。比如，“內化工作恥辱”這一不適應策略，也可以被認為是“低自我形象”表達，使用了適應性策略。此外，文章還未討論人口學特徵（年齡、教育水平、移民身份、文化因素）、個人因素（控制感、忍耐性、自尊）和社會網絡等因素的影響。自尊等是自我意識的組成部分。社會壓力的分析框架如下：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包括自尊等）和過往經歷會影響以後的經歷、個人應對壓力的能力。本研究還指出，與僱主簡歷積極的、支持性關係可以更好地應對問題。而工作中缺乏支持可能會導致恥辱感。

未來研究應該使用調查研究方法，探討不同應對策略、應對資源和個人特徵對家政工人自我意識產生影響的程度和效度。社會壓力法也可以研究其他職業中受屈辱的應對策略和資源。